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创作黑猫的背景：转，简析爱伦坡的黑猫及其文学形象的构成

爱伦·坡坚持文学的最终目的是追求美的整体效果，反对文学的说教功能和现实价值。他的恐怖小说以独特的想象和深刻的洞察深入到人类心理最隐秘的角落，小说《黑猫》便是其创作原则的集中体现。本文试图对这篇小说进行一些简单的解构，以此来探讨爱伦·坡在创作恐怖小说时塑造文学形象的手法与技巧。

一、关于爱伦·坡

1809～1849，短暂的一生中，埃德加·爱伦·坡一直是个写十四行诗和神秘小说的、孤独忧郁的人。他花了十年心血写成一首短诗，最终卖了十块钱；他写出诸多如《黑猫》《红死魔的假面具》《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这类神经质气息十分浓厚的短篇，但在他生前，这些小说和他本人在美国本土都遭到了普遍的指责和排斥。

相反，在体验到工业化的压抑、充满了世纪末颓废情绪的英国和法国，爱伦·坡和他的作品成了抵抗现代化的象征，并因此受到文学界的普遍重视，他极富原创性的诗学理论更是直接影响了其他作家的创作。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欧洲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反理性哲学思潮，如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这些哲学思潮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改变了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道德和理性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尺度，浪漫主义诗化和英雄化的时代也已经过去，非理性和病态成为现代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

此时爱伦·坡受到了德国、俄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的欢迎和研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受到如此关注和拥有巨大影响的作家。

二、情节概述

《黑猫》是展现人类恶之本能的作品，同时又很好地体现了爱伦·坡关于短篇小说以及恐怖小说的理论。“我”原本心地善良，与家养的黑猫“普路托”形影不离。然而在染上酗酒的恶习后，“我”性情大变，竟将黑猫的眼球挖出，不久又把它吊死。当天晚上家中失火，一切化为灰烬，只有显出套着绳索的黑猫浮雕的墙屹然自立。

“我”始终无法释怀，就将一只除了胸部多了一团白斑之外与普路托极似的黑猫带回了家。可“我”发现它连眼珠被挖掉都和普路托一样，而胸前的白斑更日益显出绞刑架的轮廓。“我”终于不堪其扰，对它挥斧相向，却因妻子的阻止而恼羞成怒将她砍杀。

犯下杀妻罪行后，“我”把妻子砌入地窖的墙壁，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然而，前来查探的警察在将要离开之际被墙中传出的凄厉惨叫指引，发现了妻子的尸体，而“那只猫张着血盆大口坐在死尸的头上”。

三、爱伦·坡本人对《黑猫》的一些解释

《黑猫》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先驱之一。该作品集中体现了人类内心深处被称为邪念（perverseness）的，即为了作恶而作恶的本能，难以控制的一怒的欲望。爱伦·坡本人曾作文分析，“Instinct versus Reason - A Black Cat”，他指出，这种人人都有的潜在本能受一定情绪和场景的催化会成为无法抵挡的致命诱惑。

“正如我能肯定我在呼吸一样，我能肯定我们犯错误有且仅有的理由就是明知故犯。”这种为了犯罪而犯罪的倾向和冲动无从分析，更没法解决，是一种扎根于人类本性之中的原始的狂热的一时兴起。

他举例说，每个人都曾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在说话的时候故意绕弯子来惹得听众着急，本来平时说话都简洁明快干净利落的，而且明明想的是要讨好对方，不愿招致对方的不悦，可是这样“明知故犯”的念头一旦浮现便一发不可收拾：从念头到冲动，从冲动到愿望，从愿望到渴望，直到付诸实践。

四、两只黑猫？

这篇小说中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即黑猫的复仇（且不论究竟是书中“我”所担心的天理报应还是其他，这里姑且认为是复仇）。复仇故事在文学作品中是一个常见的主题。从无数关于复仇的故事中可以总结出复仇故事的主题：开始以反角追杀，主角总是在捐助者护佑下逃脱，序列在交错发展，特殊机会下主角反抗，杀死反角取得胜利。

复仇成功取决于复仇者的执着信念和能力，鲁迅的《铸剑》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是这类作品的范本。而爱伦·坡的黑猫复仇却是一种“非正常复仇”：第一，是动物向人类复仇；第二，猫不是第一主角，在故事中与男主角“我”处于对立面；第三，猫的复仇所采取的是一种非自然手段，普路托受虐——致死——奇怪的大火——黑猫再次出场——同样受虐——借警察之手抓住“我”。

猫的意象在中外文学中都有相当多的表现。而在西方文学中，猫普遍被认为是邪恶的化身，往往给人带来灾难甚至毁灭。爱伦·坡在故事中选中猫来承担复仇者形象，就是有意借用猫这个意象由来已久的神秘色彩，并成功地增强了故事的恐怖气氛和神秘色彩。作者正是借用黑猫受虐及复仇的故事，精心营造出了一幕幕骇人的恐怖场景。

