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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寺史话

张建成

王子寺，又名王子山院，坐落于灵山镇庞家洼村东北约2.5公里的香岩山深处，具体的肇建时代未能确考，然据现有的两通石碑记载，续建于唐朝末期，堪称千古名刹。

两通碑现存于附近东南方向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定窑遗址保管所中。一名《奉为国令公修王子山院记》，刻立时间为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事主（即出资人）为一个叫赵仙的贩瓷商人；一名《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刻立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尾款“定州开元寺业百法论大德赐紫守諲书”等。

由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重修曲阳县志》（以下称《重修志》）周斯亿、温亮珠等编纂者考证，关联其前碑文款识“时（后）唐天成元年（926年）太岁丙戌八月十五日记，使院王进思书丹并镌”等内容，此碑须为五代时期《奉为国令公修王子山院记》碑的复制品。因其碑文乃当时一乡贡进士马夔所撰，故此又称《马夔碑》。

其中“国令公”所指，即当时割据易定等州的义务军节度使王都。

碑文首先叙述该寺高大上的名称来历，基于商朝王子箕子为逃避残暴的纣王曾在此隐居；继而介绍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奇妙的山川环境；进而再介绍院主身份，以及王子寺的建筑规模和建筑过程：

“院主僧敬晖者，太原人也。台山受业，云水娱情，访道参禅。通微悟理，以不有中有有；精进居心，谓不无中无无。是非到耳，静如皎月，湛若澄泉。护惜戒珠，甚皮囊之过海；执持祖印，赛油钵以趋朝。固得摄伏檀那，化缘徒第。位欲超于四果；教密会于三乘。

爰自天复年中（901~904年），飞锡游此，周览基址，怆满榛芜，复念山势崔嵬，不必在鹫峰鸡足；水声呜咽，何须向鹤渚凫洲。只此门修行，深为利益。遂解瓶钵，便结茅茨；旋葺颓垣，渐修遗堵。盖堂四座；状佛三尊。右建僧房；左安厨库。架槽引水，泻瀑布于屋中；甃岸成桥，蹙虹霓于院内。锯解岩之半腹，跳起石龛；璎珞崖之下头，对栽琪树。兴于心匠；岂异神工。妙尽鲁斤；巧穷郢斧。致山节藻梲备矣；得丹楹刻桷焕乎。可谓凤髓坚牢，鱼胶壮丽。较量物外，依稀兜率阤天；比类人间，仿佛迦维卫国。创新柰苑，化出莲宫。皆篮宰苦行，匡持葺修。”

然后，叙述的是“故府主北平王（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天祐十三载（916年）”和今府主令公（王都，王处直养子）“时（后）唐天成元年（926年）”先后到访的一些现实情况。

同时，《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亦有对应的文字记载：“大唐天祐中，时府主先令公（王处直）来祭岳，侍从甚，盛献罢，因游山寺。睹斯胜境，树贞石、复田税，兼赐米一百硕。”

综合上述情况，其前碑虽然名称《奉为国令公修王子山院记》，实则亦当为关于“王子山院”的重修碑。因为十年前，“先国令公”王处直造访时也曾有过刻石立碑的明确记载。从而证明后续成规模的王子山院在唐代天复年间（901~904年）已经必存无疑。

再及其前碑文中紧接着的文字又称：“……飞锡游此，周览基址，怆满榛芜……”，明显透露出王子寺原有前身的信息，只不过当时已经荒废了而已。

又《重修志》载：“谨案，此碑（《舍利塔记》碑）在王子山今法兴院之西数十步。额篆题曰：大周王子山禅院长老和尚舍利塔之记。首行题曰：‘定州曲阳县龙泉镇王子山院长老和尚舍利塔记’，（以）下，撰人（碑文作者）名泐。末前一行接正文题曰：时大周显德四年岁次丁巳二月己未朔十五日建。”

与之对应，20世纪上半叶以前，附近确有法兴院（法兴寺），位于今北镇村东南角三会河河套北岸，濒临水马槽，距离王子寺本院约3公里之遥。原本孤存于荒野，因西大洋水库未修建以前，南、北镇村都在今址东侧地势低洼的河槽旁边，现在已成为水库库区。

由此可知，从前的法兴寺与王子寺应该是一个寺院的两个分院。

相应的民间传说，的确也有法兴寺是王子寺前院门脸的说法：从前的法兴寺和王子寺的地盘都归龙泉镇所辖，主要是现在北镇村的产权。并不像现在，法兴寺已了无踪迹，王子寺却成了庞家洼村的产权。

为什么会有如此结果呢？依据今《曲阳县王子寺重建碑记》的说法，即“解放后僧人还俗，逐渐荒废。”也就是说王子寺一度断绝了宗教活动，了无常住僧侣。

因其所谓“逐渐荒废”初期有个人死在了王子寺里，找不到出资掩埋者，处于王子寺和法兴寺两者的历史渊源，有人便去找北镇村的主事人。或者因为当时的产权关系并不明朗，且地处较庞家洼村又远，村上未曾出面，是故庞家洼村出资掩埋了死人，当然获得了王子寺的产权。

