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二中的前身，唤醒尘封的往事回望五十多年前我在
我是1962年9月从位于杭州城外湖墅卖鱼桥的“十八初”考入杭州市重点中学“杭二中”的，在杭二中学习生活了整整三年。1965年7月我参加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被录取到南京解放军外语学院（后改为国际关系学院）。
毛主席在诗词“重上井冈山”中写道“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时光荏苒，我们高中毕业不知不觉已经有五十多年了，真就是弹指一挥间的工夫，套一句时下热门的话，时间去哪儿了？也许我们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
五十多年了，当年同学少年的我们，都迈入了夕阳红的岁月，有一首“夕阳红”的歌中这样唱道，“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夕阳是晚开的花 ，夕阳是陈年的酒 ，夕阳是迟到的爱， 夕阳是未了的情 ...”。
是的，夕阳确实是美好的，夕阳就像一道彩虹横跨在空中，当然我们也不能忘却古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慨和忠告。我们要更好地珍惜人生中这段美好的夕阳年华，我们要以健康的心态培育晚开的花，品尝这陈年的酒，享受迟到的爱，了却未了的情…
有道是“往事如烟”，确实，半个世纪过去了，许多事情都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化为烟雾，大脑中的许多记忆渐渐地模糊而不断淡出我们的脑海。但是，现在报章上常常刊登一些回忆过去的散文，就叫做“往事并不如烟”，好一个反其意而用之！回忆这些“并不如烟”的往事，让我们驱散笼罩的雾霾，掸去厚积的尘埃，把一件一件久远的往事从记忆深处的隧道里引出，像潺潺的溪流流淌在我们的心田。
伟人说，“往事越千年”，我们的往事也经历了足足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带着我们青春年华的印记，也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久久激荡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到温暖和激动，也有些许的惆怅，因为青春已远离我们而去。深深的回忆，浓浓的情感，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婆婆妈妈式的叨念，把久远的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从记忆深处挖出来，按当下时髦的网络语言叫做“晒一晒”。好吧。我也来赶赶时髦，把深藏在心底的记忆晒出来和老同学们与网友们分享。
浓浓的师生情
班主任、语文老师朱松奎
朱松奎老师2015年在五十周年聚会上聚精会神听同学们的感言
五十多年岁月的逝去，我们心底深处对老师的那份情感并没有随风吹去，而是时间俞久俞浓烈，就像陈年的美酒一样。古人有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中国传统儒学也提倡师道尊严。确实，陪伴我们整整三年的正副班主任和语数两门主课任课老师的朱松奎老师和陈德利老师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为我们的成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岁月，在这里说一声谢谢。
朱松奎老师，来自青田贫苦农家，他十分感恩党和政府对他的培养，把他从一个放牛娃培养成人民教师，每每在课堂上听他谈起幼年时差点因贫穷而夭折的往事，使我们也深受感染。他总是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贡献力量。
在语文课教学中，朱老师严格要求我们熟读经典范文，特别是古文。在当时的语文教材中，古文比例不是很高，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楚霸王意在沛公刘邦的鸿门宴、荆轲刺秦王的图穷匕首见、辛弃疾的诗词都读过，也背过，至今还能背出一些，“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抑扬顿挫的语气，让我们深深陶醉在古文深邃的语境和氛围之中。
我们还读了毛主席、鲁迅的许多著作，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领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朱老师还神采飞扬地和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领我们朗读鲁迅充满辛辣讽刺味的杂文，领会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和痛打落水狗的精神。
