多少生活费大学才够谈恋爱 学费都欠着你有什么资格谈恋爱

夜读·开卷有益

我一边跟男朋友吃饭，一边经受着随时的拷问。总有一个强大的声音说：“学费都欠着，你有什么资格谈恋爱？”

第一次听到学生这样说时，艾苓教授感觉自己的心脏被狠狠地撞击了一下。

艾苓任教于黑龙江绥化学院，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来自贫困家庭。她吃惊地发现，虽然“寒门再难出贵子”等类似的话题多次引爆热搜，但大多只是似是而非的概念，很少有人去真正关注寒门学子这个群体的命运细节：

他们到底来自什么样的家庭？

为什么说穷孩子和富孩子“脑电波”都不一样？

这些答案只能从活生生的故事中去寻找。

从2017年开始，艾苓教授邀请她的学生亲口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像进行一次冒险的社会实验。

“这可能会冒犯到他们，或者再度揭开******。”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的响应特别热烈，即使多年前已经毕业的学生也主动参与进来。艾苓教授说，因为他们之前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她从中挑选了56个孩子，追踪了他们从出生到上学，从毕业求职到结婚买房等人生关键阶段，试图梳理出他们为了实现人生跃迁所做出的惊心动魄的努力。

他们的故事，集合成了这本《我教过的苦孩子》，由真故图书出版。

让我们走近当事人的故事——

故事一：请别叫“老板”，我不是商人

受访者档案：杨传术，男，“75后”，绥化师专音乐专业2000届毕业生。

小时候，做梦都想有支笛子，那是我接触的第一件乐器。

1991年，我14岁，班级同学拿了一支笛子，别的男生抢到手里都乱吹一气，根本不成调。我跟笛子的主人商量：“能借给我玩一天吗？”

他说：“行啊。”

那个晚上，我先找到音阶，慢慢地把熟悉的几首歌都吹下来了。还笛子的时候，我暗下决心：我也要有一支笛子！

我是家里的老小，上面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父母年岁大了，都是农民。我不可能管他们要钱买笛子，只能从零花钱里攒。

那时候，每天午饭带大米饭拌大酱，吃出胃病来，再吃大米饭胃疼。别的同学中午买麻花，五毛钱两根，我没钱买，父母和姐姐偶尔给的零钱，我一毛一毛地都攒起来了。

夏天的中午，我专门到学校后面的庄稼地里找“幽幽”吃，后来才知道它的学名叫龙葵。哪块地有几棵黑幽幽秧，哪块地有几棵黄幽幽秧，我一清二楚，吃着今天的午餐，还要计划明天的。天冷以后，我带炒熟的苞米粒充饥，自己炒的苞米粒爆不开花，我们叫苞米哑巴。

这样攒了一个学期，我攒了三块七毛钱。学校快放假了，我找了一个小伙伴跟我一起进城买笛子。40公里的路程，我俩一人一辆大自行车，骑了两小时。终于找到第三百货商店，那里有卖笛子的，最便宜的四块二。

我跟女售货员商量：“我就三块七，你能卖给我吗？”

她说：“我们是国营商店，不讲价。”

小伙伴身上有一支钢笔，他跟商店门口卖瓜子的奶奶说：“他想买笛子，还差五毛钱，我把钢笔押在你这儿，你能借我五毛钱吗？过两天我们把钱给你，你再把钢笔给我。”

奶奶想了想，使劲摇了摇头。

没买成笛子，已经到了中午，肚子开始叫。我们看见对面有卖冷面的，一碗五毛，我俩吃了人生当中第一次冷面，一人两碗，连汤都喝干净了。花掉两块钱，一时半会儿不用惦记买笛子了。

大姐家屋里有根晾衣竿是竹子的，我趁姐夫不在家锯下来一段，再把晾衣竿恢复原样。回家以后，我把炉钩子烧红，在竹子上面烫出八个孔。竹笛的孔在距离上有很多讲究，我完全不懂，自己造的笛子音阶不准，但我还是爱不释手，每天都吹。

读完高一我辍学了，考上村小学民办老师，教一年级孩子数学、语文，半年工资600元。家里欠村里的钱，工资直接扣掉了。这样的生活，我心有不甘，正好收音机里说哈尔滨有家艺术学校寒假招生，给发大专学历证，我想去学。哥哥姐姐凑了一千多元钱，我直奔哈尔滨。

