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父爱不言不语却在背后 父爱无言当我们为人父
我的父亲
今年是农历癸卯年，我的父亲已离开我们二十周年有余了。已往每年每逢父亲的忌日或是在一些特别的日子，总想提笔纪念一下他，每每又都作罢。父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是一个看起来还显得有些窝囊的农民，似乎都是些拿不上台面的琐事，无从下笔以文记之。相对于这个世界，父亲平凡如草芥，但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养育了我们姐弟五人，父爱恩重如山。作为儿子，我还是觉得有责任为父亲作一个小传，记录下父亲和我们之间那些琐碎又温馨的往事，不为别的，至少能让我的闺女，让我父亲所有的后人们知道并记住：爱家敬业、行善守法、勤劳节俭、忠孝诚信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家风。
父亲生于一九三三年（农历癸酉鸡年）孟冬，兄弟三人，他为长子。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识得字，阅读报纸不在话下，又能打算盘，会算帐，在他们这一代农村人里，算是个有文化的。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也就十七八岁，正值青春年少，此时一直在上海谋生的祖父带他去上海拜师学艺。估计是父亲个头瘦矮的原因吧，祖父就让父亲学的皮匠，算是个不用出太大力气的手艺。到了一九五三年，赶上苏北土地改革分田到户，祖父又催促他从上海回来了。离开了上海，父亲的皮匠手艺也就没有了太多的用场。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父亲就帮乡邻们绱布鞋。每年进入腊月，家里就到处堆满了鞋帮、鞋底，父亲都细心地一一贴上标签，写上名字。白天干农活，晚上绱鞋，绱好的鞋再选择大小合适的鞋楦撑进去，经过敲打整形，这样植出来的鞋穿起来美观又合脚。等到临近除夕的前几天，让我们按照标签上的名字一双双送到人家家里。父亲为乡邻们绱鞋都是免费的，客气的人家会回送我们几块豆腐几把茨菇。
有关父亲的记忆是琐碎而清晰的。
我的两个叔叔于六十年代先后去部队当兵后都转业在外地工作，我的祖母就一直和我们一家共同生活。到七十年代初期，祖父从上海退休回家后，祖孙三代九口人，两间草屋，生活上特别窘迫。父亲就在正屋旁边，用楝树干为屋梁，竹棍作椽子搭建一小矮房，里面养猪、住人。我们兄弟三个就挤在一张用土坯、木板拼凑在猪圈边上的床上。父亲再沿着正屋东外山墙向外搭建一间棚屋，还特意用塑料膜做了顶，防虫又止漏，里面放入祖父母和我两个姐姐的床铺。
我们小时候就这样苦并快乐着，感觉父亲威严，孔武有力，无所不能。父亲用沉稳的臂膀撑起一片天空，为我们遮风挡雨，靠着养鸡养猪的微薄收入和祖父的接济，把我们几个养大并坚持都送进学堂念书，使我们不曾成为睁眼瞎子。
我们上小学前没广播听没电视看没钱买小人书，夏天就赤膊条条的通庄疯玩，受卫生条件的限制，常常满头满身的脓疮，也不在乎，身体却出奇的好，难得头疼脑热。也正因为如此，除了吃饭睡觉，父母亲是不管不顾我们的。有年夏天我从早上就开始发热，不知道告诉家里大人，直到下晚体温过高，躺在家里吃饭的长桌上迷迷瞪瞪的睡着了。母亲放工回来发现我身体像个燃烧着的碳球，滚烫滚烫的。庄上的赤脚医生赶过来量了体温，快四十一度，体温太高，束手无策。父亲急忙借来一辆自行车，把木头櫈子四脚朝上固定在后座上，再用布带子把我束缚在櫈子的四脚中间。请来一位会骑自行车的堂叔，送我到十几里外的镇卫生院去。刚刚做好了血相检查，打了退热针，父亲就气喘吁吁地赶到了。父亲一路小跑汗流浃背，累得直不起腰来。到了下半夜烧退了，父亲带我回家，我趴在父亲温暖的后背上睡得香甜。这后背我再熟悉不过，在走亲戚的路上，在看露天电影的时候……
我二哥十几岁时跟着庄上的大人到姜堰县城电影院看＂闪闪的红星＂，回家途中被一骑自行车的在西板桥的下坡处压断了左腿。在县人民医院做了接骨手术后，因拿不出更多的钱住院，只能接回家疗养。七十年代，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刚做完手术的腿也经不起路上颠簸。怎么办？父亲便去邻村借来了一条水泥小船，沿着老通扬运河去县城接我二哥。二十多里水路，父亲带着大哥两人就这样一篙一篙撑过去，再一篙一篙撑回来。船停靠在医院码头，父亲领着我大哥去病房，我留守看船。父亲用他那不算宽厚的后背把我二哥从病房驮上船，再从船上驮回家。