为了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朱老师要求我们除每周写一篇周记，以沟通师生间的联系外，还要写一篇自选题目的作文。开始我们感觉负担很重，后来时间长了也习惯了，在这些自选题目的作文中，我们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把作文写得生动有趣，他常常在课堂上朗读学生的优秀习作以资鼓励。为了提高我们的写作兴趣，他还身体力行，写了一篇文字优美的散文“油菜花颂”，贴在学校的告示栏中供大家欣赏，文中用饱满的热情赞美了油菜花田的壮美，现在时兴旅行，春季时节，有人专程去广西、云南等地看油菜花。“啊，金黄的油菜花……”，引得我们也诗兴大发，作起了散文诗。
记得我们在校时，朱老师还单身住在校园内的宿舍内，设施很简单，仅仅一床一桌而已，我那时住校，晚饭后有一点空余的时间，常常到朱老师的宿舍内与他聊天，天南海北、政治时事。晚自习时间，他常常到教室巡视一下，我们那时学习还比较自觉，看一下回去或备课或做其他事。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白天自习课时，朱老师在我的课桌上看到我的一本笔记本，是我父亲被光荣评为杭州市先进生产工作者后给我的，扉页上写着一首诗：
忆江南
惜时
驹光速，寒暑如反掌。
春风夏雨长万物，
秋临叶落萧瑟瑟，
严冬最残酷。
人易老，青丝换白发。
少年求学须及时，
太阳偏西悔恨迟，
好阴留不住！
这首词是我父亲勉励我们不要懈于学习，需知季节和人生的规律一样，要努力求学，为将来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时的需要。朱老师看到这首诗认为写得蛮好，而且可以勉励激进学子奋发读书，于是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这首词，要求同学们一起学习这首词，理解它的深刻含义。总之是要求大家珍惜宝贵的时光，不要倦怠。
在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因为三年间我父母从未出席过学校的家长会，朱老师还不辞辛劳到我位于玉皇山脚下的家中家访，路途远又偏僻，竟苦苦寻找了几个小时，那一天我并没有在家。当时，我家附近根本没有商业设施，只好在我偏僻的家中将就吃了一顿极为简单的便饭，真是不成敬意。
数学老师陈德利
后排中间的是陈德利老师
数学老师陈德利，不仅在教学上是内行，又是一个党员，承担了引领班级团支部和学生的思想工作。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陈老师的敬业精神，他是福建泉州人，正当中年的他克服了和家人分居两地的种种困难，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他身体健壮，精神饱满，三年间未见过他生病，因为数学课从未有老师来代过课。
陈老师中等个儿，常穿着蓝卡其布的中山装，嘴巴瘪瘪的，有点像著名的小品明星赵本山，操着带福建腔的普通话，讲话的语速很快。
上课时总是不倦地站在讲台上，从没有看到坐下过，用粉笔刷刷地写着演算的数学公式，字迹比较潦草但能认得清，经常把整块黑板都写得满满的，整堂课粉笔灰伴随着他飞溅出来的口水，讲到高潮处总是中气十足，在重点处划出横杠，领我们在数学深奥莫测的海洋里游弋。他讲课思路清晰、敏捷，能够自如应对尖子学生提出的尖刻问题。还能启发式地开启学生的解题思路，一道题往往要用多种方式来解。
我们班的学生数学基础扎实，大多能够领会和跟上他的速度，什么一元二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都不是难题，三角函数演算变化莫测，一道长长的式子经过一步一步演算，最后成了一个零或一个简单的数字。立体几何在他的启发下，也变得简单。记得在初中学几何，因为几何解题求证的难度大，许多人都憎恶这门课，用杭州话称它叫“烂塘鸡污”，鸡污是几何的杭州话谐音，而高中时学立体几何就好像要顺当许多。
当年没有什么补习班或什么奥数培训，陈老师尽心地把知识教授给大家，想办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时课上叫几位同学到黑板上解题，然后点评。那时好像单元测试比较多，考完后试卷拿到寝室批改，许多人都到他的寝室看着他当场批改，发现问题当场解答，这样会给你留下较深的印象。数学考试时往往有较难的加试题，鼓励大家做，如做对了还可以加分，所以那时能考一百多分的人还不少。经过这样系统的训练，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在年级里总是名列前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难怪许多人反映在高考时，觉得数学题目很好做，一点也不难。
数学培养了我们严密的思维能力，锻炼了我们缜密的逻辑，解答难题时，要采用“代”的方式，把复杂的问题先简化，再来求解。数学真是一门神奇的学科！
陈老师住在学校旧楼顶部的小阁楼里，走上去梯子很陡，女同学上去还有点慌兮兮的。夏天奇热，冬天挺冷，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了很多年，也挺不容易的。有一年夏天，我和王传庆不知什么原因曾在他的宿舍里住过几天，体会了那里的酷热，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靠扇子赶散蚊子去除炎热，要是在现在是吃不消了。
师生情自古以来就是最纯真的情感，也许早年因为种种这样或那样的因由而造成某种阻隔，我想经过这么多年“时间老人”的医治，都应该冰释前嫌了吧？让我们师生共同享受这盛世的安宁，体味夕阳红的温暖吧。
俄语老师胡淑珍
我们九位同学和胡老师在望江山医院的阅览室里合影， 同学们和胡老师几年前在望江山医院的阅览室里合影，