1995年1月，我18岁，人生第一次去省城，第一次见到钢琴，第一次知道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这种短训班颁发的大专学历证，是艺校自己画的饼，等于废纸一张。可我还是感谢艺校，因为在那里遇到了吉他。

吉他是我同学的，他在宿舍边学边练，尽管磕磕巴巴，我还是被吉他的特殊音色迷住了。培训快结束了，我已经从生活费里省出近200元钱。

那个周日一大早，哈尔滨有晨雾，天冷路滑，我拉着那个同学陪我买吉他。先坐公共汽车到火车站，再从火车站走到秋林公司，钱一直攥在手心里，我兴奋得连跑带颠。

秋林公司的吉他有很多，我在红棉吉他里选了一把最便宜的黑色吉他，150元。交钱的时候，那些5元、10元带着我体温的钞票都冒着热气呢。回去的路上，我抱着琴袋格外小心。公共汽车上人很多，我像怀抱婴儿的母亲那样躲着人流，生怕别人不小心挤坏我的宝贝，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件真正的乐器。

爸爸参加过辽沈战役，当过炮兵，回乡种了一辈子地，他不喜欢我唱歌，认为那是不务正业。妈妈正好相反，小时候听过两遍的歌我就会唱，妈妈说我将来可能在唱歌上有出息。

回家以后，我跟父母说吉他是跟同学借的，每天睡觉前都把它放在被子外面。冬天的早晨屋里冷，吉他浑身是霜，放到腿上像一坨冰，我不管，爬起来抱在怀里就弹。左手手指每天压着琴弦，很快压出血泡，时间长了，指尖磨出了茧子。

我没有老师，连五线谱都不认识，同一首歌，简谱和五线谱两相对照，慢慢认识了那些形状不一的蝌蚪。喜欢的歌曲，我边听边记谱，在吉他上反复练习。

1995年8月，辍学一年后，我抱着吉他回到高中校园。

有个亲戚瞧不起我，当面跟我说：你要是能考上大学，我如何如何。这样的刺激，也是我学习的动力。

1997年8月，我被绥化师专音乐专业录取，妈妈特别高兴。很可惜，爸爸没能看到我走进大学校园，他在我上大学前就去世了。

离家前，妈妈拉着我的手问：“我以后能在电视上看到你唱歌吧？”

我说：“能，肯定能，老妈你就等着吧。”

开学刚一个月，妈妈和几个哥哥姐姐突然出现在艺术系办公室，跟老师打听我的学习情况，我预感不妙。老姐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咱妈已经是肺癌晚期，今天再做一次复查。”

绥化中医院的复查结果还是肺癌晚期，我从医院里冲出来边跑边哭，一直哭到学校。妈妈才62岁，我还没用工资孝敬过她呢。

我跟辅导员于维良老师说：“我妈妈现在是肺癌晚期，她唯一的愿望是在电视上看我唱歌，请您想想办法，帮我实现妈妈的愿望。”

他说：“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

1997年12月末，于老师找来学生乐队，请来学校的摄像老师，在200平方米的电教室专门为我举办了一场个人音乐会。我的演出服装都是东一件西一件借来的，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观众是1997级音乐专业和美术专业的学生。我后来看到录像，很多同学哭了，他们还为我捐款一千多元。

寒假回家，我借来邻居的放像机播放录像带，告诉妈妈：“我上电视了，这是咱绥化电视台的节目。”

妈妈边看边笑边咳嗽，说：“我早就知道老儿子有出息，准能上电视。”

1998年的寒假，我天天生炉子、做饭、烧炕，每天都把会唱的歌给妈妈唱一遍。我还让妈妈给我讲小时候听过的故事，我用小录音机偷偷录下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那盘留有妈妈声音的磁带。两个月后，妈妈去世。

那时候，我特别羡慕在食堂帮忙打饭的贫困生，他们可以在食堂白吃两顿饭。我去找食堂的领导，人家说不再要人，我吃饭便成了问题。

我把每顿饭的伙食标准控制在2元钱，一碗冷面是2元，一碗馄饨也是2元。早餐2元可以吃一碗米粥、三个包子。我个子大，三个包子吃不饱，我改吃四个包子，喝很多开水，食堂开水免费，可以随便喝。即便这样控制，每个月伙食费也要180元。