我大姐是兄弟姐妹中为家庭牺牲最多的一个。上学时成绩很好，性格乖巧，长相也俊。为帮家里挣工分、带弟妹，不得已便早早地退了学。出嫁前一直是村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也是村委会重点培养的年轻人。在我们那样僻静的小村子里一度让父亲感到很是风光。她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父亲特别喜欢她也倚仗她，家里的大小事父亲总是与大姐商量。大姐出嫁之日，尽管家里十分拮据，父亲还是努力置办了几桌酒席热热闹闹地宴请了亲朋好友。大姐被迎亲的队伍接走后，父亲坐在大姐的床头一声不吭，默默垂泪，好久好久。
我打小不爱干农活，总喜欢看闲书。也许我是老幺的原因吧，父亲对我有点偏爱。不仅不要我劳动，还常以赞赏的眼光鼓励我多看书。多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父亲懂得这样的道理。只要有机会只要是能找到的旧书、报纸，父亲都一股脑儿给我带回来。三年级以后，每到寒假前父亲总是要置办一桌不算太差的酒菜招待一下我们小学的校长和我的任课老师们，在父亲看来，这是他能帮到我好好读书的最好的方法。
父亲是个闷葫芦，话很少，身教胜于言教，他为数不多的一句话总说：有这说教他们几个的工夫我自己已经把这事做好了。父亲对我们几人实行无为而治，他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我们做错了事，他不骂人不说教，瞪起大眼直接开打。大的犯了错，只打大的，小的犯了错，大的也跟着捱打。父亲打我的次数不多，印象最深的有两次，都是在上了小学以后。一次是偷了家中的鸡蛋去跟人家换薄荷糖吃，要知道那个时期一个鸡蛋可以去商店换回一斤粗盐，这可是一段时间内全家人生活保障的唯一经济来源。父亲知道后抽了我一个耳光，二姐也被牵连，陪同我被罚跪了两个钟头，面壁思过。另一次是在学校和村主任家的公子斗架，踩断了人家的雨伞柄，被人家告上门。父亲用细竹竿狠抽我的双腿和屁股，抽得我呲牙咧嘴，鲜血淋漓。不管我有理没理，先向人家道歉并答应赔偿，父亲要求我半个月内不得看闲书，每天必须扯上两篮子猪草。
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勤恳耐劳，把田种好是他的本职追求。经他手整饬的田间垄沟笔直整齐，禾苗茁壮生长，见不到几根杂草。他精心耕耘着每一寸土地，一如他年轻时用心制作的每一双鞋。
父亲特别爱干净，定期修剪须发，面容黝黑但清洁。父亲不怕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但一定要衣服大小合身。虽身居草房，房屋内的每一个角落，父亲每天早上都会细致地打扫一遍。每逢除夕，父亲不忘让我们剪上两把冬青枝叶回来，插在他从上海带回来的六角玻璃花瓶里，还在冬青枝叶上粘上五颜六色的彩纸，亮晶晶的，花瓶放置在菩萨柜案板上东西两侧，配上新贴的开花纸、对联，把堂屋打扮得焕然一新。
父亲是个孝子，他从小接受的是三纲五常的教育。在我们兄弟几个面前粗暴血性，动不动就挥舞拳头，对我母亲的训斥也是不留情面。而对待祖父母的哪怕是近乎无理的要求，则唯唯诺诺，不敢或不知道怎么回嘴，讪讪地陪着笑脸。父亲好像一辈子都在接受着祖父的安排，没有自己的主见。等我们长大一点后越发觉得父亲在祖父面前的懦弱，开始怜悯起父亲。而父亲自己则对此没有丝毫的怨言。
父亲生活上十分节俭，轻易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他却又是个特别大方特别舍得的人，尤其对左邻右舍对亲戚舍得付出，有求必应，不管是家里的粮食还是农具或者其它杲昃（gao ze），只要是家里能拿得出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最舍得花力气，谁家有了难事，比如拿不准均匀地撒播种子，夜间往田里灌溉，盖房时缺人手搬砖上瓦，父亲总能及时出现，不请自到。父亲块头小，总干些力气活儿，我们担心他伤了身子，母亲也劝他适可而止，可父亲笑一笑，难得地说上一句：谁家不会碰到难事，能帮就得帮，你舍得帮人家，人家才会对你好。这是一句种田人最朴实最本真的话，于我们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做人的道理。