回忆起高中时代的俄语课，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妙趣横生，俄语课虽说是紧张，但是热烈，又带一点异国的风情。胡老师带领我们用特有的俄语腔调朗读风格迥异的范文，也别有风情，让我们沉浸在俄罗斯民族文化氛围中。在“一颗红心 二种准备”紧张而严肃的环境中，俄语带给我们一丝欢乐，让我们忘却面对选择的不安与担心。俄语给我们的高中生活添上了一抹亮色。
课堂上，胡老师总是以她鹰一样的眼睛扫射教室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第一排，还是天高皇帝远的最后一排，使人不敢做小动作或开小差，如果头天复习得不充分，或没有把课文背诵熟练，心中总会忐忑不安，恐怕被胡老师叫到。
我那时记忆力好，能记住很多单词，有些同学学了后面的课文，往往把前面忘记了，我倒能记住以前学的单词，这对提高俄语水平很有好处。因此，我的俄语成绩还可以，不敢说是尖子，但在班里也可以说在前茅。胡老师对学生都是一视同仁，并不会因为你成绩比较好而放松，反而要对你更严格。
有一件事我至今想来还是记忆犹新，有一次俄语作业本发下来，明明我做得是正确的，但是胡老师要求我把每道题都重抄几遍，而且要求抄在细格子的俄语本子上，我感觉很没有面子，因为这是供俄语初学者使用的专用本子。开始我想不通，我时间这么紧张，还有许多功课要做，可是还要我花很多时间去抄写俄语。胡老师耐心告诉我，因为我俄语字母书写得不规范，不好看，因此必须要从基本功抓起，重新在俄语格子本上书写，把字写好，对今后的俄语学习是有帮助的。听了胡老师耐心地劝说，我只得在本子上把作业又抄写了几遍，记得抄了好几遍，才基本上达到她的要求。
胡老师要求我们重视基本功，尤其是变格变位，这是俄语中最基本的东西，这是造房子的砖头。因此，我几乎每天把表格背诵一遍，像小和尚念经一样，即便有口无心，但对加强记忆力也是有好处的。
胡老师还要求我克服粗心大意的毛病，要细心，把做好的作业或试卷都仔细检查一遍，减少拼写的毛病。听了胡老师的话，我总是仔细检查，大大减少了拼写的低级错误。记得在学校 一次俄语拼写竞赛中，要写一百个单词，我全部写对了，获得了俄语词汇比赛第一名。
1965年立夏时节我们班曾到离开杭州市区几十里以外的转塘公社双流大队劳动二周。双流离开二中至少有四十里路，那时交通不便，我们都是坐“11路”，徒步走到那里的，没有娇生惯养。记得胡淑珍老师也同我们一起到双流村，胡老师一改平时漂亮得体的装扮，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蓝色男式中山装制服，像个劳动妇女，我猜想这件衣服是她丈夫的，四个口袋大大的，特别显眼，那时女人穿中山装似乎也并不多见。胡老师喜欢和我们学生在一起，劳动中也能尽本分出力。她的性格比较独立，不会刻板地在政治思想方面去教训学生，也不会过多干预班级中该由班主任管的事，比较超脱实在。对那时的一些“左倾”心知肚明，但也无能为力。
那时同学们对学俄语有些想法，认为没有什么用，也没有有利的证据来教育学生。所以在双流期间，一次下雨天不出工，班里组织了一次会议请当地的下乡青年介绍到农村落户的体会，我们希望能听一下外语在农村的用处，这个人也介绍了。胡老师开始时坐在一个角落里，可能眯着眼养神，当听到这个人说外语有作用时，她兴奋地站起来听，以为找到了一个什么佐证，下次可以用这个例子对学生进行教育。但使她失望的是，那人竟然说的是外语可以在联欢活动中唱唱歌什么的。胡老师很失望，就一下又坐到凳子上养神了。也是的，在那个封闭的年代里，外语在偏僻的农村确实是没有什么用武之地的，只有改革开放以后，与国外的交流多了，外语的作用就大了。
学习哲学的回忆-政治老师邵思忠
政治课是一门枯燥的课程，许多人认为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用，而我说政治课就是一门学科，是科学，不是可有可无的。政治课对处于世界观、人生观逐步形成过程中的学生，尤为重要。
教我们政治的是甲班班主任邵思忠老师，曾担任二中校领导，以后任过杭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的校长，于2002年去世。邵思忠老师瘦瘦的，鼻子尖尖的，中等个儿，为人宽厚，待人和气，文质彬彬的样子。70年代在我所在的机床厂还见过他，当时他带学生在工厂学工。邵思忠老师在政治课，尤其是哲学的教育中，深入浅出，列举的例子多，给我们启发式的教学，提倡不同观点的交锋，鼓励我们大家辩论，设置了不少议论的题目，而不是单纯给我们上课，灌输所谓的正统。
我们在哲学课里学习了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学习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学习了一分为二，学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知道这不是改革开放以后，而是在左倾思潮涌动的文革前夕。所以，当后来也就是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认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早就在哲学课里学过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在教授哲学观点时，我们班里也是很热闹的，往往辩论得难分高下，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印象中吴蓓莉同学是个辩论高手，一点也不畏惧男生凌厉的攻势，记得张吉贤、谢蒙照是男生里的雄辩手，吴蓓莉侃侃而谈，面不改色，我的口才不太行，当看客的时候多。