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超级大鱿鱼：来年春节他们可能还在秘鲁钓鱿

2010年7月16日,在烟台市烟渔码头,即将开赴秘鲁渔场从事远洋捕捞作业的船员与亲人依依惜别。据了解,当天起航的10艘渔船,总计海陆员工260余人,40余天到达目的地,鱿钓时间为两年。

(申吉忠摄)新华社资料片

过去的12个春节,53岁的张松伟是第二次在家过。

从2010年春节算起,47岁的他7年来头一回在家过年。

“上世纪90年代鱼就正儿八经少了,海里根本没东西,马面鱼几乎断了根。我们公司也开始转产转型,发展远洋渔业。”

“为什么我们的鱼少了?一是乱捕滥捞,再是海洋污染。”

“我们干船员的人都很疼媳妇,这是真的,因为知道自己海上遭罪,爱人在家里辛苦。”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腊月二十九,张松伟一上午都忙着给第二天的团圆饭做准备。炸鱼、炖排骨,买好牛肉驴肉兔子肉,冰上一柜子鲜虾螃蟹。

过去的12个春节,53岁的张松伟是第二次在家过。“习惯了。我们这工作没什么好写啊,你们没法明白。”

大年初一下午,隋永兴送走去跟朋友、同学聚会的妻子和女儿,自个儿在家看电视。从2010年春节算起,47岁的他7年来头一回在家过年。两个月前,他刚结束整整25个月的漫长远行,回到家中。

“市场上卖的那种厚鱿鱼片和你们吃的鱿鱼丝用的是我们在秘鲁钓的鱿鱼,烧烤摊用的小一些的鱿鱼是我们在阿根廷钓的。你们在餐桌上吃这些的时候,不会知道一条鱿鱼背后的代价。”

他们都是烟台海洋渔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常年漂在异国他乡的海上。张松伟近年多在冷藏运输船上做轮机长,他们的船四处奔波,在海里与远洋渔船会合,把渔船上粗加工过的冷冻鱼扒载下来送去港口；隋永兴则是远洋渔船的轮机长,近年多在阿根廷和秘鲁外海海域钓鱿鱼,每次出海一走两年,渔船一年进一次港,他一年踏上一次陆地。

咱们的海现在太穷了,所以越走越远

张松伟是船员的儿子,也是家里四兄弟的老大。1979年初中毕业后,16岁的他跟父亲一样上了船,赚钱养家。那一年,中国的渔船还从未开出近海。张松伟和父亲都在近海作业,20天左右回一次港。石岛外、上海外、日本外、韩国外……海里的鱼多极了,“我们船能装4500来箱鱼,一箱40斤,基本半个月就满载。如果去三八线外拉青鱼,一天一宿就满载。上世纪70年代,烟台渔业公司的鱼卸下来堆土一样能从码头堆出好几里地,一直堆到西南河,现在不行了,咱们的海现在太穷了。”

隋永兴是1987年17岁时上的船,那时,中国已在两年前派出了第一支远洋渔船船队。他刚上船跑的也是近海,在渤海湾拉刀鱼、鲅鱼、小黄花鱼,又去钓鱼岛拉用来做烤鱼片的马面鱼,“一拉网就有,三天就拉满。我们船载容量一百来吨,三天下来,鱼多得舱盖上都是。那时候,看见日本船韩国船钓鱿鱼我们就寻思,什么时候我们能把马面鱼拉光也去钓鱿鱼?结果上世纪90年代鱼就正儿八经少了,海里根本没东西,马面鱼几乎断了根。我们公司也开始转产转型,发展远洋渔业。”

张松伟属于国内最早一批出国打鱼的船员。自1985年至今,30年里从美国阿拉斯加到非洲加纳,从白令海峡到马尔维纳斯群岛,他跟的船在30多个国家附近海域打过鱼。

“为什么我们的鱼少了?一是乱捕滥捞,再是海洋污染。”他反复叹气,在两小时的交谈里8次提到“保护意识”。

“咱们的海洋保护意识还是太轻太轻太轻了。很多国家早就限制了渔网网扣大小,我们以前没有啊,网扣很密,市场上丁点大的鱼子鱼孙都捕上来卖。现在有禁渔期了,过去这也没有。在南美拉龙虾,我看到老外把捞上来的小龙虾全部丢回海里。他们的渔网上还有防龟器,海龟进来下不到网底就从防龟器上跑掉,我们没有。”

