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是一条长长的河流 我的岁月故事离不开这几条河水
生命中的河流
沂 河
我对那些生活在不靠山不靠水的村庄里的孩子，总是禁不住心生怜悯——没有水，看不见山，童心往哪里安放呢？
而我是幸运的。沂河从遥远的山中，从我人生的起点，流进我的生命里。她是我生命中的原血活水。
我的家其实就是河的一部分。涨水时节，水甚至会爬上河岸，冲刷墙基那红红的柳树根须。河水几乎常年都是恬静的，清澈的。到了夜里，沂河会将她特有的水音送至我耳边。那种水音，在世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听到。条件太“苛刻”了——临河的土屋，粗糙的木格窗棂，泛着浓烈土腥味且多年未曾洗过的枕头，三四岁至十多岁的年龄，干瘦的小躯体躺在光光的苇席上，饿着肚子或胃袋里装着一些粗劣的食物，大脑里面则塞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口号，还有一位躺在另一张床上虽然年轻却整日气息奄奄的母亲。条件还有许多，只有那些条件都具备了，你才会听见那种声音。那种声音，你能听见吗？水在动，沙在动，河在动，天在动，地在动，我在呼吸，我活着。
沂河知道我童心里的所有委屈和快乐。
沂河沙声地纯粹地歌唱着，奔流，奔流。
那是沂河的众声喧哗的时代，有各种鱼，各种鸟，各种昆虫。河流的母性意义不言自明，故乡的河就更是如此了。不论从哪个方向接近沂河，感受都是一样的：土地越来越平坦，空气越来越柔和湿润，鸡鸣犬吠越来越密集。你听见了水声，看见了宽宽的河床，看见生灵们在河上的狂欢。它们全是沂河母亲抚育的孩子。
1997年春节刚过，我不得不把将要远赴新疆喀什支边的消息，告诉我那顽强活着的母亲。其时母亲正缠绵病榻，她不理解她的儿子何以要抛下她，走那么远那么久。我抚着母亲的病躯，找不出话来安慰她。我走到沂河里，在那里默默地呆了很久，暮色降临时才回到母亲身边。母亲说：“又去河里啦？除了脏水，什么也没有了。我有多少年不去河里了？糊涂了，不知道了。”在沂河边过了一生的母亲，竟有很多年不去抬步就到的沂河了。
母亲的衰病令我伤心，沂河面目全非同样令我伤心。清澈的水流没有了，鱼类几乎绝迹，鸟鸣声难觅，仅存的物种在量上也少多了。有许多曾与我童年生活密切相关的美丽生命再也找不到了——它们可能已永远绝迹了。这个世界已不配那么美好的生灵活着吗？河水仍在流，但流动声不一样了，不是纯净的声音了，不是愉快的声音了，是哭泣的声音，是呜咽。
水边仍有许多孩子——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许多孩子的。他们不下水，都穿着整洁，看上去比我儿时幸福多了。可是，他们对沂河会产生我对沂河似的爱吗？面对清纯的对象人会产生清纯的爱，面对污浊的对象呢？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孩子们没有看见过从前异常美丽的沂河。
孩子们啊，这如何是好？
这令我更加向往沂河的源头了。天下的河都有一个清澈的源头，正如人有一个清澈的童年，母亲有一个清澈的少女时代。我没见过任何一条河的源头，但我相信天下的河是同源的，都源自一个高远清洁的地方。可是，谁还能向我指出一条称得上清澈的河流呢？她们流着流着，流了千年万年，流到今天，全都变节了。不是变节了，是被人们羞辱了。
我没法对母亲说这样的话：去遥远的地方，是为了寻找一条不变节的河流。
沭 河
沭河是沂河的姊妹河。两河同源于沂蒙山，几乎是肩并肩走过沂蒙大地，走向山外的大海。她的形态与沂河也是相似的。
师专毕业那年，我不想回老家去，天性中的漂泊愿望促使我想走得远一点。师专生的天空是狭窄的，想走远也走不远。我被分配到邻县一所中学。这所中学就坐落在沭河岸边。
我在她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她知道我青春的全部苦涩和欢乐。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许多细节和话语，全都随流而逝。妻却一直在我的身边。沭河给了我最低限度的尊严和最高的奖赏。
在水一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爱情是产生在水边的。《诗经》中的情诗常常与水有关。不过，那是三千年前的事了。水边的爱情是越来越少了。
塔里木河
远离了沂河，远离了沭河，越过黄河，来到了塔里木河。
塔里木河是大地上最长的内陆河。她有庞大的水系。她接纳着来自昆仑山、天山、帕米尔高原的...
我曾不避艰险奔波数千里，从她的上游出发，去探看她的中游下游。她的形态令人伤情。她不同于世上的任何一条河流。在从库尔勒至若羌的千里长途中，在胡杨、罗布麻、红柳、梭梭等沙漠植物的簇拥下，她时隐时现，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我来到了她的下游，她已疲惫到了极点。水流细弱滞钝，几乎看不出是在流动。在短短半个世纪前，她还能流进浩瀚的罗布泊，后来她流进罗布荒漠，现在她连罗布荒漠也走不到了。在离昨日归宿很远的地方，她就脚步踉跄，力竭而死，如一声长长的叹息。
河流的样子表明河流都想走很远的路。世上河流的归宿总是一片大水——湖或者海，河流走到一片大水就没法再走了。我到达过很多条河的河口地带，看见河入湖入海的情景，那种开阔懒散的样子，仿佛表明那些河流的心情：不走了，这儿就很好。那些河流似乎寻找到了一个意义的汪洋。而塔里木河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她怀着强烈的走下去的愿望却没法再走了。她生于雪域，死于荒漠。
塔里木河起自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的雪山冰川，然后沿北——东北——东——东南——南这一方向艰难推进，几乎把三分之二的大沙漠拥进了怀里。这是一位怀抱伟大妄想的温厚坚强的母亲。这大约是人世间一条最为负重累累的河。在世上最为寂寞的地方，她奋力挽起一条生命的长廊。莎车——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巴尔楚克——轮台——库尔勒——若羌等，这些珍珠般的绿洲都是塔里木河孕育的。楼兰、米兰等古代绿洲则是这位母亲不得不舍弃的孩子。
我在喀什噶尔绿洲度过了三年时光。有塔里木河的三条支流从这个绿洲流过：吐曼河、克孜勒河（古称赤水）、叶尔羌河。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是傍城而过的吐曼河。我所供职的中学就在河东岸，我每天要见她好多次。热爱河流的秉性促使我去探看她距城较远的河段。在我的维吾尔弟子阿布都的带领下，我们溯河而上，很快就看见了蜿蜒于大戈壁上的吐曼河。河两岸没有一棵树，也不能说有草，却有一群羊，放羊的是位喀丝巴郎（维吾尔族语称姑娘）。羊群索索前行，卷起漫天尘土，煞是壮观。羊吃什么呢？原来它们在寻觅从远处刮来的树叶，也小心地啮食骆驼刺较嫩些的尖部。羊也吃骆驼刺呀？我一直以为羊只吃草——我这样说道。骆驼刺也是草呀——阿布都笑着纠正我。我这才恍然大悟——骆驼刺本来就是草呀。我早就发现，在南疆沙漠地带做头牲畜，也要比其他地方的牲畜更坚强一些才行。
传来了幽幽咽咽的歌声，是那位牧羊姑娘在唱。在喀什城乡，我每时每刻都能听见各种各样的维吾尔歌曲，对此差不多已经漠然，但这姑娘的歌声却特别，我想，这其中一定有深情的内容。我对弟子说：“你听，她唱的是什么意思？”阿布都凝神听了一会儿，说道：“这是木卡姆组曲中的一段，歌词大意是：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都是一个命吗？为了你的愿望，我愿为你去死亡。”停了一下，阿布都将最后一句修正为“我愿为你去牺牲”。我知道木卡姆是维吾尔人有名的土风歌舞。几乎全是对爱情的向往与歌颂。这就是几句关于爱情的誓言。它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之后，我又走过一段很远的路，一直走到新疆最西南角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然后沿中巴公路走到了国境线，来到红其拉甫口岸。世上最为清澈的河流终于让我看见了——她就是塔什库尔干河。她源自雪域，由南而北，流入叶尔羌河，叶尔羌河又流入塔里木河。她流经的全程，海拔大都在四千米以上。我从喀什出发来到这里要跋涉四百多公里，每一公里海拔就上升七米多。这真可说是一片净土，高原，雪峰，激流，无不纯净。在这里，河流终于摆脱了人类制造的所有垃圾。在这样的地方奔流，她的愉快心情一望而知：水量不大，冰凉彻骨，但激情奔放，婉转自如，她天真，她无畏，重要的是她清澈，彻底的清澈。从地图上判断，她可能就是塔里木河的正源。
这位雪域少女，后来成长为一位坚强的母亲。
我的生命，你的生命，不都是一个命吗？为了你的愿望，我愿为你去牺牲。
塔里木河，你教我追求清澈与坚强。
好好看一看那些河流吧。人们似乎忘了，人类就是在河流的供养教育下长大的。我爱这些河流，清澈的我爱，污秽的我也爱。污秽不是河的错，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是我们的错。那不是河的污秽，是你的污秽，是我的污秽，是大家的污秽。
我的河流，你的河流，大家的河流。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大家的。你不清澈，我不清澈，这世界如何才能清澈？
一粒大豆的喜剧
时间是模糊的，情景是清晰的。
可能是1969年，也可能是1970年，沂蒙山区沂河岸边的一个村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全家人沉浸在欢乐气氛里。欢乐呀，欢乐，发自肺腑的欢乐——我家自留地里的大豆收获了，每一粒大豆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在家门口一块平地上捶豆子。大豆成熟了，就变成一种极为调皮的庄稼。高大的父亲突然被豆粒滑倒了，疼得哎哟哎哟叫唤。父亲抓起一把豆粒，看了看。父亲看大豆的神情，如面对神明。父亲用骂人的话亲切地骂了一句大豆。
我八九岁，我四弟五六岁。我的年龄决定，我必须认认真真地捶豆子。弟弟就不同了，大人虽也塞给他一根棍子，但干不干，谁也不管。他一心一意玩，捉蜻蜓，捕蚂蚱，玩豆子。
瞧，弟弟又闹出什么故事了？弟弟忽然把头像个拨浪鼓一样甩来甩去，又像得了羊角风一样不由自主地打转转。你瞧，俺弟弟干了一件多么有创意的事——他把一粒新豆塞进耳朵眼里去了。一开始，他悄悄地用一截草棒往外掏，想把新豆掏出来，可是越掏越深。他又蹦又跳，想把豆粒甩出来。豆粒钻进人类的耳朵眼里，必定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它不可能轻易出来。爹抱着弟弟的头瞅了瞅，娘抱着弟弟的头瞅了瞅，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加上我都轮流着瞅了瞅。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敢再掏了，越掏越往里走，必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到了“赤脚医生”那里，“赤脚医生”郑重下结论道：俺治不了，最好去界湖（中国沂南县县城）。
界湖？爹娘一听这个，头都大了。界湖，头不疼，脑不热，什么病也没长，还要去沂南县人民医院？前几天，邻居家大爷差点病死了，都没去界湖。爹伸出一根手根，狠狠地在弟弟头上戳了一下，说：自作自受，让豆子在老四的耳朵里待着吧。
最初的不适和恐惧过后，弟弟很快安之若素，照样玩他的。晚上睡觉时，娘特别叮嘱弟弟把有豆粒的这个耳朵朝下，母亲怕豆粒越走越深。早晨，娘醒来就去摸弟弟的头，却发现酣睡中的弟弟早就把有豆粒的一面朝上了。
弟弟和新豆相安无事。过了5天，10天，还是20天，不清楚。一天深夜，全家人都在睡梦之中，弟弟忽然从床上爬起来号啕大哭。娘赶紧划一根洋火（火柴），点亮洋油灯（煤油灯）。弟弟捂着有新豆的那只耳朵说疼。娘用全家唯一的“电器”——手电筒照弟弟的耳朵，娘说：俺娘，俺娘，豆芽都冒出来了。
大家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豆子是有灵魂的，有生命力的，它生长的欲望是一定要表达的。对豆子来说，人类的耳朵眼可算得上是一片狭窄却肥沃的福地，豆子的灵魂在这里醒来是不奇怪的。新豆吸收了弟弟身体里的水分养分，膨胀了，发芽了。“我要开花，我要长大。”这样的愿望哪粒大豆没有呢？
父亲把弟弟抱在怀里，安慰弟弟说：等天亮了，爹就带你去界湖。
