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熙的故事简介：从维熙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

我想，我可以说在文学上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从维熙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从维熙于今晨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从维熙先生生前曾做过教师、记者、编辑。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长篇小说《北国草》、《走向混沌》等。一九七九年他重返文坛之后，率先发表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十几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因而被文坛誉为“大墙文学”之父。

“有人愿意回忆幸福，有人愿意咀嚼苦难。我属于后者，这不是自我的选择，而是历史的安排。中国历史的血色真实，正是我们前行的艰难足迹。“从维熙先生在《历史，从未这样》这样深情道白。

而今夜，我们想通过从维熙先生的《历史，从未这样》中一段“谈文学与自己”的文字片段来了解他对文学的初衷，用先生的自述和对后辈的坦诚真言来回忆他的文学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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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从维熙

我个人感觉，文学创作最根本的成因还在于个人的天赋特质。当然，生活对于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但你的个体是不是这个材料，却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我记得中国一个已经作古的美学家王朝闻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如果天在下雨，如果你是一块吸水的海绵，水自然而然就淌到海绵的纤维里面了，如果你的本质是一块石板，任多大的雨从你身上流过，你对它也毫无反应。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如果你是一粒种子，最终总会生长起来，开花，结果。在我上学的那个时期，学校里有两个文学创作组，多年以后，热爱文学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热爱文学的人，为文学魂牵梦萦的人，真正拿起笔来创作的人几乎没有。

比如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一棵树掉下苹果，触动他的是地心吸引力，而一位文学家面对这个情况，与科学家有不同的联想，那就是怜香惜玉和感伤人生苦短之悲怆。这与牛顿的感觉南辕北辙，完全不同。我从小理工科非常糟糕，特别是我从河北冀中农村到北京上中学的时候，进入的是当时北京的名校——北京二中，这是个以数理化为根基的学府。我受到很大的挑战，我觉得我根本不应当是这里面的一个学生。上代数课的时候，我偷着看当时国民党一个作家李紫尼的小说《青青河边草》。这是我的个人主体决定了的。

我从小就厌恶念数理化，小代数得过零分。这在二中那样严格的学校里是不行的，我当了一次降班生，应当升初二的时候升不上去，还要重读一年初一。前些年当我在报纸上看到80后的作家、写作了《三重门》的韩寒与我近似，曾经在上海的《新民晚报》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作家的主体决定你的事业走向。韩寒也是理科非常糟糕，因而个人主体决定事业的遴选。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将来有的人可能成为非常优秀的教授，或者是非常著名的评论家，也可能成为作家，但是只要从事文学职业，都需要异常丰厚的联想能力：从一滴水可以联想到大海，由一线萤火可以想象到满天的朝霞，看一片落叶，可以想到生命与青春的有限……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常常是本性使然，而非后天培养，这种素质对我们搞创作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听陈晓明教授说，你们中将来从事文学方面工作的人会很多，应当有意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下面，从我们最古老的文学中说说文学联想：《诗经》的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面说一只斑鸠鸟在河之洲鸣叫，但后面就纯属个人的发挥、个人联想。鸟叫本身并不说明什么，就是鸟鸣而已，但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面就是作者在文学上发出的两句独白——我们搞文学需要的就是这种东西。

再比如，我们当代的文学大师郭沫若先生在《棠棣之花》中有这么四句诗：“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树万树迎风开，花从树上纷纷下，人从花底双双来。”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大师，满树的桃花，勾起他的幻想，那已不是桃花了，而是一场爱情。盛开的桃花，能不能在我们的思维里产生这么大的张力？这种想象力是文学的最基本要素。

20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曾一度在一个大桃园劳动两年多，历经桃树的剪枝，施肥，结果的全过程。一到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桃花开在树上，和树连在一起，我就总是想：春天的风，是不能把刚开放的桃花给吹落的。郭老诗中说‘花从树上纷纷落’确实有点反科学，显然是郭沫若那种浪漫的想象，到了巅峰状态，从桃花盛开想到一男一女，在桃花中穿行的甜美。

