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真的写了马可波罗游记吗？踏上，丝绸之路
第3章踏上“丝绸之路”
这里是茂密的森林、绵延起伏的丘陵
还有洒满阳光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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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已经没有了退路。除了在威尼斯、阿迦和耶路撒冷三地滞留之外，波罗三人丝毫不敢有所懈怠，最后终于到达了亚美尼亚。在马可看来，直至这里他们才算是真正开始了前往蒙古帝国的旅程。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没有了教皇侍卫的招摇和官场上的繁文缛节，他们的行程反倒比以前顺利。
很快，他们又一次陷入困顿中。横亘在三人面前的错综复杂的道路让擅长外交和谈判的尼科洛和马费奥感到手足无措。宗教信仰时代，想完成一次成功的远行必须要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需要丰富的旅行知识，还得凭借一些运气，而且这三者要恰到好处。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马可一行遇到了很多困难。
他们原计划使用骆驼和牛，从亚美尼亚南行，如果可能的话，徒步走完绵延数百英里的山路到达位于波斯湾的重要港口城市霍尔木兹，然后从那里乘船跨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印度洋。马可没有透露他们当时是否已有明确目的地，也许他们打算先抵达霍尔木兹，再依照具体情况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当时，大多数往来于印度洋的商人会把印度洋西海岸的一些主要港口城市作为他们理想的目的地，所以波罗一行可以从这些城市出发，踏上前往蒙古帝国的艰辛之旅。
事先没有制订清晰的计划的确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马可发现，亚美尼亚是他们走过的条件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他甚至想，要是时光能倒流到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亚美尼亚地区的时代就好了。马可之所以提到这个年轻的军事统帅，是因为亚历山大在欧亚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可甚至认为他的后裔遍布欧亚各地。通过一些有关亚历山大的传奇故事和虽有出入却非常有趣的英雄事迹，马可慢慢对这位征服者有了更多的了解。当地的人们对他的英雄故事更是耳熟能详，就连住在那里的蒙古人也有他们自己版本的亚历山大传奇故事。
继亚历山大军队之后，穆斯林、土耳其人、埃及的马穆鲁克人及后来欧洲的十字军先后来到亚美尼亚，每次征服都要经过血腥的战争。波罗一行来到亚美尼亚的时候，“这里已经属于忽必烈汗了”。马可写道，“尽管这里的居民都是基督教徒，但他们并不像罗马人那般虔诚。换句话说，他们曾经也是很虔诚的教徒，但现在只能算是在这片‘乐土’上沉醉于享乐的异教徒”。很早以前，亚美尼亚人曾以其勇敢和彬彬有礼而著称，“但是现在他们野蛮、吝啬、好吃懒做，毫无美德可言”。也许在当地人眼里，波罗一行看上去只是初来乍到的三个普通的威尼斯人，也许是因为当时形势比较有利，他们竟然顺利度过了穿越亚美尼亚的那段艰苦岁月。
找寻“世界之舟”
在途经土库曼省，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时候，马可他们再次经历了在亚美尼亚度过的那种胆战心惊的日子。马可认为，这个地区的居民与他以前所经过地区的人们有很大的差异，所以他和其他欧洲人一样很反感这些人，过了很长时间他才逐渐克服了这种心理。他这样描述当地人的游牧生活：“土库曼人不耕种土地，他们一般很少定居下来，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在选择临时居住地时，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可供放牧的草场，所以他们有时候住在高山上，有时候住在旷野里，他们常年与自己的牧群为伴，身上穿的是兽皮，住的房子也是用毛毡和兽皮做成的。”
马可对这里制作工艺达到很高水平的地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次他赞美这些地毯时就好像是在给读者推销商品，“这里除了绚烂夺目的堪称世界之最的地毯外，还有紫红色的绸缎及其他各种丝绸织品，色彩纷呈，品种繁多”。从他的这些溢美之词可以推断他很渴望做这种可以有高额利润回报的地毯生意，由此也可见，波罗三人对于做生意的兴趣并不亚于旅行。
为了能尽量适应陆地上的生活，马可必须学会适应各种文化和宗教，尤其是在语言、饮食和服饰方面。他惊叹：“蒙古人根本不信仰上帝。只要他们对大汗效忠并按期献上贡品，就可以得到大汗的恩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受蒙古帝国统治的任何人，无论他是犹太人、异教徒还是撒拉逊人，也不管他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蒙古人在宗教方面的自由让年轻的马可感到诧异，但是他们对基督教的态度又让他感到困惑...