天亮了，爹用自行车载着弟弟去了三十多里外的界湖。界湖，梦幻一般的界湖，听说那里有一条全用柏油铺的路，路两边电线杆上都挂着电灯泡，不论多么黑的夜晚大街上都贼亮贼亮，家家锅台边都有自来水龙头，一拧就哗哗淌水……
我从未去过向往中的界湖，比我小很多的弟弟却去了界湖。
太阳要落山了，爹和弟弟还没回来。有人从界湖给捎来了惊人的口信：弟弟的病界湖治不了，爹和弟弟当天就去了另一个更大的城市——临沂。据说，新豆已和肉长到一起了，需******才能取出，因在脑部，一般******不敢用，需一种特殊******才行，而沂南县人民医院没有那种******法。
临沂，临沂，那是我心目中一个伟大的人类之城，它差不多是耸立在我想象中的天边。
一个又一个夜晚，我们那一群小伙伴坐在村头石桥上，面对着星空和大地，以儿童式的苍茫情怀，谈论着中国、苏联、美国、阿尔巴尼亚、世界、宇宙、黄继光、邱少云、毛主席、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我们谁也没去过临沂。一个年龄大些的伙伴指着南方天空下一团隐隐约约的光亮说：看，那就是临沂。城市有电，农村无电，广大无电农村包围着有电城市。所以在那时的夜晚，上百里外数百里外能看见城市之光。
爹和弟弟从临沂回来了。我揪住弟弟瞅他的耳朵。弟弟的耳朵看不出任何变化，但我觉得弟弟已非从前的弟弟，弟弟已是去了界湖、见过临沂的弟弟，弟弟的身上凭空多了一些神秘的东西。弟弟能对我讲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从心底里羡慕弟弟。
一粒豆子的力量真是不小呀，它一下子就把我弟弟顶到了界湖，顶到了临沂，让弟弟见了大世面，让弟弟知道了什么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老师说了，共产主义就是所有人都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饭后一个苹果的日子。
刚打下的新豆还放在一个大笸箩里晒着。我站在天井里抓玩新豆。我用两根手指捏住一颗新豆端详着。我想：我也往耳朵眼里放放试试，我一定不会像幼稚的弟弟一样让它进去。我捏紧豆粒，在耳朵眼里放一放，拿出来，放一放，拿出来。再往里一点，再往里一点。忽然，豆粒失去了手指的控制，进去了。手指还能摸到它，但已捏不着了。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敢随便动了。我悄悄到母亲的针线筐里找到一根针，心想用针肯定能把它挑出来。可是，豆粒这东西太调皮了，或者说它太喜欢人类的耳朵眼了，我扎一下，豆粒就往里跑一点。这粒新豆完全遵循弟弟那粒新豆的轨迹，到达了同样的秘境。如果弟弟那一颗是历史上进入人类耳朵的第一颗，我这颗就是第二颗了。可是弟弟堪称一个天才，我却是一个蠢材。
怎么办？怎么办？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我一遍遍问弟弟治“病”的过程。弟弟烦了，说：三哥，你犯了神经病啊你？我只好对弟弟说了实话。弟弟说：三哥，你这纯粹是找死啊你。天才与蠢材的界限太分明了。
爹知道了这事。爹什么也不说。爹一把将我拽到身边，拧着我的耳朵往里瞅。爹看见了那粒大豆。爹把他的大脚抬了起来。爹一脚把我踢翻在地。爹对倒在地上的我说：老三，你这个鳖羔子，你也想去界湖、去临沂逛逛，是吧？你死了这条心吧。
生产队长吹响了召唤人民公社社员出工的哨子，爹扛上铁锨，大步流星地走了。
大人们都出工了。我也有我必须要做的工。我拿上镰刀，挎上筐，去沂河割猪草。
耳朵里的这颗大豆，令我眼里的山河异色，生机全无。草中的蝈蝈不好玩了，水中的鱼儿也无趣了。猪草割满了筐，我无力地躺在一团洁净的沙丘上。脑袋触着细软如绸的沙，我忽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豆子弄出来。我试着把有豆粒的那一侧脑袋朝沙丘摔去，一下，又一下，摔得越来越猛，摔得天旋地转。
蒙山高，
沂水长，
老三俺把脑袋摔在沙丘上。
摔呀摔呀摔呀摔，
一定要把豆粒摔出来……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那粒金黄的大豆从本老三的耳朵里冲出来了。
生命的初衷
四十年前那些乞丐的形象，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在我只有几岁的时候，乡间常有许多走街串巷的乞丐。那是些真正的乞丐，是面有饥色的乞丐，是空着肚子走出家门的乞丐，人家的剩饭残汤，就是他们日里夜里的梦想。他们总是轮流在村里出现。有的几天来一次，有的几十天或更长时间来一次。那时，穷富的标准很明白，就是家中断不断口粮、挨不挨饿，所以打发不打发乞丐，给多给少，对每户人家、每个人都是一种考验。“打发”就是给点饭菜。给乞丐一口，就意味着自己少吃一口。那些无名无姓的乞丐形象，一个个印在我脑海里，那些与乞丐有关的生活细节、情景，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深的一部分：
我娘打发乞丐时，把那一点要付出的饭菜放在手里掂量的情景……
站在人家天井里的乞丐，把眼神一下子打在我娘或他人手中那点饭菜的情景……
乞丐伸手接饭菜的情景……
苦苦哀告，人家就是不肯施舍一口饭，乞丐无奈从人家退出的情景……
有一对母子乞丐，身上补丁摞补丁，却干净整洁。母亲端庄，八九岁的儿子也生得虎头虎脑。在村头，母亲一面整理着要来的饭菜，一面嘱咐儿子。儿子背着讨来的果实与母亲分手了。儿子回家，母亲继续在外面讨。母亲望着儿子的背影，最后扬手嘱咐道：好好学习，别忘了把落下的课补上……
有位盲人乞丐，总是在黄昏时分独自出现在村里。这正是村民吃晚饭时光。他不上你家的门，而是在街上朝所有人“喊话”。他一面用竹竿探路，一面沙哑地叹息般地发出一长串吆喝。那独特苍凉的叫声，在沂蒙山腹地这个村庄回荡，也在我一生里回荡：
日头落山了唉，
天这个时候了啊！
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唉，
大哥大姐兄弟妹妹唉，
您也有吃着的呀，
您也有喝着的呀，
您也有刷锅的呀，
您也有刷碗的呀，
您可怜可怜俺这瞎了眼的人哪……
村民把这种盲人乞丐称作“叫街的”。“叫街的”无疑比普通乞丐更有趣更有看头。村童们会因此呼朋引伴：快来看叫街的呀！
这位“叫街者”，发声粗哑却有力，他可能已这样叫了几十年了。他似乎不是用喉咙在喊，而是用他饥饿的肠胃、用他的命来喊。他只在村庄那条主街上喊，但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每个人都不可能听不到。他的身体上不了你家门，他的声音却从大街到小巷，顽强地上门了。这种喊声，真是对一个人善良程度的考验。受不了这种喊声揉搓的人家，就送一点饭菜出来。
我童年时第一个理想绝不是成为科学家或文学家，而是做一个流浪四方的乞丐。乞丐生涯引起我无尽联想向往，我一遍遍想象着自己走街串户乞讨的情景：每天的生活都是自由的新鲜的不确定的，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走进一户又一户人家，讨到了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勇敢地面对那些永远对着乞丐狂吠的狗……
在我的想象里，我当然是一位享受着自由生活的有尊严的乞丐。
村里来了乞丐，我常常就成了乞丐的尾巴，跟着他们一家一家地走。平时我没有借口随便到人家去，随着乞丐进去就不需任何理由了。
乞丐都来自远处村庄，近处村庄如果有人做乞丐，也是到远处乞讨。在近处乞讨的，往往是些自身无尊严意识也难以被人尊重的人。那时的乞丐，大都是能够令人尊重的，有的乞丐甚至令我心生敬畏。
我娘每当发现一张新的乞丐面孔，就常与人家交流一番。那种交流绝无施舍者与被施舍者的距离。那时，我娘是从乞丐的出没状况，来判断远远近近年景状况的。时常能听到娘或其村民，以“打发不打发”乞丐为尺度来评价人：“某某家真行啊，就是不打发要饭的。”
有的人家，一听乞丐到来就关门，来不及关门就冷下面孔，绝不打发。这样的人家，总是大人孩子行动一致。有的人家，永远对乞丐开着门。这样的人家，也是大人孩子一致的。有一回，邻居家一个孩子听到要饭的来了，便跑回家关门，他奶奶打了他一巴掌，说：“要饭的来了就关门，不怕伤天理？老天爷能饿煞要饭的，还饿不煞你？”这个孩子以后再也不那么做了。老奶奶是这样的胸怀：在老天爷眼里，乞丐和我们是平等的。
有村民说：老夏家这个老三，就爱跟着个要饭的。
我娘有时也对我说：小三儿啊，跟着要饭的走吧，找个要饭的娘去吧。
娘不知道，她的小三儿内心深处的确是有这种愿望的。家里的生活并不比乞丐好，吃百家饭对我是有诱惑力的，再加上我对乞丐生活的理想化想象，做乞丐便成为我心目中一种凄美又有几分温情的生活。闭塞贫穷的童年里，乞丐生活寄托了我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还有蒙昧中对自我的想象性安慰。听到乞丐来到我家门口，我总是快速打开门，我心里盼着大人能多打发他们一点饭菜。我这样做的意识与动机，应当不仅仅出于善良。
有一年，家里实在太穷了。一天深夜，熄灯了，爹娘还在嘎啦嘎啦说话。后来，他们就认真探讨着是否出去要一段时间饭，并掂量着让哪几个出去。我们全家九口人，兄弟姊妹七人，我听来听去没提到我，就在被窝里大喊：我去要饭。传来爹娘的苦笑。我爹宽宏大量地说：啊，让小三儿去，让小三儿去。
不知何故，那一家庭乞讨计划并未实施，我的人生中便缺了真实的乞丐生涯。
1979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将要参加高考。这可是一件大事。开考前夕，村里恰好来了一位算命先生，街坊邻居纷纷撺掇着让娘给我算一算。娘就狠狠心决定付出一点算命钱。算命先生对我娘说：儿子中，你家老三最有出息，走遍天下，吃遍天下。旁边一位快嘴大嫂说：那不是个要饭的吗？
那位大嫂说得不错。在精神上，在心灵上，我的确就是个要饭的。揽镜自照，我差不多就是一副吃不饱的乞丐相、馋痨相，绝无富贵相。我追求工作生活的一次又一次变化，主动寻找一次又一次远行机会。时至今日，人到中年，还不时地向往浪迹天涯的生活。或许，这都根源于童年时的乞丐理想吧。我的人生追求，是从乞丐出发的。
这么多年来，不论我在哪里，我一直会留意那些流浪汉，那些脱离了常规、落入最底层，却似乎实现了某种自由的人。我想，如果我做流浪汉，或许会做得比他们有境界，更能把流浪生活的自在自由之美表达出来。
今日的乡间，已不见走街串巷的乞丐。乞丐都进城了。乞者与施舍者的关系也完全不一样了。不复昔日的乞讨景象了。再也见不到有尊严的乞丐了。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之间，在香车宝马的缝隙里，在万丈红尘里，乞丐身边的几乎每一个身影都昂然而去。饭是能产生热量的，钱是没有温度的。今日乞丐的“幸福指数”，比四十年前大约差多了。是谁先麻木起来的？是哪些人老觉得自己就应该昂昂然，永远不肯向弱者低一下头？
我这个精神乞丐，乞讨已达半生。小时候，我清楚谁家对乞丐开着门，谁家把门紧闭。现在，我不清楚了。蓬门、柴门已变成了巨大的铁门、钢门、黄金门，以及看不见摸不着如鬼打墙一样的门。
不久前，我又回到我那沂蒙山腹地的故乡。无眠深夜里，想一想这四十年间左邻右舍的变化，不禁蓦然心惊：当年那些一听乞丐到来就关紧大门，或任凭乞丐苦苦哀告却不肯施舍一口饭的人家，往往难以过上好日子。特别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其子孙也往往难以有出息。
道理在哪里呢？冥冥之中谁做主？
蟋蟀入我床下
秋夜，窗外落着小雨。
一只小灰蛾扑落灯下，又笨拙地跃起，抱着白炽灯泡扑棱棱乱飞。这大约是世上最没头脑的昆虫，既无野性，又乏灵性。没有蝴蝶的美丽，没有蜜蜂的智慧，没有蝎子蜈蚣的个性，连苍蝇蚊子的无耻也没有。眉毛胡子满脸，你分不清它的五官在哪里。灯泡不是火苗，此刻，它连“飞蛾扑火”的滑稽剧也上演不成。
我飞起一指，将这个勉强可称为生命的东西弹到书桌后面去。
我耳边倏然响起翅膀刮削空气的声音，微细而锐利。我还没来得及分辨，一只蟋蟀便啪地落下。这是一种令人心悸的生灵，我不敢轻视它。纯然淡褐色的躯体，简洁的羽翘，修长的须。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头颅方正，又似一位不卑不亢的博士。它静静地停在我展开的书页上，与我对视。我知道我眼中的异类是异类，异类眼中的我该是什么？
它的眼睛极其细小。我屏气凝神。我的眼神似终于与它的眼神相接。它的眼神幽幽的，冷冷的，似能洞察一切。我心惊胆战。它似从地底看人。它看见了我的白骨吗？
我急忙伸出温热的双手，企图讨好它。但它拒绝我的温暖，只一下，就跃下书桌，藏进壁角的罅隙。
那只被我弹到桌下的小灰蛾这时却又爬上了桌面。它蠕蠕地动着，一点一点爬进晕黄的灯影里，在那儿瑟瑟发抖。望着它，我发出无奈苦笑。