青壮年时期的父亲是多么威严、神圣、不可侵犯。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遇上什么难事，他总是有力量有办法。当某一天父亲突然呈现出另一番模样时，我非常震惊，几乎不可接受。
时间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上半叶，我们兄弟几个好像在一夜之间都长大了，我大哥早已过了当时农村的成婚年龄，二哥也老大不小了。农村虽说已经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可家里除了种地并没有其它收入，大哥二哥也都外出做手艺，一年到头不见有什么起色，也仅限于混了个吃饱肚子。日子过得拧巴，家中仍是两间草屋。一家有三个长起来的儿子，特别是两个哥哥都快到了三十岁，依这样的家庭境况，是无论如何说不上媳妇的。父亲五十出头，压力随之而来，不断地长吁短叹，常常独自喝闷酒排解心中的苦闷。无奈之下，父亲请来盖屋匠，把两间主屋的屋面翻建成草接瓦檐，实际上就是把屋面的檐口向上扒拉掉米把的屋草，换盖上几行大瓦而已。希望通过这样能让媒人说起来好听一点，自欺欺人的觉得这真成了两间砖头瓦房似的。日子一复一日，我两个哥哥的婚事迟迟没有着落，父亲生活在自责之中。一天深夜，母亲到我床头叫醒了我，告诉我有一个本庄的叔叔为答谢父亲的多次帮忙，请父亲晚上去他家喝酒了。晚饭早已结束，父亲却迟迟没有回家，母亲沿着来回的这条路找了父亲多遍，不见踪影。我连忙起床，用手电筒在河边、粪缸这些危险的地方反复寻视，边找边叫，最后在一垛稻草堆边上找到了酩酊大醉的父亲。父亲蜷在草堆脚边打着冷颤，满身的酒气，粘着满头的稻草，反复地嘟囔着自己没出息，砌不起瓦房，对不住父母，对不住儿子之类的话。
我这才发现，我的父亲变得那样的苍老衰弱，孤苦无助。父亲的白发也似在陡然间增多，头顶也变得稀疏。与我们讲话，不再是过去的短促命令式，开始变得平视起来，性格也随和了。
姻缘之神似乎对这个可怜无助的老头动了恻隐之心吧！父亲盼望已久的消息不期而至。一位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很要好的本家大伯给我大哥介绍个对象，是大伯家的一远房的姨侄女。大伯平常不住老家这边，他家田头的事一直都是我父亲代为料理着。大伯也是理解我父亲的心情，主动提出来带着我父亲和我大哥去他姨妹家相亲。我父亲笨嘴笨舌的，哪里会说道男婚女嫁的事呢？也许是我大哥的缘份到了，亦或是父亲和大哥的朴实诚恳打动了女方家吧，事情出乎意料的有了圆满的结果。 父爱无声无息，却又从未停止。家里的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二哥也终于在经历了多次的换宅地风波后砌成了新房，也成了家，紧接着我二姐也结了婚。他们先后又都有了孩子，手上都有事做。我中学毕业后也算争气，在城里找到工作，可以自给自足。现在想来，那段日子应该是二老最幸福的时光。帮着哥哥他们带孩子很辛苦，但对一直躬耕劳作的父母来说，这点儿累不值一提。父亲常搂着他的孙女们，红光满面，笑得合不拢嘴，尽享天伦之乐。我们甚至见到了向来不苟言笑的父亲在春节的时候竟主动地讨过了上门唱凤凰的师傅手中的鼓棒。鼓棒在父亲的手中上下翻飞，鼓声时而激越高亢，时而欢快清脆。打鼓的父亲表情专注沉浸，动作协调流畅，如痴如醉。不善言辞的父亲用铿锵有力的鼓点声表达着对祖父母的深情祝愿，对美好生活的欢喜。锣鼓强烈的节奏让我们的血液很快地沸腾起来，我们忘情的跟着唱凤凰的大声应和。我们兄弟几个都被惊到了，压根儿不知道父亲还有这么文艺的一面。祖母笑着告诉我们，你们的父亲年轻时就是个鼓王。