实在没办法，我试着贴出一张广告：教弹吉他，两个月学费60元。第一批招来13个学生，各系、各年级的都有，这不仅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我还逐渐走出情绪低谷，建立起自信。

我至今感谢我的同班同学。当时教室里有台电视机，电视台每天晚上都播古天乐主演的《神雕侠侣》，大家都在追剧。我教吉他没有别的地方，只能在晚自习时间占用教室。只要我的学生来了，他们都会让出教室。

当时没有一本系统的吉他教材，有些零散教材我试着用，弹着教着发现教材错了，心里很愧疚。我只能先教学生弹歌，他们在成长，我必须更快成长。

暑期快到了，教务处盖绍普老师知道我假期没地方住，联系宿管科让我免费住，还借我一间教室，让我在那里培训学生。

到2000年大学毕业前夕，跟我学吉他的学生已经有七八十人。

毕业前夕，北京某艺术学校校长向我发出邀请，欢迎我过去教学。“北京”“艺术学校”“教学”，这些关键词太诱惑了，我跟学生说：“我要去北京发展，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我带着仅有的几百元钱，背着吉他直奔北京。

我在那家艺术学校待了三天，各处看看，校长许诺月工资2000元，当时看还可以。第四天，校长要跟我签合同，合同期是10年，10年内不能离开，我要是违约，违约金是5万元。5万元长什么样，我根本不知道，太可怕了。

我跟校长商量：“合同期能不能短点儿？10年的时间太长了。”

他说：“不行。”

我说：“请让我在学校再住几天，我找别的工作看看。”

我去琴行，想做调琴师，人家不要。我去餐馆，想端盘子刷碗，人家看看我也摇头拒绝。

我只好买票回哈尔滨，想留在省城看看。我在某琴行找到工作，每天工资30元，我在附近的小旅馆住宿一天10元，加上吃饭入不敷出。坚持到第10天，我终于熬不下去，用手里的余钱买了回绥化的车票。

那天傍晚，我背着吉他走出绥化火车站，心中百感交集：二十天前走的时候信心满满，如今回来身无分文。面子是小事，我必须先解决吃住问题。

我给一个学生打了电话，向他借了100元钱，当晚在七中胡同找到群租房。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六人合住，上下铺，有厨师、服务生，也有进城务工人员。另一个房间还住着两个人，八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利好消息是月租60元，可以先欠着。

那时候手机用户少，主要通信工具是固定电话和传呼机。我在电话亭打了一圈传呼，呼回来二三十个学生，不愁吃住费用了，但我必须练本事，对人生重新定位。

我练琴的地方是出租房的卫生间，有人要用，我拿琴出来。没人使用，那个阴暗潮湿、味道复杂的两平方米的空间就是我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吉他的指板那儿让我弹出坑来。

2001年，有个书商约我编写一本吉他教材，我如期完成。他用1.5万元买断版权，2002年9月出版。这本教材大概卖了几百万册，现在还在卖，很多人通过教材认识了我。

收入多了，我换了住处，还养了一只猫。除夕夜里，我一个人煮冻饺子，放鞭炮，听张震讲鬼故事。

2003年冬天，我认识了我爱人，她是一位医生。我当时还穷，只能在自行车后座上绑个毛垫，骑车接送她上下班。处了一个月，她说：“别处了。”

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只能说：“好吧。”

她妈妈看出来我是潜力股，问完我的想法，回头做女儿的工作，效果极好。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2004年我开了琴行，2008年购置了专门的音乐教室，还有一间800平方米的“商服房”待交工。国内有上千家吉他生产企业，主要为国外企业代工，我们太缺中文自主品牌的吉他了。2011年，我注册了“传术音乐”商标，考察了很多企业后，确定了自己的加工企业。我的琴行现在卖的都是“传术音乐”乐器，吉他型号有二十多种，终身保修。除了吉他，还有架子鼓、电吉他、电贝斯、数码钢琴、尤克里里等。

我是全国吉他、架子鼓考级评委，绥化学院音乐学院客座教授，每年跟我学琴的学生有四五百人。除了传授演奏技能，我还跟学生讲做人，讲做人要有责任心、上进心、感恩心和敬畏心。学生们参加吉他大赛，多次获得全省和全国的一等奖。