忽然，从蟋蟀藏身的壁角，传出那种磨砺灵魂般的鸣声——瞿瞿，瞿瞿，瞿瞿瞿……你仔细地听吧，大有深味呀。幽怨如埙，深情似箫，沉静若琴，堪称金声玉振，砭人肌骨。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豳风·七月》）
蟋蟀鸣，懒妇惊。（民间谚语）
好厉害的蟋蟀。它步步紧逼，深入我的私人领地，它逼得我无处可逃。
儿时，我玩过斗蟋蟀。它是儿时的那一只吗？肯定不是了。但与儿时的那一只，与《诗经》里的那一只，又有什么区别呢？
千年，万年，蟋蟀的鸣声传自历史深处。先人早就听懂了它的启示。
深夜，我醒来，又听见那鸣声——瞿瞿，瞿瞿，瞿瞿瞿……空气是温馨的，妻女的气息是温馨的，而蟋蟀——这没有红色血液没有温暖体温的生灵，却在顽强地提醒我：秋风、秋雨、落叶、生命、坟墓……
蟋蟀入我床下。蟋蟀在床底下说：你心惊了没有？
我复归宁静，又沉入了梦乡。
傻子二舅
二舅意外去世了，老家里却没有一个人主动把这消息告诉我。二舅活着时已经“轻如鸿毛”了，他的死，就好比鸿毛被丢进水里，激不起半丝涟漪。
2009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我驱车自日照回沂蒙山区的老家，暮色苍黄时分进了家门。爹娘正在灯下吃晚饭，意外归家的儿子令他们感到惊喜。年已八十的老娘稍一定神，第一句话就说：你二舅没了。
没了，就是死了。
爹说：你看看你大舅这命啊，你说这命有多么薄？连个嘲巴兄弟也担不住呀！
沂蒙山人称弱智者为“嘲巴”。二舅死了，我爹不感叹二舅命薄，却感叹大舅命薄。这是舅家的现实决定的。大舅与二舅的关系不像兄弟关系，却类似君臣关系。君为臣纲，二舅的一切是从属于大舅的。
二舅死去已一个月有零了。我上一次回老家之后不久，二舅提水浇菜时不慎落水身亡，终年66岁。聊可******的是，那次回家我也去了舅家，见到了大舅二舅。自从我在外求学工作以来，去舅家的次数很少，一般回老家过春节时才能去趟。那回去舅家是因为大舅病了。我一遍一遍回味着最后见到二舅时的情景，回味着他的神情话语，心里很不是个滋味。这样一个人，最后是这个死法，用俺娘的话说就是：老天爷不长眼啊。这一顿饭，我和爹娘谈的全是二舅和舅家。
我在心里一直把我大舅当作中国最典型的草民，我二舅则是草民中的草民，或者说是连草民资格也没有的“草民”。
我姥爷兄弟六人，他是老四。我没见过姥娘，姥爷39岁时，41岁的姥娘就病故了。我没见过妗母，大舅29岁时，31岁的妗母就病故了。爷俩分别在壮年、青年时期成了鳏夫，因为穷及其他原因，都未再娶。二舅弱智，更不可能娶亲。所以，我从幼童时代至成人，到距我村八里地的舅家去，总是面对一家三条光棍。《外婆的澎湖湾》，唱得人心里暖融融的，我外婆家的温度可是低呀。妗母的早逝，对这个家庭打击最重，她撇下了两子两女，最大的是我表姐，9岁，最小的是我表弟，尚在襁褓之中。上天似乎在有意折磨这三个男人。
天可怜见，有一个人世间最善良的女人温暖了这个家庭四十余年。这个女人是我五姥娘。
说五姥娘先要说五姥爷。五姥爷的历史，一言难尽，只好长话短说。他是姥爷门上学问最大的人。抗战时期，他在国民党乡政府和日本人的伪乡政权里都先后任过职，同时又接受了共产党的地下党角色。姥爷村里的人，都说五姥爷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实人。一个老实人，却把自己的角色弄得这么复杂。新中国成立前，他已将五姥娘抛弃。土改时，为了活命，他亡命天涯，一去不还乡，“文革”时死在东北。
妗母去世后，舅家迫切需要一个女人。已经五十多岁，一直寡居的五姥娘，进了这个家门。那时，“文革”闹得正凶，五姥娘被丈夫抛弃已达二十年，却仍因五姥爷的关系，被革命群众当作黑五类管制。一开始五姥娘是抽空来舅家照顾孩子，后来就在舅家住下了。我从小就能感受到舅家三个悲惨男人对五姥娘的感激、爱戴和尊重。大舅二舅喊出“五婶子”这个称呼时的那种声调、所饱含的情感，是他人难以体会和想象的。我们晚辈人常怪姥爷为何不娶了五姥娘。我拿这个问题问过我娘，我娘只说：那还行？
姥爷跟五姥娘的关系是大伯哥与弟媳关系。按照他们的道德观念，两人成婚那是绝不可能之事。姥爷很少称呼五姥娘，不得不称呼时，就叫“他五婶子”。
姥爷读过几年私塾，能读三国水浒，活到87岁，2000年春天无疾而终。2008年5月的一天，大舅二舅都下地了，五姥娘在院子里对着邻居喊：我觉得不好受哇，您快去跟庆增（大舅名孟庆增）说声。邻居跑过来，发现老人已停止了呼吸。五姥娘活了95岁，死的这一天，还能做家务。五姥娘个子不高，形貌清癯，眉心靠上的地方有颗美人痣，永远慢声细语。她年轻时，应当是个很耐看的女人。一生遭到丈夫和社会不公正的对待，但从无半句怨言。用我娘的话说就是：五婶子对老事，只字不提。
我感到，姥爷和五姥娘，是中国最有修养的老式农民。他们生来似乎就是为了以超常耐心，去迎受生活的一切不公和磨难。
二舅呢？傻子二舅来到人间是干什么的？——他是来做牛做马的，他是专门来把那人生之苦吃一遍的。这个悲惨家庭需要他这样一个牛马一样的人。
五姥娘曾对我娘感慨：庆广（二舅名孟庆广）要是个女人，能过一辈子好日子。意思是，他如为女人，就能嫁人，就能生儿育女，就能拥有普通草民拥有的一切。
没有人给二舅测过智商，我判断，如果普通人智商为十分，二舅的智商应当在七八分上，属于半傻不傻类型。如果小时受到良好教育，会更接近正常人。二舅自己说自己“俺这人心眼不够使的”，这也是他并非白痴的证明。有一回，我见二舅在拿着他侄子的课本认真看，我说：二舅，上面写的啥呀？二舅难为情地一笑：白搭，俺一个也不认得。
二舅比大舅高些壮些，骨多肉少，是个出傻力气的好手，家里地里的粗活、重活、累活、脏活，主要靠他来干。二舅最突出的性格就是克己，比牛马更克己，克己到令人心疼，令我这样的人感到对不住他。干活出死力，咬牙切齿的样子就像跟那干不完的活有仇。对我刺激最深的是吃饭时的情景。一家人都坐下了，二舅先将饭桌撒目一遍，他的手和筷子总是伸向最差的饭和菜，常常是上几顿或数日前的剩饭剩菜。在吃饭全过程，二舅对好一点的饭菜好像能视而不见。对饭桌上的不公，我一直心里难受，并因此对姥爷和大舅有看法。但二舅这样做，绝不给人不自然或勉强的感觉。他饭量大，吃饭却快，不等别人吃完，他就起身走了，好像与别人在饭桌边坐同样时间也是一种罪过。实际上，在这个家庭里，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每个人都要高度克己，都在不同层次上克己。姥爷、五姥娘、大舅，他们的日常表情就是克己，道德、语言等所有方面都体现为克己。二舅的克己是克到自己的骨头、自己的肉、自己的肠胃。我甚至感到，连我舅家的鸡狗都有一种听天由命又克己的表情。
2009年春末夏初，送走五姥娘不到一年，71岁的大舅突患脑血栓，平生第一次住进了医院，一个多月后，花光了口挪肚攒积累的数万元，回了家。
我那次去舅家，正是大舅出院不久。大舅歪靠在一张破床上，床只有约三十厘米高，床腿被锯掉大半截，这是为了病人上下方便。床边一个尿罐，二舅紧挨尿罐坐在一个马扎上。因来了外甥这个客人，大舅就伸手指了指尿罐，二舅立即把尿罐提走了。
在这个特殊家庭里，大舅一直是二舅的“绝对领导”，一个眼神，一声吩咐，二舅无不顺从。现在，大舅缠绵病榻，吃喝拉撒全靠人。久病床前无孝子，很难指望儿女时时刻刻守在你身边。二舅现在成了大舅的“全职保姆”。我发现，大舅二舅的关系有了微妙变化，大舅“亲民意识”有所提高，二舅“臣民意识”有所缓解。送走了老人，下一辈也早就成家，剩下老光棍兄弟俩相依为命。二舅话头多了起来，似乎有一生不曾有过的底气。
“外甥，听说日照离海怪近啊？”二舅对我说。
“二舅，日照就在海边呀。”我说。
日照离我老家只有一百多公里，但老家的老一代农民却大都不曾见过海。大舅二舅就是这样。
“你姥爷年轻时去日照贩盐，俺要跟着，他不让俺跟。一辈子也没捞着看海呀。”二舅说。
“等大舅身体好些，我开车拉着您和大舅去看海。”我说。
“那敢自好。”二舅说。
大舅这时撇了撇嘴，笑了一声，是讥笑二舅的意思。这在以前，二舅这样说，可能会立即遭到大舅如此回应：那海就差你这个料的去看了。如果说，每个人在骨子里都有专制的欲望，大舅这一欲望，只能在二舅一个人身上有所体现。大舅对儿女对他人都是很谦和的。
二舅身体健康，生理正常，是个有正常人欲的男人，但他所有个人欲望好像全被取消了。世上的傻子往往是令人厌恶令人难堪的。但二舅不这样，他不脏，会看人脸色行事，大体知进退，不讨人厌，特别是我从没见到一个像他这样能干活的傻子。
那一天上午，二舅伺候完大舅，提上水桶去村外菜园里浇菜。谁也料不到，他会失足落水。到了中午，等不来二舅，大舅坐在床上对着邻家院子使劲喊，喊来了邻居。邻居跑到菜园，不见人，在池塘边上发现了二舅的鞋。菜地只浇了一小块，人落水应该有好几个小时了。这个池塘很大很深，试了很多办法，都没能捞出人来。有人打电话给临沂的“水鬼子”（潜水员），对方出价最低6000元，还要先付款。二舅要是有灵，一定会坚决拒绝“水鬼子”打捞，他一辈子连100块钱也没摸过。有人想了个办法，找来一根长绳，拴在铁筢（一种手用耘地工具）上，拽着铁筢满池塘拉，终于把二舅拉了上来。
二舅的死对大舅打击最大，大舅号啕大哭了一场。大舅是个聪明人，这一生，应当比二舅经受了更多精神磨难。现在，一场病让他落入了赤贫境地，用他的话说就是“两手攥着个空拳”。唯一“臣民”二舅意外死去，他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儿女是不会做他臣民的。大舅望着破烂的家，抚摸着不听指挥的身体，幽幽地说：穷猴子，瞎——蹦跶，瞎——蹦跶——呀。他这是给自己这一生做结论。他认命了，向命运投降了。
看来，有一种更广大的无边无际的力量把大舅也当作傻子。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大舅二舅都逃不脱“刍狗”命运，只是大舅还想让二舅做“刍狗”的“刍狗”。二舅却意外地“炒了大舅的鱿鱼”，不给“刍狗”做“刍狗”了。
一段时间里，我的脑海里常浮现起一片涟漪，是二舅落水时激起的涟漪。二舅不会游泳，他意外激起的涟漪肯定马上就无影无踪了。
傻子二舅，你知道向往大海，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啊！你是不是把那一汪水看成大海了呀？那不是大海，那是一汪要了你命的邪恶之水呀。傻子二舅，你若在天有灵，就飞来大海吧。大海绝不会把人区分为傻子与聪明人的。
看 人
几位风尘满面的老人，立在村口看风景。不，准确地说，他们是在看人。人是他们眼中一道重要的风景。对他们来说，看见一个人是一件愉快的事，看见一群人是一件更愉快的事。
这是在沂蒙山腹地长大的我所极为熟悉的。在晴得发蓝的天空下，村口几块负暄的石头上托着几位负暄的老人。老人手中的烟杆冒出丝丝缕缕的烟雾。从前和现在的所有时光，似全都在这烟雾里缠绕。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比他们互相之间更熟悉，不光熟悉这一辈子，连上几辈子的根根梢梢都熟悉。只有陌生人才是一道难得的风景。上街看人去！这是老人们相邀出门时的一句话。他们那神情，表明他们不光用眼，还用嘴，用全身，努力地把看到的每个人都装进心里，留作日后回味。
母亲在我家阳台上看人。母亲十九岁时从一个村庄嫁到另一个村庄。两个村庄便限定了她一生的轨迹。现在她被我接到这远离故乡的小城。已近古稀的母亲，经受了那么多既感艰难又感兴奋的第一次：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上楼，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人……
母亲在阳台上看人。一有时间，母亲就去阳台上看人。看过人之后，母亲那因一生劳苦而憔悴不堪的脸上，便露出满足的神情。这么多人令她心里感到震撼。她用独特的语言向我描述她所看见的人，好像这些人我从未见过似的。她问我：“城里有好几千人吧？”我说：“好多万啊！”母亲感叹道：“国家真大！”
我不能说母亲不识字，因为她认得“人”和“民”等少量字。她在娘家时，还是战争年代，沂蒙山解放区组织妇女“识字班”，她偷偷跑去听了一夜课，被我守旧的姥爷抓回来打了一顿，但从此她认识了几个字。她青春时代萌生的看人看世界的愿望，被永远扼杀了。
母亲在阳台上看人。阳台比故乡村口的石头高，马路比故乡村口的街道宽，世界比故乡村口的世界大。我陪母亲在小城繁华地段走一走，但见车如流水马如龙，她感叹说：“这辈子可见了人了。死也不怕了。人真能。”
母亲在阳台上看人。我那可怜的、卑微的、憔悴的、眼角常含泪痕的母亲，在阳台上看人，用那一颗卑微的、真诚的、高尚的、朴实的心，看人。
娘用她的影子
2017年，我过了一年没娘的日子。
这一年，我可以关掉手机睡觉了。
娘用她的影子，跟了我这一年。
2016年12月8日（农历冬月初十）19时许，娘走完了她87岁人生。
