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挖煤矿示意图：民国煤矿工人血泪斑斑挖煤路

河南省鹤壁矿务局陈家庄煤矿工人王春明的《矿工家谱》

我家住在安阳县善应村，西依太行山，北临善应河。家乡的土地，大部分被两户地主、六户富农占去了；穷人没地种，只好下煤窑。我家人老四辈都下煤窑，现存的一盏破油灯，一顶烂毡帽，还是我老爷(曾祖父)留下来的。

1、四代下井人

我家四代人下窑，九口人丧命。我老爷爷下煤窑，被砸死在井下。为了生活，爷爷擦干眼泪，提起破油灯，戴上烂毡帽，又下井了。干了几年，不幸井下冒顶，又被闷死在里边。我爹那辈，弟兄四个，我这一辈，二弟和三弟，都死在井下，连我的未婚妻窦玉花，也是被吓死的。

我大伯王邦印，下了草湖地煤矿。这个矿的资本家，光顾采煤，不愿花钱买木头架棚，顶板龇牙咧嘴，经常往下掉石头。大伯质问了资本家好几回，资本家口头上答应着买，可就是光敲梆子不卖油。大伯明知道有危险，可家里有几张嘴等着吃饭，不下井不行啊！还是硬着头皮下井了。结果大伯被活活地砸死了。

二伯王来柱，生来骨架大，是个地地道道的硬汉子。人家拉一百斤煤上山直喘粗气，他拉一百五十斤，气不喘，脸不红，碰到别人拉不动时，他还帮一把。有一次，看见一块石头正要往下掉，他手急眼快，一膀子扛住，说声"快！"人们一个箭步跳出险境，我二伯松开膀子，石头才落了地。人，再硬的身子也是肉长的，终究是碰不过石头。那一年，他在安阳水冶下坡煤窑下井，有一次大冒顶，一下子闷死在窑里了。

我爹王金柱，排行老三，一道在煤窑上干活。我九岁那年，爹下窑，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才给二斤米。一天二斤米，爹、妈和我们弟兄四个，实在无法维持生活，万般无奈，爹把我拉到他跟前说："春明，你是老大，家里实在没办法啊！爹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吧！"说着就把我送到地主申万富家。

申万富是个有名的"笑面虎"。我刚到他家，他就把一头大键牛、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犊交给我放。这三头牛老的老，小的小；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有的性子躁，有的性子拗。我这个九岁的孩子，真是放不好。有一天，走到半路上，牛一歪脖，吃了申天宝地里的谷子。这申天宝是村里有名的"惹不起"。真是冤家路窄，他正好在路边看见了，拿着棍子没头没脑地打了我一顿。打一顿还不算完，硬要叫申万富赔二斤谷子。申万富本是个抱着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的家伙，他不但不赔，反而在我身上出气，提着棍子在门口又打了我一顿。最后逼得我妈没办法，到地里费了很大劲，拾了二斤豆子赔给他，才算了结这场灾难。

我每天放牛早出晚归，一到天黑，累得浑身酸疼，又渴又饿。到吃饭的时候，地主婆看见牛肚子鼓着，就给我两个红面馍，要是牛肚子不鼓，我连饭也吃不上。就这样，申万富的小老婆还叫我刷锅、洗碗、倒尿盆。有一次，我失手打了一个碗，她就打了我个半死。我想，任凭拉棍要饭，也比受这窝囊气强。我就离开了申家。

到我十一岁，爹的身体越发坏了，才四十三岁的人，面黄肌瘦，咳嗽不止，不能经常下井；就是下井，挣的米也不够吃。实在没办法了，爹又一次把我叫到他跟前说："孩子，跟爹下窑吧，不然，就要饿死。"我经常看到从井下往上边抬死人，又看到爹累得那个样子，一听叫下窑，就说："爹，我害怕！"我这一说，爹掉泪了，妈也哭了。爹紧紧地搂住我说："孩子，不是爹娘不疼你，你是老大，累点总比饿死强啊。"

