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血猎犬和比格哪个好？海德里希如何成为冷酷疯狂的

《海德里希传》采取解剖和肖像结合的方式，作者罗伯特·格瓦特称之为“冷移情”：“尝试保持相当的距离来重现海德里希的生活，但绝不会后向阅读历史，或是陷入将历史学家和庭审战犯的检察官这二者角色混淆的危险。”在有意避免“特征化描述”的语境下，作者尽力为海德里希“自己的特有话语和表达选择留有空间”。

基于这种写作态度，在这本记述“希特勒刽子手”的传记中，读者不会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太多愤怒和指责，它更像一个摄像机，客观超然地记录着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一个人。当个体被置于时代、群体的大背景中，推动个体人生走向的力量，呈现出更丰富层次与内容。作者在引言中写道：“海德里希走向大屠杀的道路一点都不直接。他的人生数次受到超出其控制范围的不可预见事件的影响。不仅如此，他的行为只有放到20世纪上半叶塑造了德国历史的知识、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大背景下才能够被完全解释。”

那么，海德里希是如何由音乐家之子演变成刽子手的呢？据罗伯特·格瓦特记述和分析，是多个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社会环境。美国人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提到：“希特勒的病是有传染性的，整个国家都感染上了，就像感染上一种病毒一样。”海德里希无疑是病毒的重度感染者，1939年9月二战爆发之际，海德里希写给妻女莉娜的信如同遗嘱，在表达了对家人爱之后，他写道：“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坚信元首和德国；要忠于纳粹运动的理念 ……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友善、慷慨地对待我们自己的人民和德国，对待帝国内外的一切敌人则要毫不留情。”《海德里希传》的作者由这封信得出结论：“他已成功地将自己重塑成了一个模范纳粹，并对他的新身份怀有坚定的信念。”此后， 海德里希在极端的纳粹思想指导下一路狂奔，成为大屠杀的组织者，直至1942年5月被刺杀身亡。传记作者罗伯特·格瓦特认为：“海德里希是他那一代人既典型又不典型的代表。和所谓‘战争青年一代’一样，他也体验到了相当一部分的深度破裂和创伤经历 ……使得他和其他许多德国人更易倾向于极端民族主义。”纳粹极端思想影响下的德国社会环境，加诸个体身上，就出现了海德里希这样的典型，完全“正常”的中产阶级背景出身的年轻人可以变成政治极端分子，“决意要用超暴力来实施他们激进改变世界的反乌托邦幻想”。海德里希的妻子莉娜一生都宣称丈夫是“历史情形的受害者”，“是特殊历史情形的产物，是不受他本人控制的政治和文化架构的产物”。作者评论道：“这个说法也许是对的。“但主张他是受害者，则是对欧洲数百万二战受害者的侮辱。

二是权力欲望。社会环境不是人作恶的借口和理由，海德里希纳粹罪行的能动性和责任无可置疑，他之所以成为极端残忍的刽子手，自有其性格的原因。《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写到了海德里希之死，称其为“日夜图谋取得更大权力并且阴谋取代他的上司希姆莱”。海德里希海军服役时的战友贝克认为“野心毫无疑问是海德里希最强烈的特征。”另一位学员认为海德里希学习能力平庸，但却具备“基于逻辑思考、始终如一的行为和一种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对待他人的直觉，他通过这种方式来为自己识别机遇、预判他上级的意志和让自己适应环境”。海德里希安全总部的下属舍伦贝格称他“在一群凶猛的狼当中，必须总要证明自己是最强的那只”。在这种性格驱动下，海德里希以极端的思路和作法，赢得了希姆莱的信任，进而取得希特勒的青睐。 在控制党卫军的同时，他最终成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代理总督，达到权力巅峰，进而推行更加极端的政策。权力欲让海德里希踏上极端纳粹的不归路，极端纳粹的表现又不断满足着他的权力欲，海德里希陷入了黑暗的漩涡，不能自拔。

三是个人经历。人的一生都是线性的，以时间为轴，轴上点缀着若干高光或暗黑时刻，这往往成为人生的转折点。对海德里希而言，他的人生重要转折点，应当是1931年春天，27岁的他因私生活处理不当被海军遣散。“他不能接受失去他作为一个军官的社会地位”，在具有极端纳粹思想的妻子莉娜家庭影响下，他找机会投靠党卫队首领，盖世太保总管希姆莱，找到了爬升之路。此外，犹太祖先的传言让海德里希颇为恼火，为了弥补缺陷和表达忠心，他越发努力“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模范纳粹”。在党卫军与德国军队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角力中，海德里希为了出人头地，千方百计以极端的表现取得希特勒认可。而海德里希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想法并非由来已久，也是随着战争的走势逐渐形成的，传记作者写道：“战时的兽性，对失败了的驱逐计划的懊恼，来自东欧占领区的当地德国行政官员的压力，以及意识形态所驱使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心，共同导致了海德里希认为系统的大屠杀既是可行的，也是理想的情形。”冷酷严谨的海德里希，大权在握后也变得盲目自信，最终导致了被刺身亡。

许倬云在《历史大脉络》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人类空前的浩劫，人类彼此毁灭，其规模之大、方式之多均已臻极点。”德国、日本作为二战邪恶轴心主要成员，反人类的行为“已臻极点”——大屠杀的习以为常、集中营和731的人体实验、文化殖民的诛心灭祖，累累罪行罄竹难书。在对战争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对不同个体抽丝剥茧般的人生解剖，有助于梳理出个体和环境结合，生出“怪胎”的基因所在，进而设法消除、控制极端社会环境和极端人类个体的出现。

《海德里希传》是一次很好的尝试，正如罗伯特·格瓦特说的：“海德里希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关于纳粹统治最黑暗方面的唯一独享的、秘密和有机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