黑猫的形象在故事前后发生了嬗变。它首先代表了那一类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者。这些弱小者单纯善良，毫无害人之心，却也胆小懦弱，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他们过分依赖那些貌似强大的他者，失去了自身的独特价值。黑猫对主人的过分亲近可以看做是对这一意义的象征。

然而对他者的过度依赖，影响了他者的正常生活，往往给他者带来极大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沉重到不能承受的程度，必然对他者和依附者同时带来严重的创伤。所以不胜其烦的主人公杀死了黑猫，自己也陷入了深深地自责之中。

从第二只黑猫出现的那一刻起，复仇的故事已经拉开了序幕。

这只猫在外形上与第一只黑猫如出一辙，除了脖颈上的白斑外。而这白斑日益清晰地演变成了绞刑台的形状，则更是它复仇行为的具体化。作为复仇者形象再次上场的黑猫依然对主人如影随形，却再不像曾经的毫无猜忌，而是在对“我”的眷恋亲近中很明显地显示出复仇色彩。和前一只黑猫的极度相似、消失的一只眼睛、颈上的白斑等，都成功地激起了主人公内心潜藏着的恐惧和厌恶，终于使他精神失控误杀了妻子。

五、妻子的死

小说中唯一女性的死与“我”有最直接的关系，但其实“我”并非唯一的凶手。事实上，正是黑猫的如影随形和它身上种种让人恐惧的特征，令“我”难以自制，导致了妻子的惨死。从复仇目的论的角度来看，善良的女主人是黑猫复仇之路上的牺牲品，没有她的死，就难以对男主人公施展惩罚。

为了个人的复仇却毫无顾忌地伤害无辜者的生命，这样的情节使我们不禁对复仇的合理性和意义产生了怀疑。这一悖论体现出了小说的思想深度和作家的表现力度。

六、还是“我”重要

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带来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阅读效果，其关键既不在黑猫的恐怖意象、非自然的事情发生，也不在猫和妻子的死亡惨状，而是在于对“我”这个犯罪行为实施者的第一人称描述。小说读者并非没有读到过这类实施暴力事件的小说，但是在19世纪，几乎很少有以暴行犯本人为第一人称书写的小说。这类型的小说自爱伦·坡后开始得到后人的效仿，1962年英国人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便是个著名的例子。

当然，营造恐怖气氛并非只是将犯罪角色转移到第一人称那么简单。

作者对主人公由善到恶的性格的转变过程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深刻地剖析了人性善的表象下潜藏的巨大破坏力。一开始，“我”是一个性情温顺富于爱心，特别喜爱动物的人，到最后却成为了一个杀人后可以冷静地肢解尸体藏匿起来的刽子手。

这个过程充满了善恶冲突中人性的艰难挣扎。主人公一次次难以自制的行恶之后，都是清醒时灵魂深处的愧疚和恐惧。而他清醒时的自我救赎却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以至于最后终于泯灭了人性，完全沉溺于人性恶的深渊。主人公的性格转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极善——善恶冲突——极恶。

主人公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从小就以性情温顺并富于爱心而闻名”。这样一个善良的人所有的嗜好就是饲养动物。可是好景不长，“我”由于嗜酒成性，“变得越来越喜怒无常”，甚至对妻子“拳打脚踢”，还开始虐待动物。酗酒是主人公行恶的开端，酒精刺激了人性中恶的冲动，支配着弱小而无力自制的人类。

当行恶成为主人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也只能在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难以回头。这正是习惯的力量。爱伦·坡对心理学的贡献就在于他深刻地剖析了潜伏于人性善的表层下的恶冲动如何抬头，又如何最终成功地控制人类。

爱伦·坡通过这种“忏悔式独白”的方式使读者成为主体，从主人公变态心理着笔，细腻地倾诉了“我”在和黑猫斗争的整个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其间“我”的焦虑、烦躁、恐惧、紧张、悔恨、仇恨等心理都被剖析得淋漓尽致。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会发现自己所直面的可能正是自己的主观印象。

作为一种更娴熟的激起感情的方法，这种手法使读者将叙述者的反应当作自己的反应，叙述者迟疑的力量先是让读者迟疑，接下来则引导读者更自觉地相信。主人公心灵的恐怖传达给读者，引导读者也跟随着抛却正常的理智，去“享受”这种心灵的恐怖。

小说把读者引入人物心灵这个神秘莫测的场景，使得读者能够产生一种与主人公同样的、被正常理智抛弃的失恃感和不可名状的恐怖感。这里的“恐怖”显然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即从黑猫意象的刺激恐怖上升到了爱伦·坡主张的“心灵式恐怖”。

正如主人公在小说开篇时就指出的，这些事对我来说“只有恐怖”。主人公的这些心理活动最终都归于一种恐怖，而这种“忏悔式独白”也就成为主人公心灵恐怖的最好表达。

爱伦·坡自身与生俱来的敏感气质以及他长期以来的艰苦生活和坎坷经历，使他后期的作品将创作的注意力转向了人类的潜意识，转向关注人类的病态心理和邪恶欲望。从上文的论述中不难看出，《黑猫》这篇小说充分体现了爱伦·坡后期创作的美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