我跟爹下井了。从这以后，我在井下整整熬过了二十八个年头。

第一天下井，我坐在爹怀里，爹坐在绳套上，转悠转悠地下到井底。几十丈深的井下，到处往外渗水，巷道里有垅沟，隔不远有一个小坑。把头给我一个柳斗，叫我从坑里往老巷掏水。一个柳斗，能盛十五六斤水，把头叫我保证这一个水坑流不满。好容易干了十二个小时，升了井，身上的关节好像散了一样，咋着也不好受。见了妈，我哭，妈也哭，爹含着泪说："好孩子，别哭了，爹也是十一岁就开始下窑，过几天就好啦。"第二天，增加到两个水坑，第三天增加到三个，一直增加到五个。我两只手提着两个柳斗，另外挤出一个指头提着灯，我马不停蹄地跑着，提了这个坑的水，那个坑的水往外流，汗流到眼里也顾不得去擦。就这样，总是有三个坑往外流水，眼看着巷道里的水有脚面深了。

我正忙得不可开交，把头王黑雷来了，他乘我低头打水的时候，照准屁股冷不防打了一闷棍，我一头栽到坑里，没等我起来，乒乓又是几棍子，立时打得皮开肉烂，我却哭不出声来。王黑雷还瓮着嗓子说："别人都能提完，偏你提不完，耽误几十车煤拉不出来。今天念你初犯，扣你一天工资。"就这样，我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天，只落了几棍子。

2、惨死的伙伴

过了一年，我到水泉沟矿拖筐拉煤，一个小车拉五十斤，我拉不动，就跟我们村里的王林贵、王轮海三个孩子合起来，包了两个煤车。在井下拉车，一个班拉三十车煤，三个人得四斤米，拉不够不能升井。拉上山煤时，我拉一个小车，轮海拉一个小车，林贵轮流给我们推。有一天，轮海拉完了十车煤，找了个黑地方，刚坐下休息，因棚子年久失修，唿咙一声，煤墙片帮了，掉下一块大石头，正好压住轮海。我和林贵闻声急忙赶去搬石头，轮海的腰己被压断，空张嘴哭不出声来。我们架着轮海升了井，去找资本家张好林。张好林是这一带的伪区长，起初把门的门警不叫进，我说："出事了，非找张掌柜不行。"张好林出门来不耐烦地说："找我干啥？"我说："砸伤了人你管不管？"张好林根本就没把我们这几个童工看在眼里，开口就说："下井是你们自己来的，不是我拿八抬大轿请来的，我不管，到哪个衙门口告我都行！"我们年龄小没办法，只好把轮海送回家。轮海的奶奶、妈妈两辈守寡，就这么一条根，因为没钱治，十几天轮海就死了。

我和林贵埋了小伙伴，心里很难过，拖着沉重的步子，又回到矿上，俺俩合伙拉一个小车。有一天，我们从下山往上山拉煤，这个坡很陡，空手走还得两手着地往上爬，我们两个十二岁的小孩子拉着五十斤重的煤筐，实在够呛。我在前边拉，林贵在后边推，我一失脚，哗啦一声，连筐带人一齐往下滚，林贵冷不防受到冲击，猛一下撞到煤墙上，失去了知觉。我滚了几丈远停下了，脚呲了一个大口子，我也顾不得疼了，勉强爬到上边，只见林贵歪着头躺在煤壁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我急忙大声喊叫，可是不见林贵应声，我心里咚咚直跳，连忙背起林贵就走。在大巷里正碰上王黑雷。王黑雷用灯一照说："啊！你们两个小鬼不干活，还在这里背着玩，劲头可不小啊！"我怕王黑雷不问青红皂白就打，赶忙说："王先生，林贵出事了！"王黑雷提高嗓门说："什么事，值得慌张！""你看看就知道了。"我一边说一边把林贵放下。王黑雷用灯照了一下，小脸蜡黄，头上出血，脚也破了，可王黑雷仍毫不在意地说："不要紧，划破了一层皮，一会儿就好啦。"说着用手抓了一把煤沫子，往林贵头上一揉，对我一摆手，"走，把他背上去！"到了井上，资本家照样不管，不几天林贵因得破伤风也死了。我又失去了第二个伙伴。