辩论的课题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有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的，内因重要还是外因重要的问题。当时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辩论文章，对两个观点在我们班中也有不同的拥趸。在我看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是个无意义的话题，管他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结论。不过，大多数问题通过辩论，使我们能够较准确地掌握哲学的精髓，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问题，一分为二是得到毛主席极力推崇的，而当时杨献珍的合二为一受到了批判，这看起来仅仅是个哲学问题，而实际上对社会的进步有着极大的意义。你看，光是说“一分为二”，就要强调和突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斗斗，经济就发展不了。现在提倡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我想这个理论基础是不是就是合二为一呢？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有阴阳八卦，提倡平衡。我抛砖引玉，不知这个观点是不是谬论。
政治学是学生的基本功之一，因为一不小心在同学当中就可能出一个或几个政治家或者高官，比如项宗西、吴胜利可都是二中校友中的佼佼者，我想，当年所学的这些理论对他们治理国家肯定有所裨益
近江村和双流村留下我们的青春记忆
图为我们在近江村钱塘江大堤上的合影 图为我们在近江村钱塘江大堤上的合影
我们在近江村帮助农民学算盘的历史照片
近江村位于四季青服装市场旁边，现在成了杭城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地铁一号线婺江路站所在的位置。现在，这里高楼林立，市场密布，附近有家具市场、服装市场、食品市场、锁具市场，近江村的村民因土地早就富裕了，有人戏言躺在床上也能来钱了，因为每人有股份嘛，近江成了一个集团公司。
五十多年前，这里是菜田连绵，钱塘江边是茅草丛生，高过人头，房子都是低矮的瓦房，甚至可能是茅草房，因为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了。那时节，我们丁班和近江大队合作，作为我们的劳动基地，我们经常去那里，在菜地里除草、收割，甚至挑粪担儿。在钱塘江边我们也干过农活，具体是什么忘了，全班在钱塘江边的大堤上还拍过一张照片。除了在那里劳动以外，我们还用课余时间，甚至是宝贵的复习功课的时间，在那里教村民学习、打算盘，还和村民搞联欢，为村民表演节目，班级作为杭州市优秀团支部留下了不少照片资料。
我记得，我们全班同学还在近江村集中劳动了至少一周时间，男同学集中住在一所村集体房子里，打地铺，大家都挨着睡在地上，那时年纪小，没有睡眠障碍，晚上都睡得很香。我们在近江村学习了许多农活，学习了农民勤劳朴素的品格，对我们的成长是很有好处的。
几十里以外的转塘双流大队，也曾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洒下了我们辛劳的汗珠。双流离开二中至少有四十里路，那时交通不便，我们都是坐11路，徒步走到那里的，没有娇生惯养。记得胡素珍老师也同我们一起到双流村，胡老师一改以前漂亮的装扮，穿着一件男式中山装制服，四个口袋大大的，特别显眼，那时女人穿中山装似乎也不多见。在双流一个星期还是十天，我们同农民一起插秧或干其他农活，每天起得很早，班级里组织大家到各家进行一些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疾苦，增长对农村的了解。
双流的几天，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件事，双流村的村中央位置，有一口大池塘，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只母鸡竟然会游泳，以前只知道鸭子会游水，哪有鸡会游泳的？在双流我看到了，母鸡为了从池塘这一头回到对面的家中，在池塘水中飞快地游弋，也许是借助了翅膀飞行的力量，再加上两只脚划水的动力，顺利地渡过了池塘。这也给我一个启发，人只要努力也能干成看来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是看到了当地农村过立夏的习俗，农民们采来一种树叶，用脚把乌黑乌黑的汁水踩出来，用这种黑水煮成乌糯米饭。哦，原来乌糯米饭就是这样做的，饭吃吃是好吃的，但看过用脚踩树叶，有点腻心兮兮的。但当时学校里重视阶级感情教育，常用毛主席那段农民脚上有牛屎，却是最干净的话来教育我们，想起这段话也就坦然地吃了。
第三件事是一次下雨天不出工，班里组织了一次会议请当地的下乡青年介绍到农村的体会，我们希望能听一下外语在农村的用处，这个人也介绍了。胡老师开始时坐在一个角落，可能眯着眼养神，当听到这个人说外语有作用时，她兴奋地站起来听，以为找到了一个佐证，下次可以对学生进行教育。但使她失望的是，那人竟然说的是外语可以在联欢活动中唱唱歌什么的，就一下坐到凳子上。也是的，在那个封闭的年代里，外语在偏僻的农村确实是没有什么用武之地的，只有改革开放以后，与国外的交流多了，外语的作用就大了。