马可必须得让自己明白：“丝绸之路”不是一个只允许正统教派和单一思维方式存在的地方。
在土库曼，马可听说了有关停靠在亚拉腊山顶的挪亚方舟的故事。马可急切地想找到《圣经》中提到的“世界之舟”的证据，他记得《创世记》上说“第七个月的第七天，挪亚方舟停靠在了亚拉腊山上”。
出于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马可决定设法找寻这些证据，但结果却令他失望，亚拉腊山上根本不可能有方舟。“从远方似乎可以看到方舟，传说中方舟停靠的那座山太高，而且常年积雪，所以远距离可依稀看到在皑皑白雪中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可一旦靠近它，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实际上，那个从远处依稀可辨的东西可能只是一座结冰的火山岩，随着冰雪的消融时隐时现，但绝不是一条船。
马可在给大家讲述方舟故事的时候，似乎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那种热情。他暗示亚拉腊山上根本就没有挪亚方舟，至少他没有亲眼看到。如果真有的话，那该多好啊！
商贸云集、宽阔富饶的两河河谷
波罗三人到达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繁华的商业中心摩苏尔后，马可似乎才回到了现实之中。摩苏尔热闹异常的集市，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他开始对沙漠国家有了一些真正的认识。1182年，蒙古人攻占了摩苏尔，在此之前，这里一直受穆斯林的严格控制。波罗一行到这里的时候，摩苏尔人已经开始信奉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很多宗教。《旧约》上所说的先知迦南的墓冢就在这里，不过马可并不知道此事。身为商人的马可似乎更熟悉当地产的一种结实耐用且织造细密的原色薄棉布。
在摩苏尔，马可遇到了聂斯托利派教徒。5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宣称耶稣既有人性也有神性，是二者的结合，所以聂斯托利派称之为结合体，按照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观点，只有聂斯托利派区分了“上帝耶稣的人性和神性”。尽管事情本身要比吉本所做的这个评价微妙复杂得多，但在马可时代的罗马基督教看来，这一观点无异于异端邪说。聂斯托利派的教义中，玛利亚之所以受人尊敬是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而罗马方面则坚持“三位一体”或者耶稣基本的两性统一。两种不同观点引发了学者们激烈的争论，但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探讨对宗教所涉及的希腊哲学术语的不同解释，而不是两种观点之间的实际差异。而这两种不同观点也正是聂斯托利派和罗马正教之间的永久性分歧。
在巴格达，聂斯托利派创立了教派，其影响范围包括叙利亚、小亚细亚、伊拉克、波斯乃至中国。735年，聂斯托利派提请唐朝皇帝允许他们在长安（今天的西安）建立教堂。后来这一要求得到获准，于是他们把长安建成聂斯托利派传教中心，在这里给广大信众宣讲《新约》和《旧约》，偶尔他们也会吸收一些汉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入教。尽管不断受到查禁，但聂斯托利派在中国还是逐渐发展壮大，直到907年唐朝灭亡，才被瓦解。
大部分西欧人始终对聂斯托利派这个所谓的“东方教派”无法理解和接受，虽然马可常提及他所遇到的聂斯托利派教徒，但他始终觉得这些人神秘而卑微。坦率地说，就连马可本人也觉得这一教派是异端邪说。