3、爹爹之死

在井下熬过了四年，我十五岁了，不光会挖煤，也学会了打井。爹是个下煤窑的全把式，采煤、砌镟，样样都中，打井筒更是在行。爹打井，我也跟着做二手活。在旧社会打井可不容易，没钻机，全凭经验。有一年，资本家看好一个地方，问我爹能不能保险打出煤来。我爹说，不十分保险。资本家眼珠一转，阴毒地说："我现在钱还没到，干一个班先抬半个班的钱，其余的等打出来煤再说。"这个井筒打了二十来丈深还不见煤，资本家宣布不打了，其余的一半工钱耍赖不给，他说："没打出一点煤，我自己的几十石粮食都赔在里边了，还有钱发工资？"

爹是个老实人，受了这次骗后，总是闷闷不乐，到西山看了几天，找好一块地方，和更西叔他们十二个人合伙，自己打了一个小窑，挖五丈深，就出煤了。煤层虽只八寸厚，可人心齐，干劲大，每天还能挖一千二百斤煤，每人每天分一百来斤，换点粮食，接点菜，日子还可以勉强过去。大伙都说，宁可日子苦一点，也比给资本家卖命强。约摸有半个多月，井口上就堆了一大堆煤，爹干瘦的脸上，第一次现出了笑容。谁知这件事很快被伪队长刘玉生知道了，他带了两个护兵，背着枪拿着铁锨，到我们开的井旁边打新井。这明明是欺负人，但又惹不起人家。我们不愿意叫他打井，他非打不可，还说："和你们合伙干也行，我自己一股，你们十二个人一股。"他既不出钱，又不出人，每天挖出一千二百斤煤，刘玉生白白讹去一半，我们十二家每家只能得五十斤煤，生活顾不住呀！只好对刘玉生说："把这口井送给你吧，我们不干了。"刘玉生没劳力当然干不成，我们不干，他也不干了。

被刘玉生赶走后，我爹领我到拐头地煤矿，给资本家杜成斋打井筒，我爹下头班，我接爹的班。打井用的井绳，一般都是用皮做的，可这个资本家用的却是麻绳，并且磨得起了毛。工人们说："东家，换根绳吧！"提了几次，资本家理也不理。我爹是个犟性子，几天不说一句话，说出话来能顶倒人，这次他真气极了，照着资本家的脸说："买起马就备起鞍，井筒都打了，还买不起一根绳了"资本家说："你说大话不腰疼，我又没开银行，哪来那么多钱。"这一天，我买了两碗面，自己吃了一碗，留一碗准备给爹吃。该交班了，井绳绞到中间，嘣地一声断了。我爹被活活地摔死在井下。

我把爹背到井上，己是深夜十二点了。我扑在爹的尸体上，总想着他老人家没有死，他不能死啊！他死了，我俩一家人可怎么过呀！深更半夜，守着爹的尸体，我这个十五岁的孩子，真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妈领着几个弟弟从二十里外的老家赶来了，我们全家抬着爹的尸体，到杜成斋家去说理。杜成斋家门口把着两个岗，不叫我们进，我在门口吵，妈在门口哭，周围围了一大群人。杜成斋看着躲不过去，只得出来了。他一出门就毫无人性地说："我花钱，你出人，死了怨自己不小心。"我说："你要花钱买根绳，也不会这样。""井绳不好你不会不下！"我当时年轻，缺乏斗争经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杜成斋这个老滑头，叫门岗拿了几个馍给我，叫我回家。我想，爹的一条命，只值这几个馍？我气得抬手把馍朝杜成斋身上扔去，杜成斋扭头溜回家了。在那个时候，哪有穷人说理的地方啊！