第一把吉他我早就不用了，放在卧室里，现在用的吉他几千元、几万元的都有。在我眼里，吉他不只是一件乐器，它还是一个生命，曾经一见钟情，后来靠它谋生，现在它更是我的另一个伴侣，后半生肯定不离不弃了。

别人叫我杨老板，我不喜欢，我不是商人，我是一个音乐教育工作者。

故事二：被 看

受访者档案：女，“90后”，绥化学院财务管理专业2014届毕业生。

因为有双拐，我一直被看，在各种眼神中长大。

北漂生活开始后，我每天比同伴早起半小时化淡妆。同伴不理解，我说：“那么多人看我，我要对得起他们啊！”

我老家在黑龙江西部农村，我小时候特别淘，掉进辘轳井，吃过苍蝇药，都化险为夷。六岁那年掉进热气腾腾的粥锅，这次出了大事。我穿着毛衣毛裤，掉进去以后，锅盖还盖上了。

爸妈把我送到某地烫伤医院。人家孩子进来，住几天就走了，我一直在那儿住下去。家里没钱，借高利贷给我治病。

烫伤不疼的时候，我跟妈说：“妈，你一定要给我治啊，要不然我死了，你得多心疼啊！”

浑身疼的时候，我就喊：“妈，别治了！我从楼上跳下去得了，太难受了！”

住三个月院，家里贷了两三万元，烫伤也没治好。爸妈把我拉回家，试了很多偏方。听说有獾子油，还得把月经用纸烧成灰。我妈不敢靠前，她下不了手，都是姑姑动手涂抹或者外敷。

烫伤以后，我的左腿蜷缩。住院的时候，大夫不顾我的哭号天天做拉伸。回家以后，亲戚说：“这孩子能不能活下来还两说，别让她死前再遭罪了。”

一个月后，烫伤开始愈合，左腿却再也伸不直，逐渐萎缩。

我七岁开始上学，从家到村小学中间隔着一个屯子，我妈天天背着我上下学。赶上雨天，家里也没伞，我把书包放在胸前，趴到我妈后背上，到家的时候，我俩都成了“落汤鸡”，书包也湿透了。

三年级的时候，我家在村小学那个屯子买了房子。我爸用树杈给我做了一副木头拐杖，我开始学着拄拐上学。我在长高，拐杖会磨短，发现短了我爸再做拐杖。

家里地不多，光靠种地还不了多少钱，那些高息欠账越滚越多。听二姨说建三江地广人稀，我小学毕业那年，我家搬到建三江投奔二姨。走之前，我妈一家一家去跟人家说：“放心，不管是本钱还是利息，有钱了我一定还你！”

初中以后，我开始住校。教室在四楼，学校公厕在操场角落，去一次不容易，我不敢喝水。当然还有别的麻烦，二姨家表哥教训过欺负我的男生，我哥给我买了第一副铝合金拐杖，那些年不记得摔过多少跟头。有一次地上有水，我没注意，整个人摔下楼梯，现在小腿骨上还有一个坑。从那以后，看见地上的水，我就绕开走。

爸妈每年种一百多亩地，下雨天都不闲着，上山挖野菜，晒干了卖钱。这么拼命干，还债用了16年，两三万元的本金不知道滚了多少倍。

我大三那年寒假，2012年春节前，妈跟我们说：“刚还完8000块钱，咱家再也不欠外债了，今年过年就简单点儿吧。”

我家过年一直很简单，没有大鱼大肉，那个春节就更简单了。

寝室同学对我特别好，开始很照顾我，后来发现我根本不需要照顾，就把我当成正常人了。她们经常让我帮着拿这个拿那个，我喜欢帮她们一点儿小忙，挺开心的。

她们把我当成正常人，别人不会，我必须给自己准备硬件才行。第一遍翻看考研的高等数学书，看不懂。看不懂我也看，那段时间，头发不停地掉。

我每天五点起床，去食堂吃完饭，直接去教室自习。如果是下雪天，宿舍和教学楼外面的第一行脚印一定是我的。

到长春读研后，我开始准备注册会计师的考试，每门课的教材至少看五遍。第一年，我过了三门，第二年过了余下的三门。

2016年10月18日的校园招聘会上，北京某单位招助理。人事是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她跟我聊了几句，直接让我进入面试。