在马可生活的时代，位于摩苏尔东南220英里之外的巴格达是聂斯托利派教会所在地。马可谈到巴格达的时候总是一副驾轻就熟的神情，但实际上他很有可能并没有去过那里。为了弥补这一缺失，马可讲述了一个冗长的有关巴格达的穆斯林统治者第37代哈里发和一个卑微的基督教鞋匠之间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明显带有鲁斯蒂谦的用笔痕迹，而且还有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结局：哈里发最后竟然改信了基督教。
马可饶有兴趣地讲述了最终落入蒙古人手中的哈里发的悲惨结局，他这次的叙述基本上反映了事情的真相。1255年（实际上是在1258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汗发誓要征服巴格达并要将其并入正在迅速扩张的蒙古帝国版图。早在四百多年前，哈里发哈伦·拉西德统治的鼎盛时期过后，巴格达就已经开始走向衰败了，但面对旭烈兀的进攻他们还是强装出一副势不可当、无所畏惧的样子。为了先发制人，哈里发派出使者拜见旭烈兀并警告他：“一旦哈里发不幸被杀，整个世界必将陷入混乱，从此太阳不再出现，天上不再下雨，万物停止生长。”
旭烈兀不但不为所动，反而被这些警告所激励，他“决心不动用武力，而要智取哈里发。尽管他手下仅骑兵就有一万多人，但他想给哈里发和他的部下造成一种兵少将寡的印象”。当旭烈兀带着一小部分士兵前来攻城时，“哈里发看到他们这么少的兵力，就根本没当回事”。于是，旭烈兀“假装溃逃诱使哈里发进入了设有蒙古伏兵的丛林，中伏的哈里发军队被一举击溃，哈里发被俘，巴格达城不久也就沦陷了”。蒙古大军冲进城里屠杀了大约八千名巴格达居民，幸好旭烈兀信仰基督教的妻子出面干预，才使得城内的基督教徒幸免于难。
马可讲述了蒙古人处死哈里发的奇特方式，他们将这位穆斯林统治者囚禁在他藏有珍宝的塔中，让他在大堆的奇珍异宝中活活饿死了。而实际上，哈里发死得更为惨烈。
尽管在外人看来蒙古人以野蛮著称，但是“他们并不喜欢看到流血”。他们所谓“不见血”的行刑方式就是在死囚嘴里填满石子和粪便使其窒息而死，但哈里发却受到了虽能保持尊严但更为严酷的刑罚。1258年2月10日，他被裹在一个毯子里被马匹踩踏而死。据说，除了他的一个女儿后来给旭烈兀的女眷做了婢女而免于一死外，家中其他人全被处死，无一幸免。
巴格达被蒙古人攻陷后，人口迅速减少到被占领前的十分之一。尽管如此，它依然保持着先前商业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尤其是以其做工精美的条纹布、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和宽阔富饶的两河河谷而著称，据说，在巴格达城仅公共浴室就有27000个。巴格达辉煌的历史及有关哈里发哈伦·拉西德的传说深深吸引着马可·波罗。
在随后的叙述中，马可将关注目标从巴格达转向了大不里士。据称，大不里士是由哈伦·拉西德的妻子建造的，其奢华的宫殿是著名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背景。马可·波罗曾亲自到过大不里士，并对这个繁华的商业中心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这是一座“最宏伟的城市”。马可对大不里士的介绍就好像在为旅行者们编写一本导游手册，他说，“集贸市场上云集了来自印度、巴格达、摩苏尔和霍尔木兹的商品。盛产优质水果的大不里士，是一个非常值得一游的地方，即便是看看周边那些诱人的果园也会让人觉得不虚此行”。
马可对大不里士发达的商业赞赏有加，但一提到当地居民，他显得颇为失望，“这里的人形形色色而且几乎全都一无所长”。生活在大不里士的有亚美尼亚人、聂斯托利派教徒、詹姆士二世的拥护者、格鲁吉亚人还有波斯人，虽然大不里士经济繁荣，但是宗教暴力事件却频频发生。马可说，“这一地区的撒拉逊人阴险狡诈”，甚至让他觉得这里的穆斯林根本不信教。针对大不里士法制混乱的现象，马可说：“穆斯林可以随意处置那些不认可大不里士法律或是偷盗货物的人，而他们自己却不会受到任何责罚。如果穆斯林被基督徒伤害或者致死，甚至会被追认为烈士。”马可说，“鞑靼人和其他国家之所以会借鉴大不里士的法规，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法律条文对一些不道德行为的宽容”。
