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是怎么消失的？中世纪死神，黑死病的发生

中世纪带鸟面具的医生形象

1347年10月，热那亚商船进入了位于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口，船桨边倒着死人和奄奄一息之人。这些船来自黑海的卡法港——它位于克里米亚——热那亚人一直在此经商。

死去的水手在腋窝和腹股沟处呈现出奇怪的黑色肿块，约有鸡蛋或苹果那么大。肿胀处渗出鲜血和脓水，然后疖疮和斑点会随着内出血而在皮肤上四处蔓延。

“病人会剧痛难忍，并在症状初现的5天之内迅速死去。随着疾病的传播，持续的高烧和吐血等其他症状开始出现，取代了肿胀和腹股沟淋巴结。这些受害人咳嗽不止，挥汗如雨，死亡速度更快，不到三天即死，有时甚至不到24小时。”——“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

在两种类型中，出自身体的一切：呼吸、汗水、腹股沟淋巴结和肺部的鲜血、带血的尿液、带血的黑色粪便……都臭不可闻。抑郁和绝望伴随着身体的症状，人还未死，死亡就已爬上了面庞。

这就欧洲人关于黑死病的最初印象。可怕的鼠疫在14世纪的欧洲爆发，夺走了接近一半当时欧洲人的生命。在一些地区，这个数字更是高达75%。

在疾病面前，无论贫穷富贵，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羔羊。

发生：兄弟阋墙与瘟疫的报丧鸟

13世纪开始，地中海上最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便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舰队

“最尊贵的威尼斯，最自豪的热那亚”，这是中世纪意大利人对于两个城邦（或者说共和国）的印象。它们好似彼此的镜像，甚至名字都是相互呼应。

热那亚位于意大利的西侧，威尼斯所处的位置与其对称，同时两座城市都处于自己所在地区所在海湾的顶端，是天然的有海洋向陆地的转运点。

对于这两个商业城市，当时大部分的欧洲掌权者都毫无好感。罗马教皇曾经甚至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因为威尼斯“为了一己之私，攻击基督的国度”而对其下达了“绝罚令”。

有一位名叫弗朗哥·萨凯蒂的佛罗伦萨人，做了一个对两个共和国都大加贬抑的比喻，他把热那亚人比作驴，将威尼斯人比作猪：

“驴的天性是：当许多头驴在一起时，其中一头被打了，所有驴都会散开，到处逃窜，他们就是这么卑劣……威尼斯人类似猪，被称为“威尼斯猪”，他们真的有猪的天性，因为当众多的猪被关在一起时，其中一只被打，所有的猪都会聚拢，并冲向殴打它的人；这就是威尼斯人的天性。”

当然，这些贬低与厌恶之中，带有很高浓度的“葡萄酸”——丝毫不用任何质疑，当时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觊觎这两个共和国在海洋贸易之中取得丰厚利益，但又无力与之在地中海上展开竞争。

除了两个城邦自己。

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同一个市场内（地中海），从事着同一种商业活动，拥有相同的目标（抢占市场份额），无可避免地会产生激烈的贸易竞争，而且最终开启了战争。

相比于相对保守的威尼斯人，大多数以私人业主组建船队的热那亚人，无疑更具有冒险精神，也更快地接纳新技术。

给国际贸易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许多商业创新和实践创新最早就是热那亚人采纳的。

黄金货币、航海图、保险合同、船尾舵的使用、公共机械钟的引入——热那亚要比威尼斯人早几十年使用这些东西。

正如之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在世界上最早的大宗“香料贸易”领域，其实热那亚人也比威尼斯人有先发优势。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热那亚在黎凡特地区就取得了贸易上的“优先采购权”，并且开创了一条前往佛兰德的利润丰厚的航海路线，而这比威尼斯人要早五十年。

可是由于同比萨的竞争，以及威尼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崛起，两个海洋共和国之间的差距被渐渐拉平，威尼斯更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

两个商业城邦之间的竞争，不仅涵盖了粮食、奢饰品和香料等商品领域，还从地中海延内部伸至了黑海沿岸的一些地区。

和早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就在黑海沿岸殖民、并且同草原游牧民族进行交易的古希腊人不同，拉丁人对于黑海沿岸并不熟悉。

对他们来说，黑海沿岸是文明的边疆；其外广阔的大草原是野蛮游牧民族的领地。在那里，标记距离的只有古代斯基泰人的坟堆，坟墓里埋葬着陪葬的奴隶、女人、马匹和黄金。

早期的旅游者在这里不仅会感受到永无休止的草原风的吹打和身体上的寒冷，精神上也会很不舒服。一位名为鲁不鲁乞的旅行者（即吕布鲁克的威廉，13世纪方济各会教士，曾经受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派遣，出使蒙古并觐见了蒙哥汗，著有《鲁布鲁乞东游记》，在西方和马可·波罗齐名）曾写道：

