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婚不可怕不后悔离开父母：女子一直渴望逃离父母

人间符号

他们有的会与人结伴，有的会孤独前行，有的会留下痕迹，有的会消失无影，有的是我，有的会成为你。

真没想到，陆远在明乔河边的一句话成了预言：“再走10000公里，你就回家了。”

伊斯坦布尔。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冲破气流，在布鲁斯海峡上空形成一条烟雾瀑布后，等在海峡两岸的人群，才算是真正沸腾了。欧亚马拉松的起跑点在亚洲区，就在我的旅馆旁。我站在四楼的窗口，望着成千上万的马拉松参赛者朝欧亚大陆桥涌去，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背心，贴着醒目的号码牌，有人手里高举着鲜艳的、印着口号的旗帜。

隔得不远，旗帜上的标语还能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口号，大多与锲而不舍，坚持不懈的精神有关，也有趁机向恋人告白，或者祝愿家人健康的。

我就趴在窗口，看着这场欧亚马拉松盛事，成千上万的人在高歌，挥舞旗帜，在淋漓大汗中跑向欧洲，跑向海岸的另一头。我趴在旅馆的窗户上，看着这些，感到一丝荒谬。我的意思是，我离开了北京160多天，途经30000多公里后，才来到了伊斯坦布尔，而这些在隆冬里衣着单薄的人，只要跨过欧亚大陆桥，朝布鲁斯海岸的另一头奔跑，就能到达欧洲大陆。“咫尺之间”和“遥不可及”的区别，早就脱离了时空限定，成了一种带着生命律动的符号，一种隐秘的，只有少数人能够共同感知的信号。

11月，伊斯坦布尔的白天很暖和，海岸边的树木还没有落叶，阳光充沛，生机盎然，一切就像盛夏时，完全没有进入隆冬。

也是在那里，我接到了两个重要的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陆远打来的，但铃声只响了一下，便被切断了。

随后，陆远发来一条信息。

“回来了。明乔，它回来了。”

是吗？陆远指的是他的狗。我为他感到开心。

不过，我更感谢陆远在那一刻挂掉了电话，不然，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声音去表达，去面对他。人的声音，或任何一场交谈，都是世界上最笨拙局促的表达。

而他挂掉电话后，那短短的几个字，却完成了人在声音中，永不能完成的表达。文字所表达的怀念、祝福，它辽阔像海、像沙漠、像森林，它就在那里，比声音更饱满，更具有可能性。

第一次，我对文字产生了感激，从未有过的感激，要知道，我曾经把念书写字当作牢笼。

紧接着，第二个电话响起来了。可它立马也被切断了，像“扑哧”一声刚划着，又被大风吹灭的火柴。

来电人，是我的母亲。

我把窗户完全推开，趴在窗台上，望着布鲁斯海峡的这场马拉松盛事，却想起父亲锯掉陈旧的木窗框，把电视机调了个头，让屏幕朝着场坝的方向。那是一幕来自真实，来自生活的戏剧。

我决定给母亲打一个电话。

几乎刚接通，听筒里便传来舌头在口腔里笨拙打转的声音：“我想看……看看你电话是不是打得通。”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十分紧张，她匆忙的解释也显露着笨拙。

“真美啊。”我在心里赞叹着伊斯坦布尔，这座地跨欧亚两洲的城市。与此同时，我想念我的大河山岭，从来没有这么想念过。

“妈。”

“我想回来了。”我说。

电话那头，母亲没有说话。

“我要回大河山岭。”

2013年11月17日，我把摩托车留在了伊斯坦布尔，我没有贩卖它，但我也无法把它带回家。我只身一人，登上了返京的航班。只需要13个小时，便能将169日的路途走完，在万里高空中，目睹来时的路。

飞机飞过新疆北部时，我看见了阿尔泰山，现在，它混在隆冬的苍茫中，依然是夺目的，我一眼便能辨认出。机窗的夹层里，结着一些晶莹的冰花，光替它们雕刻出生命。看着它们，我就像看到了幼时那些光着脚，在大河山岭追逐高喊，让飞机停下来的孩子。

时光荏苒，久别的少年们在远方乘上了飞机，看到了世界的广阔，听见了大风吹拂生命的声音。他们，长大了……

在这离地数万米的高空中，我的身体里，传来了鸣笛声，像即将靠岸的轮船。这来自骨骸深处的号角声催促着我，赶紧回到大河山岭。

奇妙的是，从伊斯坦布尔回到大河山岭的里程，不多不少，正是10000公里。

真没想到，陆远在明乔河边的一句话，成了预言：

“再走10000公里，你就回家了。”

十年分别，大河山岭也变了。

小城的车站宽敞，亮堂，却没什么人；而十...

车站外，一栋栋棕褐色的欧式建筑拔地而起，宽阔的街道把人群也隔离开了。绿化带里立着几尊欧式人物雕塑，就连公路边的广告牌上，也或多或少印着一些英文字母——当然，它们大多是汉语拼音，为了让广告设计看上去更符合时代审美。

这些从未属于小城的文化，让我产生了一种经过了10000公里的飞行后，又站在了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或者东欧某个小镇中的错觉。另外，女人们也染着黑黄不一的头发。她们的发根泛着油光，沾满头皮屑，发梢则被廉价洗发水摧残，失去了弹性，张牙舞爪的，像一团枯草。她们穿着价格还算昂贵，但面料和做工仍然十分低劣的衣服。她们站在街头，谈话声极其尖利，哪怕是打一个招呼，也像是要让全城人都能听见似的。

我感到揪心。无论是城市，还是居民，都在用看起来更符合这个时代标准的行为和审美来装点自己。在笨拙地模拟一套荒唐的时尚。殊不知，这脱离了自我的装点会成为笑话。就好像，如果不洗澡，穿什么衣服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汗水的味道是藏不住的。