大不里士有一个修道院，里面住着一些托钵僧人。马可从着装判断他们应该是属于卡迈尔派的修士，他还特别说明这些修士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织羊毛巾。做弥撒的时候，修士们会把放在祭坛上的羊毛巾分送给朋友和贵族，他们认为这些羊毛巾可以帮助人们消除痛苦。马可提及此事的时候很自然，似乎对此没有任何质疑。
在大不里士经商的威尼斯人并不多，不过热那亚商人在此却很有名。对热那亚商人和其他亚洲商人来说，大不里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大的珍珠市场，闻名遐迩的波斯湾珍珠就出自这里。波罗一行发现在大不里士的珍珠市场人们讨价还价时有自己的一套严格的规矩：他们讨价还价绝不大声喧哗，以防成交价格被旁边的人偷听而抢了生意。商人们谈价时，通常是两人面对面盘腿而坐，把手掖在一个布袋里，紧握对方的手指和手腕来描述和讨论货物的质量及成交的数量。这种奇特的谈判方式使旁观者根本无从知道交易的真实情况，此外，货物的价格也会因每笔交易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富庶的避风港”：霍尔木兹港
离开大不里士，马可一行来到了位于波斯的萨瓦赫，后来又到达以波斯地毯而闻名的科曼。在科曼，马可对伊斯兰教的关注稍稍有所减少，他开始喜欢上了这里宜人的气候和附近山中的绿松石。他对当地人制作骑士装备的高超技艺表示赞赏和钦佩，“马笼头、马鞍、马刺、剑、弓箭、箭囊及各式各样的盔甲”应有尽有。当地人精湛的针线活手艺和宏大的驯鹰场面更让马可着迷。
马可在科曼第一次看到了驯鹰，而且驯鹰成了他日后在亚洲周游时最喜爱的贵族运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对任何人来说，驯鹰这项体现力量和优雅的运动都不是轻易能够看到的。马可说，“山中驯养着世界上最好的猎鹰，胸、腹及尾部长着红色的羽毛，飞行速度快而且动作矫健，恐怕其他任何鸟都无法与之匹敌”。年轻的马可扫视苍穹，仔细观赏着一场充分体现人类掠夺行为的空中战斗。
马可没有明确说明他们在波斯逗留期间，究竟何时或者是否真去过《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述的地方，他只是会偶尔详细地叙述一下他早期的游览经历。离开波斯王国境内的卡曼尼亚后，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辽阔的画卷，马可写道：“离开卡曼尼亚城后，我们穿越了一座需要骑马走七天时间的高原，沿途可以看到很多小镇、村庄和民宅，树林里随处可见各种猎物和松鸡，这段经历让人感到非常愉悦。”不久后，他们面前出现一段“陡坡”，“从这里开始道路突然变得陡峭起来，整段路程需要耗时两天，期间还路过了一个盛产水果的村庄。过去这里是有人家的，但现在却荒无人烟，只有偶尔路过的游牧部落会在此暂住。主要原因是，在卡曼尼亚城和‘陡坡’之间的地区，冬季气候非常恶劣，几乎任何衣物都难以抵御这里的严寒”。
马可还注意到了波斯地区剧烈的地质活动，活跃的地壳运动和活火山给当地带来严重的地质灾难。在位于波斯西北部的阿尔伯兹山上的鲁德巴尔镇，波罗一行才算是找到了一处相对比较安全的环境。拥有辽阔牧场的鲁德巴尔镇是一个商贾云集的地方，牧场上如诗如画般的美景激发了马可的写作潜能，这为他日后成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说：“我想先介绍一下这里的牛，它们体形硕大，非常健壮。由于当地气候炎热，所以牛的体毛短而光滑，且毛白如雪，牛角又短又粗，两条前腿之间有一块两巴掌厚的隆起。它们恐怕是世界上最温顺、最可爱的牛，如果有人让它们驮东西，它们就会像骆驼一样跪下，待装好货物之后才会慢慢起身。这里的羊长得像驴一样大，尤其是尾巴异常肥大，差不多有三十磅（1磅≈ 0.45千克）重，且肉质肥美。”