近江村和双流村都留下了我们难忘的记忆，在那里我们留下了劳作的汗水，收获了劳动的愉悦，也深切体会了了劳动的辛劳和不易。
1964年，学校组织下乡劳动，胡老师和同学们步行四十余里到杭州郊区转塘劳动。
我们高三丁班的才艺
在同年级中，丁班的学习成绩应该是算好的，多次被评为杭州市优秀团支部。在综合素质方面，丁班也不甘人后，在三年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文娱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颇有成效。也许，当时看不出，现在回忆起来，丁班的才艺也是顶呱呱的。
首先，丁班的民乐队在学校小有名气，每年在全校的文娱大会上演出，乐队的气势颇像回事。胡林正同学娴熟的技巧和对民族音乐的热爱，是首席二胡演奏师，每当课余时间，他总会拉起二胡，摇头晃脑，沉浸在悠扬的乐曲之中；姚光恒同学会吹竹笛，充满南方情调的乐曲非常动听；李振中同学也是个多面手，能吹笛子，后来也学会了拉二胡；当过班长的许士培是热心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自己也多才多艺，好像也能拉二胡，我记得他的口琴吹得特别好，能吹出美妙动听的复合音。演奏队中好像还有项宗西等人，演奏的曲目好像有金蛇狂舞、采茶舞曲等等。每次演出之前都精心准备和排练，力求取得良好的效果。
可惜的是，中学生的艺术素养不高，不喜欢单调的器乐演奏，而喜欢更热闹的舞蹈或歌唱，民乐演奏不讨巧。那时，己班的陈元龙和一个女生的藏族舞蹈“逛新城”轰动全校，‘阿爸唉，唉，女儿唉，噢，看看拉萨新面貌，快快走呀，快快走呀，唉，呀呀呀呀呀……”，俊俏的扮相，潇洒的舞姿和优美的曲调，一时间风靡全校，几乎人人会唱。还有一只“洗衣舞”也非常受欢迎。
我们丁班缺乏舞蹈和演唱才艺方面特别好的人，只能发挥集体的长处，采用小组唱和集体舞蹈的形式与人家PK，记得三年中女生曾排演过绣金匾，发挥了我们民乐的特长，还演出过一曲女生越剧小组唱，歌词我至今还记得，“毛主席的像片挂中堂，亲切慈祥脸发光，抬头看见毛主席，一股暖流涌心上….几个女生穿着中式的大褂花布衣，在台上比比划划，脸上充满了对伟大领袖的真挚感情。还有一个男生舞蹈，是表现一个青年参军被批准后的欣喜之情，在镜子前面自我欣赏的一大段舞蹈，由姚光恒和李振中演出，一个演镜中人，一个演入伍青年，动作诙谐有趣，两个人必须配合默契。6 3 5 3 6 3 5 3 6 6 5 3 5 6，熟悉的曲调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我们平时的文艺生活也比较活跃，总是跟着电影和电台走，追追风，唱一些风靡一时的歌曲，如红梅赞、洪湖赤卫队、石油工人之歌以及三十年代和延安时期的红歌。
我本人缺乏文艺细胞和天赋，与这些高雅的文艺表演无缘，只有暗中羡慕的份。那时班里组织文艺业余活动小组，为安慰我们几个文艺细胞少的人，还特地组成了一个唱歌小组，由何亦昭同学教唱歌曲，我记得教唱了一首美丽的哈瓦那，“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悠扬而通俗的歌至今会唱。我自认为歌喉还马马虎虎的，唱唱合唱还过得去，只是当时没有展露的机会罢了。不过，当时班级里搞活动，同学们老是要我唱俄语歌，我只会二支，一支是著名的《客秋莎》，另一支是《我们的祖国》，用俄语唱中国歌的味道就没有那么地道了。
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确实，人是有潜能的，只是暂时还没有被挖掘开发出来，所以现在管人事管理叫做人力资源管理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要开挖人力的金矿。我在部队下连队期间，人家说大学生有文化，硬让我们表演节目，鸭子被赶上架，还真是的，我们几个大学生组织了一台庆元旦的文艺晚会，我上台表演了长诗朗诵“雷锋之歌”、由好多歌曲组合而成的《东方红组合唱》、小组表演唱“就要你的五好光荣花”，在里面扮演一个老爹爹，最有趣的是因为连里原来的一个文艺骨干撂挑子，我自告奋勇去救场，扮演了活报剧中的主角—美军驻越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夸张的动作，滑稽的腔调，张扬的步子，也算演得像模像样，引得全场笑声一片。小组表演唱还到营里去表演，几百号人背着背包到大操场，齐刷刷坐在背包上看节目。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图为高三丁班的乐队阵容强大
图为李振中同学拉二胡
图为胡林正同学拉二胡
礼堂里报告的回音仍在耳畔回响
已有多年未走进杭二中老校园，操场北面的那个体操房兼大礼堂还在吗？抑或早已重建过。三年间，这座建筑平时上体育课，开会时就当成是礼堂，各班级自带凳子，一行一行按规定坐好。在那里我们听校长的报告，记得黄怀仁校长给我们做过多次报告，黄校长是杭州市有名气的教育家，据说是杭州市教育界的四大金刚之一，杭一中的崔东伯校长肯定也是，另二位就不知道了。