不过，我也不知道人应该怎么“洗澡”，就好像科隆大教堂，即便把莱茵河的水引过去了，依然清洗不了它被酸雨腐蚀的痕迹。

我的目光继续在小城寻找，现在，我看到了山岭上的老桉树，看到了电线杆上的麻雀，还看到了，我的父亲。

父亲的车停在路边，成都的车牌，在这座小城中很好认。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四处张望。他发现了我，立马大喊我的名字：“练明乔！”

他是家人中第一个接受我新名字的人，早在成都那间石棉瓦工厂里，他已开始这么叫我。可奶奶至今都搞不清楚，家里怎么就多了一个永远见不着，却又经常出现在她儿子口中的“练明乔”。我曾向她解释，我就是练明乔，练明乔就是练丽娇，她听后更是一头雾水，不明所以。我觉得不重要，就不再向她解释了。

我埋着头，朝父亲走去。

我的父亲，他腼腆，温柔，几十年来，从没见他和谁发过火，就算是和暴脾气的妻子起了争执，他也只是皱起眉头来摆摆手。有时，我会猜想，这么一个话不多的老好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想表达的那一个。只不过，他无处可说。

谁愿意去聆听他呢？聆听一个平凡的中年男人。

我走到车窗前，放下背包，赶在父亲开口说话之前腾出手，轻轻地抱住他的脑袋，亲吻了他的额头。

那一刻，我没有紧张，只有快乐。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第一次靠近、亲吻自己的至亲。人的爱是需要亲密的肢体接触来表达的，这不是规则，而是本能。而我这种本能表达的长期缺失，甚至不知道应该怪责在谁身上。但无所谓了，因为，我感受到了我的父亲，他正因为女儿拥抱了他、亲吻了他感到开心，感到幸福。虽然，他像以往那样，什么都没有说，也什么都没有表露，但他握着方向盘的手在颤抖，是人在紧张害羞的时候，血液涌至心脏，无法抑制的颤抖。

从县城开车回大河山岭需要半个小时，我记忆中的大河山岭开始一点点重返原貌。我把车窗全部摇下来，看着久别十年的大河山岭。静静流淌的大河，河岸山岭依旧常青，从不显露衰败和萧条之景。风吹起树叶时，竹林会发出沙沙声，像情人的指腹轻轻抚摸头发根部，像银河下凡的声音。此时的我，像一个终于从空气稀薄的高山上安全撤下来的人，充足的氧气和温柔的绿意将我紧紧包裹，有那么几瞬，我产生了一种类似醉氧的眩晕感，像人在困极了的时候才会经历的意识放松。

突然，茂密的竹林中突兀地出现了一小片数十米高的白桦林。我几乎不相信我所看到的，这片山岭的主角，从来都是竹子、桉树、松木、稻田和蔬菜，以前从未有过这片斑驳的白桦林，我敢保证！我太熟悉我的大河山岭了，我从来没有在这里见过白桦树！现在它出现在这里，像十几年前出现在中国小县城的白种人，稀奇极了！

“白桦树？”我打破沉寂，惊声问道，“谁家的白桦树？”

“啊。”父亲别过头来，匆匆朝车外望了一眼，“你妈种的，是我们家的白桦树。”

我们家？天哪，那些白桦树看上去枝繁叶茂，不像是刚刚种下的样子。

“十年前，你离开大河山岭后，你妈就安排人种下了。她总觉得，砍完了竹林，心里是慌的。也可能那时候她就知道，总有一天她要回来吧。”他补充道。

“可是……”我有很多问题，却突然像健忘了一般，“她怎么会种白桦树？这里谁种过白桦树啊？”

“哈！”父亲突然笑道，“你妈这个人，只喜欢好看又不同寻常的东西，”他说着，腾出一只手在自己的胸口拍了拍，“要不然，也不会嫁给我。”

面对父亲难得的幽默，我大笑着回应，但脑子里飞快旋转的，还是对母亲的记忆。在我的心里，她是大河山岭最好看的人，她穿着自己缝制的西服套装时，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力量，像旷野里的风，其中的辽阔和坚韧，是这大河山岭的绿意和温柔从不可及的生命形态。所以，她是我曾经仰望，曾经追求的伟大。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憎恨我母亲的原因，绝非她离开了我，把我独自一人留在大河山岭，也并非她改变不了自己的贫穷，而是她精神中令我仰望追寻的，那种从不服输的“伟大”坍塌了，她认输了。

你所仰望的伟大，在命运的漩涡中认输了。这太残酷了。我拒绝接受。

父亲的车驶进那一小片白桦林后，停在了一侧。白桦林旁荒废的水泥场坝地面开裂，裂缝中冒出了厚厚的青苔，那翠绿的青苔，像一朵朵开在水泥上的花。

“石头开花”。我又想起了庞磊森。

如果有机会，我会向庞磊森证明他的荒谬和渺小，我会让他看到，只要地底有不死的根，哪里的石头，都会撑开，开出花来。

青瓦房，那栋曾风光一时的小楼房，如今墙面上石灰块块剥落，青砖都露了出来，像皮开肉绽的伤。不过，这栋陈旧的青瓦房，倒是和一旁的白桦很相配。白桦树干上斑驳的痕迹，是自然独特的符号，而青瓦房上的裂痕，也是时间刻上的符号。

指引步入迷雾的人，离开，然后航行，去往世界的符号。

最后，我看到墙角的那棵橘树了！

啊，我的橘树，它不仅没有受到长途迁移的影响，反而结满了红彤彤的果实，那一只只“小灯笼”可爱极了。天哪，天哪，它又结出了真正的果子，我高兴得快要哭了出来！

空气中传来饭菜的香味！我闻见了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花椒被放入油锅时的香味，还有在蒜苗和肥瘦相间的肉里，加一些酱油、豆瓣，然后在大火中翻炒的味道。

“中午吃什么啊？”我跟在父亲身后问。

“香肠回锅肉，”父亲说，“奶奶做了够吃一整年的香肠。”