就在马可沉浸在怡然自得的波斯乡村生活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像横行乡间的强盗劫匪一样”的卡闹那斯人。卡闹那斯人以放牧为生，但可怕的是，据说他们擅长施一种魔咒，能把骑马七天所走的路段的白天瞬间变成黑夜。马可说，“这帮歹徒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通常都是乘着夜色，并肩骑行进行抢掠，有时候甚至会出动数万人以极快的速度完成抢劫。所到之处的人、牲畜和货物都是他们打劫的目标”。
波罗一行只好逃往港口城市霍尔木兹，途中他们曾几次邂逅那伙暴徒。马可说：“我敢打赌，就算是圣·马可本人也难以从这帮强盗施法制造的黑暗中逃脱。最后，我们侥幸逃到一个叫卡玛沙尔的小镇，与我们同行的人当中，凡是被那伙强盗抓住的，不是惨遭毒手就是被卖作奴隶。”
马可后来再没有提及这段危险的经历，因为下一站发生的事情更加惊心动魄。
在波斯湾地区，霍尔木兹港一直享有“富庶的避风港”之美誉。波罗一行计划在这里乘船到达印度，然后再继续前往中国。马可说：“从印度乘船来到霍尔木兹港的商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香料、珍贵的宝石、珍珠、丝织品、黄金、象牙和其他器皿，同时也带来了世界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在这个繁华的贸易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自由地交易着各自的货物。”
对于漂泊不定的波罗一行来说，在干旱的沙漠中度过了几个月时间之后，突然看到这么多水，一下子勾起了他们对故乡威尼斯和亚得里亚海的美好回忆，同时也唤起了他们的一些灵感。而实际上，霍尔木兹并非外人眼中一个“如宝石般无瑕的地方，一旦有外地客商意外身亡，国王就会下令立即将他所有的财产充公”。这里的气候对于毫无防备的旅行者也是一大潜在威胁，从周围沙漠上突然吹来的风“异常炙热，除非人们预先知道它的到来，并迅速跳进水中让水浸过脖子来躲避炎热，否则肯定会死于非命”。
在霍尔木兹期间，马可听说这种能将人置于死地的“热风”袭击了六千多名士兵（其中包括五千名步兵和一千名骑兵），“他们热得透不过气，最后全部窒息而死，以至于没人能给他们的国王去报个口信”。霍尔木兹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把所有的尸体掩埋起来以免传染疫病，但“当他们想拽着已经被烤焦的死者的胳膊把尸体移到掩埋地点时，刚一触及死者，胳膊就从尸体上脱落了，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就近挖坑把尸体移到里面进行填埋”。
期盼中准备搭乘的船只让他们大失所望。马可写道：“船只的情况特别糟糕，由于船体只是用棕绳缝在了一起而没有用铁钉固定，所以很多地方已经渗水了。”船上没有一处地方能让他们悬着的心稍稍感到宽慰，“船上仅有一根桅杆，一张帆，一个舵，而且没有甲板，所以一些准备运到印度去卖的马匹就站在用皮革遮盖的货物上面”。马可觉得，只有那些配有双舵、双桅杆并且铺设甲板的船只航行起来才会更加安全。乘坐这种破败不堪的船，一旦遭遇恶劣天气，只能是自找麻烦。马可说，更糟糕的是“他们在造船时，竟然没有使用铁钉而只是用绳子把木头楔子缝合在一起。这样的船在印度洋的大风大浪中航行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此外，四处渗漏的船身竟然没有使用沥青而只是“涂了一种特殊的鱼油”进行防水处理。
看到眼前这种情形，经验丰富的波罗一行断定此行太危险了，想要乘船到印度是绝对不可能的。