几十年间，娘偶尔说及的一些数字，给了我或轻或重的刺激。还有一些与娘有关的数字，是我亲历。这些数字的共同特点，一是数目小，二是都与娘的生命、生存相关。
“二十五那年，俺一年掉了五颗大牙。三十三那年，满口牙掉得一颗不剩了。”娘二十五岁时，大姐四岁，大哥两岁，二哥等待出生。娘三十三岁那年，二姐四岁，我两岁，小弟出生，小妹还在后面。除了我娘，我没见过第二位三十三岁就掉光满口牙的人。到现在，年过五十的我亦缺齿数枚，都是因牙疼，一怒之下主动求牙医给拔掉的。娘却从没劳动牙医，娘说：“一口牙，都是一颗一颗自己疼掉的。”疼，疼，记忆中未老时的娘总是这里疼那里疼。
娘艰难地活过了四十岁，活过了五十岁，身体竟渐渐好了。娘对生活的满意度越来越高。到了晚年，娘的这一感慨我不知听到多少回：“做梦也梦不着呀，还有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烧的日子等着俺。”
约在六七十岁时，娘就常常这样感慨了：“活了不少了。哪敢想能活到这啊。”娘还说：“三十多岁上，俺就求神保佑俺，让俺活到你姥娘那个年纪。活到那年纪，孩子也就不小了。要是撂下一窝孩，还有吃奶的孩，那是多大的罪呀。”
姥娘活到什么年纪？四十一岁。娘说：“老年间，女人活不长啊。你姥娘姊妹六个，你姥娘是老二，俺那五个姨，只大姨比你姥娘多活了几岁，也没过五十，另四个姨没一个活过四十的。三姨，二十五生孩子时，大人孩子一块没了。四姨，十九生孩子时没了，孩子活了……”儿时，我对人生的第一恐惧就是：单薄如纸、病体支离的娘不知哪煞就会死去。有一回，娘歪靠在堂屋门上，闭着眼睛，脸色如死。我害怕了，上去用手摸娘的脸。娘睁开眼，异样地笑了一下，说：“老三啊，怕娘死了是吧？娘死不了，娘不敢死呀。”
姥娘病故时，姥爷三十九岁，娘二十三岁。娘是姥爷第一个孩子。又过了一些年，三十一岁的大舅母病故，撇下四个孩子。我还有个弱智的二舅。儿时，去没有姥娘没有舅母的姥娘家，见到寻常景象就是：两代三个悲惨男人默默劳作或默默相对。娘这样感叹她的娘家：“出门三条光棍，进门三条光棍，天底下上哪找这样的人家呀。”
2015年8月，娘因跌倒严重骨折，在我坚持下，娘来我工作地日照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风险不小，但手术成功，娘能扶助步器走路了。我乐观地以为，娘还会有数年光景的。
2016年春节，我照例回沂蒙山老家陪娘过年。初一这天，娘表现出诸多异常。娘突然要求看送老衣，怎么劝也无用，大姐只好找出来给她看。二十多年前，娘刚六十岁出头，就“亲自”一针一线为自己缝制好全套送老衣。娘把那衣物一一看过了，笑道：“怪好哇，就这身衣裳穿不破。”娘又嘱咐儿女早备下荷叶和棉花籽。沂蒙山区葬俗中要用到这个。娘另一异常是：对自己已迈入八十七岁门槛怎么也不认。不论谁问她年纪，她说出的岁数都是错的，她总是往小里说，竟然一次也没说出八十七岁。娘此前并无痴呆症状，对人情世事反应一切正常，并且特别清楚这一天是新年初一。难道娘活不过八十七岁了？
两年多前，2014年新春，已近弥留之际且患老年痴呆症的八十三岁老父，突然较清醒，痴呆症状亦变轻。老父一遍遍呼唤死亡的到来，好几天早晨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还没死？”一天，爹盯着我娘问：“您什么年纪了？”娘说：“您八十三，我大您两岁，不是八十五了？”爹异常惊讶：“俺那娘唉，您八十五了，八十五了，您能活八十五呀……”爹这样说着，竟无力地抽泣起来。爹咽气前数日，我一直守在身边。这些话与场景，是我亲历。
2016年4月，手术后扶杖而行的娘再次跌倒，虽没重伤，却不能下地行走了。我们兄妹七人轮流照顾娘，轮到我，亦想法请假回去。我们将娘从里间搬到外间，外间空间大，光线好。窗外屋檐下有一窝燕子。这窝燕子年年春天归来，夏秋之交带着新养育的儿女离开。
娘躺在床头就能看见这窝生灵的动静。娘一心一意看这窝燕子。天气好时，阳光会把燕子飞来飞去的影子映到床上。一天，娘说：“这窝燕子八成是抱（孵）出小燕了。”我观察了一下，发现果然是孵出雏燕了。我对娘说了，娘开心地笑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的风烛残年的娘，笑得竟这样好看动人。有这感觉是因为这是我娘吗？当然是，又不全是。我很早就特别留意到我娘的笑。我曾在兄妹中说过：你看咱娘这笑哇，哪个老年妇女能有这种笑哇。娘带笑意的照片，都是我们偷拍的，若娘知道是照相，立即就把脸僵起来。你怎么哄劝调动都无用。娘愚昧善良，一生与任何人都无瓜葛是非，到老来满面慈祥，整日笑意盈盈、自言自语。若问娘说什么，娘就一脸羞怯与茫然：“说什么？俺说什么来？没说什么呀。”娘一生羞怯，无自信。娘的笑，是老貌苍颜加上少女般的羞怯。我从其他人脸上确实没见过我娘那样的笑。娘这个年纪，裹小脚的人已不多了，娘却从七八岁时就开始裹，裹出了一双罕见小脚。瘦小个子配上小脚，再配上永远收着的羞怯神情，简直就是“传统”所需要的女人标本。
娘笑着，抬手指指燕子窝：“两个老燕子呀——穿梭一样啊，飞出去——飞回来，飞回来——飞出去，那还不是为孩子打食啊。”娘又说：“老三，你看没看见窝里有几个小燕儿？”我说：“那得踏梯子才行。”娘说：“别，别，可别吓着它们。当爹的、当娘的，不易啊。”
我握着娘的手，别过脸去。我的泪流了下来。我想起前几天的一个大早，娘对守在床前的我说：“半夜里，醒了，想起你们小时受的那些罪呀，止不住泪呀。”
我转过脸来时，看见娘仍望着燕子窝。娘一直笑着。
趁老燕子都出去打食了，我找来梯子偷窥了燕子窝。我看见了人类不该看见的景象：三只连头都懒得动的新生儿，光溜溜趴在窝底。我闻到了一种与人类迥异的气息。它们发出了不安的唧唧声。
我对娘说：“娘，窝里有三个小燕。还没长毛呢。”娘又笑了：“噢，你看着了？老燕子看没看着你？千万别吓着它们，千万别把老燕子吓得不敢回家了哇。要是撇下三个光溜溜的孩子，罪可不小哇。它们啊，借人家的屋檐过日子。”它们，它们，娘这一生，对牛羊猪狗蚂蚁等等，总是使用“它们”。我们与它们，不就是世界吗？儿时，我恶作剧地用脚踩踏忽然出现在我家天井的一支蚂蚁大军，娘说：“老三，你咋作这个孽？它们怎么你了，你作践它们？”
娘又说燕子：“它们啊，三口小的，两口老的，一家五口啊。它们，七八月里就‘出飞’。”娘说的是农历。“出飞”，就是羽翼丰满离巢而去。
娘生育了八胎，四女四男，活下来七个，三女四男，一家九口。我是四男中的老三。娘第一个孩子，大姐上边的那个姐，八个月大时夭折了。娘不止一次说：“那个孩儿可好了，怪俊。肚子里长脾子，你奶奶给艾灸，肚子上灸了一个窟窿。窟窿老长不好。没了。”儿时，又常听见娘感慨：“九张嘴九个填不满的窟窿啊。”娘这八胎，只生第一胎时我奶奶在场，其他七胎全是娘自己给自己接生。或床上，或地上，或院里，或灶前，或隆冬，或盛夏，或深秋，或初春。娘“以大命换小命”之时，爹竟然没一次在家。那时的爹大约就是那不停穿梭打食的老燕子。
我再次回老家时，见满院燕子飞。原来是老燕子领小燕子练习“出飞”。——这时的娘已没能力关心燕子了。娘已不说话了。偶尔会蹦出一两个字。后来，一个字也没了。娘的饭量一减再减，只能进点流质食物了。跟村医说一说娘的情况，人家总找理由不上门。对这么老的人，持淡漠态度似乎是自然的。
11月29日，大哥来电说娘状况不好了。我于当晚驱车赶回。日照距沂蒙老家只一百多公里。娘已闭嘴拒食水。大哥用拔掉针头的针管推进去点食水，娘却顺利咽下去了。就这样喂，娘似乎又稳定了。手不动，脚不动，眼珠也几乎不动，但还会吞咽。娘的手肿脚肿，应当是肾不行了。大哥懂点医道，说娘呼吸平稳，脉搏还行，还能活几天甚至更长。娘的一个叔伯妹妹也嫁在这村。这个姨天天往这跑。姨说：“俺那姐，脚肿成这样，送老鞋还能穿上吗？”姨命令找出送老鞋，一穿就穿上了。姨又说：“俺那姐唉，您这鞋可不小哇！”娘一生不难为人，没有人会在娘跟前感到自己没有余地。大家一致同意给娘穿上送老衣。姨又说：“这样了，还喂？还喂？这还是你娘吗？早不是你娘了。”姨又说：“俺那好姐唉，您八十七了，老寿星了，好营生也吃了，好衣裳也穿了，快走吧，别折腾孩子了，都尽孝心了，快走吧，俺那好姐。”姨又说：“姐，您一辈子好脾气，一辈子不犟，末末了您可别犟啊。”姨这是要求俺娘提高觉悟。姨还叫姐，却说娘不是我们的娘了。
送老衣穿上数日了。姨的惊讶焦急程度一天比一天厉害。姨无奈地看着极耐心呼吸却不理会这个世界的娘。姨忽然说娘是邪灵附体了。姨扭头去找我大姐商量驱邪。姨对我大姐说，找刚下过仔猪的老母猪圈里的垫圈草，在床前烤一烤熏一熏。这种草点燃后其味道一定能熏跑邪灵。只是这种草不好找了。农户家里都不养猪了，现代化养猪场附近没有，即使有估计也不可能胡乱垫草。几十年前，我的一位祖辈亲人，就是在这种草形成的浓烟里咽气的。迟至今日，在我乡，一个老人在最后关头如不觉悟不及时咽气，竟仍可能会被款待以烟熏火燎，且用的是人能想到的最污秽之草。
姨差不多和娘一样单纯愚昧。没人否认她是好心。娘可能是识破了针对她的诡计，在大家都不注意时，果断咽气了。一直守在床前的我，注意力刚转移了一小会儿，再看娘时，娘就咽气了。娘对这个世界越来越重的雾霾毫不在乎，从来都是无感觉无抱怨。但单独为她准备一场特色“雾霾”，娘大约还是在乎的吧。
我向等着娘咽气的一群亲人大喊一声：“娘——咽气了。”对娘来说，她终于放下了生存的重担，像一个影子一样飘走了。
第二天，我目送娘那几近干枯的肉身缓缓进入焚尺炉。几十分钟后，热气腾腾的骨灰就出来了。那个植入娘身体仅一年多的金属股骨头，被烧成了与白骨迥异的黑色。工作人员漠然地用钳子将其钳出，扔进旁边水盆，随即发出嗞的一声微响。那盆里已另有一个这样的股骨头了，那户人家不要这异物了。我不假思索地伸手把我娘的那个捞起，放进娘骨灰里。虽是异物，却也一度成为娘身体的组成部分了。娘，您不要嫌弃。
娘，我没对您说实话，手术实际花了五万多元。我要是说实话，您一定会为您的命绝不值这些钱而痛苦。
在住院及出院后，娘反复问花了多少钱。我把数万说成数千，娘仍感慨：“唉，一个就要死的老嬷嬷子了，还花这么多钱啊。”娘每见我们穿件新衣，就问多少钱买的。我们都说一个原价几分之一乃至数十分之一的价格，娘仍感慨贵。在娘心目中，几十几百都是大数字，几千几万是不可思议的数字。娘只能活在小数字里。娘总是极力缩小自己，娘对一切与己身有关的事都极羞怯。一位医生高声大气夸这老太太好看，把娘羞坏了，娘说：“这大夫对老嬷嬷子，实在是找不着话说了。”连其他病号在内的一屋子人都笑了。每当护士像喊任何病号一样喊娘的名字孟庆云时，娘都要羞怯一阵。我相信，只有我知道娘那透明单纯又山重水复的心思：娘不止羞怯，心里还会咯噔震动一下。娘的名字一辈子极少被人提及，自己更羞于说出口。儿时，我第一次知娘有此大名，很新鲜好奇，就引逗娘说自己名字。娘怎么也不说。我故意喊出来，把娘羞坏了。娘对自己竟然与别人一样拥有一个名字，也是有不安感的。娘啊，就允许老三多说几遍您的名字吧。
娘体格单薄瘦小。娘踮着一双小脚，终生就像个影子一样在人间劳碌。数月前，缠绵病榻近半年的娘更瘦得厉害，被子下的娘虚若无物，更像个影子了。我从大姐家搬来称粮菜的小型磅秤，抱着娘站上去，称出了娘的体重：着秋衣五十一斤。娘说起过一件与她体重有关的往事：“那一回，某某发了昏，非要称称俺，眼看把俺丢煞了。”娘说，那回她体重是八十几斤。娘老了后略有发福，体重能达九十多斤。到娘咽气时，比五十一斤又瘦了不少，基本是骨头的重量了。不忍心再称。娘的慢脾气在老死之路上也体现出来了。娘慢慢地一滴一滴地把自己熬干，似乎在考验活人的耐心。这的确有违娘从前的意志了。
嘴还能说手还能动时，娘抚摸着床头那一大摞褯子说：“这褯子怪好哇，你们这一窝孩子，一块这么好的褯子也没捞着使呀，穷得连块褯子都没有哇。”又说：“俺一辈子不舍得踢蹬（糟蹋浪费）营生（东西），临死了还踢蹬这么多营生。”
娘为最后多用几块褯子而愧对世界。
从墓地回来，回到已没有娘的空宅。这空宅名义上归我有，但今后我将很少回来了。——爹两年前没了，娘又没了，一个“朝代”已结束了。我被纳入另一个坐标了。我独自整理娘的衣物，蓦然发现了我一件旧秋衣。住院时拿去给娘临时穿的，出院时娘穿着回了家。我把这衣收起来，决定再穿。
檐下的燕窝也已成空宅。但那燕子明年还会归来。我的娘却永远不再来了。
燕子啊，你们知道吗？俺娘念叨的最后数字与你们有关啊。
燕子啊，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世上曾有个人怕吓着你们吗？那个人大名叫孟庆云。
燕子啊，明年你们再来时，对这寂寞空宅多叫两声吧。月亮听不到，树听不到，草听不到，石头听不到，人听不到，孟庆云能听到。
初冬的夜里，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娘坐在马扎上，安静满足地观看众人给她举行葬礼。梦中的我就想：这是娘的影子吧？我看见了，别人能不能看见呢？好像心里打了一个激灵，就醒了。——这一天，离娘的周年忌日只有十天了。或许娘这是用影子提醒我了。2017年底，回老家给娘上完忌日坟回到城里。晚上，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对这篇娘刚去世时写下的文字（原名《我的数字化的娘》），再次泪流满面。