4、七十条人命

爹死后，看着他老人家留下的破油灯，烂毡帽，全家人发誓不下煤窑了。可是五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呢？在旧社会，大小道路千万条，哪有穷人走的路！正在这时候，我四叔王银山从三杆枪煤矿回来了，他看着我说："还是下窑吧！到三杆枪，你下一个班给二斤米，煤山下一个班给一斤米，先凑合着顾住嘴再说。"实在没办法啊！妈合计着，四叔说的也对，于是我带着十一岁的弟弟煤山，与四叔一道，下了三杆枪煤矿。

三杆枪煤矿是鹤壁一带的大矿，每个班下井七十多人。干了几个月，井下水渐渐的多起来了，我双手捧了一些淋帮水，放在嘴里尝尝，味道很苦，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想：地下水是甜的，现在水是苦的，离这不远一定有老窑存水了。我又走到掘进头，里边森凉森凉的，我用手贴向煤壁，整个胳膊都冰凉，好像触电一样。我觉得危险，很快就要出事了。

我勉强干完这一班，升井的时候，已是半夜。我四叔和煤山来接班，我把井下出水的现象向四叔说了说，叫他这几天不下井，四叔有些犹疑。这时候，把头催我四叔赶快下井，四叔想了想说："先下这一班，看看再说。"他一面说着，一面拉着煤山下井了。

我回到住处，吃罢饭正想睡觉，听到外面乱嚷嚷的，说是井下出事了。原来这一班人下井，放第一茬炮的时候，一炮崩透了煤墙，老窑存的水顺巷道往下直灌。工人们齐往井口跑，有的抓井绳，有的跳上起重筐，都想逃出井口。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起重井绳嘣地一声断了。后来才知道，这井绳是资本家李贵砍断的。那李贵本是个伪军官，平时杀人不眨眼，他站在井口，听着井下的吵嚷声，他估计井下这七十个人，若是设法抢救，能救出一半；但他又想，这些人一出来，可不是好惹的，一定要闹事。想到这儿，他手拿斧子，对准起重井绳，三斧两斧把井绳砍断了。然后他朝着两个绞车工说："这事要透出风声，我要你们的脑袋！"

井下渐渐没有动静了，七十条人命完全死于井底，死在资本家李贵的手里。工人家属闻风赶到，齐哭乱哄地找李贵要人。我到井口看了看，只见二十多丈深的井筒，水涨得离地面只有三丈深了。黑黑的井水，吞噬了七十个阶级弟兄，吞噬了我四叔和二弟，悲伤、仇恨一齐涌向心头，我真想抓住李贵狠狠地咬他几口。可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有什么办法呢？那天，我无可奈何地离开了三杆枪煤矿。

5、大同圈窑----人间地狱

四叔和二弟死后，我又一次发誓不下煤窑。真是像俗话所说的，屋漏又遭连阴雨，船破偏遇顶头风。紧接着，一间破房子也被保长王合讹去了。一家人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了。故土难舍，但为了生活，全家人忍受着剜心的疼痛，离乡背井，流浪到太原。在太原人地两生，举目无亲，哪里是个安身之处，实在没法，全家人就在城外找了一个土窑洞住下了。有一天，我到城里想找个出力的地方，刚进南门碰见一个穿洋服的人，他见我就问："苦力的，想干活吗？"我说"想干。"心里想，真是时来运转，找不着碰着了。那人接着说："干一天给一元二角钱，跟我走吧！"我说："还没有吃饭。"他就顺手给我四个白馍。拿着白馍，我把两个放起来，准备给妈和弟弟吃，剩下两个，我一边吃一边等着。不一会，那人带着十来个人来了，说一同到北门外去干活。谁知把我们弄到铁闷子火车上后，门一锁，火车一个劲地开起来了，从正晌午一直开到天黑，车才停下来。

一打开车门，两个日本兵端着枪把我们叫了出来，押到一个土屋里又把门锁上，门口还站了岗，不准出入。该吃饭了，提来一桶水，每人分两个红面馍。夜里，北风呼呼地刮着，我们都穿着单薄的衣服，冻得睡不着觉，背对背地坐着。一夜之间，脚都冻肿了。