于是，他们离开了霍尔木兹返回卡曼尼亚，重新考虑该如何到达中国去见忽必烈汗。他们考虑再三后认为，不能把自己的前途和生命托付给风险未卜的航船，而只能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在骆驼沉闷而又稳健的脚步声及驼铃声的陪伴中到达目的地。
驼背上发现了第一个绿洲
他们赶着驴和骆驼向沙漠进发，马可不无担忧地写道，“在这个长达60英里的沙漠中，绝大多数时候很难找到饮用水”。波罗一行不仅为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担忧，而且也担心与他们在沙漠中相依为命的骆驼和驴的安危。在三天里他们只找到“一些又咸又涩，根本无法下咽的水”，这种水即便勉强喝下去的话，也很危险。因为“哪怕就只是一小口，也会立刻引起严重呕吐。当地水中产的盐也是如此，吃下去一小粒便会导致严重腹泻”。有一次，骆驼和驴实在渴极了就喝了一点水，结果大病一场。
即便如此，他们的驼队依然顽强地在前进。为了驮运货物，更是为了利于生存，马可一行的驼队全是由双峰驼组成的，早在《圣经》时代，双峰驼就已经在“丝绸之路”上陪伴旅行者了。这种骆驼有一高一低两个储存脂肪的驼峰，脖子较长，耳朵不大，牙齿很大而且有些还比较尖利。双峰驼颜色较多，从浅灰色到深褐色都有，很贴近沙漠本身的颜色。
骆驼非常适合在沙漠中生活。它们宽大的偶蹄踩在松软的沙子上时不会下陷，而且骆驼的鼻孔很大，里面长满了绒毛，呼吸时，就像是一个阀门可以防止流沙进入鼻腔。双峰驼非常健壮，身上有一层很厚的毛皮可以保护它们的身体，所以就算让它们睡在坚硬的石子上也不成问题。骆驼可以在没水的情况下行走很多天，如果行程途中能找到植物来补充体力的话，它们坚持的时间还会更久些。
人们很早就发现，骆驼似乎有种奇特的第六感觉可以在沙漠中帮助旅行者。公元3世纪，有位中国作家曾这么描写骆驼：“它是一种很奇特的家养动物，背上有一个肉峰，即便走在流沙中也是如履平地。在危险的地方，它们更能发挥优势而且对于水源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敏感。”
虽然骆驼身上发出的难闻的气味一直让他们难以适应，但马可与父亲和叔叔三人还是慢慢了解了骆驼的生活习性。骑在驼背上时，马可感觉比刚开始时平稳了很多，不会再东倒西歪了。一般情况下，一头健壮的骆驼能驮六百磅重的货物而且每天能走三十英里，所以在沙漠中，没有任何动物能与骆驼匹敌。
在驼背上度过了艰苦的几天之后，筋疲力尽、口干舌燥的旅行家们终于到达了他们行程中的第一个绿洲。
萨普甘城是“一个美丽、富饶、物质充裕的小镇”，只有在这里，马可他们才仿佛看到了生的希望。在干旱的沙漠中，一排排白杨树苍翠的叶子显得特别富有朝气和活力。当地产一种甜瓜，香甜可口，“堪称世界之最”。据马可观察，“当地人会把甜瓜晾干后切成像皮带一样的薄片”，所以人们常年都能吃到甜瓜。
马可他们一直在沿着波斯境内的山区行走，不久就到了一个叫塔诺罕的地方。刚刚步入成年的马可对女性产生了兴趣，他开始用大量的溢美和华丽之词来赞美女性，这点正好和鲁斯蒂谦叙事时的内敛含蓄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可称塔诺罕的妇女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她们令马可意乱神迷。他时时会想起那里的女人，但却未提及当地居民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他甚至一改以往的写作风格，开始大量使用夸张的辞藻，这点足以说明沿途的经历使马可的世界观发生了一些变化。