这一年，老家兄妹的来电铃声不会令我心惊肉跳了。
这一年，我过了一年没娘的日子。
娘执拗地用她的影子，跟了我这一年。
你是我的爷
一个村民的死
当我发现异常时，父亲正在呼出最后那几口气。屋里除了濒死者的粗重气息，没有任何声音。我朝还睡在旁边床上的二哥大喊一声，又跑到近在咫尺的大姐家院后，用砖猛拍大姐卧室后墙。
我们极其慌乱地给父亲穿寿衣。
白发满头的大姐声泪俱下地喊着：爷，您慢点啊，爷，俺给您穿衣啊，爷，穿上衣裳再走哇！父亲想必已无知觉，温软的身体任我们摆布。父亲垂着头，眼睛半开半闭，那里显然已无生机了。时在2014年农历2月12日凌晨，父亲过完83岁生日21天。我们把穿好寿衣的父亲抬到另一座空宅里。
七子女陆续赶来了。哭声把父亲离去的消息告诉了全村。在视生老病死为寻常事的村庄里，一个名叫夏继业的村民告别了这个世界，这个村庄。
我乡以爷称父，称祖父为老爷。这是古老的称呼。《木兰辞》：“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爷”就是父。
爷最小的重孙、仅两岁的雨豪来到时，爷已被抬走了。小雨豪望着凌乱的空床，说：老老爷没有了。他举起玩具*********，朝他想扫射的一切胡乱扫射着。
父亲临终前数日，对所有来看望他的亲人或乡邻都无兴趣，唯对孩子例外，孩子越小，爷越兴奋。小雨豪来时，爷会顽强地逗引他，咂舌，吹口哨，幽幽的眼神执着地盯着。
接着是连续数日仪式繁复的葬礼。葬礼的核心内容可能已持续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了。我们七子女及配偶和子女，再加我们的年龄尚幼小的孙辈，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姐妹三人的哭声总是一场接一场，兄弟四人则有泪无声。妯娌们和着姐妹哭，女婿、孙辈及众亲戚，都各以他们的方式尽哀。
爷没有了，那个赋予我生命的生命永远没有了。虽然早就有准备，虽然爷死在我的怀里，但那种巨大的缺失感还是如一道黑幕一下子笼罩下来。所幸，爷生命的最后五天，我一直守在他身边。
已患老年痴呆症数年的爷，有时明白，有时糊涂。
爷望着走走挣挣的俺娘说：这是你娘吧？你娘什么年纪了？
我说：八十五了。俺娘比你大几岁呀！
爷好像第一次知道娘的年纪，说：俺那娘啊，八十五了，八十五了，你能活八十五呀……咱真活了不少哇，老天爷待咱不孬哇……
这样说着，爷老泪纵横。我的草民爷，一生的酸甜苦辣，就在这几句话里了。除了弃世前最后几个月，我平生没见过爷的眼泪。
我的生命，爷的重担
爷读过四五年书，粗通文墨。我出生前，爷在人民公社（类似现在乡镇一级）已工作数年。我出生后，爷不顾所有同事劝阻，毅然辞职。爷说：再不回家，一窝孩子就饿煞了。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我往人生源头追溯，有两个细节记忆最深。一个细节有关饥饿。一天夜里，爷不知从哪儿弄来半麻袋红薯干，哗啦啦倒在堂屋地上，我抓起薯干就往嘴里续。爷挓挲着大手，喊道：俺那娘啊，咱可饿不煞了，咱可饿不煞了。薯干的甜味，淀粉的质感，土腥味，或许还有爷的汗味，混合成关于饥饿的最真切记忆。另一个细节有关亲情。一个落雪的冬天，高瘦的爷从外面回来了。草屋门不足一人高，爷进屋门时，总需低一下头。爷一头钻进屋里，爷一把给抹去我那像吊死鬼一样吸溜着的鼻涕，又把我那没扣好的袄扣扣上，拍拍我身上一拍就冒烟的尘土。爷说：这天儿綦冷綦冷，小三儿啊，冻死了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时爷注意没注意到：那一刻，我的眼泪唰唰流下来了。父亲用他的大手将我这样一理整，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我就感到暖和了不少。这是我对父爱最早最强烈的记忆。爷这样疼我肯定不止一回，再小时我不记得，再大些就不需要这样了。这细节应发生在我五岁前后，那时，病体支离的娘，实在顾不全我们。
成年之前，爷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大山。爷体量大，脚步重，总是还不等到家就能听到那咚咚的脚步声。大家公认我爷“有能为”，我娘“无能为”。爷平时待人接物坦率大度，是非分明，村民有纠纷，往往找他评理。不管是对家人、亲人或外人，爷如果以为你不对，会毫不留情地说出来，场面有时令人难堪。娘说“你爷有‘瘆人毛’”，也听见不少村民这样说我爷。“瘆人毛”是我乡土语，意思较复杂，主要是指一个人能给他人以望而生畏的感觉。写至此，爷那样说话的情景，如在眼前。后来，我常想，爷要是能在公社里坚持住，他这一生是会有一番作为的，是能混出个人样子来的。可是，他毅然辞职。因为他是我的爷。他要是慕恋那职位，子女中的某个甚至几个可能就要夭折了。我不知爷当时公职收入几何，肯定是很低的，并且那时应当是没有腐败的。
爷的传奇，我的成长
爷一生的几个片断，我之所以感到有些传奇色彩，那是因为他是我的爷。
爷是长子。襁褓中时爷患了重病，奄奄一息了。夜里，年轻的奶奶不敢靠近她这个咻咻喘气的孩子了，我老爷就把他放到天井南头榆树底下石头台上，让他自己断气。爷的老爷来了，他试了试孙子的气息，爷的老爷生气了：孩子还有气，咋放在外头？爷的老爷把孙子抱进了屋里。第二天，爷竟然活过来了。
爷向我们感慨过很多回：爷这条命，多亏了你老老爷。
小时听爷这样说，心头一片苍茫：要是爷那时没了，上哪儿去找我呢？
爷七八岁时，家道略有好转，有一头牛，八亩地，能勉强填饱肚子。可是，那头牛却被我老爷一夜给赌输了。一生节俭到骨头的老爷，那回输得很惨，深夜回到家悄悄躺下了。早晨，赢家来牵牛。老爷不起床，在床上朝外高喊：牛在栏里，您自己牵。老爷1979年去世，我一生没听他说过此事。可是，全村人都知道这事。——“人家来牵牛了，夏云标（老爷名）连床也不起啊。”与爷同辈的村民会这样说。老爷大约实在是不愿亲眼看着自家的牛离开。
那时土匪横行，沂蒙山区是匪患最严重地区之一。爷说：“在组织的土匪平时都驻山里，不轻易出来。不在组织的土匪没规矩。你也不知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白天扛锄下地，晚上几个人一合计就抢、就绑票。”爷还点出村里某人就干过这事。爷是长子，上边有一个姐，下边好几个妹妹，二叔最小，多年后才出生。土匪绑票首选男孩，绑到男孩主家才舍得出血本，独子更不用说了。为了防匪，有一段岁月，每到夜里，我老爷就带我爷到亲友家里睡。爷说：“那一晚，去了你姨奶奶家。你姨奶奶家没有多余的床，你姨老爷就从床上揭下褥子铺地上。我和你老爷睡褥子。俺往那褥子上一趴啊，俺那娘，那个熨帖呀。那是俺头一回睡褥子。”家里穷得连床褥子都置办不起，竟然还得躲绑票的。
爷成为村里第一个万元户，大约算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事。我村是沂蒙山区少有的产稻区，收获稻米后，会有大量稻草。开放之初，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爷弄来几台脚踏草绳机，雇工用稻草打草绳，卖给淄博一带砖瓦厂包装产品用。当时，还有人说这是剥削人。我家经济状况迅速好转。1979年，我考入临沂师专。第二年春天，爷到学校看了我一回。有两件事令同学大发感慨。一件是父亲身高与我身高的鲜明对比。我比爷矮十多厘米。“夏立君你父亲这么高，你咋这么矮？”爷为我解围道：“小时饿得不长了。”第二件是爷给我捎来一块价值120元的上海牌手表。全班没几个戴表的，个别戴表的，也没这个好。家在青岛比我大七八岁的同学老吴掂量着新表说：“我当了五年工人了，也没舍得买这么贵的表。立君，好好戴呀。”约在1982年，爷被沂南县宣布为“万元户”。就在这之后不久，爷处理掉草绳机，不干了。他觉得，这辈子钱够用了，钱挣多了不吉利。我估计，爷那时手中可能有两万元以上。当时，五六百元就能盖一座村宅。儿娶女嫁的开支加上通货膨胀，没用多少年，爷手里就空了。
爷是草民，却是活得不糊涂有细节的草民。爷之所以去学校看我，可能缘于我写给爷的一封字迹潦草的家信。爷回信说：“你的字这么潦草，是不是心里不安、心情不好……”还没等我再回信，爷就来了。那时，青春时代的我，活得的确虚妄潦草。我没有保存信件的习惯，但爷的话我忘不了。
我一直觉得，爷是心胸开阔的人。但爷曾说：“在公社里上班时，有好长时间，一夜连一夜睡不着觉，耳朵里、头里就像有风车嗡嗡转哪。”时在1960年前后，我还没来到人间，爷还不到三十岁。我想，那大约是因为生存压力实在太大了。
你是我的爷
约从八十岁开始，爷出现老年痴呆症状，记不住眼前事，情理上有时糊涂。在活着的最后几天，却是基本清醒明理的。爷好像就是专门要清醒地告别世界。
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我们将爷抬到院里晒太阳。爷倚靠在沙发上，说：站住才算个人，站不住了还算个什么人啊。爷幽幽地望天望地，说：这天綦好哇！你管怎么还得让我再活两天。爷不信鬼神，这个“你”可说是指老天，也可说没有确指。
爷留恋生，不讳死。很多乡邻来看爷最后一眼。爷说：这么多人来看我，说明我没活头了。爷说：你说这人，怎么还又活又死呢？像这坷垃、石头，不死不活，多么好。身体的极度衰弱令爷放弃了求生欲望，爷说：快死吧，快死吧！死——了，死——了，死才是个“了”哇！往那土里一躺，多熨帖呀。
最后几天，爷拒绝吃饭，爷说：不吃了，吃到头了……什么事都得有个头吧？
一天早晨，爷醒来就说：我怎么还没死呀？
这就是一个草民临终的豁达和哲思。
头七坟、五七坟、百日坟，上坟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上百日坟那天，正是仲夏时节，星星绿草已攀上爷坟头。草，性急的草，它们看这一堆暄土太适合安家了。草民，草民，草最愿亲近的民啊。大姐双膝一跪，长出一声：爷，俺想您了哇。我们随即伏地痛哭。三姐妹及妯娌们总是一面哭一面说：爷呀您不管俺了，爷呀您不操心了……哭的强度已比爷刚去世时轻了。爷弃世一百天了，我感到这一百天好长啊。哭过之后，我们又一起说说笑笑。祖先围绕死亡对仪式的设计，出发点无疑是生人的感受。
爷去世后，我在城里家中书房一角，摆上爷一张照片。这照片是从我所存爷所有电子照片中挑的。爷儒雅大气，不像土里刨食一辈子的人。这一生，常有人以为爷是个“脱产干部”，对此，草民爷有时是会流露点得意之情。我点上炷香，默默与爷对坐，细细的暗白色香灰高到不能自持时，就倏地倒下，散落桌面。一阵极轻微极细碎声响如沙如虫。若将这情景放大到足够倍数，或许就与雪崩山裂无异。任何事物都有坚持不了的时候。
照片我洗了七张，全装上框。我的想法是七子女一家一张。五七坟时，我将照片捎回老家。百日坟时，见照片都还在老家里。娘说：人家都不愿意拿。我忽然明白了：生死两途，阴阳悬隔。死，让与死者有关的一切立即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死者各种遗物特别是大幅照片，亲人都是不愿面对的。刚刚埋葬爷后，为了抚慰哀思，我先是将照片放在我家客厅里，每天数炷香。妻委婉表示不妥，才又放到我书房里。百日坟后，回到城里的家，面对爷的照片，我走坐不安，感到爷时时在看着我。我待一炷香燃尽，决定把照片收起来。我在心里对爷说：爷，我想您时再看您吧。
按沂蒙藏俗，埋葬掉爷的当天晚上，在村头通往墓地的十字路口，举行隆重“路奠”仪式，正式送爷到另一个世界去。
天空半阴半晴，农历二月十三的月亮穿行云间。月光下的大地、村庄、墓地、我们，这就是“下界”情景啊。爷啊，我们已在“下界”了啊，你在哪儿俯视我们啊！这月亮就是我儿时的月亮吧？你怎么是这样一副凄清异常不怀好意的鬼脸啊。不知是谁家的狗，对着这异样的夜空狂吠。孝子顺孙跪满了十字路口，奠仪一个接一个，哭声一场接一场。两岁的小雨豪对哭声毫不在意，举起*********朝孝子顺孙、朝他想扫射的一切扫射。他妈妈把他按下，他又顽强地爬起来。一代赤子在成长。爷，另一个世界里的你，看到这景象，一定会哈哈大笑吧。
我的爷，我的不虚伪、心眼正的赤子爷，我相信，不论在哪个世界里，您都是可以心安的。天大地大爷大。爷，我唯一的爷。
明天比今天少一天
看到父亲的身体迅速衰竭，我们想再送他去医院。父亲说：不中用了，别去了。
父亲一定是清楚地感到了生机正从身体里迅速撤退，死神一步步向他靠拢。我端详着父亲那张曾经很有力度的脸，不能不悲哀地想：父亲确实收纳不住那个叫“生命”的东西了。我们将父亲抬到院子里晒太阳。父亲幽幽地望天望地，说：“这天儿，真好啊。”“你管怎么还得叫我再活两天。”父亲又说：“有今日没明日了。”“老天爷折腾人啊。叫人又活又死。像这坷垃石头，不死不活，多么好。”这些话表明父亲还有求生欲望，又明白死到眼前。人活得越久，越易感受到生命及所有事物的转瞬即逝。濒死的父亲，还能心惊，还能胆战。最后这句话，就算是草民父亲对死亡的哲学追问吧。人，谁不是生死一场呢。