他感叹这方面我们甚至不如一些非洲国家,“塞拉利昂、达喀尔、加纳、贝宁、喀麦隆、阿比扬、尼日利亚……我在非洲那块儿呆了6年了,他们脑子里都有这样的思想,说这样不行那个不能碰,这么搞鱼都死了以后的孩子没得吃。巡检船半夜会出来检查你的网扣大小,执法很严。”

在隋永兴看来,发展远洋渔业,去公海里捕鱼,可以让我们自己的海洋资源得到休养,又能让国内老百姓有鱼吃,解决部分就业,提高国家知名度。他也同样感受到海洋资源的枯竭。“一天比一天少,在阿根廷、秘鲁钓鱿鱼,前几年一礼拜不用起锚,一个地方钓都来不及加工,现在一天起好几次锚找鱼。”

把你丢进一个小屋,窗帘一拉,就那种感觉

常有人对远洋打鱼人的生活抱有好奇与向往,那似乎是种野性、自由、彪悍、浪漫混杂而成的生活方式,对于这样的想象,真正的船员们只能报以苦笑。

“在船上是什么感觉?把你丢进一个小屋,窗帘一拉,你关在里面,就那种感觉。”张松伟说。船上的工作没有定点,强度很高。他记得1980年代,他们去美国作业,与美国的公司联营,对方捕鱼,我方加工,加工不完就不再供鱼。“加班加点,船上的加工员一次工作36个小时,休息6个小时起来再干36个小时,有人干完活工作鞋就脱不下来了——脚肿得太厉害。”

在隋永兴的鱿钓船上,船员们的工作量是两年里每天十几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钓鱿鱼要在晚上用灯光引诱,因而他们还需日夜颠倒。12月到7月船在阿根廷,再往后鱼少浪大,就转到秘鲁。秘鲁的鱿鱼个头大如猪,不能像在阿根廷那样用机器钓,须用手钓,“晚上五点,用20分钟吃完饭,就开始不断扔钩拉钩,钓到早晨五六点收工,再开始加工,扔掉内脏抠掉嘴,切片装盘,加工完送进冷库,才回来吃饭睡觉,基本干完都要到早上九十点钟,天天如此。干这个的人手指指节都被线勒得老深,手上暴皮、脚肿……就是这样的职业。”

除了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需要忍受的还有海水蒸馏而成、不含任何矿物质、喝久了手指甲发软的淡化水；吃完船上带着的冷冻蔬菜、肉类之后,长达数月、一天几顿的炒鱿鱼炸鱿鱼鱿鱼丸子；热带地区作业,40℃高温下的甲板,海鸥的屎一糊一身,70℃以上的机舱,松几个螺丝就要爬上甲板,张着嘴大口喘气；常年不定点吃饭导致的胃病、海风跟潮气造成的“十个船员十个风湿”；风暴、撞船,各种突然而至的危险……

张松伟的船曾被卷进台风眼,“台风中心风平浪静,看着不可怕,但气压低,天色像黄土,一片焦黄,死静死静,还不如有点风,心情特别压抑。”隋永兴上回出海船上起火,烧了一天一夜才扑灭。“兄弟船帮忙,船舱里放氟利昂,心里确实很害怕很害怕,觉得能把火救了就是最大的幸福,万一要弃船,能保命就是最大的幸福。”

除此之外,最让他们难耐的是无边无涯的寂寞。“心理承受能力是第一位的,一出海两年除了船上二三十号人,看不见人看不见陆地,只有蓝天白云、海水船只和鱿鱼。”隋永兴说。岸上兄弟间一笑而过的闲话在船上可能导致一场械斗,跳海的人一直有,疯了的也一直有。“船上得了神经病,码头一送、脚一踏到地,马上就好,你说怪不怪?就是压力太大,受不了了。”隋永兴排解火气跟郁闷的方式是去船尾唱歌,“虽说五音不全,嚎出来心情马上就能放松,抹抹头,再去干。”

两个人都提到有的国家船员半年一周转,相对来说,出现问题的人就少很多。

渔船上手机没有信号,卫星电话话费昂贵且多只用于工作,与家人联系过去靠写信,后来变成“公共电话”:提前办好广州话台的电话卡,在大洋中喊通话台,由接线员转接给家人。这种电话用的是公用频道,所有人都能听到,船员们没事也会打开听听别人在讲什么。