“对了，奶奶病了。”他轻描淡写地说。

我的心突然就提到了喉咙口。不过，我很快就让自己接受了这个消息。毕竟，奶奶的年纪太大了，生命的路，就要到尽头了，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末路的别离。哪怕是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也有可能成为埋葬她生命的泥土。倒是青瓦房，因为这一场回归，变得有了生气。

门前，小院被规置得整整齐齐，屋里青烟缭绕，饭香中夹杂着药品的味道，将我紧紧包裹。我站在那棵橘树下，很难再往前走一步。这时，妹妹从屋里探出头。“大姐。”她站在青瓦房的木门前喊道。今天，她穿着白色的卫衣，胸口印着两个黑色的字——“野马”。

“你回来了？”

我点点头。

对，回来了。我们都回来了。

青瓦房堂屋北墙正中，还是挂着一幅巨大的领导人画像，画像已经褪色了，但金色的文字仍然清晰——“庆祝澳门回归，1999”。这时代的画像下，还能隐约看见一张还没有被撕下的，破旧的红色剪纸，是一个倒贴的福字。颠倒的福字，是“福‘到’了”的意思。墙顶，那个塑料袋还挂着，积满了灰。

它们都还在原来的位置。

那个塑料袋里装着的，当然是我和奶奶的秘密，就是她皈依那天，从寺庙请来的菩萨照片，售价170元，相当于母亲每月寄回来的生活费。天价请回的神明，以及一间颇负盛名的寺庙俗家弟子的身份，让我奶奶的余生和来生都有了着落和骄傲。当然，我不知道在她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今天，她是不是还这么想。

“进来吧。”父亲帮我打开了房门。

“妈！明乔回来了。”父亲喊着，朝屋内的木床走去。他拉开木床上挂着一半的蚊帐。“妈，丽娇回来了。”他俯下身，又轻声说道。

“啊……”

听到“丽娇”这个名字，棉被里的人才有了颤颤巍巍的回音：“丽娇回来了啊……”

棉被下的声音是熟悉的，但却已是颤颤巍巍的低吟，像大风中的叶子，马上，就要落到土里了。

我走到木床前，拉开一点儿棉被，坐了下来。

“嗯，丽娇回来了。”我说着，俯下身，轻轻趴在她的胸膛上。

棉被下，奶奶把手伸了出来。

“啊，丽娇，我的大孙女也回来了。”

我赶紧抓住她的手。

“嗯，嗯，对，对，对，你的大孙女也回来了。”

还没说完，我便感到厚实的棉被下，这个活生生的人，她的身体正在被时间吞噬，一个历经了时代的生命，就要成为风，成为气，成为看不见的东西了。

我想，上一次这么趴在她的身上，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我生病了，她背着我去十里外的诊所看病。我趴在她宽厚、结实的背脊上，看那西边的落日，紧跟着她的步伐，我们走到哪儿，它便跟到哪儿。她的身躯如何起伏，它也跟着相应地起伏，十分古怪。我就问她：“这太阳怎么像跟屁虫一样跟着我们呢？”

她对我的疑问很不耐烦，觉得自己的孙女总是有一些古怪的问题。

“太阳就是这样啊，你走，它就走。哪来那么多问题呢？”

“那你停下来，它也停下来吗？”

她皱起眉头。

当然，我趴在她背后，怎么看得见她皱眉呢？但我知道她皱眉了，因为她突然停下了步子，扭过头，望着西边的落日。

“不，它不等任何人。”她说。

“奶奶啊。”我趴在她的胸膛上，喊着她，“罗文莲啊。”这是她的名字。

“你知道吗？我去了一趟西边的尽头，很远很远。我走到了海岸边，真的，你相信吗，我走到一条路真正的尽头了。前面没有土，没有路了。但是，我还是看到了太阳，它居然还在那里，还是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原来啊，这路再怎么走都没用，有些东西，是追不上的，是追不上的。”

“啊……”棉被下，是奶奶的啊呜声，那是她的回声。

这一刻，她失去了像曾经那样取笑我总有问题的能力。可她站到了世界的另一边，就要和我逐的太阳并肩了。

我仍然不敢相信，窗外那个体重只有一百斤出头的女人，竟然是我的母亲。

“她瘦了很多。”一旁的妹妹告诉我。从成都边陲那间石棉瓦工厂搬回大河山岭后，母亲就在县城报名参加了一堂电脑培训课程，但她拒绝父亲开车接她上下课。为了方便出行，她在县城买了一辆电动车。拿到钥匙后，她就径直将那辆新的电动车，从县城骑了回来。

我对她这样雷厉风行、不容分说的行事风格，一点儿都不觉得荒谬。要知道，我的母亲，她是一个连自行车都没有骑过的人，但这就是她，是我曾经仰望、追寻的伟大。也许，她根本没变过，也没有放弃什么，更谈不上认输。她只是……只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在努力生长的过程中，有些珍贵的东西遭受到了匮乏的挤压，变形了而已。

妹妹还告诉我，母亲就在这半年的时间里，用上了智能手机，用上了微博、微信这样的社交软件。她会关注我在网络上做的记录，会询问父亲那些地方在哪里，在地图上的位置。为了弄得更清楚，有一天，她把一个硕大的地球仪绑在电动车后座上，从县城带了回来。从那之后，母亲会根据父亲的解释，在地球仪上找到相应的地方，贴上一个写着日期的小圆纸片。从此，我的行驶轨迹，就成了贴在她面前的符号。

“回来啦。”

母亲把手里的塑料袋放在餐桌上，摘下手套说道。

我虽然在点头回应，但依然没办法接受眼前这个瘦子，竟然就是半年前，还像一座愚笨荒蛮的山一样，肥胖得令我嫌弃的母亲。

她今天穿着黑色的西服套装，西服有些旧了，应该是她的旧衣服。但她暴瘦的皮囊像跑了气的气球，松垮垮的样子，让人心疼。

“嗯。”我说，声音有些紧张。

我不明白这半年她经历了什么，可现在，我不敢与她对视，更不敢开口与她对峙。对，我原本是想和她对峙的，我已经做好了与一位“恶人”对峙的准备，我甚至将我对她的不满和控诉写在了小本子上。我真是个幼稚鬼，但我想，这样一来，我就能赶在她发怒之前，将我想要表达的，不，是想要控诉的，悉数倾吐，一句话都不会漏掉！