盖新房是我们农村人生活中的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九二年，我把父母带到泰州，陪着他俩逛了商场、公园，给父亲开了瓶好酒，买来了可口的菜肴。我用这种方式告诉父亲，你的小儿子已经长大了，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为他们养老。我要在老家先盖房后结婚。父亲扬眉吐气，特别开心。打新房地基的那天，那些曾受过父亲帮忙过的一众乡邻和父亲的一大帮酒友，悉数到场，帮着父亲挖土打夯。午饭开席，照例要喝酒，酒盅一端，大家就来了精神。乡村的酒喝得热烈、粗犷、真性情。满含着乡情乡谊的酒液慰藉着大多如父亲一般的村人们质朴如土的心灵。没人在意菜肴的丰俭，更没人在乎酒的贵贱，大家喝的分明是一种释放，一种精气神。父亲容光焕发，觉得倍儿有面子，挨个儿敬酒、斟酒。酒过三巡，先前的彬彬有礼、推来让去不见了，个个面部潮红，豪情勃发，唾沫飞溅。劝酒就变成了飙酒，平时不言不语的父亲话也明显的多了起来。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化身为“温酒斩华雄”的关云长，“把酒问青天”的苏子，“斗酒诗百篇”的李青莲，口吐莲花，一个不让一个。酒斗至酣处，斜地里又杀出一个＂貂裘换酒也堪豪”的鉴湖女侠，高端酒杯，鬼哭狼嚎般高歌一曲“潇洒走一回”，把这酒场儿推至高潮。这时候母亲急得在一旁不停地端茶倒水以阻止，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上午刚挖开的夯槽，夯土还没砸实呢！打夯的人有的歪在桌脚边打鼾，有的已摇摇晃晃地回家了。父亲踉踉跄跄，一屁股坐在灶门口，站不起来，醉眼朦胧明显满脸得意之色。
我定亲的那年，父亲刚好六十岁。六十岁的父亲瘦瘦的，身高又被岁月偷走了几厘米，看起来更加瘦小，面容却仍然光洁，头发亦未全白，些许黑发仍倔强地生长着。父亲不会骑自行车，走路远了或下地干活已有些吃力。我便给父亲买了个小型的三轮车，父亲愉快地接受了。有了代步工具，去镇上买化肥、农药，去女婿家看他的外孙女们就方便多了。父亲特别爱惜这辆车，在世时的每一年都要用油漆粉刷一新。等到我在泰州安了家有了闺女，春秋两季，父亲都会用这辆车驮着母亲，装来满车自家田里种出来的白面、大米，每次来都不忘要分给我们城里的新邻居一些山芋、花生、草鸡蛋和新鲜的时令蔬菜。我告诉父亲，人家出了门就能买到这些。可父亲不这样认为，他说东西虽不贵重，却有着城里菜场买不到的自然醇香，远亲不如近邻，邻居早不见晚见，就要相互照应、相互亲近一些才好。我们的邻居大多是城里本地的拆迁户，我家是大楼里最后搬进来的，是为数不多的外来户。父亲一直就是这样，与人为善，用他浓浓的人情味不动声色地为我们赢得那么好的邻里关系，那种好，是明显地少了客套，多了真诚。
父母是闲不住的人，劳动成了习惯。我不定期地回去看他们，他们大多忙碌在田间地头，一天三顿随意简单地应对一下。我一直反对他们用这种透支健康的方式省吃俭用，辛苦劳作，规劝他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是儿女的福气，如此云云，但似乎总不得法，他们根本没听进去，我行我素。我甚至会用过激的行为，倒掉他们的剩饭剩菜，把农具藏起来，不准父亲抽烟等等。现在回想起来，我说的太多，为二老做的实事太少，陪伴他俩的时间太短，也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理解他们，这何尝不是以＂为你好＂的方式一厢情愿地伤害他们呢？
父亲的双眼生了白内障，视力模糊看不清，药物治疗无效时，他才肯去城里做手术。手术前，父亲从贴身内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布袋里有一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票面不等的纸币，总共贰仟元。父亲小声对我说：“不够的话你先垫着。”我感到震惊，贰仟块，这是父母不吃不喝几亩地好几年的收成。父亲竟然有这么多存款，他是如何一块钱一块钱攒出来的，我不得而知。我哄骗父亲说：“小手术，要不了这么多，你先放在身上，等手术后结帐时再说。”父亲坚持不肯。我拗不过他，收过来了。