一起进入面试的有五个人，部门经理的面试题目是利用“双十一”策划一次营销活动。五个人中留下两个人，没有我。

我不甘心。招聘活动结束，我直接问部门经理：“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吗？”

她说：“不是。你坐着面试，我根本看不到你的身体。你的策划方案语言很美，但缺少具体可行的内容，我们需要的是可操作的方案。”

我说：“我平时不网购，缺少这方面经验。”

她说：“那只能这样了，很抱歉。”说完，她们赶往吉林大学，筹备下午的招聘。

中午，室友帮忙订饭，我吃了两口，起身就走。

室友问：“怎么不吃了？”

我说：“吉大招聘会下午两点开始，我必须再试一次。”

在吉大招聘会现场，部门经理问：“你怎么又来了？”

我说：“我还是想再参加一次面试。”

她说：“你等等，我们商量下。”

她们商量了一会儿，部门经理答复说：“你不用再面试了。你的情况，我们回去以后要跟总裁汇报，你回去等信儿吧。”

我继续找工作，继续碰壁。

一周后，夜色降临时分，我正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手机突然响了，是北京的手机号，一个温柔的女声说：“恭喜你，你被我们公司录用了。实习工资3000元，毕业以后转为正式员工，工资起点是7000元。如果同意，请你12月20日过来实习。”

四周人声嘈杂，我大声说：“好的！我同意！”那个时刻幸福得想哭。在颠簸的公共汽车上，我迫不及待地跟家人和朋友分享了这个消息。

我和一位师妹坐卧铺去北京实习，有个大叔听我俩聊了一路，快到北京站的时候说：“你俩下了火车赶紧买回程票，这点儿工资怎么在北京混啊？我都奋斗十年了，才在燕郊买了房子，没看房价还涨吗？”

我们笑了笑，没理这茬儿。报到以后，住单位租来的宿舍，开始了我的助理工作。

2017年6月初，毕业答辩后，我陪我爸在哈尔滨做病理检查。那天早晨，我去取病理检查单，看见“癌”字，浑身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流泪满面。

第一个电话我打给寝室大姐，她说：“没事，别急，有病治病。我没钱，但我能帮你借到，你放心！”

大姐在医院的朋友找到我，跟我解释：鳞状细胞癌比较好治，不用着急。

我的大学同学太好了，两三天的时间里，四个同学凑足六万元。我爸手术那天，三个姐妹抽时间过来，一直在手术室外面陪我。

我爸的术后效果很好，住院期间只能吃流食。为了增加营养，我用针管往食管里推肉末，手推不动针管，我用前胸的整个力量推。我爸看见我那样，掉眼泪了。

长年用拐，我的两只手都磨出了茧子，左手拇指和食指附近磨出一圈儿。我妈那天摸到这些茧子，也掉眼泪了。

我说：“放心吧，我马上就转正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家会越来越好！”

以前我纠结过，各种纠结始终放不下。研二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只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别的事顺其自然就好了。顿悟以后，我开始留长发，化淡妆，“双十一”的时候还跟同学合买了口红，两支口红才40元。化妆，给了我快乐和信心。

工作以后的最大改变是不再害怕。以前总怕这做不好那做不好，担心别人是否认同，现在完全不会了。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况且，别人的微词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而我站的角度是做好事情，仅此而已。

我的微信签名差不多是这些年经历的总结：我总是做我不会的事情，好让我多一件会做的事。

被看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有的人特别不礼貌，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会回敬过去，一直看到他不自在。

大多数时候我不在意，看就看吧，反正我长得漂亮。

后记：泥泞中的摸爬者（节选）

文：艾苓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告诉读者：他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来绥化学院前经历了什么？他们的大学生活有哪些收获？毕业后过得怎么样？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刨除书里50个故事的56个答案，我还想试着为这个群体勾画一幅群像。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下岗职工、农民和农民工子女，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农村、林场、农场，家里多子女、单亲或者有病人，部分人遭遇过校园欺凌，来绥化学院上大学，是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车或者第一次出远门。