可这一刻，我不仅将那些控诉忘得一干二净，还在心里，徒增了无尽的自责和惭愧。

我追寻了多年的伟大，她被生活挤压，几乎变形了，却还得承受被我亲自诋毁的苦和难。而我竟然以为，因为她的失败，我便掌握了诋毁她的权利！

今天，她塌垮的精神重生了，总算，她从匮乏的，令她变形的厄境中出走了。而在什么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再一次，她掌控了我。

“好。”她淡淡地回应，紧接着便离开了。

我追了出去。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是不是生病了？”我慌慌张张地问。

她转过身来，望着我的时候，我羞愧到了极点。

“在外面打拼了二十几年，什么都没得到，倒是装了一身的垃圾。现在，我把它们清了出去，”说到这里，她转而打量着我，“但又被你捡起来了。”

我紧张地摊了摊手。对，我在这段路途中，胖了二十斤。现在，在她面前，我应该很丑吧？

“陆远呢？”她突然问道。我对母亲提到陆远感到不可思议极了。毕竟，只有妹妹和庞磊森知道，我会去科隆找一个叫陆远的男孩。

“你哪一根脚指头在动，我都一清二楚。”很明显，她毫不在意我的惊讶。我只能无奈地笑了笑，以往她教训我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结婚了，”我说，“陆远结婚了，是我不好。”

母亲突然大笑起来：“那就是你不对了。”她就是这么说的，没有训斥，没有追问。她的笑声像沙漠中呼啸的风，虽然没有绿意盎然的脉脉温情，却有着它所不及的广阔和自由。

就这样，我们这对争斗多年、相互疏远的母女，在相隔半年一前一后重返大河山岭后，竟然停战了。

真是奇怪！我还以为我会大吵，我设想过很多种我们吵架时的样子。我想，这沉积多年的矛盾，应该会让我们闹个天翻地覆吧。却从未设想过，我们有机会用沉默结束战争。

平静得，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更多关于他们回到大河山岭的事，是父亲告诉我的。

父亲就在那棵橘树下抽烟，一边告诉我母亲学习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以及每天都在那个地球仪上做标记的事。他还告诉我，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弄明白蒙古、俄罗斯和欧洲签证的办理方法的，总之，她全部搞定了。

听到这里，我又想起我还在塔克什肯时，她打来的那通电话。

“欧洲签证她也拿到了吗？”

父亲点头。“对。你是了解她的，和人打交道，谁敢轻视她呢？”父亲一边说一边笑，看上去，他为自己的女人感到骄傲。

“除了你，我们的孩子。”他又说。

我笑着点头。对，我的母亲，从来没有人敢轻视她。即便有，她也会用她的办法，用粗鲁的，没有弯弯绕绕的声音，把那些轻视的目光赶走。除了我。一直以来，无论她做出多么凶蛮的样子，都没有办法让我服软，让我在她的面前低下头来。

父亲还说，原本母亲想搭班机飞往蒙古，可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一个叫庞磊森的人，自那以后，母亲便把自己的护照收了起来，像相信一位老友那样相信庞磊森。有一天，庞磊森给母亲打来电话，让母亲放宽心，并告诉她：“你的女儿，很快就要回家了。”

是我告诉母亲庞磊森的。在边城塔克什肯，她总给我打电话。为了解决她给我带来的麻烦，我告诉她，有人也要去德国，与我结伴了。为了让她相信，我将庞磊森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她。

“他们一直在保持联系吗？”我问。

“我不知道，但庞磊森最后一次打来电话是在莫斯科机场，在登上那架回成都的飞机前。”

庞磊森回成都了？他从莫斯科直接回去了？他放弃去德国了？现在呢，他在哪里？

“他说什么了？”我追问道。

“说你是个聪明的女孩，让我们谁都不要为你担心。”

“还有呢？”

“没有了。”

“你要给他打电话吗？他说会等你的电话。”

我低下头来。

“不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答。我想不到要跟庞磊森说什么。

父亲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噗噗两下，灰尘被掸了出来。

“也不知道你和那个男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但你会解决的，对不对？”

我点点头。

“好。”父亲说，“这二十几年来，我总劝你母亲不要在不属于我们的地方，和那些动荡对抗。但如果不能为你们留下什么，她不甘心，也不安心。”父亲望着那条大河，“她把成都看得很重要，因为，她想在成都市区里给你们买一套房；因为，她害怕破败的工厂和贫穷的家庭会吓跑你们未来的伴侣。”

他说这些的时候，我完全怔住了。

我会不知道这些吗？我当然知道，但这不代表我可以和父亲聊这些。

“你也这么看吗？”我问。

父亲转过身来，我以为他会说是或者不是，告诉我他的答案。可他没有这么做。

“你呢？”他反问我。

我完全被吓到了。我爱他，我曾无数次幻想，有一天，我能和他聊天，聊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好好听一听对方在说什么。可现在，当他直指问题核心时，我却不敢说话了。因为，他的提问不是为了答案，而是想看一看我敢不敢袒露自己。

而我该如何告诉他，是的，我也害怕，害怕你们的贫穷和粗鲁、卑微和野蛮会吓跑我的爱？在那间工厂里，我甚至唆使年幼的妹妹跟我一样，学说纯正的成都话，再对外宣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后来我又学了标准的普通话，并警告她，千万不要在说普通话的时候，暴露自己的口音。

不仅是她，在那间工厂里生活过的所有孩子，都被我唆使着这么干过。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要掩盖我生命的痕迹，我害怕大家看到，我是从大河山岭走出的，带着泥土味道的人。我匮乏，所以，我装饰着自己。