八十年代初我平反回到北京后，有一次跟江苏的陆文夫、南京的张弦一块去长白山。长白山的原始森林中各种树木非常茂盛，而且杂交林很多。那正是秋天，一片杂交林中有落叶松和白桦树组成。我说，一棵一棵小白桦树，像素衣素裙的少女。这是我脑子里想到的形象。落叶松，枝叶长在树的中腰，上面是个尖尖的树顶，陆文夫则说像不像一艘艘海盗船？张弦干脆把我和文夫的联想，串联到了一起，说这是海盗船把这批少女劫走了。我们进行的是三位一体的文学联想，不是仅仅出自一个人，而是三个人见景生情演绎出一个故事。这就是文学职业本能的流露。

文学工作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工作呢？从我多年的创作感悟来说，我把它归纳起来，是一个读梦、解梦、戏梦的过程。大家知道，人人都有梦，无论哪一位，童年有童年的梦，青年有青年的梦，有梦的是人，没有梦的是木偶。可是不能忽略的基点是梦从哪里来？梦是生活的折光，你之所以产生梦，源于生活对你的某种刺激。比如青春花季的男孩女孩，发现某个同班同学非常漂亮，某一个地方特别吸引你，你难免夜里会做一个青春梦。但是反过来我要问，如果我夜里经常梦见鬼神，而生活中并没有鬼神，它从哪里来的呢？我这样回答：生活中虽然没有鬼神，但是我从玄学、八卦中对它们有所领略，鬼神的传说我从小时候就知道。我家出身地主，算是书香门第，我的父亲是北洋大学理工的，我叔叔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我爷爷是满清最末一茬秀才。外因也铸造我的文学主体，对我起着很大的作用。记得有一天晚上，爷爷对我讲了一个鬼怪故事，当我从爷爷的屋子跑到我住的屋子时，惊吓中被高高的门槛绊倒了。所以，我夜里做梦会梦见鬼神，尽管人世间并不存在鬼神。

因而可以这么说：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的任何梦想，财富梦、青春梦、职业梦，种种梦想，都是生活的折光。

以上，讲的许多东西都是文学主体因素，但客体也是不能忽视的。我18岁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并不是由于我比别人聪明，追本溯源，家庭文化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四大名名著，来自家庭藏书，我因年纪很小，虽然有的看不太懂，但就是喜欢读那些书。我特别喜欢诗词歌赋一类的东西，古代诗词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在儿童年代，有些唐诗就能倒背如流。这是天然本性的一种忘情投入。1958年我和几个作家访问宝岛台湾，身在台湾的小姑姑问我：你还记得小时候你是怎么读书的吗？我茫茫然不知所答。她说每到家里客人多的时候，你就藏到偏僻的角落里去看书。有一次快过年了，客人很多，到吃饭的时候找不到你了，最后是我在粮食缸的缝中间找到你的。至今我还记得，那天你正在看李清照的诗词。能够跑到缸缝去看唐诗宋词，对于现在的少年来说，或许有些不可理喻吧，但这是是我少年苦读时的一幅画像。

90年代丁聪画从维熙肖像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与杜枚《清明》诗有着直接的关系。诗中“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曾让我神魂颠倒。一年的清明节前后，我爷爷说：“丫头（我小名叫丫头），你去给爷爷打壶酒去。”天下着雨，我戴着草帽，心里非常得意。为什么非常得意？就是因为《清明》这首诗，在我的潜意识里活了。其实，我去打酒这条街上，根本没有牧童，也没有杏花村；但天地间的雨丝意境，支持我走得非常带劲。路过一个铁匠铺的时候，与我同龄的孩子用童谣骂我：“下雨了，冒泡了，王八顶着草帽了。”我气得把草帽扔了，但不影响我的心绪，冒着细雨我走进酒馆，又冒着天雨回来，到家里虽已被淋成了“落汤鸡”，我还是高高兴兴。这是诗词中的意境，给我少年时代的巨大冲动——这些童年往事，可以视为推动我必然走向文学之路的诱因。

后来到了北京上学，读书习惯没改，但读书逐渐离开了单一的古典文学。解放后的中国，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作品很多，由于我的文学个性偏爱淡雅，因而我偏爱孙犁的作品。我从他的《白洋淀纪事》和《铁木前传》等作品中，看到了我故乡的影子，因而青年时代我把我的小说寄往孙犁主编的报刊，也就不足为怪了。俄国作家中我崇敬屠格涅夫，他的《罗亭》《贵族之家》以及《白净的草原》等作品中，风格和孙犁一样，他描写战争的作品中和孙犁近似。没有金戈铁马，隆隆炮声，浓烟烈火，因而我的文学定位，屠格涅夫就是中国的孙犁。我所以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的文学染色体与我非常相近，文字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能产生强大的精神共鸣。