“我现在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十分寒冷，船只被冻在港口内。这里的人充满攻击性，令我欣然放弃了继续游览下去的欲望。但使命召唤着我，必须要继续前行……”

在1204年君士坦丁堡第一次陷落以前，拜占庭帝国都紧紧封闭着博斯普鲁斯海峡（这里是君士坦丁堡重要的粮食供给地），意大利人被禁止进入黑海。而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领主们攻破，则打破了这种闭关状态，威尼斯人开始畅通无阻地探索“更伟大的海”（威尼斯人对于黑海的称呼）。

1206年，威尼斯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苏尔达亚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大的贸易站，开始与当地酋长们有贸易上的往来。起初，威尼斯人对草原民族的凶暴倍感失望。

但就在同年，在东方的蒙古高原上，一个名为“铁木真”的草原游牧领袖强势崛起，将“生活在毛毡帐篷中的人”凝聚成一支空前团结的力量，他们驰骋纵横一路打穿了欧亚大草原，用了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便从中国达到了匈牙利平原和巴勒斯坦的边境。

蒙古人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庞大帝国，曾被中亚诸多苏丹所把持的丝绸之路重新敞开，商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大约1260年开始，一条大陆直通亚洲的心脏，带来了遥远东方古国的各种精美商品。

整个欧洲的商人，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航海民族，对此欢欣雀跃倍受鼓舞。他们受到了无法抵挡的诱惑——绕过阿拉伯的中间商，直接从遥远的东方获得奢侈品。

而且这也顺应了宗教方面的要求，罗马教会明令禁止威尼斯和热那亚人同伊斯兰国家进行交易，可是碍于获得利润的渴望，以及城邦发展的需求，两个城邦都对各自商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困扰，有了同一个解决方案，对于黑海沿岸的控制问题被两城的元老院拿到议会上进行讨论。甚至关于执政官人选的任免，都与是否能够取得这方面进展，作为评判依据（两个航海共和国进行了一场持续超过30年的长期战争对峙，直到1299年由罗马教皇、米兰大公出面促成双方签订了《米兰合约》才稍见缓和）。

在克里米亚半岛，两个共和国隔着40英里，遥相对峙；威尼斯人在苏尔达亚，而热那亚人占据着更强大的商业中心——卡法。

卡法

平心而论，这两个黑海沿岸的港口相互比较，还是热那亚人的卡法更占优势。

苏尔达亚在地缘上距离草原游牧民族的聚居区过近，其最终覆灭，就是因为遭到了当地一伙不受蒙古人节制的鞑靼贵族洗劫（1326年）。

而热那亚人则拥有对卡法的绝对控制权，在其经营下，这座城市固若金汤，港口壮丽。据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一生不走回头路”的旅行家）形容：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港口之一，大约可以容纳大大小小两百余艘战船或商船。”

为了扭转竞争中的劣势，1332年威尼斯派出大使尼科洛·朱斯蒂尼安穿过冬季的草原，到达位于莱萨的蒙古宫廷，拜见金帐汗国的穆罕默德·月即别汗（钦察汗国第九代汗王，又被称为乌孜别克汗，在其统治下，钦察汗国完成伊斯兰化）。

月即别汗在金帐中会见特拉布宗的使节

在向可汗送上宝物、并且说明了通商来意之后，于1333年，月即别汗同意让威尼斯人在亚速海（黑海东北角一个很小的海域）沿岸的塔纳建立了一个贸易殖民地，并且享有一些商业特权。

塔纳位于顿河河口，正好位于金帐汗国的心脏部位，从这里无论是去莫斯科还是更远方的中国，都要比热那亚人的卡法近上许多。据佛罗伦萨编年史家马泰奥·维拉尼记载：

“热那亚人的桨帆船很难像进入卡法的贸易点一样进入塔纳，而经由陆路在卡法获得香料和其他商品，比在塔纳要昂贵并且困难许多。”

从一开始，塔纳逼便成了热那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禁止前往塔纳”成了taeny的外交政策箴言。威尼斯的回应也非常强硬，按照1250年执政官所宣称的那样，威尼斯人“以最高的热情、全部的力量，维护进入黑海的自由。”

在开展竞争之余，两个航海共和国同时开展了“因地制宜”的贸易——他们开始同蒙古人进行奴隶买卖交易——俄罗斯人、明格列尔人、高加索人、保加利亚人、切尔卡西亚人、亚美尼亚人，除了鞑靼人（蒙古人明令禁止贩卖鞑靼人）之外，这些地区的奴隶疯狂地被卖往欧洲充作种植园的劳动力，又或者被罔顾教皇尽量的威尼斯商人贩卖给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作为士兵的储备。