第二天，日本鬼子拿着枪，把我们押出来，只见四周岗亭林立，周围是一层一层的铁丝网，外加一层电网，活像个大监狱。

日本兵把我们押进一个斜煤井，井口是个铁栅门，铁门上拴着一个大铁链，铁链上边有个很大的锁，我们进去后，门又锁得紧紧的，门口还站着一个日本兵。

我们走到井里，里边又闷又热，又腥又臭，工人们都光着身子，连个破毡帽也没有，有的挖煤，有的抬煤，动作很慢，都好像喝醉了似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有的倒下去就起不来。他们看到我们这些新来的人，都露出同情和惊奇的眼光，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回答是从太原被骗来的。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大同的圈窑。

圈窑真称得起人间地狱，二十个人有一个工头跟着。这工头不是一般的工头，他们腰里掖着枪，左手拿棍，右手拿皮鞭，轻者打皮鞭，重者一棍打个半死，如有半点反抗就地枪杀。

在阴森森的矿井里，谁也不说一句话。一天送两次饭，每人两个红面馍，提去一桶凉水。后来每顿饭给一碗黑豆，黑豆配凉水，井下工人没有一个不拉肚子的。每四个小时工头换一班，工人稍稍喘口气，就又接着干。在井下不知道白天黑夜，一连干七天七夜不能睡觉。有时干着干着手一拄镢头就睡着了，工头见谁站着不动，过来就是一闷棍。我亲眼看见每天总得打死一两个人，人死了往老塘里一扔就完了。干够七天，才被工头押着走出井口铁门晒晒太阳晾晾风，晒够三个小时，又被押着走进斜井的铁门，再干七天七夜的活。

什么时候才能逃出这个吃人的牢笼？这念头一直在我脑子里回旋着。

我第二次出来晾风的时候，由于在井下缺少营养、不见阳光，一出井口，觉得天旋地转，阳光好像万道银丝，刺进眼睛，刺进脑髓，看不清什么东西，我闭了闭眼睛，还是一样。在井下想见阳光，这时又怕见阳光了。

下了井虽然好一点，可是眼睛总是看不清，头也发胀。和我在一起挖煤的人，没多天就死去五十多个。我虽说没死，头上身上也挨了不少棍子，到现在还留着******。

有一次，工头派我和董其贵上井拿筐，在半路上，我问董其贵："咱们想个办法跑吧！"他说："要是跑不脱的话，不是电死就是被打死。"我税："反正是死，死在井上比死在井下强，碰巧了还能逃条活命。""对，咱们看机会。"董其贵答应着。两个人来到井口，正是午夜，把门的日本鬼子，抱着枪正打瞌睡，我轻轻地拉了下铁门，一个铁链子连着两扇门，不是那么紧，我又把铁链子松了松，铁门出现了一条缝儿，我在董其贵耳边轻声说："拉！"董其贵使劲往两边掰着两个铁门扇，我扁着身子挤出了门；接着，我掰着门，董其贵也挤出来了。我们轻轻地走出去，把门的日本鬼子并未发觉。俺俩出了井口，在院子里的黑暗处转了一圈，都是电网，便发起愁来；又转了一圈，看见一个水沟，沟里有一团乱铁丝网，我用大棍一挑，把铁丝网弄到一旁，我们钻出来了。两个人钻出电网，好像出笼的鸟儿，猛跑起来。跑了约五六里地，看看后面没有人追，才停下来休息。我问董其贵："你是哪儿人？去什么地方？""我是东北人，要回东北。"我说："我妈和弟弟在太原，我要回太原。"两个患难弟兄，也没有什么作个纪念，互相磕了一个头，两个人交换了地址，说了声"后会有期"，一个往南一个往北各自走了。