父亲留恋生，却不畏死。到最后，他反复说：“快死吧，活了不少了，多活天少活天一个样啊！”2014年初春的一个早晨，83岁草民父亲在生活了一辈子的村里平安去世。
父亲生命的最后五天，我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父亲在我怀里吐出最后一口气。第一次这样完整地看着一个人死去，这个人又是把你的生命带到世上来的人，关于生命、生死，就不能不多一些感想。我回味着父亲“有今日没明日”这话，忽然想到：生命不论长短，总是“明天”比“今天”少一天。你出生那一刻，即拥有了此生第一个今天，此后，只要你活下去，就意味着一个又一个明天会变成今天。假设你活了整100岁即36500天，其中36499个明天变成了今天。生存的本质昭然若揭：明天比今天少一天。死了，就是明天不再变成今天，明天成了别人的明天，成了你永远不能到达的未来。死亡的残酷性、绝对性就在这里。
生命会疲劳，死神不休息。不止人的生命这样，自有生命以来，所有生命的死亡率都是100%。造物主和死神是最好的搭档，你造一生，我必送一死。“死亡是古老的玩笑，但来到我们身边却都是新鲜的。”（屠格涅夫语）生命由鲜亮变黯淡是必然宿命，死亡却是空前绝后别具一格的鲜亮一下。花圈、人群、悼词、眼泪，似乎是一生中唯一可与婚礼（花篮、来宾、致辞、欢笑）媲美的事件。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目送一支部队去参加征服希腊的战斗，不禁落泪：“现在这些人，100年后没有一个人还能活着。”国王相信那些生命不会在战斗中全部死去，但死神却不会放过其中任何一个。像我父亲这样能清楚地感受到死神步步逼近的死亡，可说是一种寿终正寝较为家常的死亡。许多老人就是这样逝去的。还有许多死亡是突然降临的，连个惊奇的表情都不容你做。而这个突然离去的人，可能已计划好了明天的约会或其他什么事。从绝对意义上讲，只要明天还没有叩你的门，你就不能说能活到明天。
父亲去世前数日的一个早晨，他看到天又亮了，有气无力地说：“我怎么还不死啊……找把刀把我这头砍了吧。”我握着父亲的手，无言以对。父亲粗通文墨，像大多数中国乡间男人一样，说不上有什么信仰。没有宗教的慰藉，死到临头，父亲也以他的方式表达了对死的无畏。
我想起祖父的死。1979年初春，73岁的祖父正在劳动时忽然倒地，大家把他抬回家，我亲耳听到他喊出“快死吧”三个字，接着就咽气了。一个一千多口人的村庄，无人死去的年份是很少的。同时，又不断有新生命补充进来。一个村庄里的生生死死，似乎是一个整体。千百年来就是这样。我感觉，村民对死亡比城里人、比单位里的人要达观一些。当然，像我父亲、祖父他们表现出来的对死的无畏，并非大无畏，本质上也是死到临头的无奈。他们不可能从哲学高度将“死亡意识”带入此前的生存。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草民就应活得像草一样自然简单，不会把自己搞得像个哲学家。
很难找出哲学家不谈死亡的例子。任何哲学，如果不解释死亡、不探究死亡的意义就不完整。宗教更是如此。没有哪种宗教不围绕人性人心而进行处心积虑的设计，没有哪种宗教不把死亡当作大文章。可以说，死亡问题，是任何宗教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宗教无不对死亡问题、死后的问题，做出说明和安排，并企图以此对人予以终极性安慰。孔子不追究终极问题。有人想让孔子谈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对死亡的这一态度，与我父亲、祖父这样的草民本质上并无不同。孔子用伦理安排天下。终极问题，谁能解决？不了了之或许也是不坏的选择。
有位哲学家说过大意如下的话：你虽然已死，但你曾经生存这一事实，却永存宇宙。乍一听，很提神，很来劲：只要曾活过，就具备了永恒的意义。但再一想，这话可用在任意一棵草、一条狗或一个注定要熄灭的星球上。老子“刍狗”之言，就是说天地视万物如草。生存的茫然、盲目、短暂、无意义感，不是容易消除的。
明天比今天少一天。这才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事实。活着，只是意味着明天的可能性。你不能确知还有多少个明天在前头。一个明天也没有了，是每一个生命随时都能发生的可能。不确定的明天映衬出今天的宝贵，必然的死映衬出偶然之生的宝贵。死亡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吧。哲学家桑塔耶纳（1863年—1952年）这样想：无论你的年龄如何，最好假设还将再活十年。这一想法大有深意。但我这样想：桑塔耶纳这话应当是主要对年纪还不太老的人说的。如果已经衰老不堪，如此想就是妄想，就显得对生过于贪婪执着。让青年人去这样想，或许又显苛刻。中年前后的人这样想，似乎最合适了。人往往高估一年能完成的事，又会低估或不去谋划十年能完成的事。在你能做事的年龄，十年能完成人生，十年能让你进入死而无憾境界。电视剧《康熙王朝》主题歌这样替皇帝抒情：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一腔虚假的豪迈，满腹真实的贪婪。那曲调每回强行灌进耳朵，必令我心生厌恶。康熙如再活三百年五百年，必成为最彻底最无人性的暴君。重要的是，如果那成为事实，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即使长命百岁，却至死都将是他的臣民。多亏有公正的死亡，让那一代一代的万岁呼声皆成一枕黄粱。“向死而生”（海德格尔语），以死观生，或许才能对俗世生存有所超越。我希望，死神来时，我不仅能像父亲一样无畏，还能对此生有些意义感。
父亲一生正直坦率，死得亦坦然，除了身体病痛，没有其他精神磨难。很多年前，在父亲建议下，我们提前在夏氏墓园里给父母修“生圹”。尚健壮的父亲亲自参与修墓。修好了，父亲叫我娘也来看看。娘说：不就个坑吗，有啥看头。父亲笑道：住万万年的屋，你还不看看？娘来了，站在修墓挖出的新土堆上，探头看那坑，满脸笑：怪好，怪好。
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父亲死了，帕慕克说：“每一个人的死，都是从他父亲的死开始的。”在生死链条上，父亲一直站在你的前面。父亲没了，你就自然暴露在第一排了。我们埋葬了父亲，父亲从我们的生活里消逝了，化为村后夏家墓地里的一座坟。但作为人生的背景，父亲永远存在，直到死神不让“明天”来叩我的门。
门神门神扛大刀——在老家过年
拔掉家电电源插头，关掉天然气、水阀，拉严窗帘，将门锁多拧几圈。这样之后，我的家就处于暂时停摆状态。不光我家这样，许多城里人家都是这样。越近年底，小区的灯光便越是稀落。
我们这些自青少年时代即离开乡村，生活在城里的人，却要在旧历年年底回老家过年。三十年了，不回老家过年的时候也有，但都属于特例。
城里的家，这能叫家吗？是家，但不是“老”家。我正打算将这房子卖掉换新房新地方呢。城里的家，似乎是一件随时可卖掉的“商品”。如果我有能力并且乐意，城南城北城东城西，甚至这城那城，任凭我搬来搬去，卖来卖去。老家——那个不能搬不能卖不能商品化的家才是老家。
农历2012年（壬辰年）底，我自工作地回到沂蒙山区沂河岸边名为刘家庄的老家，就是为了把龙年过掉，把蛇年迎来。
壬辰年腊月二十八日
遭遇拆迁。面对废墟。寒夜不寐……
中午时分，到了老家村口。车挂到两档，车窗摇下。村口那个曾是我儿时乐园的汪塘已填平，建起了数排简易新房——沂南县辛集镇刘家庄老年房。我见年老体衰的夏云国正贴着塘边蹒跚而行，便控住车，探出头，喊了声：“二老爷！”夏云国抬起头：“噢，三孙子，回来过年啊。别往老宅开了。你爷搬家了，搬到老年房里了。和俺挨着，俺6号，他7号。”夏云国一边说着，一边抬手指向我爷的新家——老年房7号。
在老家，称父亲为爷，对祖父辈的一律称老爷，“老爷们”则会以“孙子”回敬。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带未婚妻回老家，一连碰到好几位老爷级人物，各以独特口吻“三孙子三孙子”地大喊不止，有的还要对着我未婚妻来上一句：“这是三孙子媳妇？”未婚妻对这一称呼系统不太适应，感觉有点像骂人。这之后，妻找到了一句比较有针对性的骂人话：你这个刘家庄的三孙子。
刘家庄或许正经历自立村至今数百年来最大变化——拆迁。老家不能卖，却可以拆，可以连根拔除。我找到了老年房7号，门挂着锁。夏云国说：“搬了哇，我看见你爷把盖的（被褥）搬来了。”既然搬了，为何老父老母不在新房里呢？我便向老宅走去。
父母仍在老宅里。老宅并非父母的老宅，而是四弟的旧宅。四弟在村东潍徐公路边盖了二层楼，多年前就搬到那里去了。四弟的旧宅年岁轻，地势也敞亮些，五年前，在我们劝说下，父母搬了过去，自家老宅便空了出来。这回拆迁，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那些无人居住的老宅。
过完这个年，爷就80岁、娘就82岁了，已是风烛残年晚景。我喊一声爷，喊一声娘，望一眼他们的老貌苍颜，顾不上多说话，就奔我家老宅而去。我家老宅与四弟家旧宅前后相邻，一拐过墙角就看到了。我看到的不是老宅，而是老宅的废墟。这个春节之后，父母暂住的弟弟旧宅也会被推倒。一个月前，我与大哥通电话，大哥显然有些愤愤不平：“我好多天没到咱爷那里了。你说气人不？谁也没商量，谁也不知道，咱爷就抓了阄，还带头第一个抓的。”大哥说的抓阄，是指分配老年房抓阄。抓了阄，就意味着同意拆老宅。我无语。在刘家庄，父亲带头干的事不少：第一个在天井里打吃水井，第一个把木格窗换成玻璃窗……父亲带头的事，是坏事吗？
我们兄妹七人出生成长的老宅、容纳父母半个多世纪光阴的老宅，忽然之间成了废墟。据母亲说，我们的胞衣都埋在磨道边上。村里补偿父亲一万多元钱，房子就拆了。
我登上废墟，看到了远近更多的废墟。村庄第一次以这种形貌呈现在我的眼前。故乡是在获得新生，还是走向沦陷？还是通过沦陷走向新生？现在，我的眼里，完全是一种沦陷景象。
我对父亲不告诉我一声也是有怨气的。老宅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老宅无言。至少，我应该看它最后一眼；至少，我要听一听丧钟，念一念悼词。我若知老宅将拆，我一定要回家，再看一看那一个个角落，然后亲眼看着它“死去”。在这一小片土地上度过了一生的父亲，咋能理会我这“小资”情调呢？
数月前，我回老家一趟，父亲明确表示他不搬，他说那一间老年房太憋屈人了。随着风声渐紧，父亲便去已完成旧村改造的村庄做调查。他调查了两个村庄，竟然思想通了，带头抓了阄。村支书刘增贵是我大姐夫。这一下，村民都以为我爷带头，是女婿动员或是他主动支持女婿工作。爷一听这个就来气：“谁能动员动我？谁能做我的主？”事实是，我姐夫一句话也没跟他说。大姐对我说：“哪想到咱爷会带这个头？我就盼着有人死命反对，让这个事黄了。要不，你姐夫不死也得扒层皮。”姐夫是镇里合同制工人，再有两年就可办退休手续了，镇委下令让他回村任书记。让他任书记就是落实旧村改造这个天大难事。于是，我那本来知足常乐的姐夫，便永远有一种不硬撑的表情。
旧村改造缘起于这样一项政策：为鼓励旧村改造，省里对旧村改造整出的地予以每亩5万元专项资金扶持。虽有此政策，村委并无能力单独完成此事，真正的推动主体是镇、县两级政府。可是，数年前5万元能办成的事，数年后就办不成了。我观望，我希望一切顺利。
除了那几位已抓阄老人，我遇到的拆迁范围的其他村民，几乎全都反对拆迁。我不知父亲的真实想法。他知道我们兄弟们反对他带头，便始终不提这个话头。或许他觉得这事对村庄好，对子孙后代好，甘愿做出牺牲。父亲能有这种境界吗？未必。在革命语境下，农民一直被当作小私有者、小资产阶级来对待。好了，俺爷在生命最后阶段，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连一座老宅也保不住了。这些老人所得补偿，在大城市里竟连一平方楼面也买不到。他们当然是不会去做这种对比的。
旧村改造拆迁是个非常复杂的事，不多说了。
寒夜来临了。习惯了暖气房的城里人无不感慨乡下之冷，我也如此。刚进家门，我就查看了我从前带回的室温表，四度多一点，五度不到。屋里生着炉子，但那点热量只能使室温比外面略高一些。父母都说不冷。我一遍一遍捅炉子，添炭，好不容易把室温提到七八度，爷说太热了太热了。他已把棉鞋后跟踏倒，趿拉着鞋在屋里走来走去。我却仍然感到脚趾冰凉。
因我们来家，家里有些拥挤，爷执意要去老年房睡。老年房没生炉子，又是当年新房，会比家里更冷。我们反对他去，但他还是倔强地去了。我不放心，随后过去看看。爷已关门熄灯了。