疯狂攫取利益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随着腰包膨胀，也变得愈发自大起来：他们在塔纳和卡法开始向其他国家的商人征收商税，同时对于当地的蒙古贵族也变得殊无敬意。

终于，在月即别汗死后，新即位的扎尼别因为威尼斯人谋杀鞑靼贵族，热那亚人洗劫鞑靼人聚居地的缘故，开始对两个航海共和国的据点同时开展报复。

1343年，扎尼别袭击并洗劫了塔纳，并且在当年冬季开始进攻卡法。卡法这座城市被热那亚人经营的时间更长，拥有坚固的城墙和制海优势。在蒙古人用火炮轰击城墙的时候，威尼斯人（从塔纳逃出来的一些）和热那亚人罕见地站在同一战线，于令人望而生畏的防御工事后并肩作战。

1344年2月，一只舰队解除了卡法的围困，蒙古人留下了1.5万具尸体后撤退了。不过又过了一年，扎尼别率领更多的军队回来了，并且开始对卡法进行长期的围困。

在商业方面，黑海地区的贸易一度终止，地中海盆地各个饥饿的城市都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在地中海东部，出现了大面积饥荒，拜占庭缺少小麦、盐和鱼，威尼斯也缺少小麦，而且奢侈品价格疯长：丝绸和香料的价格翻倍增长。再加上教皇仍旧禁止与马穆鲁克王朝通商，意大利（也许再加上尼德兰地区）失去了向东方出口制成品，以及从东方进口各种商品的渠道。

1344年，威尼斯的执政官痛苦地向教皇提出请求：

“如今……与塔纳和黑海的贸易完全丧失或被封闭了。我们的商人已经习惯于从那些地区获得丰厚利润与财富，因为它是我们进口和出口货物的通道。如今，我们的商人不知何去何从，无法就业如今……与塔纳和黑海的贸易完全丧失或被封闭了。我们的商人已经习惯于从那些地区获得丰厚利润与财富，因为它是我们进口和出口货物的通道。如今，我们的商人不知何去何从，无法就业。”

可是没有等到教皇慢慢松开禁令，更加恐怖的事情就开始出现了端倪。

流行：“摧毁人间一切秩序”

黑死病蔓延的路线

“疾病将整个鞑靼军队击倒了。每天都有数千人死去……一旦他们身上出现了疾病的症状，他们马上就会死去，症状是腹股沟和腋窝内体液凝结……他们意识到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于是将死尸装在投石机中，投掷到卡法城内，这样敌人就会被恐怖的恶臭消灭。”——《威尼斯大事纪》

这是一段写自14世纪末期，为了执政官了解历史所特别制作的《威尼斯大事纪》上面的文字，其中详细的描写了围攻卡法的鞑靼人身患疾病的景象。

虽然其中肯定有一些篡改的成分，无法完全证实这就是黑死病的唯一由来，但是从卡法城被疫病所攻破之后将黑死病带往欧洲，却毋庸置疑。

1347年，在黑海航行的八艘热那亚船只中，只有四艘安全返回；其他船上的船员都死了，船也销声匿迹。12月，瘟疫传播到君士坦丁堡；大约1348年1月，黑死病传到威尼斯。

根据一位名为洛伦佐·德·莫纳西斯的威尼斯编年史作家记载，这场疫情的严重程度简直堪称史无前例：

“疫情十分猛烈，死尸遍布广场、门廊、墓地和所有神圣场所。夜间，许多尸体被埋在公共街道上，有的被埋在自家地板下；许多人没有做告解就死掉了；尸体在被抛弃的房子里腐烂……父亲、儿子、兄弟、邻居和朋友为保命互相抛弃……医生为了躲避疫病，不给任何人看病，逃离病人……同样的恐惧萦绕在神甫和教士的心头……关于这场危机，没有人能理智地思考……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坟墓。”

热那亚和威尼斯等航海共和国被指责为瘟疫的罪魁祸首，当时同时代的另一位编年史作家布里埃莱·德·穆西斯想象了商人与上帝的对话，并发出了自己的指控：

“热那亚，招供你所犯下的罪行吧……威尼斯，托斯卡纳和整个意大利，说说你们都做了什么……”

当然，这种事后的追责确实有失公允，毕竟威尼斯和热那亚也都是这场瘟疫的重大受害者。据统计，威尼斯在瘟疫过后，人口减少了将近八成，其中有50多个贵族家族阖族而终。

1348年1月，黑死病经由马赛渗透至法国，经由突尼斯传至北非。它沿着海岸线和可通航的河流，通过船运，向西，从马赛经过朗格多克的港口传至西班牙；向北，借由罗讷河于3月到达阿维尼翁。同年的2月至5月间，黑死病扩撒至达纳博讷、蒙彼利埃、卡尔卡松和图卢兹。