黄校长平时和我们接触不多，在校园里见到他也总是怯生生的，但看起来还是和蔼可亲的。我那时曾当过二年班级生活委员，经常为住校生登记买饭票，在总务室偶然见到过黄校长的工资单，好像不到几元就整整一百元，让我对他肃然起敬，因为我父母两人加起来的工资也没有他多。黄校长口才很好，在报告中总是侃侃而谈，耐心细致地讲道理，当然报告的具体内容早就忘了，但是有一句话倒是记忆犹新，他要求我们学外文，要用外国人的思维来想，就是一说到一样东西，你脑子首先想到的不是中文该怎么说，而是第一时间就蹦出个外文单词，不要从中文拐过去，速度就慢了。其实，这个要求是相当高的，对我们来说根本实现不了。如果能达到这个水平，那肯定是同声传译水平了。
也是在这个礼堂里，我们还听过许多传达报告，如毛主席与他侄儿毛远新的谈话，内容是教育改革；还听过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报告，内容是知识分子的成长，要过几个关，什么思想关、劳动关、社会关等等，这些教育主要是针对我们即将接受党和祖国挑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为上山下乡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在礼堂里，我们还听过几次专门请来的老同志的忆苦思甜报告，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山东籍老人回忆过去的苦日子，闹饥荒没有粮食，只能吃花生壳充饥，我当时想这个花生壳怎么咽得下去呢？还有一位在回忆中说，好长日子没有粮食吃，只得用红枣充饥。我们当时想，这红枣多好啊，我们还吃不到呢！因为当时物资匮乏，许多东西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可是如果让你较长时间吃一样东西，那肯定是受不了的。
在毕业前夕的一个晚上，在一个楼的楼顶开过一次纳凉晚会，在那里一起唱了好多歌曲，记得有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怨申…..”，还有一首“我们坐在高高的火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总之，都是要让我们不忘过去的苦难，不要忘本。这个晚会也给我留下较深印象。
中学时代的教育总的来说都是正面的传统教育，按时下的说法是正能量教育，为我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打好良好基础。
学习雷锋点滴回忆
1963年3月，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 题词在神州大地掀起学雷锋的热潮，形成一项持久的活动，我们都亲身经历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雷锋是我们当代青年的楷模和榜样，各行各业都大张旗鼓地宣传学雷锋。我们曾集体在胜利剧院观看雷锋话剧，后来还看了电影《雷锋》，人手一册《雷锋日记》，在学校里举行了学习雷锋的歌咏大会，我们班集体合唱了“接过雷锋的抢”等歌曲，这些活动都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雷锋日记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尤其是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雷锋日记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你看雷锋对春夏秋冬四季的比喻，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热情，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说得多好！比喻学习要用钉子精神，提出非常有哲理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的这些光辉的思想闪亮点给我们很深刻的启示，尤其对我们当时面对“一颗红心二种准备”所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都有教育意义。
在学习雷锋的活动中，我也曾做过一些好事，如暑假到宁波去，在火车上帮助列车员拖地、倒水，在火车站看到一个老人没钱买车票，主动给了她几毛钱等，但这些都只是表面地学习雷锋，而不是从思想上深入地学习，学他的精髓。我们班下雪天到建国中路扫雪，积极搞好校内包干区卫生，参加近江大队的助农劳动等等，其他同学也在不同场合做了一些好事，当年我们班团支部被评为杭州市优秀团支部的事迹总结中肯定有不少的记录，只是我不得而知罢了。
这里，我想说说对我们班黑板报的一点印象，毫无疑问黑板报在学习雷锋活动中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黑板报由项宗西同学任主编，他语文学得好，功底厚，最主要的一点是粉笔板书写得漂亮。郑仁永同学任美术编辑，负责美化。他们两人配合默契，黑板报总是图文并茂，布局合理，有美感。每当他们出板报的时候，我总喜欢在旁边看一会儿。小小的黑板报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对五爱堂一楼报刊廊的回忆
当年，在五爱堂一楼的走廊中间有一排报刊廊，设施很简陋，只是把报纸直接挂在墙上，那是我最爱光顾的地方。每天上午四节课结束，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午餐的时间也到了。因为怕食堂里排队的人太多，我常常打个时间差，先在报刊廊里看一会报纸，有时是午餐后再到报刊廊读报。