我封好炉子，室温迅速又降到四五度。到下半夜，室温会更低，能在冰点以上就不错了。母亲早就睡下了，来说话的兄弟们都走了。还不到十点，不到我习惯的睡觉时间。我感到脚凉，膝盖凉，就到被窝里坐着。一坐下，感到下面又冷又硬，就掀着查看：最底下是一层毡，接着是一张狗皮，最上面是褥子和床单。够厚了。我却仍感单薄。我想，过一会儿暖和过来就好了。不行，越坐越不得劲。起来，找一床宽大的被子铺上，这才感觉差不多。看了会儿书，躺下了。睡意渐渐上来的时候，却忽感到头皮一阵阵发凉。头顶着窗，外面无边无际的冷空气从窗缝里一点点往里挤，绕着我头颅做游戏。坏了，睡意一下子跑了。越清醒，对冷气越敏感。又爬起来，找了一床被子，叠好，塞在床头和窗子之间，这才感到冷气不那么直接了。好在老家里被褥很多，大都是我和在外工作的妹妹拿回家的。现在，老家的屋檐下，温度最高的地方当然是炉子，其次就是我的被窝。我脚底下蹬着一个扁形陶瓷烫壶，烫壶很大，装满开水后有五六斤重，热力远远超出普通暖水袋。年年我都靠它度过老家的年。我运动着它，暖我的脚，暖我的膝盖，暖我全身。不感到冷了，却也难有睡意了。
我不禁忆起儿时那一个个寒风吹彻、大雪封门的日子。
早晨，最早起床的母亲嘴里唏哈着，准备一家的早饭。那时年轻的娘像一张纸一样单薄，那时她就有自言自语的习惯：老天爷您真行啊、您真是冷下脸来了呀、可别把水缸冻坏了、您看看您看看这碗都冻上堆了……母亲提起那把竹皮暖壶，小心地往那一摞碗里倒一点热水，冰与粗瓷碗瞬间分裂的声音清晰可闻。床前的尿罐里全是冰。床上只一床又冷又硬的破被，被下就是光席，好的时候是一个草褥子。刚上床时，因嫌下面太凉，我常常不是躺着，而是跪着，跪着也能很快睡着，睡着了，就躺下了。小我三岁的四弟在另一头睡。晚睡的爷搂着四弟睡。我听见爷说：“老四这个小东西，就像块火炭啊。”早晨，被窝外寒气森森，被窝里却暖暖的。那时，没有天气预报，没有温度计，大约到1970年前后，有线喇叭入户，才有了天气预报，零下十五六度是常事。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房间里，室温当在零下十度左右。现在，谁还能忍受那种室温？那时，我那又小又瘦的身体能把冰冷的被窝暖过来，现在却需要体外的热量来暖我了。
那时候，大自然真是性格鲜明啊，冷就冷得彻底，热就热个痛快。
那么多寒风吹彻的夜晚都哪里去了？爷啊，娘啊，时间都去哪儿了，咱们是怎么过来的？
天亮了，一年最后一天来到了。爷从老年房里回来了。爷自言自语似的说：一点也不冷啊。
壬辰年腊月二十九（除日）
文烟。贴对联。上坟。拜家堂……
壬辰年腊月二十九是除日。清早，照例响起爆竹声，这是为接灶放的。腊月二十三辞灶，送灶王爷上天禀报这户人家一年的善恶，除日这天再把他老人家接回家过年。在中国农民的神谱中，灶王爷似乎脾气最好、最亲近人，似家庭里的准成员。
母亲在全神贯注地“文烟”。这三个字读音都近似轻声。“文烟”要用平时不舍得烧的豆秸，豆秸一直是村民心目中最好的柴，火又旺又稳，冒出的烟乳白色，不太呛人。家乡俗语说：烧豆秸，辈辈出秀才。
到“文烟”时，娘对年的虔诚差不多已达顶峰。娘大约可算是对生活满意度最高的人，她想不到自己会活这么久，想不到竟然会有不愁吃不愁穿不愁没柴烧的日子在等着自己的晚年。娘在那豆秸火上用铁勺煎几个鸡蛋，嘱咐我们每人都要吃一点，她反复强调“吃了好哇”。娘在每个门口都烧一沓纸，又在门框上各挂一对微型香炉，插上香。那一支支香发散着缕缕幽微香气，袅袅而升。
年老体衰的娘表现出一股特别的精气神，颠着一双小脚，不停地屋里屋外地忙，这叫忙年。今天和明天（初一）是忙年高峰，为家忙，为人忙，最重要的是为众神忙。
贴对联时间到了。从大门开始，一个门一个门地往里贴。老宅砸了，只需贴弟弟这一座宅子。我在城里把对联都写好了。爷看了看我的字说：“你今年的字写得大方了点。”爷读过几年书，毛笔字也可以，但已很多年不写了。我不会写字，却还是想借年节让自己的字新鲜一回。贴好了大门门框对联，该贴门扇对联了。我问爷：“没买门神？”爷说：“买了，买了，贴门神，贴门神！你不问，我都忘了。”爷从屋里拿来门神。爷说：“往年门神都是一块钱一对，今年这门神好，两块钱一对。”我把门神拿在手里，感到用纸是厚了一些，印刷也精一些，尉迟敬德和陈叔宝也显得格外浑厚也格外狰狞。让人信赖，让鬼畏惧，这或许就是门神应该具有的效果。最近这几年，爷年年买门神。从前，爷是不买这些东西的。买门神，意味着他信神了吗？不像。爷似乎是个天生的无神论者。
吃过午饭，大哥、二哥、四弟约我一块上坟。刘家庄以刘姓为多，夏姓约占三分之一，还有几个人口不多的姓。夏家坟在村后，紧挨我家老宅。来到祖父母及众祖宗坟前，摆好供品、酒水，点燃爆竹，叩头行礼。大哥拿起筷子，从每样祭品上撕下一点，放在坟前，嘴里说：“老爷、奶奶，过年啦，把东西收拾到家里吧。”从前，做小学校长的大哥好说“敬神如神在”，这回没说，行动上仍是“敬神如神在”的。活人过年，亡灵也要过。老爷生时和我父亲一样，对鬼神的态度相当超脱，奶奶让他上坟，他把纸在村口点上，对着坟地方向说：“老祖们您自己来拿吧，我得快去干活。”老爷最喜我四弟，有点好吃的总忘不了他。有一回老爷又拿好东西给四弟吃，我听到老爷在嘱咐四弟：“阳（四弟小名）啊，我最喜你了，我死了你可要多显（哭）两声。”四弟一面大嚼，一面痛快地嗯嗯应着。1979年正月十五，73岁的老爷正在劳作时倒地而亡，那时，我也忘了观察四弟是否为格外疼他的老爷多哭了几声。对鬼神漠然的老爷，却惦记着死后孙子的哭声。不愧为中国特色的老爷。
祭奠完祖父母，我们四人又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往各个坟头分送纸钱，不一会儿就走遍了大半个夏家墓地。那些理不清关系的坟头，就摊不上我们的香火了。二哥指着几个坟头说：这一支绝嗣了。那几个坟头的确看不出有香火痕迹。二哥善良，专门拿一沓纸，到那儿焚了。那些绝嗣的鬼，此刻不知怎样感激涕零呢。墓地里到处都是枯枝败叶，下脚处无不发出粉身碎骨般声响。我们烧纸时，要随时踩灭引燃到枯枝败叶上的火。现在村民不缺柴了。在我童年时代，地上落几个树叶，也会马上被人扫走。那时的墓地，到处干干净净的。
祖父母坟左边有一个略高于地面的土台子，那是在父亲的亲自监督下为他和我娘砌的空坟，已砌好数年了。四弟指着空坟旁边的一块空地说：那个地方就是将来咱弟兄四个的。我们都笑了笑。遥远吗？人们都希望那是一件遥远的事。可那实在是一件并不遥远的事啊。
二哥望着连绵的坟头说：“你说这人，一茬一茬，割韭菜一样。”我们兄弟四人，年龄在47岁至57岁之间，人生可说差不多能见底了。有一个小小的坟头，近二十年来，总是令我们心有凄凄。那是二哥小儿子的坟，因意外事故，那个聪明俊俏男孩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9岁上。每次来到坟地，二哥总要到那个坟前站一会儿，多烧几张纸。这时候，我们就停止说笑。那个孩子要是活着，也该娶妻生子了。
壬辰年最后那轮夕阳向村西沂河落去了，落入那一片萧索的冬日树林。空气里雾霾很重，夕阳的表情便格外暧昧。天黑了下来。除日尽了，除夕到了。
刚吃了晚饭，兄弟们又都来了。今晚，村里许多人家“请家堂”。“请家堂”就是把亡灵请回家过年，要连请三年。新近有亲人去世的人家必请家堂。今晚，有三户人家我们得去拜家堂。
大哥在怀里揣上几沓纸、几炷香。拜家堂讲究人到香火到。
先去了距离最近的夏云楼大老爷家。人家请家堂最多请三年，他家里却是连请六年了。他的大儿子2005年去福建海上渔船打工，一天晚上，在谁也不知的情况下失足落水，连遗体也没找到，就此永远失踪。前年，儿媳妇撇下两个尚未成家的儿子，喝农药自尽。近八十高龄的夏云楼大老爷没时间悲哀，他老英雄一般，骑着辆三轮车继续做小买卖，天天赶了东集赶西集，不但要养自己的老，还要帮助那两个无爷无娘的孙子。他和我爷一样，老宅也被拆了。
去的下一家是夏继清大爷家。继清大爷前年去世。大娘身体还挺好。大娘和她的所有儿孙围在供桌边说话。我们照例焚香行礼。在我意想不到的情况下，继清大娘为我解决了一个看来已难以解决的难题。我爷娘及其他亲人谁也记不准我的生日，我以为这辈子生日只能是个谜了。这虽说是个小事，但对不愿活得太糊涂的我来说，也是憾事。我对爷娘并无怨言。我要是有七八个孩子，光烦就能烦个半死，对兔崽子们的生日哪还有兴趣去记。不料，这个难题却让我继清大娘给解决了。去年，也是来大娘家拜家堂时，因我与她的一个儿子同龄，便说起我的生日这个事。大娘说，我想想，我想想。她想了想，掐着指头数啊数。那一年那一个月，村里谁出生了，你比谁大三天，谁比你小十天，你出生前后村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最后，大娘竟然准确地确定了我的生日。她的记忆，她的推断，她提出的佐证，让我确信那个生日是对的。我对我爷娘说了，他们也认可了大娘的判断。一字不识的大娘真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啊！大娘比我娘年龄大好几岁，但身板硬朗，话音高亢，她老人家一定会有一个出奇的高寿。
第三家是刘顺然表叔家。表叔的娘是我姨奶奶。我奶奶嫁到夏家后，又做媒把妹妹嫁到本村刘家。一个月前，九十高龄的姨奶奶寿终正寝。我们一进去，表叔笑脸相迎。表叔家的家堂阵势很大，五服内老祖宗全请来了。纸牌位摆了满满一大桌，姨奶奶的牌位单独放在一个小一些的桌上。我们化纸焚香，行礼如仪。
结束这个活动，兄弟们各自回家。我穿过一个又一个胡同，往家走。每年，只有过年的这几天夜里，村里电线杆上的路灯才亮，其他时间不舍得开。正在拆迁中的村庄，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怪异，更像沦陷地了。
哪里的故乡，不在沦陷呢？不是在地面上沦陷，就是在心灵里沦陷。
我回到家里，九点多，十点不到，爷早已去老年房睡了，娘还在看新年晚会。娘看不懂电视，就是看个热闹。我一回来，娘和我说了几句话，就去睡了。娘已很累了。这是为了等我，才坚持到这时候的。
新年晚会在继续。电视里在热闹，我的大脑里却另有一番热闹。心不在焉地看了一会儿，近十一点时，熄灯就寝。
再有一个多小时，癸巳年就到了。大脑又浮想联翩起来。我忽又忆起儿时的一个生活细节。那一年元宵节，母亲用红薯面蒸了一些小动物，有兔，有鸡，有鱼，有盘成一团的蛇，全都黑黑的。夜里我把一个黑面兔悄悄塞到天井的柴火垛里，垛顶上积着厚厚的雪。第二天一早，我第一件事就是把面兔从草里掏出来。它被冻得非常坚硬，我把这个冻兔握在手里，偎在腮边，那一股深厚的凉意浸着我的童心……
癸巳年正月初一
发纸马。拜年……
正要蒙眬入睡，忽然爆竹声大作。癸巳年到了。这是发纸马的爆竹声。这样的爆竹声，听了半生了。
爆竹声因距离远近不同而大异其趣。最远的爆竹声是一串隐微的如烟似雾的洞、洞、洞、洞，再近些是有些浑厚的洞、洞、洞、洞，左邻右舍的爆竹声则是一阵噼里啪啦震撼人心的猛烈聒噪。聒噪总是暂时的，洞、洞、洞、洞声却是缠绵不绝的。儿时，那遥远的爆竹声几能令我灵魂出窍。
“发纸马”是新年第一件大事。据说就是把纸马焚化，让各路鬼神骑马上路。这一风俗大约主要集中在山东地区。我乡历来有“早发吉利”观念，追求发纸马越早越好。有的人家为了早发，眼瞅着钟表，零时一到，立即鞭炮齐鸣。
近处的爆竹把我一次次震醒，远处的爆竹又送我入梦乡。半梦半醒中过了几个小时。娘起来了，开始窸窸窣窣忙活。我自小就记得，娘一辈子惦记着早发，但家里无人响应，所有人总是一觉睡到天亮。我打开手机看了看，还不到四点。娘把各种供品往天井供桌上送。对敬鬼神这件事，爷从不插手，也从来不下跪磕头。娘曾这样无奈感叹：“你爷那个头，不敢指望啊。”娘一定曾劝过我爷磕头。“文革”时，小小年纪的我革命热情高涨，不但拒绝向鬼神下跪，还曾把娘隐藏在角落的神位搬出来扔到天井里。娘无奈地骂道：鳖羔子，你这是欺天啊。
供品摆好了，水饺下出来了，香烛点上了。娘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一直在自言话语。她说的都是正在做的事。娘说：堂屋门点上了，猪栏门还没点，就还剩鸡窝了……娘满脸虔诚慈祥。
供桌上摆得满满的。人生活好了，鬼神生活也好了。从前，娘总是为供品的匮乏而发愁羞愧。娘跪下磕头，我也跪下磕头。我知我是个不信神的东西，我不是为鬼神跪下的，我是为娘跪下的。
每逢年节，娘就高度紧张，斗志昂扬。年到了，围绕年所形成的时空似乎就有了特别世俗又特别神圣的二元属性。娘心目中的年与我等心目中的年是不一样的。在娘心目中，“年”该是一个无边无际又无孔不入的怪物，是一头猛兽，一个大神，是恒河沙数一般的大鬼小鬼。这个时候，鬼神在天上、在地下、在胡同里、在衣袂间猛烈穿梭，默默无言又啾啾有声，极端忙碌又井然有序。我娘忙着招待它们，对它们一视同仁。娘一生不曾用投机取巧之心对鬼神。我们很多人，即使是信神的，是不是更习惯以投机取巧之心对鬼神呢？对神的态度，常常就是对人的态度。
发完纸马，吃过水饺，天已大亮，癸巳年的第一轮太阳就要升起。
拜年时间到了。我们兄弟四个刚聚齐，第一拨来给我父母拜年的就到了。招呼他们坐下，我们就出门了。每年需我们登门拜年的，就是那五六家，本族五服内几家长辈，再加刘姓几家长辈亲戚。每家坐个几十分钟，互相说一说过年话。