马可还提到了塔诺罕附近的“干树”。他并没有想专门给读者介绍这棵树的重要意义，但由于“干树”在基督教神话中出现过，而且在亚历山大大帝的传奇故事中，它还代表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和不朽的精神，所以马可特地臆想出生长在干旱地区的“干树”，不仅是出于对“干树”的仰慕之情，也是为了表示人类对树或者对大自然的一种原始崇拜。为了表明自己曾亲眼见过“干树”，马可详细地对它进行了描写：“干树长得很高大而且非常茂盛，它的树叶的表面是绿色的，背面却是白色的，结出的果实带有类似于栗子的那种刺，剥开后里面没有果肉，也不好吃。但‘干树’木质非常坚硬，还可以用来制造香脂。”有人认为，上述对“干树”的描写很可能是马可道听途说来的。
不觉之中，马可一行来到了对当地军事首领和统治者构成极大威胁的阿萨辛教派的驻地。阿萨辛派在西欧恶名昭著，原因是他们行刺了后来成为爱德华二世的爱德华王子，致使他身受多处重伤，不得不返回了英格兰。这一事件使这个秘密组织成员从此蒙上了一层恐怖分子的神秘面纱。他们喜欢发动突袭。马可和他的合作者鲁斯蒂谦意识到过多地讲述这些恐怖故事只会给读者蒙上一层心理阴影，因此，在叙事过程中，他们主要侧重于揭示这个邪恶组织的神秘性。
马可说，组织中声名狼藉的刺客都是被称作“老人”的一个神秘人物的追随者，“老人”控制着一个叫阿拉穆特，意为“鹰巢”的山寨。阿萨辛人的名字源于阿拉伯语，意为“吸食******的人”，而这些强盗们行动前正是通过吸食******来******自己的神经的。马可还讲述了“老人”是如何用******来控制自己的手下让其为自己死心塌地做事的全过程：“‘老人’想要刺杀某个国王或者仇敌前，他先会让四个、十几个甚至二十多个年轻人吸食******，让他们陷入昏睡状态。等睡上三天三夜之后，他就派人把这些年轻人送到一个乐园中，让他们慢慢苏醒。”在到处都是潺潺流动的牛乳和美酒的乐园中，清醒后的年轻人与乐园中的美女歌舞嬉戏，恣意调情取乐，此时他们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天堂”。马可的描述夸大了阿萨辛派所使用的******的迷幻作用，因为当时除了阿萨辛教徒，这一地区的人们使用毒品的现象非常普遍。
斗志昂扬的阿萨辛派让周边地区的老百姓闻风丧胆。马可说，“许多国王和君主害怕‘老人’会随时派人刺杀自己，所以纷纷给‘老人’进贡并与他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256年，这一年忽必烈汗的兄弟旭烈兀在鹰巢围剿了阿萨辛派。马可说，这是一次长达三年的围剿行动，最终以“那帮危险的匪徒被饿死”而收场。马可自信地说，“现在，‘老人’和他的阿萨辛派已经不复存在了”。严格来说，直到马可时代这一教派的残余势力都还一直隐藏在山中，只不过他们对周边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小了，但他们的恶名却常常让人不寒而栗。
通过富于表现力的描述，马可让西方人对阿萨辛派的邪恶与无耻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据他后来承认，这些叙述并不是他的亲身经历而是道听途说来的。而且现实中，这个由哈桑·伊本·萨巴赫于1090年创立的教派，远比马可所知道的要复杂得多。这一教派属于伊斯兰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支派的尼扎里耶派，教徒主要居住在位于里海南部的一个叫阿拉穆特堡的地方。随着教派的不断壮大，他们的影响范围逐步扩大到波斯和叙利亚，其信徒被严格地分为不同等级，其中殉道者和刺客被列为最高等级。有一点马可本人也并不了解，那就是就连穆斯林也认为尼扎里耶派信徒是异教徒，而且出于对他们的恐惧，有时候也会污蔑他们。
在巴尔赫的苦难与希望中穿行
波罗一行惊恐不安地离开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山寨后，“穿过美丽的峡谷和风景如画的山坡”，到达了一处草木茂盛的平原，这里“绿草如茵、牧草肥美，盛产水果和各种粮食作物”。