6、死里逃生

刚刚逃出来，心里总是害怕，再加上眼睛怕见阳光，我就白天找个麦秸窝睡觉，晚上走路，走了几天才到太原北门。那天天已经亮了，眼睛也渐渐的适应了阳光，我多么想见妈妈和弟弟啊！我的脚步越来越急了，心里也越来越紧张了，家里是什么样子呢？

我正走着，身旁一辆卡车猛地停住了，从车上跳下来几个穿绿衣服的人，嘴里喊着："苦力的干活！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架上汽车，嗡地一声汽车又开走了。开到一个有电网围着的平场子里停下来，把我推下车，给了一个铁锨就叫干活。

隆冬寒天，北风呼呼哄，我穿着不能遮体的破单衣，戴着一顶烂毡帽，光着脚，身上像刀子割一样。该吃饭了，吃的是红面馍，喝的是半温水。工人们个个饿得面黄肌瘦。日本鬼子却吃大米饭、猪肉，他们吃不完就倒在猪槽里。

这是给日本鬼子修飞机场。场内住着很多鬼子，他们训练狗，专门对付劳苦工人。日本鬼子先扎一个纸人，穿上破烂衣服，里边裹着一块肉，鬼子一指，狗就扑向纸人，三扑两扑把肉抓出来吃了。慢慢地狗就抓工人了。日本鬼子训练了四五条大狗，他们在工地带着来回乱窜，用来代替监工的。鬼子常牵着狗，站在高岗上向周围看着，见谁不抬着筐跑，就用手一指，狗一摇尾巴扑上前去，先一口咬住腿，然后再用爪子扒肚子。有一个老头走得慢了，日本鬼子一指，狼狗扑过来，一下抓瞎了他的眼，又是两下把肠子扒出来，血淋淋的肠子弄得满地，日本鬼子还特意叫工人们看，企图杀一警百。我亲眼看见狗吃了几个人。

有一次，我正在干活，日本鬼子牵着狗瞅着我笑，我真想赶紧躲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日本人一指，狗扑向我，一口咬住了脚脖，把我扯倒，我怕狗扒肚子，马上一翻身趴下，双脚乱蹬，打了几个滚，才算没有叫狗咬死。我的脚脖被狗咬掉一块肉，立时，鲜血直流，一个叫王海的工友马上扶起我，找了一块洋灰袋纸，给我包扎起来。

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我自己也害怕起来，狗咬了以后，更为伤心，决心冒险逃跑。

这天夜里，我沿着电网看了一圈，见有一个水沟，就顺着水沟钻出电网，拄着一个棍子，一瘸一瘸地离开了这个杀人的刑场。

7、老虎矿上血泪多

走了半夜才到家，妈见我又瘦又瘸，头发半尺长，摸着我的头说："孩子，你这几个月到哪儿去了？"我把被骗下圈窑、被抓修飞机场的事说了一遍，全家哭起来了。哭有什么用，沉重的生活担子，逼着我又东奔西跑去找活干。没找到活，碰到了两个老乡，一个叫王富贵，一个叫王良，他俩对我说："太原西三百五十里远，有个老虎须煤矿，有采煤技术的，下一个班给一斤十二两米。"我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听到这消息，又高兴又害怕。回家和妈商量，妈也只好同意了。没路费，妈把唯一的囫囵褂子卖了两块半钱，我拿着一块买了一张火车票，搭车走了。到煤矿后，很快就上工了。上了两个班，都是先一天领第二天的米。我估摸着，全家都到矿上，还比在太原强些。于是，我把妈和弟弟接到老虎须煤矿了。

老虎须煤矿，的确比老虎还厉害，这个地方的群众编了这样一首打油诗：到了老虎矿，老虎扑绵羊，侥幸死不了，也得身受伤。这里用铁丝网围着，通了电。

圈里除了日本鬼子住的是瓦房外，工人们住的是个大棚子，有家属的吊一张席子隔起来。夜里天气冷，棚子里四面透风，好像睡在露天地一样。工人们偷点煤烤火，日本鬼子怕烧了棚，强逼着工人用水泼灭。晚上，孩子们冻得直哭叫。