他们自卑，敏感，朋友不多，坐在教室角落，很少主动跟老师互动，内心时常纠结。让他们纠结的可能是囊中羞涩，可能是自己的方言，可能是别人的某句话，可能是自己无法克服的紧张。

有个女生看起来特别阳光，大学毕业四年后有个心结还未打开：五年级某次课间，小学老师跟大家解释，她这次考试没考好，因为她爸爸去世了。话音刚落，本来喧闹的教室突然静下来，谁都不说话。

她问我：“为什么呀？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

我问：“你希望大家怎么做？”

她说：“我希望他们该怎么玩还怎么玩，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我说：“一年级的孩子或许会那样。五年级的孩子大致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他们在用静默表达自己的同情和无措。”

“原来是这样啊。”十几年后她终于释然。

贫困生群体的大学生活各有各的收获，不乏温馨，也不乏精彩，很多人兼职尝试经济独立，他们在各种疼痛中获得成长。

这个群体毕业后过得怎么样？这是我最想知道的。他们求职顺利吗？工作什么样？日子过得好不好？

总体来说，我把这群人的努力称之为“摸爬式努力”。

有人卖过服装，在服装店门口大声吆喝。有人卖过保险，一个月没签一份保单。有人想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者在编老师，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有人在年会上准备抽奖，被同事叫停说：“她是临时工，这次抽奖没她的份。”

他们哭过，怨愤过，但没有退路，只能在泥泞中继续摸爬。几年或十几年后，他们终于带着一身泥浆爬出来，过上有别于父辈的更高质量的生活。

一对出身贫寒的情侣，大学毕业两年后贷款在农场买了房子，虽然只有60平米，在顶楼七楼，但装修完毕的那天，女孩高兴得一塌糊涂：“我俩去新家，把屋里擦干净。他出去买东西，我在地板上打滚，阳光照在地板上，好像跟着我一起打滚，那种感觉太幸福了。”

尽管生活还很艰难，很多人开始反哺家庭，甚至反哺社会。他们中没有“成功人士”，但每个人都很了不起。

教育能否改变命运？接受高等教育的贫困生命运如何？绥化学院的寒门学子已经给出回应：教育一直是改变个人命运、家庭命运甚至民族命运的最好投资！

在国家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上学机会不再被家长选择，而是被中高考选择，2017届毕业生告诉我，她和两个妹妹都上了大学，她们在中小学都有贫困补助。

从2000届到2020届，梳理贫困生采访札记，我还看见21年间的巨大变化。

有位班长曾经告诉我，班级评选贫困生的时候，有个女生低着头走到前面，大概一分钟时间什么都没说，后来哇的一声哭了。那次同学投票，她票数最多。快毕业的时候听说，她才出生二十几天，妈妈就离开家再没回来。

这种不堪，这种贫困生评选方式已经成为历史。当众诉苦互相比困，已被教育部2016年叫停。此后的贫困生评定，开始尊重个体感受，公示内容不得涉及个人及家庭隐私。学生提交证明材料后，填写申请表和承诺书发到微信群，班级同学投票表决。

以往，信息闭塞，勤工俭学方式单一，想做家教得举着牌子到大街上站岗。网络普及后，校内兼职QQ群、微信群信息很多，贫困生更愿意选择与专业相关的兼职，为求职积攒履历。

以往，去大城市找工作的前期费用让很多人止步，老家附近的稳定工作是贫困生的首选。进入全媒体时代，贫困生的视野和格局正在逐渐打开，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已经被90后接受。

写这篇后记的时候，绥化的春天刚刚开始，有人管护的草坪草已经齐刷刷长出来，在山坡的阴面，在城市的背阴处还有少量残雪。但只要走近些，再走近些，便能看见残雪中顶着枯叶站起来的一棵棵小草，春天来了，它们都在拼命地站起来。

这些寒门学子就像这些残雪下的春草，他们可能迟到，但从未缺席过春天！

祝福每一个勇敢的你！

祝福每一个贫困生！

祝福每一个学子！

如果不能前程似锦，那就俯下身去铺设自己的前程，你蹚出来的每一步都是未来的风景。

摘自《我教过的苦孩子》，一位教授对贫困生群体近20年的追踪记录。没有奇迹，只有一点一滴地层层突破，不断累积确定的幸福和成就。作者将其称之为“摸爬式努力”。几乎每个故事都直戳人心，催人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