报刊廊里报纸种类不多，我最喜欢看人民日报，每个班级都有一份浙江日报供学生阅读，那时杭州日报好像没有看到，因为到七十年代，杭州日报还是小小的只有四个版面的小报，我们多看浙江日报，从中学习时事政治。人民日报的内容很丰富，也有权威性，我特别关注国际形势，报上常刊登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漫画，特别有趣。比如，有一年我们空军打下了美国的U-2型高空侦察机，报上就刊登了一幅漫画，把飞机画成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形象，画面上一架飞机坠地冒着火，图下方的说明就是肯尼迪的谐音“啃泥地”，寥寥3个字就非常幽默地说明了新闻内容，辛辣地讽刺了美国高傲无视我们的空军力量，肆无忌惮派U-2高空侦察机侵犯我们的领空，最终被我们一举击落，大长了我们的志气。
邓小平在苏联回答记者你们U-2飞机是怎么打下的，他故意卖了一个关子，非常风趣幽默地回答说是用竹竿撩下来的。另一张是美国的另一个总统约翰逊在一个大脚盆里洗澡，洗澡水是很脏的臭粪水，所以是越洗越脏，抨击他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欲盖弥彰。这两张漫画给我很深的印象。
我在报纸上见证了我们第一颗*********的试验成功，中法建交等一系列利好消息，感受到我们祖国的日益强大，心中充满了由衷的自豪之情。同时，还见证了中苏交恶，大打口水战，从“一评”到“九评”，还看到赫鲁晓夫下台，印象最深的是赵朴初先生为此写的元曲哭三尼，赫鲁晓夫一哭肯尼迪死，二哭印度尼赫鲁死；三哭自己被赶下台。写得非常生动有趣，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元曲这一具有鲜明特点的艺术形式，直到现在还记得前面的几句，非常辛辣的讽刺，非常幽默地笔调：我为你勤傍妆台，浓施粉黛，讨你笑颜开。我为你赔折家财，抛离骨肉，卖掉祖宗牌… 活脱脱一个奴才相。全文都很精彩，只是比较长都记不全了。
春雨润物细无声，潺潺溪流汇江河，从报廊里我获得很多的国际知识，很有好处。
团支部生活的一点回忆
高三丁班团支部是杭州市优秀团支部
1963年12月的一个晚上，在科学楼一楼的一个教室里，班团支部召开团员大会，通过了我和张吉贤入团，此后不久获正式批准而成为一名普通团员。那个时候团员有一个团徽挂在胸前，有一点庄严感和神圣感，可是出去的时候就不挂了，恐怕有什么不当行为会被人家抓辫子。
我们丁班的团支部是一个团结、战斗力强的团体，组织性严密，每周都要过组织生活，地点常常在朱松奎老师的寝室。开会时也常常有思想交锋，经常讨论同学们的思想状况和动态，这一点我很不习惯，思想教育不是我们普通学生所能承担的，也没有这个能力。我的想法是作为学生头等大事总还是读书。
虽然当时团内也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总的来说，团支部工作是搞得有声有色的，带领全班同学学习时事政治，还组织到近江大队劳动等，以便提高大家的思想水平，应该说也收到了效果。团支部还开展谈心活动，要每个团员和同学谈心，结对子，壮大团员队伍。我们班团员的发展工作是开展得比较好的，从高一时只有几个，到高三时已有十五、六个，而且积极培养新生力量，像周依文、柴燕影原来都只是班里的普通成员，到高三时分别成为团支部书记和班长。团员在平时学习和各项活动中都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团支部的作用还是明显的，按现在的说法具有正能量。我在团内也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能力。
班团支部因成绩显著，被评为杭州市优秀团支部，我们在毕业拍照时还拿着锦旗，这确实是我们那个年代值得回忆的一段历史。
那个时候时兴评比三好学生，好像高二时我也曾被班级初评为三好学生，但报上去被拉掉了，后来听说是教我们的体育老师提了反对意见，理由是说我体育成绩不太好。这个老师姓什么我也忘记了，人黑黑的，是个广东人，说带浓重广东腔的普通话，我常常学他说“休息一个礼拜”的广东腔。我当时确实不太服气，“三好”嘛是“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我体育成绩是不太好，但不能说我身体不好吧？我没有评上，说一说很快也就过去了。但董某某同学是校团委委员，社会活动很多，也作了较大贡献，有一年他没有评上三好学生，一时想不开，听说还躲在被窝里哭鼻子呢！这说明他上进心还是挺强的。
欢迎外宾的记忆
中学时代，记忆较深的还有几次欢迎外宾的活动，一次记得清清楚楚的是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和王后陛下，由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陪同来杭州参观访问，在笕桥飞机场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了着地的大飞机，非常壮观和震撼。董必武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年纪已大，可能快80岁了，嘴角上的白白的翘胡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王光美那时还年轻，风度翩翩，穿着得体的旗袍，微笑着向我们招手。可世事难料，没过几年，刘少奇、王光美就遭受文革的磨难，一个致死，一个坐大牢。而查希尔国王也好不到哪里去，几年以后就被一场亲苏军事政变赶下台，被迫流亡国外，大约十年前在美国人的干预下，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倒台，查希尔曾想回国复位，但因阿富汗政治异常复杂，终究也没有能实现这个美梦。