想着这些，我咬紧嘴唇，靠着那棵橘树，流出泪来。

父亲的鼻孔微张，眉头也轻轻皱了起来，我看到他心痛了。

我那无用的自卑让我错失了太多，例如说，我竟一直认为父亲是个温和却软弱的男人。而现在，他只用了几句话，便让我意识到，他早就看穿了自己的孩子：我早早抛弃了纯真和生命力，在原本充满了可能性的年轻皮囊里，装上了自卑和精明的垃圾。

此时此刻，我在自己最爱的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虚假，更暴露了自己教唆幼童的罪行和丑陋。我感到羞愧，无比羞愧。我开始颤抖，不是因为大河山岭的冬天很冷，而是我太慌张了。我哆哆嗦嗦地想要解释什么，可慌张让我丢失了解释或狡辩的能力。再一次，在我的至爱面前，我成了一棵树，一棵无法动弹的小树。

而事实上，我仍然对父亲一无所知。

他张开臂膀，轻轻地，将我揽入怀中。

“我小时候，一坐在这条河边就会想，门前这条河什么时候会干涸呢？要是它干了，鱼虾就露出来了，去河对面砍柴、赶集也就方便多了。后来我才明白过来，河水干了，生命力也就瓦解了。这人就像河，流经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不息的源头。”

这是我父亲，一个二十岁出头时，便成为父亲，成了需要承担一家生活之重的人，没有机会发出的声音。

他驾着白绫，乘着飘扬的纸钱，在唢呐凄厉的声响中，回到了大河山岭。

现在，我的大河山岭有了橘树，还有了一小片白桦林，一家人都回来了，年轻的生命什么都不缺，衰老的生命还没告别。冬日，不间断的风吹卷大河，河面泛白，像褶皱的纸。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大河山岭，辽阔又激昂，天像巨大的窗，每一个仰起头来的人，都是一束光。

再有十几天，就是2014年了。这些天来，大河山岭十分不平静。快到农历新年了，离开大河山岭一年的人们，也都要回来了，等待了一年的孩子，就要和父母相聚了。当然，我更关心的是小四，他也要回来了。

几天前，我在微博上收到了一封长信，是小四写来的。

丽娇（还是习惯这么称呼你）：

我是小四，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

今天，我在手机上看到一则四川女孩独自驾驶摩托车，从中国去土耳其的新闻。只是看到这个标题，我就立马想到了你。没想到，与你久别重逢，是在一条新闻里。

不过，你的样貌变了很多，还改了名字，好在你在我心里的画像是早就定了的，不会因为这些外在符号的变化，就变得识别不出来。

我无比怀念，回忆中，我们在大河山岭的时光，那是我成长过程中的快乐和光。就像我的生命之初，就存储了一剂不会褪色的颜料。就这一点来说，我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你，大河山岭的一些恶意，也都变得不重要了。

今天，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聪明的人和智慧的人的区别。例如说，有的人靠聪明取得了一些东西，最终却是要还回去的；而人靠智慧换取的，却是源源不断的河，取之不竭的水。在这一点上，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我兴许没有这个时代的智慧，却额外拥有了源源不断的河。大河山岭的河，还有我们保护、赠予、陪伴对方的记忆，它也是我的河。

你是一个胆小的人，小气的人，更是一个敏感自卑的人。但你的善良是真的，热情是真的，智慧也是真的，也许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有很多问题，却从不惧怕寻找答案；而我也有很多的问题，也会疑惑愤怒，可我放弃了追寻答案，或者说，我从来就不渴望答案。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懒惰总是更舒服。

现在，我在广州打工。我们曾经憎恨广州，憎恨这座打着财富的旗号，拆散了无数家庭的城市。但今天，倚靠着它，我才得到了一份工作。谈不上好不好的，但过几年我就能回大河山岭买一套房子了。有了这套房子后，我就能在县城开一家小卖部。卖什么我都想好了！我要卖手工制品，例如弹弓、泥手枪、风筝，就是我们小时候稀罕的一切！当然，我也会顺带卖一些吃的，因为，人们更需要食物，而不是这些无用的玩意儿。

也不知道你们一家人什么时候会再回大河山岭，当然，我真正关心的，是你什么时候会回到大河山岭。快春节了，我就要启程回去了。你可能没有坐过长途火车，我也希望你一辈子都不要有那样的经历，简直是活受罪，绿皮火车就像拥挤的、恶臭的人间地狱。

最近几年，骑摩托车回家乡过年的工人越来越多了。现在，他们几乎都知道了你。你都不知道，我有多么骄傲。我会一次次在他们面前点开新闻，骄傲地向他们宣布，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希望你不介意我拿你向人们炫耀的傻气。但是，我要向你保证，我没有利用这种炫耀为自己贴上一层金，我是真的为你感到骄傲！为我的好朋友有了别样的生活感到骄傲！

就像，你离开大河山岭，去往成都那天，我为你的离开而欢庆。你是我们这一拨孩子里，第一个离开大河山岭的人，你真是幸运啊。说到这里，我难免有些羡慕。你离开大河山岭那天，我去车站送你。那时候，我多希望你留下来，不要走。因为，这样一别，人和人之间的命运就不同了，往后的交集只有那些随着时间，慢慢褪色的记忆。但我能因为这些就要求你留下来吗？当然不能。可不能跟你一起走，却成了我的遗憾。

现在，这样的遗憾也被磨平了。毕竟，每个生命都有自己要走的路，要过的生活，总会别离的，谁又能陪谁一辈子，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呢？

更何况，真正的陪伴，并不是只有“在你身边”。你看，即便我们多年未见，我仍然能找到你，看到你，用我的方式，追随你。

现在，我也决定买一辆摩托车了。我要骑着它回四川。还没有确定启程的时间，但新年之前，我肯定能回到大河山岭。如果你会回来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一定要让我知道。多年不见，我很挂念你，也想见到你。