在井下，谁行动慢了，工头抡起棍子就打。在井下累个半死，到井上冻个半死。原来说明给米，后来给成棉籽饼。工人们先是面黄肌瘦，慢慢地就浮肿起来，脸肿腿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头摔在地下，口吐白沫，躺一两天就死了。

工人们一躺倒，工头就不发口粮，每天只给两个胡萝卜。工棚里每天总得抬三五个死人出去。死了人，工头叫工人把尸首抬到万人沟边，一扔，就算完了。这里大白天成群的狗，夜里成群的狼，到处乱窜着吃死人，胳膊腿叼得满地皆是。这沟里究竟扔了多少死人，谁也不知道。

每到晚上，带家属的更是倒霉。夜里，日本人拿着手电筒，满棚子乱窜，看见青年妇女就拉走。我住的工棚里有个青年工人，带着妻子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日本鬼子要抢他妻子，这个青年人刚要去阻拦，当场被杀死了，妻子被污辱后上吊自杀了，小孩也饿死了。工人们气不过，就纷纷逃跑。日本鬼子怕跑人，就加强岗哨。上班时，日本鬼子端枪押着工人到井口，看管得很严。

我妈生病了，弟弟也生病了，我的腿直发软，也要生病，全家人眼看着活不成了。一天，妈对我说："春明，趁咱有口气，赶快回家吧，死也把骨头埋在家门口。"我听了妈妈的话，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全家人逃走了。

8、斗争才能胜利

从太原坐火车回到安阳，踏上了家乡的土地，虽然还是一贫如洗，我们总算活着回来了。想到这一点，心里也稍愉快些。下了火车往西走，到了杨家疙瘩，正往前走着，看见路旁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在那里痛哭。我妈是个软心肠人，就上前去问那姑娘为啥哭，那个姑娘叫窦玉花，她哭着说："俺爹被地主逼债逼死了，俺娘也被逼得上吊了，无依无靠，只剩下我一个人......"听到这，我妈也跟着姑娘哭起来。

穷人和穷人心连心，哭了一会儿，又说了一会儿家常，我妈就对那个姑娘说："俺家就在那边南善应村，也是穷得地没一分，椽没一根，你若是不嫌气，就跟我们一块儿过吧；你要是不愿意，咱们以后当门亲戚走也行。"窦玉花听了我妈的话，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们一家人，点了点头。就这样，我们回家的路上又多了一口人。

回到家，没有了房子，全家人无处安身，只好在村头破庙里住下来。生活还是没有一点办法，只不过多了一张嘴。为了吃饭，我又干起了老行当，下了沙石湾煤窑。

沙石湾煤窑的资本家，名叫王三全，是皇协军的头子，手下有一批反动武装。

王三全开这座煤窑，赚了不少找，可就是拖拖延延的不给工人开工资，工人们都是没有隔夜粮的穷人，哪能等得及？于是就成群结队地找他要工资，每找他一次，他总是推托说："唉！我也是难啊，你们看，有煤卖不出去，等两天吧。"过两天，又去找他，王三全还是哭穷不给发工资。工人实在没办法，我们就串连十来个人，想着非得设法治他一下不可。大家说，假若工人都一齐不干活，井下煤采不出来，水排不出去，给他来个淹井，看他发不发工资？我们商量好以后，第二天一齐不上班了。这一来，果然灵验，王三全有点着慌，他派人叫工人上班，工人说："肚子没吃饱不能下井！"他知道这里有文章，就打听串连不叫工人上班的

领头人。有个小把头给王三全透了气。王三全一听是我领的头，可把他气坏了。

王三全派了三个皇协军，拿绳背枪，到破庙里找我，见了面不问青红皂白，把我捆起来吊在树上就打。打了一顿又带到皇协军队部，王三全亲自"审问"："是你不叫他们上班？""一人一姓，谁也挡不住谁，他们能听我指挥？"王三全说："我就奇怪，为什么一齐不上班了？"我说："吃不饱咋能上班？"他说："叫他们上班，马上给他们开工资。"王三全把欠下的十三天工资都开了，唯独给我少开了三天的工资。我找把头一问，他说："捆你那天，掌柜派了三个皇