父亲离世的前一年，我的祖父无疾而终，享寿九十四岁。在父亲看来，父为子纲。父亲一生尽心竭力地孝顺着自己的父母，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上受尽了委屈，但父亲没有顶撞、忤逆我祖父祖母一次，连解释都不会有。作为长子，父亲自然要主事祖父的这次丧礼，这也是我的父亲为他的父亲举办的最后一件人生大事。祖父寿终正寝，儿孙满堂，他理应得到这样的哀荣。始料不及的是在丧事的送路环节，祖父的几个侄子拦路闹丧，他们砸坏花篮，阻拦在大路中间，不让丧礼正常进行。父亲十分悲伤，却又无可奈何，自此后一蹶不振，常喃喃自语：我父亲九十多岁足不出户的耄耋老人，能有什么事情得罪到他们呢？我一生谨言慎行，没和他们吵过架动过手，即便是过去为宅基地有过点矛盾，这也是农村正常不过的事，也早已协议解决了。况且这是白事，来不来送葬都是他们的自由。这究竟是有多大的仇恨？何至这样对我的父亲？何至这样对我？
我的祖父是在夏天仙去的，下半年父亲变得怏怏的，整个人快速地颓了下去。我和姐姐们反复地劝解他，不起作用，想带他出门散散心，他哪儿也不肯去。没能为祖父办理好丧事，成了我父亲的心结。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告诉我，父亲病重后嘱咐过她，让我们兄弟几个不要记恨春碗子（其中的一个叔叔），春碗子也是个老实人，没什么心眼儿，他肯定是受了别人的蛊惑。父亲的分析对不对呢？我们不必纠结于去探寻真相，毕竟父亲和他们是同一个祖父的叔伯兄弟，彼此也曾在同一口铁锅里吃过饭，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人性就是这样，当大家都在穷困潦倒中拼命挣扎的时候，心会贴得更紧一些。等到饱食暖衣之后，人心反而涣散，极个别阴鸷狠戾之徒总喜欢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勾当。
第二年立夏的时候，父亲打电话说胃子不舒服。我从田头用摩托车把正忙着浸育稻种的父亲直接驮到泰州。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做医生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食道癌晚期，大面积扩散，为老人好，不要做手术。我和大姐商量后，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简单治疗后，我把父亲带回了家。父亲不会向我寻问病情的，他信任我。犹豫再三，我决定不向父亲隐瞒，我乘给父亲洗脚的时候告诉他，话未出口，眼泪先下来了，我伏在父亲的双腿上抽泣，父亲轻拍着我的后背：“不要说，不要难过，没事儿，没事儿。”依旧没有更多表达。
那年夏天，二姐家正在翻建新房，父亲不放心，天天早上坚持骑着小三轮去看一看。暑假里，父亲问我闺女的情况，我知道父亲想孩子了。七岁的闺女回来后懂事地陪着他说话，弹琴给他听，父亲一脸安详。我大哥听信后，立马从外地赶回来，父亲在世的最后一段时光，我大哥一直陪在老人身边。
药物只是用来止疼，抵挡不了癌症的肆虐。父亲的身体飞快地憔悴下去，已经无力下床站立了。他让大哥把来看望过他的亲戚、朋友、乡邻请到家里，设宴答谢他们。父亲没有流露出一丝痛苦的神情，脸上漾着微微笑意，和来到家门的每一位点头打着招呼。
父亲有些日子吃不下去了，连喝水都很困难，长时间眼睛闭着，神态平静。我请来理发师傅给父亲理了发，刮了胡子，父亲头上那些许黑发依旧蓬勃着。
父亲躺在我的怀里慢慢没了气息。我哭不出来，说不出来，心就那么疼啊，疼得碎掉了。亲爱的父亲啊，我还没来得及带你去看一看北京的天安门，还没能有机会陪你去逛一逛你年轻时流连过的上海滩。
送父亲的队伍浩浩荡荡，从村头排到村尾。鲜花如海，哀乐低回，诉说着大家对我父亲的不舍与哀思。
父亲这一生育有三子二女，皆已成家立业。父亲没有什么作为，固执、懦弱、胆小还封建。但他是我的父亲，他友善、仁爱、正直、勤俭、隐忍、诚实、厚道……为了子女任劳任怨，不求回报。他用他的行动教育后人们：一个好的家族的意义，不在于有多殷实多富贵，而在于每一辈都竭尽所能，去托举下一代更上一层楼。父亲给了我们他力所能及的最好，我们还奢望什么？除了感恩与铭记，除了像他一样正直善良地好好活着。
此篇同样献给无数像我父亲一样已远去的父亲们，他们渺如尘埃，默默无闻，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他们也曾在这个蓝色星球上真实地生活过。
家父茆公讳名俊山，姜堰梁徐葛联人，公历二O O 二年十二月五日（农历壬午年冬月初二）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