祝你一切都好。

小四

我反反复复，把小四的来信看了又看，看了又看，每一次想回复点儿什么时却发现，无论我写什么，如何在指尖上编织语言，都触不到我想表达的。再一次，我看到了语言的匮乏。

“好，我等你。”

最后，我这么回复了我的小四。

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语言来表达情感了。但“我等你”，是我所经历的人生里，所知最美的语言，我要把我所认识的最美送给我漂亮的小四，我记忆中的少年小四。

12月20日，小四又发来信息，他告诉我，他的计划是从广东出发，北上贵阳，翻越大牛山，渡过赤水河，回到大河山岭。他还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他和他的摩托车离开梧州的样子。那是一辆破旧的弯把太子车，和庞磊森的一样，车尾挂着几个军绿色的帆布驮包。不过，小四置办好了年货，五彩的年货都挂在了驮包上。他长胖了一些，也许是因为他穿着棉外套，戴着颜色鲜艳的头盔。他衣着严实，我看不清他的样子。但我能看到他的眼睛，那双盛着银河的眼睛，闪闪发光，像闪闪发光的金。

照片里，我看到他还在摩托车的后座上插了一面旗帜，红色的旗帜上，印着八个规整醒目的中文大字。

“纯真万岁，少年不死”。

还有几周就是农历新年了。我算着时间想，小四快到了吧。

终于，我记忆中的少年小四回来了。

可是，他不是骑着摩托，在引擎的轰鸣声中归来的，而是驾着白绫，乘着飘扬的纸钱，在唢呐凄厉的声响中，回到了大河山岭。

一辆超载的卡车脱离了驾驶的轨道，就在一瞬间，毁灭了我记忆里不死的少年。

听说，小四身体的一部分嵌进了泥土，分不出来了，人们只能把那块泥挖了一起带回来。

大河山岭……

千米大河缓缓东流，山岭常青，从不显露寒冬的衰败和冷落。

风吹树叶，竹林发出群星悸动，银河下凡的声音。温柔的绿意里，每一棵树都见证了时间的悄然流逝。灼人的烈日下，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生命的回忆。呼啸的风一阵阵，又一阵阵，一圈圈，又一圈圈。

彷徨之间，谁能听得见脱离轨道的货车，撞碎骨头的声音？

谁能看到，满目群星的少年合眼之前，把银河化成了泪，从眼角的缝隙中，送给了他要告别的人？

是谁在黄金的世界里得到了重生？

是谁在地狱的裂缝中，被毁灭？

是谁离开了？

是谁回来了？

又有什么不同？

2014至2016年，我在这里的身份是——贫穷，并一无是处的胖子。

从大河山岭回到北京，已经是2014年了。

母亲催促着我离开山岭，临走时，她将一些香肠腊肉塞到了我的行李箱中，可父亲又将它们全部拿出来。

“发快递就好了。”父亲只是这么说。那是因为他不想让母亲知道，到了北京后，我得先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处。

等待大巴车时，母亲念念叨叨。她说，半辈子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命，这个时候了，倒不得不相信了。我们都笑了，母亲指的是以往分别时，我总是泪眼婆娑地跟在他们身后，目睹着他们离开，而现在，我们的身份对换了。

“用你自己的那一套，去面对新世界吧。”大巴车驶离前，父亲这么叮嘱我。

母亲站在他旁边，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眯着眼睛。

看起来，这一句话，也是他们商量好的。

我想，从今天开始，他们将选择未来的权利交给我了。他们解放了自己，第一次从父母的角色中解脱出来。

现在，他们正在朝另一种生活回归。那绝非俗世意义上的逃离纷争回归田园，也不是像我曾经揣测的那样，因为工厂经营不下去，不得不回乡，反倒像自然而然的结果。

自然而然，这是一个美好的词。我从哪天开始迷恋上了这个词？我不知道。况且，我还没有能力去解释它，更不敢自作主张，为它安上一个美妙的意义。但我隐约感到，它带着某一种超越孤独、超越“我等你”、超越命运隐喻的力量。

到了成都后，我买了一张当夜驶往北京的火车站票。绿皮火车哐哐地，慢慢行驶在原野和山岭中，缓缓穿梭在城市和农田间。车厢里，疲倦之人的鼾声像婴儿发出的，服务员的叫卖声，也成了他们梦里童真的符号。

像小四说的那样，绿皮火车是拥挤的，但这不是地狱。

地狱是没有声音的，是没有安睡的婴儿的，是没有人间符号的。

我又翻出小四给我发来的那条信息。短短几百字，成了席卷北京的风，倒流进陆地的海，成了我的心里翻腾不息的浪。继而，我又会想起陆远，想起庞磊森，想起荒芜的阿尔泰山、静谧的阿尔卑斯山、科隆、安科纳、伊斯坦布尔，还有明乔河。

车厢里，有人放起了音乐，是那首轻轻缓缓的《梭罗河》。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

你的光荣历史，我永远记在心上。

旱季来临，你轻轻流淌。

雨季时波涛滚滚，你流向远方。

你的源泉来自梭罗，

万重山送你一路前往。

滚滚的波涛流向远方，一直流入海洋。

你的历史就是一只船，

商人们乘船远航在美丽的河面上。

30个小时后，火车进入北京西站。乘客们朝拥挤的出站口走去，他们之中有胆怯的，也有踌躇满志的，有伤心的，也有无能为力的。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有的会与人结伴，有的会孤独前行，有的会留下痕迹，有的会消失无影，有的是我，有的会成为你。

再回北京，因为这趟漫长的，众人皆知的旅途，我便成了不必展现任何价值、智慧、成果，就能轻易收获人们喜爱的人。有时，他们会邀我赴约，在人群中，他们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练明乔，就是那个独自骑着摩托车跨越欧亚大陆的女孩。

他们甚至会强调：“知道吗？她才二十三岁！如此年轻！”

就好像我经过了一条长路，便收获了人这一生里难得的荣耀。如果在一年前的任何时候，我都愿意享受这样的赞美，可现在，我改变了，或者说，我心虚了。我无数次想要制止他们说下去，但除了羞愧地低下头以外，我什么都做不了。而我的沉默又会被人们理解为，我接受了他们的赞许。