张松伟讲了个笑话,多年前有家属跟丈夫打电话,不知道谁都能听见他们的对话,就问丈夫“你想不想俺?”丈夫说“你快悄悄地吧!”“我就不嘛!你想不想我?”“哎呀,你快悄悄地吧!”……

生离死别是他们每天的生活

父亲是船员,张松伟从小已习惯离别。上船后,年轻的船员因为想家三天两头地哭,他从没哭过。只在有一年,特别特别想家。

“1987年8月25日,这个日子我永远忘不了,我儿子出生,我出海。”前一晚,他把妻子送到医院,等到早上7点刚知道自己儿子平安降生,就从医院匆匆赶去码头,在等待海关封关时忍不住跟船长说想去看一眼儿子,船长看看时间,说你去吧,他又从码头赶回医院,看了一眼孩子转身又跑回码头,9点钟海关封关,船只离港。“我脑子里现在还想着孩子闭着眼的样子,那么小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模样。”

一走一年到两年,回家几个月,又一走一年到两年。生离死别是他们每天的生活。张松伟和同为船员的父亲曾经最长5年没见过一面,你回家我在海上,我回家你在海上。

奶奶去世时,他在船上,回家时是奶奶周年祭；爷爷去世时,他也在船上,回家时爷爷走了一年多了；父亲去世时,他还在船上,回家时给父亲过了周年……

“那种感觉……你不明白。”他叹气,“做船员失去的太多太多,对家庭付出的太少太少了。”

“欠父母的,欠老婆孩子的。”隋永兴说,“你们体会不到,你要上船走到俺这地步才知道俺们说这话的心情。”他拍拍身后的灰色皮箱,“每次出去我都带着这个大箱子,衣服和爱吃的东西,老婆都给你细心准备好,有时候偷偷把自个儿和孩子的相片放在里面,你到了那边一打开,看到相片,那心里的滋味……你不干这行体会不到,酸、甜,主要是酸。”

上回出海,考上大学的女儿把自己的照片和录取通知书复印件藏进他的行李,“她还写了信,说我考上大学了你为我高兴吗?最近照了张相片,你看女儿漂不漂亮?哎呀,我一看,那个泪,男人怎么刚强都不行,铁打的金刚都不行……”

“别人结婚,家里体力活是老爷们儿干,我们出海,一走700多天,老婆在家什么都靠自个儿。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自己做饭,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买蜂窝煤自己搬、后来换煤气罐自己扛,孩子生病,晚上骑自行车带孩子去医院,又是风又是泪,孩子哭她也哭……我们干船员的人都很疼媳妇,这是真的,因为知道自己海上遭罪,爱人在家里辛苦。”

早些年,出国打鱼的船员收入相对可观,近些年,同样的待遇,这份工作已越来越难吸引人上船,尤其现在的年轻人多是独生子女。

明年春节,也许又是在海上

比起在家过年,他们更熟悉船上的春节。

船上的春节论小时过,当地时间大年三十中午,大伙刷好甲板,干干净净洗个澡,多整上几个菜,一起聚个餐。一个来小时的时间,胡吃海喝吹完牛,各就各位,该值班值班、该干活干活,这就算过了年。

“你想啊,一群老爷们儿一起过这个节能有什么意思?一起包的饺子也都不好看啊,有的皮大了,有的皮厚了,有的包成长长的。一喝酒更没法看,平时能喝半斤,这时候二两就醉,脑子早飞回家去了。”隋永兴说,“俺船上的兄弟现在吃糖不甜,喝酒也酸,还是回家好,过过平常人的日子,三口之家热热乎乎的比什么都好。”

大年三十,他和妻子、女儿简简单单吃了一顿年夜饭,仔仔细细把虾、鱼、芋头和亲手包的饺子供到家里常供的海神娘娘神像前。

难得在家过一次年,从年三十到初一,张松伟的母亲和几个弟弟都要在他家团聚,一大家子准备围着圆桌好好热闹一番。“其实这么多年我们都把春节看得很淡了,不信你问我妈春节我们不回来过她什么感觉?”他指指刚走进家门的母亲,老人看看他,“没什么感觉,工作需要,非干不可。”

“你看!”他笑起来,“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微信里陆续收到世界各地海船上朋友的拜年信息,他低头看看,心里知道,明年春节,也许自己又是在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