相传，王子寺古有三宗宝：五音石、无影塔和箕子碑。不过，其因其果，乃虚乃实，因为没有确证资料，则无从确考。倒是有一种说法，颇具价值——

大家都知道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圣祖，曾因受业于上仙广成子的治国之策，从而奠基了我们伟大民族的发展根本。

起初，广成子隐居于甘肃省的崆峒山上，曾两度教授黄帝治国之策。然后，就不再过问凡间俗事，只自逍遥于天下云游。

一天，行至今王子寺附近的山中，看见不远处一个砍柴人小憩，用斧柄击石而歌，所触及的那块石头竟然发出天籁之音，宫、商、角、征、羽五个音色皆至纯至正，悦耳清心。因此，他夺径而去。

到了跟前，砍柴人只用非常期待的眼神直视了他片刻，立马收拾起柴斧和柴筐，倏忽化作一股青烟缥缈于天空遁化了。广成子自也顿悟：这个貌似砍柴的人总是把他当成了知音者，担负着一定的使命，在这里单等着他的到来。

广成子在世1200年，竟有1100年是在这里度过的，一直以触及五音石发出的仙乐来养生益寿，直到引来避纣残暴的商箕子后，才赴命元始天尊去参加兴周灭纣的战争。

至于《箕子碑》，据说是专门为王子寺的肇建而树立的，碑文由唐代大文豪柳宗元所特写。我国传统文学名典《古文观止》和专载柳宗元诗文的《柳河东集》都载录其碑文，亦为千古名篇，意境深远，文采飞扬。扬善，慷慨激昂；挞恶，鞭辟入里。

联系《马夔碑》中“周览基址，怆满榛芜”之说和柳宗元的在世年代（773~819年），证明王子寺的开山时间势必更在8世纪前后。

再及无影塔，当是上述《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碑文中所称之塔，并非实指建筑物意义的塔，其所谓“无影”须为“院主僧敬晖者”的真身舍利。传说僧敬晖圆寂时，其体冰清玉洁，浑然通透，几如无影也。坐化后，实入塔中，以其所葬“无影”之肉身，所以名塔也。

今王子寺重建于2021年5月，具体情况参见以下附录（2）《曲阳县王子寺重建碑记》的碑文。

注：

《奉为国令公修王子山院记》，此前皆作《奉象国令公修王子山院记》。《重修志》考称：“唐宋及五代地理志亦无“奉象”地名，疑不能明，姑阙以俟考。”

如此我以为，若其长此“姑阙以俟考”，何如换一个思路解而释之？是否其所谓“象”者乃繁体之“為”字的异写或讹写呢？若是，则一通百通，其“奉为”便是“奉命为”之意，进而，整个标题岂不也就是“奉命为‘国令公’修王子山院作记”的意思了。“国令公”原本就是王都心中朝思暮想的僭号。

附录（1）：

柳宗元《箕子碑》碑文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呜乎！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

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

宗祀用繁，夷民其苏。

宪宪大人，显晦不渝。

圣人之仁，道合隆污。

明哲在躬，不陋为奴。

冲让居礼，不盈称孤。

高而无危，卑不可逾。

非死非去，有怀故都。

时诎而伸，卒为世模。

易象是列，文王为徒。

大明宣昭，崇祀式孚。

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附录（2）：

《曲阳县王子寺重建碑记》碑文

王子寺旧称王子山院，位于保定市曲阳县灵山镇庞家洼北山腹地，系汉传佛教禅宗道场，始建于唐代，据五代后唐天成元年《奉象国令公修王子山院之记》碑（现存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所记，“听于乡人洎乎唐君诸王内唯箕子（商代贵族）避纣残虐来此潜（隐）居，遂以王子为名置院久矣”，故名王子寺，唐末时香火旺盛，影响广泛，寺依山而建，相传寺前树冠浑圆，山谷两侧悬崖峭壁，山谷分北、西两岔，“锯界石”风景秀丽，山势环抱。

解放后僧人还俗，逐渐荒废。改革开放以来商贾云集，物阜民丰，逐渐繁荣，重建寺院呼声日盛，顺历史之脉络，应民众之心愿，规划方案，硬化道路，完善环境，经上下努力，多方奔走，已具备筹建条件，王子寺集抗教、文化、教育、建筑、旅游等功效于一体，（二零一八年九月初九）保定地方气暖异常，霁霰弥漫，然王子寺附近天高气爽，景色有人，众皆称奇，但见和风煦日，祥光普照，烛火轻摇，香烟袅袅，王子寺主持之释果栋长老主法，于寺之原址重开奠基仪式，市、县、镇、庞家洼村两委及相关单位鼎力支持，社会各界纷纷相助，慷慨解囊投资建设，寺院历尽两年建成，新建之王子寺场面开阔，殿堂庄重，佛像威严，更与所在之青山秀水交相辉映，今按政策法规之要求，以佛教传统之仪轨，恭请释果栋长老任王子寺主持，主持王子寺道场，说法、安众、修造，王子寺重建定当引导佛门弟子及众生传承佛法，发扬光大，诚信宽容有作为，乐善好施有作为，以一己之修行安身立命，以众人之合力报国兴邦，以举国之富强普泽天下，同行无量之功德，共创和谐之社会。盛世修典，清平建寺，值此新寺落成开光之日立碑以记。

辛丑年四月初八吉日（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