这时我才意识到，比起试探自己的体能极限，或者去自然的逆境中承受磨炼，一个人想要坦然承认自己过往的虚妄，甚至将自己的匮乏暴露出来，才是真正难走的路。

因此，回到北京的我，成了一个想要坦诚和真实，想要暴露自己的匮乏，却还不具备勇气的胆小鬼，并且，是一个被人们看作勇者的胆小鬼。

为了从这样的矛盾中抽离出来，我做了一个决定——离开。

至少是暂时离开熟悉的人群。

金石去美国了，留在黑色大房子里的行李，我也没有再去取过。

我经常翻阅一年前，因为那段旅途与庞磊森和陆远的通信，还有小四写来的那封长信。有时候，我想要鼓起勇气，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再回一条信息。但每次，我都会关掉手机，忘记这件事。

而那之后，陆远的社交网站便停止了更新，最后的动态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条棕黄色的狗，它的脖子上没有项圈，而是系着一条色彩艳丽的围巾，瘦弱的背脊上背着一个小书包，像足了一个初入学堂的小学生。

它站在雪地上，望着不远处的河。河水潺潺，看起来像是莱茵河。

我也没有再联系庞磊森，但在2014年6月初夏，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标题是：把荣耀送给虚假的天才，用嘲笑埋葬真诚的疯子。

新闻的内容，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头，在北京大学门前挂了一张巨幅广告。广告上印着标语：挑战是人类必然的灾难，智慧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卖房求哲！

新闻的配图，是衣着朴素的庞磊森，是的，他就是庞磊森，我的疯胖子。

看完这则新闻，我只是默默关掉了网页，躺在沙发上，觉得不舒服，又干脆躺在了地板上。地板冰凉的触感，一点点渗透进我的皮囊，随着血液的律动，浸入骨骸。阿尔泰山的雪，倒流进了我的新世界。

这里是环铁，在北京城东北角，五环边上，有一个由铁轨圈起来的麦田状小圈。这里，四周都是空旷待开发的土地，我住在一间红砖小平房里，窗外能看见铁路，能听见火车吭哧吭哧前行的声音。

这里是环行铁道的实验基地，也是世界上第二大铁路综合实验基地。据说，在这里可以模拟出中国现有铁路运营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大多数新研发出来的火车，包括高铁，无论未来有什么用处，都得在去往各自的位置之前，先被运送到这块直径三公里的麦田状环形轨道上测试。

循规蹈矩，一圈又一圈地跑，不必掉头，也不必停下来。

这里也是那些飞速发展的“大家伙”的试金厂，既要对研发成果做一次总结和审核，也要顺带检验它们的未来，到底有多少价值。

在这里，草肆意生长，有的比平房还要高。有时能在这里看见牧羊人，白胡子的瘦老头会在腰上别一根比他还高的竹棍，跟着自己的羊群，沿着一条小河漫步。

还能看见满载的大卡车卷起路面的积尘。荒凉的草野中，有时还能见到坐在板车上赶驴的老头，他叼着烟袋，丝毫不在意漫天飞扬的尘土。

这些画卷，都与人们想象中的北京——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都市脱节了。而我此时，也是一个与都市脱了节的年轻人。

2014至2016年，我在这里的身份是——贫穷，并一无是处的胖子。没有积极生活的人，是逃不过时间的审视的。在环铁边居住时，我的体重超过了一百四十斤。身体变得丑陋，行动变得笨拙，并且已经拍不出好照片了。虽然还会有人付我高昂的拍摄费用，可我却有了一种不配拿这些钱的溃败和自责。人的自责是无用的，是裹不了腹的。所以，我一边为此羞愧，一边寻找缓解的办法。例如说，我会看很多超级英雄电影，去崇拜英雄；或者，我会试着将这些失败和笨拙的生活诉之于笔端，希望文字替我表达这难以言说的愧歉，也希望等我的孩子长大后，可以从这些文字中看到，一个年轻的生命曾笨拙地寻找着精神出路和生活的真相。要是我兜里的钱快花没了，我就去快餐店做送餐员。老实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从拿到食物开始，这座城市中就有了我的位置，我也有了自己的价值。可无论我写什么，怎么写，都难逃失败，难逃那言不及义的巨大失败。

不过，在这里，我开始看书了。哲学、散文、小说、社科书，我都会看一看，没有特意偏好哪一类，唯独有一点——我不看爱情故事，特别是那些爱得天崩地裂、你死我活的爱情故事。我对它们拒绝，不是因为它们会刺激到我，而是因为我不再追寻这样的爱。

我要学着像天上的鸟，树上的花那样，因为自然而来，因为自然而开。

很快，我就在环铁边等来了新朋友。

有一天，住在空地西头几百米外的老太给我送来了一些辣椒苗，她说自家种不下了，让我种一些。我摆手拒绝，告诉老太“我不会养”。

老太生气了：“谁让你养了？它自己会长大的！”她就这样大吼着，把那撮辣椒小苗放在了我的门口。

赶在小苗被春天的大风吹枯前，我把它们的根埋进了土里。果不其然，夏天的时候，它们就自己结出红彤彤的辣椒了。

后来老太有事没事就会来我这儿坐会儿，她常穿着一件宽松的碎花短袖，手拿一把蒲扇，有时候会提上一大壶茶，有时候会用小碗端来一点儿自家刚烧好的鸭肉或鱼肉。一来二去，我们熟络了之后，老太就对我产生了好奇。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想了想告诉她，我叫正北。

我向她解释道，我的父母，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在迷雾笼罩的未来中，不害怕，不迷失，永远永远，都要有自己的北。

当然，老太并不是真的关心我叫什么名字。一个人的名字对她来说，也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她更想知道的，是我为什么不上班。她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处一个对象，想知道我年纪轻轻，怎么就住在了这里，而不是更热闹便利的城市中心。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老太，就告诉她，我生病了，在这里养病。