协军，费了三个工，所以扣你三天工资，这叫'绳钱'。"我挨了打还得扣绳钱，天底下竟有这样不公平的事。

在苦难的共同生活里，我和玉花逐渐产生了爱情，妈也为我俩安排了终身大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我被捆走挨打的那天，我的未婚妻玉花也被吓得有了病，没到三天就死去了。

9、血债要用血来还

一九四八年，我的老家南善应村解放了。我从煤矿回到家，参加了反霸和土地改革的伟大运动。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在党的领导下，我和俺村的穷哥儿们，跟土改工作队一起，和地主恶霸接连斗争了一二十天。罪大恶极的地主王清平、杨楼子、王银国，经上级批准，在本村枪决了。但地主王老贵等随着伪军逃跑了。

斗倒了地主以后，就开始分地。我家分了三间房子十亩地，还分了一头大牛。我在资本家鞭打之下，没掉过泪；被恶狗咬伤，没掉过泪；就是父亲被摔死，叔父、二弟被淹死，我也很少流泪，都把泪水往肚里咽。这次，当我牵着牛回家的时候，我的眼泪却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我感激党，我这个九死一生的人，终于活过来了！在党的温暖的怀抱里，生活有指望了。

一九四八年，这一带正是拉锯形势，国民党匪军和还乡团经常骚扰这个地方，我知道必须要用战斗来保卫这胜利的果实，在解放汤阴的时候，我们组织了担架队，大家选我当队长，几次战斗我都上了前线。

过了三个月，国民党的新五军反攻过来了，地主王老贵和伪保长王合，也跟着回来了。当时我们农会干部还缺乏斗争经验，有些就不幸被捕了。王老贵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捆起来，拉到村东的老废井边，每人脖子上拴上一块石头，往井里一推，十二个干部和一些群众都被杀害了。我们暗暗地记下了这笔血债。

杀死干部以后，地主们开始倒算了，谁分了他们的地，不管收成咋样，每亩地要四百斤谷子。牲口、衣服也都倒算去了。可恶的地主阶级，比过去更凶恶地压在人民的头上。

又过了三个月，解放军全面反攻，我也跟着回到了家乡。经受了这次锻炼，使我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我和其他干部领导群众重新分配土地，大家一致选我当了副村长。我这个在旧社会当了半辈子煤黑子的人，也管理起村里的事情来了。

10、今日矿工甜

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党号召煤矿工人回矿工作，我也想回煤矿了。有一天，我找正村长杨克文同志说："伙计，我想回矿啊！"我这么一提，他说："那一年你爹死了，你不是发誓赌咒不下窑了吗？为什么现在又想回矿啦？"是啊，我是不止一次地发过誓，赌过咒不下窑，但那是旧社会，那是给资本家卖命，当时为了生活，想脱离也脱离不了，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我干煤矿是内行，我应该发挥这一技之长。

就这样，他们同意我仍然回矿当工人。到小西天煤矿，见了很多老朋友，这里一切都变了，下井有工作服，上井有澡塘，下一班八小时，工作时间比过去减少三分之一。

不久，我和张桃荣结了婚，生了两个小孩，现在都已经十来岁了。

鹤壁建矿的时候，我从小西天被调到鹤壁陈家庄煤矿。我的眼睛因为在山西大同下圈窑遗留下不少病症，看不清东西，头脑还发胀，领导上很关心我，把我送到邯郸眼科医院治疗，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把眼睛治好了。现在我是六级工，一家四口人，生活过得很好。饮水思源，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哪有今天呀！

我祖传的那个破油灯和烂毡帽，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不但给青年工人们讲，还给我的两个孩子讲，让我们的后代，记住好日子来得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