我建议同学们，在初学写作阶段，一定要先找你自己最喜欢的书读，因为容易进入其文胆内核，也特别容易吸收其文汗营养。为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精读以后，你再逐步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如果我们把读书的范围一开始就铺得很大，世界各国的名著全读，把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全读，不仅读不过来，这样的读书方式也与你的文学主体背离，是一种精力上的浪费。但随着创作的深化，世界文学的大典，是必需要读的，因为单一风格的作家作品，只是清纯的乳汁，而世界文库则是文学营养的全部。

我的个人生活经历，我的文学爱好，决定了我是以写农村生活为主的作者。1954年初调到北京后，我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七月雨》，1956年出版了第二本散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1957反右开始之前，我出版了长篇小说《南河春晓》。这三部书，让我在五十年代拿到了7800块钱稿费。我第一次得到稿费不是用人民币计算的，是折90斤小米。7800块钱，那时候可是天文数字，刘绍棠可能比我更多一点，我7800，他一万多。他花了2400元买下中南海侧光明胡同的一个三合院，院子里面有三棵古老的大枣树，非常雅典。那时的稿费比现在的稿费要高些，我就是靠这些稿费支撑了我1957年以后我个人和家中一老一小的困顿生活的。我劳改以后，家里面只留下了我的老母亲和我的一个儿子，生活压力非常大。

我被划右之后，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是完全丢失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当时我的任务是每天赶着一辆马车，去东郊九龙山运拉喂猪用的稀酒糟。每天早晨，我穿着破皮大衣，腰上系一根草绳，从永定门外四路通出发，直到晚上才能回来。有一天我拉着一车稀酒糟回来，走到建国大门时，正赶上迎宾车队，警察站在建国门大街的十字路口拦住我，当时我也非常紧张，如果车在这里突然出现毛病怎么办，谁知道哪国的政要要来？偏偏这时候，马肚子下的肚带断了，车把立刻扬起来了，一车稀酒糟撒了一地。警察急了，说怎么办？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驻东单北京日报的。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我是下放干部。警察又急又气，但又没有办法，好在迎宾车队开过一地稀酒糟时，是闭着窗帘的，不然我有可能被戴上有意破坏国际声誉的帽子。

当时正是1958年大跃进，1959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时期，浮夸风将每亩地稻产吹到13000斤之高。其实那时候我们国家正在经济十分艰难的时候。是性格使然之故吧，我又坦言自己的心声，把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说了出来——最终的结果，是被劳动教养了。名义上叫劳动教养，实际只是不跟监狱的犯人在一起吃饭睡觉，但劳动时要在一起。这样，我又开始了另外一种更为艰苦的生活。

在此期间，我先后在延庆挖过铁矿，在津北茶淀种过水稻，“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又被发配到山西，在山西干过砖窑烧砖，还在晋城一座劳改矿山，当了三年多下井挖煤的煤黑子。生活可谓是到了人生的底层。怎么办？没有退路路可寻，只有勇敢面对。为了坚强自我，我偶尔回家探亲的时候，选了四本书带上。一本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一本是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一本是雨果的《悲惨世界》，一本是高尔基的《母亲》。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坚韧地生存下来，书可以给我生存下去的提示。

第一本书，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这块土地与我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带了《可爱的中国》。我怕苦难的生活，让我变性成为忘记黑土地的人。

第二本书，《野性的呼唤》描写了一只叫巴克的狗，到了蛮荒之地，它还坚持着极为善良的天性，但在惨烈的环境中，必须要为生存而拼杀，它逐渐改变了它非常驯良的习性，成为阿拉斯加狗群中的一员，最后居然成了阿拉斯加狼群的领袖。我的性格在这种环境下，天天与“人狼”在一起，必需学会生存的野性，因为监号里什么坏人都有，我要激励自己的勇敢。

第三本书，雨果的《悲惨世界》里，有个善良的教父冉阿让，他能提示我在“狼窝里虽然要学会狼叫，但不能没有了人类的善良”。

第四本书，为什么要带高尔基的《母亲》？因为我也有个苦难的母亲。我四岁时，我的父亲因倾向革命，就关死在了国民党监狱；解放后我又进了班房，她的生存该有多么艰难？因而，为了母亲我也要活下去。同学们想想，要是按照今天富士康的第十几跳来比的话，我改造了20年，那就是七千天，不是早就成鬼了吗？没有，这是母亲给我的力量。