他们到达了今天的阿富汗境内。七百年后具有传奇色彩的英国旅行家南希·海奇·杜普雷在她的书中描述了这条通往巴尔干的道路：“在皑皑冬雪的映衬下，那些因为潮湿而发黑的大树的虬枝，会显现出许多不同的图案。随着春天的到来，冰冷的画面逐渐变得温柔起来，随处可见盛开的郁金香和嬉戏玩耍的孩童，竞相怒放的樱桃、李子、梨和杏花在蓝天和偶尔飘过的白云的映衬下越发显得妖娆。进入夏季，山谷里的树木更加葱郁，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飒飒的秋风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装扮成了金色、黄色和红色。不久，冬天的脚步又要临近了。”书中描述的这番如画的美景此时正好进入了波罗一行的眼帘。
他们在这个风景如画的、遍布着穆斯林村庄和城镇的山谷中走了六天。
他们的下一站是巴尔赫城（也称大夏），是阿富汗一个战事频发的著名的大都会。正如马可言：“这是一座高贵而宏伟的城市，也是我们一路经过的地区中最大和最漂亮的城市。”
一般人们认为，公元前628年，先知琐罗亚斯德就出生在巴尔赫。琐罗亚斯德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这一教派结合了人们对火的崇拜和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信神灵和他们的身体都在火神庙里燃烧着永恒的火焰。琐罗亚斯德教派在世界上传播范围很广，影响深远。据说，这位先知77岁时在巴尔赫举行的一次拜火仪式上，被一个流浪汉谋杀。再后来，阿拉伯人侵占巴尔赫后，带来了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并把这里誉为“母亲城”加以保护。马可说，“蒙古人入侵巴尔赫后，却疯狂地对它进行了破坏”。马可这里所指的是“1220年，成吉思汗率领十万骑兵侵袭巴尔赫城并很快将其夷为平地”这件事。
蒙古大军的手段极为野蛮和残忍。根据13世纪波斯史学家诸瓦尼的描述：成吉思汗“将巴尔赫全城的男女老少驱赶到一块平地上，按蒙古人的习惯将他们分成百人或千人一组，然后全部刺死”。进入巴尔赫城后，他又下令“杀死那些躲藏起来的幸存者，推倒城内所有的断壁残垣，同时还毁掉了所有的文化遗迹”。
对蒙古人来说，这些野蛮残忍的做法是他们奠定帝国根基所采取的必要手段，而对那些受害者来说，蒙古人发动的侵略战争，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浩劫。诸瓦尼接着说，“这次大屠杀之后，巴尔赫城彻底变为了废墟，绝大部分居民死于非命，死者的遗骨变为了尘埃，即便是昔日的有权有势者也从此家道中落，流离失所”。作为伊斯兰教城市巴米扬门户的巴尔赫城遭到这次毁灭性破坏后，人们便称其为“喧闹之城”“沉默之城”“哭泣之城”甚至是“诅咒之城”。虽然巴尔赫是通往“丝绸之路”和中国财富的必经之路，但它始终没能从这次大屠杀中恢复元气。
在巴尔赫，马可常常能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痛苦。他仿佛听到了曾一度享受繁华的受害者们的哭泣声，同时他也能想象得出这里被残忍的入侵者践踏之前的那种文明盛况。所以当马可沿着巴尔赫早期的入侵者亚历山大大帝统帅的大军的足迹继续赶路时，不禁对他多了几分欣赏。马可认为，这一地区蓝眼睛的居民都是亚历山大士兵的后裔（虽然士兵们未必是蓝眼睛），而且当地的羊和马也有亚历山大大帝军队马匹和羊的血统。据说，亚历山大大帝的坐骑布西法拉斯就是漫步在当地崇山峻岭间的所有马匹的祖先。
马可被亚历山大超凡的经历所激励，年轻的将军可以在这些危险地带生活并应对自如，那么他也应该可以。当然波罗他们只是商人而不是征战者，不过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在通往寻求财富的道路上，他们都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波罗一行就像是穿行在充满了暴力和杀戮的历史行程中的一支找寻巨额财富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