与此同时，在意大利传至罗马和佛罗伦萨以及它们的腹地。在6月至8月间，它抵达波尔多、里昂和巴黎，传至勃艮第和诺曼底，然后从诺曼底越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格兰南部。在同一个夏季，它从意大利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瑞士，再向东北抵达匈牙利。

黑死病肆虐佛罗伦萨的惨象

在欧洲人口密集的城市之中，黑死病利用4-6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大屠杀”，然后由于贵族和城市民向郊外迁移而有所消退。

面对黑死病的流行，贵族们纷纷走出自己的城市——某种角度上讲，确实有助于遏制瘟疫传播

1348年的冬天，黑死病甚至可以说有销声匿迹之象，但是转念春天却卷土重来。1349年，它在巴黎死灰复燃，传播到皮卡第、佛兰德斯和低地国家，并从英格兰传至苏格兰和爱尔兰以及挪威。

而在挪威，一只满载着羊毛和死去船员的幽灵船在近海随波逐流，直到它搁浅在卑尔根附近。从那里，瘟疫传入了瑞典、丹麦、普鲁士、冰岛，最远传到了格陵兰。

除了在1351年才受到袭击的俄国，以及幸运地为受到波及的波西米亚地区，黑死病在两年之内便掠过了欧洲绝大部分土地。

在死亡率方面，黑死病这种淋巴结鼠疫非常不稳定，但是即便是气候寒冷、黑死病致死率最低的北欧地区，其比例依然高达20%左右，而在气候相对温暖的地中海沿岸国家，这种瘟疫的致死率甚至能够高达90%以上（有的地区近乎100%）。

现代人口统计学家进行的从冰岛到印度的统计结果表明，黑死病造成了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类死去，而这个比例放到欧洲则是比一半还要多（接近3000万人）。

瘟疫的惨象

由于每天都有人死去，不单单是救治病患的医生，甚至连为死者做临终祷告的牧师都奇缺。

英格兰的一位主教允许俗人相互行忏悔之礼——如传道者所为，“假如没有男人在场，则女人亦可代之”。假如找不到牧师打理最终的涂油仪式，“那么誓约必须满足”。克雷芒六世（当时的罗马教皇）决定，有必要批准免除所有死于瘟疫者的罪恶，因为有太多的人得不到牧师的照顾。

“无人敲响丧钟，”一位锡耶纳的编年史作者写道，“不管失去了什么，都没有人哭泣，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等死……人们传说并深信：‘这是世界末日。’”

影响：改变世界的瘟疫

黑死病的扩张（图片来源于网络）

“河流和泉源，曾是多么清澈而干净，他们在许多地方都投下******……”——法国宫廷诗人纪尧姆·德马肖

在巴黎，瘟疫一直持续到1349年年底，报告的死亡率是每天800人，在比萨是每天500人，在维埃纳是每天500到600人。巴黎的总死亡人数是5万人，这是城市人口的一半。被1347年的饥荒所削弱的佛罗伦萨失去了其3/5或4/5的市民，威尼斯失去了2/3的人口，汉堡和不来梅虽然规模较小，但死亡人数却与威尼斯大体相同。

英法之间那场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战争，亦因此而停战了整整十年。

这场瘟疫带来的后果，以后世之人来看，或许可以说出一些“有利于历史进程”的冰冷话语——在疾病面前不分贵族和平民，黑死病造成了欧洲贵族阶级的衰败——他们已经无力维持与平民之间“契约”（平民负责供养贵族的同时，贵族也需要用武力手段保护平民），甚至只能依赖雇佣兵来维持领地的秩序。

而且在一些地区，由于贵族死后留下的大量遗产，黑死病的幸存者分配了这些财富之后，成为了对于资本主义阵营极为重要的“中产阶级”。

但是对于当时之人，灾难就是灾难，根本没办法容下半分粉饰。

在14的中后期，这场瘟疫造成了极为惨烈的影响，旧有的公序良俗收到了极大破坏，“父子之间互相抛弃，家人之间互相疏离”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一些人像古代雅典爆发瘟疫之后，雅典人指控斯巴达人在水井之中投毒那样指控犹太人……

之后，产生了许多人为引起的人间惨剧。

黑死病的爆发，距今已经有670年的历史，可是其之后造成的影响，仍旧值得我们深思：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爆发，党和政府正在调动举国之力来进行这场“战疫”。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恐慌情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绝对不能盲从。

我相信被隔离的只能是疫情，而绝非是关爱。

本文参考书籍：

《远方之镜——动荡不安的14世纪》 【美】芭芭拉·W·塔奇曼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英】罗杰·克劳利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日】盐野七生

《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