老太恍然大悟，不再多问。

自那以后，她就会给我端来更多的肉。有时候，她每天会端来两顿饭，就连自家吃西瓜，也不忘给我切来两块。我这屋子冬天没暖气，就去她家坐上一天——说是家，实际上也只是塑料搭建的窝棚。窝棚内烧着炉子，倒是不觉得冷，围着火炉闲聊，一起做点儿什么吃的，就这样过上一天。总之，我和我的新朋友要好极了。

平淡的时光似乎走得更快，2016年5月，一个叫周大春的男孩给我发来信息。他说自己想开一家动物园，问我想不想加入，做点儿什么，或者帮帮忙。

周大春，是我在那次旅行中认识的，就在波兰。

那时我原本打算路过华沙直奔柏林，但遇见了他，就在华沙多留了两天。

我对他印象深刻，除了他为人大方外，还因为他的身上文着很多有趣的文身——叮当猫、白雪公主、绿色小怪物、恐龙、他爷爷名字的拼音缩写……还有一些我忘了，大致都是一些与动漫相关的形象。并且，即便我们是在旅途中结识的，他也不像那些热情过头的人，对我不停追问，或者把一趟长途旅行当作多么了不起的冒险。离开波兰去往柏林那天，他送我到维斯瓦河的桥上，桥头一侧正是华沙动物园。在扑鼻而来的河水腥味和动物体味中，他突然问我为什么要拍照片。

“有很多话想说，但无处可说吧。”我说，也不知道那时候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他听罢，鼻腔里传来了一声笑。

“这样很好，”他说，“做一件事，只说几句话，这样很好。不必承受达不到期望的挫败和折磨。”

是吗？可我怎么觉得哪怕只说一句话都会承受巨大的失败呢？当然，我只是在心里这么想。

“有时候觉得做狗挺好的，它吃屎，但要是翻到一根骨头，就会很开心。”我说。

他哈哈大笑。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摇头：“不知道。”

“我也是。”

“那我们有机会再见的话……”

“再谈。”

“对。”

人生再见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三年过去，因为他要开一家动物园，我们再次有了联系。

“我一无是处。”我是这么回复他的。毕竟，迄今为止，除了拍点儿照片还算个本事外，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更何况我现在连照片都拍得一塌糊涂。

“我知道。”他说，“你来吧。”

“好。”我不再推辞。

第二天，我把小屋的钥匙交给老太，让她帮忙照看我们地里的菜：芋头、香葱、番茄、辣椒。这两年，作为年轻人，我对社会毫无用处，倒是在照顾这些菜上成了行家，它们长得极好，看着喜人。老太应得干脆，让我安心离开。我们之间就是这样，没什么需要交代的，也没什么放心不下的，有需要，招呼一声，就是自己的事了。

我只背了一个包就去南方找周大春了。

再见到他时，我笑话他比三年前胖了很多，他同样毫不客气地奚落我也是个愚笨的胖子。

周大春的生活和我有些不一样，他儿子刚满一岁，他给儿子取了一个很滑稽的名字——周大金。我问他为什么要给孩子取这样一个滑稽的名字，他大感不解，因为他觉得，人的名字不就是一个符号吗？为什么总有一些自恋者，要用名字承担生命高贵的使命呢？

也许他说的对，稚子大金的皮肤在阳光下透着光，血管和骨肉都清晰可见，像肥沃土壤里盘根的树，每一次延展，每一口呼吸都充满了可能性。

两个半月后，大春的“动物园”餐厅开业了，运营得不错，后续工作妥当顺利，但我们谁也没有显露过一丝成功的窃喜。不过周大春还是包了场，请餐厅的工作人员，去对面的影院看了一部超级英雄电影。他很喜欢超级英雄，那家叫“动物园”的餐厅里，更是陈列着无数动物和超级英雄的模型。空闲时间，我问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超级英雄，他说人人都有不凡的梦。

“只不过，人的时间有限，他们太累了，没时间做梦了。”我说。

“不是，”大春反驳道，“因为他们最终都会选择站到庞大的队伍中，毕竟那样看起来更容易赢。”那一刻，我把大春看作了庞磊森、陆远、母亲、小四、金石，甚至还从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

我原本还想在“动物园”多待一些时间，却接到了一份去非洲拍摄的工作。离开那天，周大春送我去机场。下车时，他突然又问我为什么从不奇怪，他开的不是真正的动物园，而是一家餐厅。难道不觉得他把我骗了吗？

“再见再谈？”我关上车门时说。

他挑起眉毛，点点头。

我笑着挥挥手：“快走吧。”

经营“动物园”餐厅和去非洲拍摄动物这两件事，为我带来了不错的收益。至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再也不用担心交不起小屋子的房租了。

此时已是10月深秋，离开时，环铁内白桦林哗哗的响动声像人心里那条激流勇进的大河的涛声。可现在，只是几个月不见，眼前的环铁，就已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样貌了。

茂盛的草消失了，陈旧的红砖平房暴露了出来，有的墙面被推毁了一半，砖头半吊着，废墟里一片死寂。我想先去老太的住所，可怎么也没有找到那间窝棚。很奇怪，它曾经就在这个位置，而现在，平地上的废墟残留着些许生活的痕迹。

我放弃了寻找老太，又去寻觅我那间小屋。它还在那里，不过门前的蔬菜全都死了。土壤干裂，像蜘蛛网一般。离开时茂盛青葱的植物，也只剩下蜡黄的根茎了。我伸手一捏，叶片和枝干就成了粉末，成了灰。

我明白过来——城市规划的轰隆声已经延伸到这里了。

我打开小屋的门，灰尘四起，满目死寂。

也许，在这一刻，我有过失落，对我消失的朋友老太、枯萎的植物，以及，一扇即将关闭的少年之门。

但我没有时间悲伤，更没有时间失落。

因为，人的迁徙，或者逃亡，又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