把书本变成生存的本领，我曾演绎出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在北京茶淀农场，是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最活跃的日子。有一次领导让我编个啥节目，表扬一下何大拿。何大拿，是出了名的一个神偷，队长说何大拿捡了五毛钱，能够上交中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果。我心中虽然有些怀疑，但还是完成了任务，写了一段能演唱的山东琴书。

演出时非常红火。我们监号的人都上台了。之后，何大拿乐得忘形了，在正月十五吃饺子时，他拉我和他一块喝酒。因同号子的人都到别屋去热闹了，他发酒疯似地对我说：你知道那五毛钱怎么捡的？我出工的时候，他走在队伍后面，把自己的五毛钱，扔在这个地方，收工的时候，他又直到队伍前面，将五毛钱拾了起来，交给了队长。去了，所以将五毛钱上交了。听他说完自导自演了这场戏的过程，我心里特别恼火，我说你骗了多少人！我越说他，他越满不在乎，还在土炕上唱开《西厢记》里的莺莺“叫张生……”我火上来了，觉得这个人愚弄了全队，便先给了他一拳，在他反抗过程中，我又使用蛮力，把他臭揍了一顿。原本我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怎么能够动拳去打他呢？这跟杰克·伦敦笔下的那条狗巴克，给我生存的力量分不开。你在狼窝里，必须学狼叫。结果我真的把他打得鼻青脸肿。打了以后，我说你去报告队长，让一切真相大白。他当然不敢去。

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我有一次在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为我的长篇小说《断桥》签名售书，来了很多读者，忽然间我一抬头看到一个人很面熟，他说你不认识我了？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我姓何，我忽然想起来了。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本《断桥》是不是他偷的啊？他说我要拿一本书一点问题没有，但这本书确实是我买的。我给他签了名，他要走，我说别走。中午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饭馆里一起吃了面条，喝了点啤酒。

以上就是书籍给我的生存能量。平反归来后，我小说的风格变了，从年轻声时的风花雪月，转化到生活的悲怆。这是20年劳改生涯决定的。我经常想，如果这20年的生活中，我活得像浩然一样，会成为什么？可能会变成两边摇摇摆摆的一个人物，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席卷力量，是无法抗拒的。

1979年刘绍棠，邓友梅，王蒙，从维熙（从右至左）重逢

我平反回来以后，收到胡耀邦同志给我的一封信。他信中讲到的一句话，很吻合我的创作现时。他说：“没有百丈冰，哪能有花枝俏？”并让我转告王蒙、刘绍棠，要努力成为历史新时期的文学主力军。回首上个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我们确实都写了一些产生社会震动效应的作品。我个人认知，其中有些好的作品，但算不得经典——我们的作品在那个年代获得了很多奖励和名声，只是能够算作那个年代比较优秀的作品。经典的定论，不是当代任何人可以说了算的——历史才是法官，是不是经典，是由后人拍板论定的。我记得我在《走向混沌》第一版序言里写过这个意思，我只是要把我所经历的那一段历史真实尽我的力量写出来，我就没有愧对历史。

截止到2009年，我一共出版了67本书，包括五十年代那三本少作。《走向混沌》，既不宣传，也不介绍，但是总有人买，已经印到第六版了，发行了将近百万册了。有个负责监考的理科教授买了一百本送给他的同事，让我签名。我说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的写作信条、写作方式是：“月圆而歌”，“月残而泣”，绝不涂鸦荒言，而把真实当成书胆。后来的作品全是悲情的东西。我60多本作品里，唯一还能找到童年、青春影子的，就是《裸雪》，这是唯一一部可以反映我过去的纯真梦想的，除此以外大部分作品里面都是中国历史的血色真实，或是我们正在前行的艰难足迹。我想，我可以说在文学上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不是人才，也不是庸才，但是绝不做个奴才。

《历史，从未这样》

著者：从维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酷似一本回忆录，然而笔法沉重，多次力求历史的真谛。

有的篇章怀人，包括前辈名人、著名作家，也包括一起经历苦难的普通人。有的篇章写景，写域外名胜的壮美。也有的篇章哲思，对战争和人性、罪恶进行思考。这些文章以其深沉雄健的笔触，充满了对历史悲剧的沉思，除了悲情，他又能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努力发掘人性善，完成对人生苦难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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