一家一家地拜过去。人还是那些人，话也基本还是那些话。村里的孩子和小青年，我大都不认识。那些老年人，我却记得他们的青年或壮年时光，记得他们那时的样子，还有伴随他们一生并继续上演的人生故事。去的最后一家是夏继成大婶家。继成大叔已于前年去世。大婶虽儿孙成群，像许多农村老人一样，也是一人寡居在一个破败院落里。我对继成大婶有一股特别的难以言说的感情。我娘31岁生下我。体弱多病再加上衣食难继的娘，差不多是在死亡线上挣扎，没有丁点奶水，我却能靠点小米汤顽强活着。听人说，不到一岁的我趴在门口一张草席上，太阳晒得我冒油。大婶走过这里，拾起这个模样吓人的孩子，敞开怀喂奶。那时大婶是个二十刚出头少妇，有一个比我大几个月的孩子。这一生，我娘说过不知多少回：老三长到一生日，只在他继成大婶子怀里吃了几顿饱饭啊。小时听这话，是漠然的。今天，不用娘说，我就能掂出那几顿饱饭的分量了。一见大婶，跟见其他任何人不一样。大婶从未提起喂过我奶，只说我小时可怜煞了，瘦得吓人，她担心这孩子站不住。大婶这几顿饭是给我的命垫底的饭。没有这几顿饭，我就是没喝过人奶的人；没有这几顿饭，我的小命或许真会站不住。我那干瘪的肠胃，该是多么充分地利用了大婶输送给我的每一个分子呀。怎么报答她呢？哪种方式她能接受呢？用今天的一碗金子也报答不了当年她的一碗奶呀。
拜完年，已近中午，旧历年高潮就算过去了。在村后夏家墓地边，我们兄弟们分开，各自回家。我又走过老宅废墟，忍不住又上去踏勘一番。拆下的两扇大门还交叉放在一边，壬辰年门神还在门上，满面狰狞手持利器的尉迟敬德和陈叔宝，一个头朝下，一个头朝上，因破损严重，更显得怪模怪样。门神太没尊严了！我费力把那扇倒置的门调了一下，把头朝下的调过来，让他们步调一致，共同对敌。他们能斩杀大鬼小鬼，却无力抵抗拆迁。这门神，会不会想到请他们上级来帮忙呢？上级最管用了。可是，他们的上级是谁呀？门神门神扛大刀，大刀却是纸做的。
我站在废墟上，望见半个村庄，望见好几块墓地。夏家墓虽在村边，却是在村外，另有好几块墓地与村庄夹缠在一起。在老家，我老是看到、想到这些墓地。
因一连数日为过年而紧张忙碌，癸巳年第一个晚上，村民们大都睡得比较早。在老家过年，我总是又疲惫又伤感，便也早早上床。明天我就要返回我工作生活的城市了。下次回来，这座容身的旧宅或许就不存在了。如果觉得没法和父母挤那一间老年房，我就只得借宿他处了。
我在深夜里醒来。多么沉寂的乡村之夜啊。喧嚣数日之后，是最彻底的沉寂，什么声音都捕捉不到了。我和我的村庄仿佛沉入世界底部去了。我忽然想到人生的终极问题。将来，我死之后，归葬何处呢？埋进夏家墓地吗？这纯粹是给后人添麻烦的一件事。人所能干的最后一件坏事，就是死后再占一片地。扔进大海吗？大海太浩瀚了，我太渺小了，我会感到有点可怜。对了，扔进沂河滩里吧，那里有我不少童年的脚印啊。只是，刘家庄未来新生的子孙们，你们的光脚万一踩上我的骨头，不必害怕，这骨头的物质成分和猪骨头狗骨头猫骨头没什么两样。
何谓老家呢？老家就是你娘不记得你的生日，却有人给记着的地方；老家就是你娘没有奶水，有人给你口奶喝的地方；老家就是一个让你加倍感到温馨，也加倍感受凄凉的地方。老家，就是你每走一步路，每见一个人，心都要动一动的地方。
我这个刘家庄的孙子，在刘家庄生活过的物质痕迹应该说已基本被抹去。刘家庄似乎要将这个痴情不改的孙子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了。沈从文说：一个士兵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我这个懦夫，绝无战死沙场的荣幸，回到故乡却也不可能。我以及众多口口声声热恋故乡的人，你们真离不了故乡吗？你们真是那么爱故乡吗？那么，把你们在城里的房子卖掉，足够在乡间盖一座不错的别墅，过比陶渊明更好的日子。为何不见一个当代陶渊明呢？
我是一条丧家的乏味的连故乡尾巴也拽不住的从农民老爹老娘那里跑出来的在城市缝隙里靠腐朽市井气味活命的即使被拔光了毛也不肯回老家的流浪狗。你是这样一条狗，就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非狗吧。
尾 声
初二一大早，要离开老家了。
老宅，故乡，与我相联系的那部分，还是快快消逝吧！回到城里，该重温一下老子庄子，安慰安慰那因过年因拆迁而加倍的故乡之痛。
离开老家的人才有故乡。我爷未曾离开老家，所以他没有故乡，当然不会有故乡情结。我唯一的孩子——20岁的女儿有没有故乡呢？我有个隐约的愿望，希望培养起女儿的故乡意识，认我故乡为她故乡。我尽量多带她回老家，尽量多描述故乡风物之优美、乡党之有趣，但这纯属徒劳，女儿根本不可能认他乡为故乡，或者说女儿这代人根本就没有他乡故乡之分。老宅被拆，老家的任何变化，不能掀起她心底一丝波澜。女儿在一座县城出生成长到8岁，到另一座大些的城市长到18岁，考进她向往中的一座更大城市里的大学去了，她马上又向往地球上更著名的城市和大学了。县城里女儿出生的那套房子，早已不知几易其主，我有时会念及，女儿却似毫无此念。我曾以为有没有故乡，是个大问题，在女儿他们那里却似乎根本就没这个问题了。
爷没有故乡，女儿没有故乡，为何单单我有故乡呢？故乡情结最重的，就是我们这些青春时代摆脱土里刨食命运，从村庄成功逃到城里的人。如果你不幸成为舞文弄墨的人，故乡情结便越发不可救药了。这些人，似乎完全忘了当初对有可能不得不在“修理地球”一辈子的恐惧。有的人，如果老家正好进入了城市化范围，拆迁有大利可图，便拼命利用在城里积累的权势，回老家掠夺利益。这又另当别论。
人类从盖第一座草寮始，大约就踏上了一条不断拆迁之路。这条路，人类走了肯定超过万岁了。
在老家，我过了这样一个年。
从童年出发
那时夜晚
夜幕降临了，沂蒙山腹地的这个村庄就沉入了寂寞和黑暗里。不需要光明的蝙蝠，像一块块破布在空中抛来抛去，它们吱吱地叫，似乎是在宣布黑夜是它们的。
“洋油还有二指高，点上亮亮吧。”母亲端起遍身油腻的灯盏端详着。她说的洋油就是煤油。
茅草屋里贮满了浑黄的光，全家人的眉眼在灯光里动着。父母在灯影里忙碌他们白天没有干完的活计。我们兄妹七人则将这盏灯团团围住。大哥二哥读中学了，力气又大，我们几个小的自然不敢逞强。大姐二姐不上学，但夜里是她们忙全家人针线的时候，也需要特殊照顾。这样，分配到我和弟弟妹妹身上的光就极有限了。精瘦的弟弟在暗影里写作业。
大人干完了活，命令熄灯。干完了活，就应熄灯，否则就是费油。亮灯与不亮灯，是一件大事。弟弟大喊：我吹，我吹。妹妹说：你吹你吹。弟弟毫无必要地使出巨大力气，吹出一股强劲的风，把比豆粒大不了多少的小小灯头吹灭了。大家摸索着上床。一个家和无数这样的家，就沉入了更加浓厚的黑暗里。
草屋外是庄严的无边无际的黑暗，草屋内人们在酣睡。另外的一些事情一定要发生。
老鼠开始了它们的作业。白天，人类人多势众，热火朝天。到了晚上，形势就变了，轮着老鼠等生灵人多势众了。
在一家人的鼾声中，老鼠们上蹿下跳，战天斗地，肆无忌惮。如果有谁在半夜时分醒来，就会听到老鼠们弄出的各种声音：在土墙里挖掘的声音，从粮囤里跳下来的声音，互相追逐厮打的声音，咬啮物品的声音，弄响了锅碗瓢盆或家中其他物件的声音。老鼠们很知趣，一旦弄出了不该弄出的特别大的声音，它们就会静一会儿。然后继续制造声音，继续它们热火朝天的生活。这几间屋里盛着我们这一家人，却至少盛着十家甚至更多家老鼠。黄土地面、黄土墙的草房，太适合人类与老鼠同居了。老鼠们很可能认为，一到夜晚，这个家就是它们的。
家家户户有老鼠，田野里也有。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时，我们展开了挖鼠窝比赛。一个窝就是一个老鼠家庭。挖出了不少老鼠。老鼠爹娘以及大点的老鼠，常常能从众多人民公社社员的围追堵截中成功逃跑，那些光溜溜的老鼠孩子，只好葬身在社员那无情的鞋底或锨镢之下。老鼠家里与人类家里一样，照例有不少粮食。这当然是它们从人民公社庄稼田里偷盗的。一名社员骂道：他娘的，老鼠富了！老鼠富了！当老鼠的，先富了！
突然，家中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大事——一个不小的敌人趁最黑暗时刻潜入了我家院子。最先惊醒的总是母亲，她大声朝全家人喊：快起呀，快起呀，快点，快点！父亲接着用强大的声音喊道：你娘的，看你往哪跑，看你往哪跑！好像父亲已经看见了那个敌人。这时，鸡的惨叫和人的喊声连成一片。父亲和我们奋不顾身地向院子里冲去。
现在全家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黄老鼠（即黄鼠狼）来偷鸡了。
黄老鼠早已逃得无影无踪。煤油灯又点上了，母亲小心翼翼用手遮着灯，来到鸡窝边查看鸡少了没有，有没有鸡负伤。父亲勘查偷鸡现场，来判断黄老鼠的大小及道业深浅。村民都认为黄老鼠的寿命极长，并能作祟于人。越老其道业越深，作祟能力越强。我们对偷鸡黄老鼠采取的措施一般就是加强防范，把鸡窝建得牢靠一些，睡前把院门关好，把阳沟口用石板堵好。但是道业深的黄老鼠总有办法进来，总有办法把鸡偷走。那一回，饱受黄老鼠骚扰之苦的父亲暗设机关，用竹筛扣住了一只黄老鼠。既然能被扣住，可以断定它的道业还不够深。但我们仍然不敢对它怎么样。我们看见它在筛子里贴着地皮翘着头，警惕地来回走动。它不断将柔软的像弹簧一样的身子拉长又缩短，好似对筛子外的这些庞然大物并不在乎。
父亲敲打着筛子，郑重发表演说：这回俺不杀你、下回再来偷鸡让俺逮着那可就非杀你不可、你们该在野外打食、不该到俺家里来、回去把俺这话好好跟它们也说一说、我们当社员的养只鸡不容易、你说是不是……
父亲揭开筛子，黄老鼠那柔和的身段便像一道闪电倏地窜到一边，又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然后迅速从阳沟口逃出了院子。我们全家人用不无敬畏的眼光看着它离开，回到它们中间去。
我们与它们，它们与我们，关系很密切，又有神秘的界限。
那时月色
月亮升起来了。
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月光改变了一切，展开了可能有的所有奇迹。
月亮升起来了，它把非人间的气息压向人间。
月光的分量压在大地所有的事物上，所有事物好像都变成了月亮的一部分，是月光的稀释和膨胀。月光下没有一种事物是浅薄的，所有事物都从月亮那里获得了一些分量，一些秘密。世界变得深不可测。
白天在里面玩藏猫猫游戏的那片树丛，我现在连接近它的勇气都没有了。现在，它已经有了骇人的秘密。在有月光的夜晚，我必须把自己抓紧。
伙伴们坐在村外一座小桥上，没有行人，除了虫声水声，也没有其他什么声音。那片槐树林，差不多已落光了叶子。月亮静静地运行着，把许多星掩在它的背后。月光显示出宇宙有无限的层次和纵深。小小年纪的我们，就知道感慨世界的神秘和宏大。在月色里，我们谈的常常是那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美国、苏联，毛主席、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地球、宇宙，*********、航空母舰……我们坐在小桥上，好像是坐在世界的高处，或人类生活的背景上。小小的心灵被无限和苍茫占满。在我们东北方向有一团亮光，这团亮光与月光有明显区别。那光是青岛的城市之光。青岛距我们有好几百里远，谁也没有去那里，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繁华世界。只有城市才有照亮一片天空的电灯，乡下只有煤油灯只有月色。我们谁也没有离开过家乡，谁也没有去过城市。
世界离我们很遥远，但只要是有月光的夜晚，世界就充满了我们的心灵。
月光最显著的作用是令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月光下的人影似乎是有厚度有重量的。月光灌满了我家所在的那条小巷，我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才敢独自穿过这条月光小巷。我跑起来，影子就一片慌乱，我慢慢走，影子就迟疑不决。
在有月光的夜晚，大哥的梦话格外多。梦中的大哥拍着床板，一句接一句地说话，每一句都很清楚，声音比白天说话声还要大，好像睡梦中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白天的经历被月光放大了，变得更鲜明更强烈。大哥偶尔会有梦游症。一个月光明亮的深夜，大哥从床上坐起来的声音把我惊醒，我说：哥，你干啥？哥说：干啥？不干啥。这样说着，就又躺下了。我打断了大哥梦游的计划。这时，从木格窗棂里射进来的月光，把我们的床分割成一条一条。早晨我把夜里的情景说给大哥听，大哥说：我咋不知道呢？
我不梦游，我总是在梦里飞走。我抛下床与草屋，在天空飞。在梦中以我所不能控制的速度飞来飞去，而我又能看见我飞行的景象。梦中我知道结局一定是可怕的坠落。为避免那一结局的出现，我总是怀着强烈的一直往前飞的欲望，逼自己继续往前飞。但我还是落下来了。直直地，无可奈何地往下落。每回，总是不等落到地面摔死，就及时醒过来了。
我睁开眼睛。如果这个夜晚是有月光的夜晚，梦中的恐惧就会较快消逝，出窍的灵魂就会较快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