还有一次，我印象里好像是一个国家的总理，可能是也门吧？我也不确定，因为这次是周恩来总理陪同前来的。欢迎过程中的一件事倒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低年级的一个同学大概因看到周总理太过兴奋和激动，竟把手中举着的外国小国旗掉到地上，脚踩在上面而浑然不知。细心的周总理洞察一切，竟能一眼看到这一幕，用手指着地上，示意赶快把国旗捡起来，及时避免了一场外交失误，真是险啊！
这几次欢迎外宾的活动对参与的人而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也就是一场普通的集体活动而已。但是，欢迎外宾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受到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有几个同学因为所谓的出身或社会关系复杂而被剥夺了参与的资格。实际上，让他们一起参与有什么关系呢？这样做的结果是极大挫伤了同学的自尊心，造成抹不去的心理阴影。多少年过去了，谈起这件事都深有感触。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遭遇也许对人的成长反而有激励的作用。
高中阶段有过两次上街游行的记忆，其中一次是支持巴拿马，巴拿马因为运河收归国有而与美国起了争执，当时全世界都声援巴拿马人民正义斗争。我们中国虽然至今与巴拿马都没有外交关系，但在道义上总是要支持弱小，因此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支持巴拿马人民。
我们以高昂的反帝热情，参加了杭州市的游行，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标语，上面写着“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支持巴拿马人民的正义斗争！”等，一边高呼口号，一边齐声高唱刚刚出炉的歌曲，曲调很简单，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巴拿马，巴拿马，巴拿马万岁！”大家都非常有节奏地一路走一路唱，观看热闹的小孩也跟着唱，因为人小口齿不太清，根本不知道巴拿马为何物，只知道天天叫爸爸妈妈，于是就唱成“要爸爸妈妈，不要美国佬，要爸爸妈妈，不要美国佬”，倒也十分有趣。
五十年后在桐庐回忆起声援巴拿马的游行，同学们乐不可支。
阅读小说的回忆和对何亦昭的印象
图为何亦昭同学在五十周年聚会上唱歌
课业之余，我没有别的诸如象棋、乐器等业余爱好，有时就看一些闲书。因为学业较重，看的也不多，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些小说，比如《红岩》、《苦菜花》、《迎春花》、《三家巷》等现代革命题材的小说，要说四大名著都是以后才看的。如果说阅读小说，高三丁班有几个高人，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项宗西同学博览群书、文学修养极高外，据我所知男的是张吉贤，女的就是何亦昭。张吉贤人小巧，脑子灵活，他最大的特点是一脑二用，不仅业余时间经常看小说，现在说说也没有什么，甚至在上课的时候，他都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偷偷地把小说放在桌子底下阅读，这有几个人能做到，而且成绩也不差，书照背，题照做，考试照样通过。当时，我就坐在他的后面，算是看得一清二楚。
何亦昭同学，女同学都亲切地唤她阿昭，她是我们高三丁班的勤奋学习努力上进精神的标志。她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各门功课不管文的还是理的都成绩优异，而且自立自强，积极参与班里的各项活动，班里的文艺活动也能出出主意，因识乐谱还承担教唱任务。她博览群书，阅读了很多小说，包括很多中外名著，确实称得上是一个阅读达人。当年我们都是住校生，都比较熟悉，班里的几个女同学都非常照顾她，每天张秀萍、吴蓓莉，白天还有王月仙等许多同学都搀扶着她一起去食堂或被她们称为“一号”的地方，这一幅幅温馨的画面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
按她的成绩，考个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因身体原因和那时的政策，上学深造梦无可奈何地破灭了。但她毫不气奈，可能看了苏联一部著名电影《乡村女教师》，就坚决提出希望去当一个乡村女教师，在班里引起很大的反响，这在当时的现实面前或许有些许浪漫主义的色彩。要说嘛，当个小学或初中的女教师她也完全有这个能力，我想也不会逊色于我班里其他几个后来当上教师的同学。
可是命运并没有给她这个机遇，于是她就学习会计，学习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本领。会计这个职业我知道，1974年我曾经在杭州会计训练班学习过四个月，学习了记账、制表、核算成本等方法，知道会计工作的艰辛和重要性。会计是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是企业经理人的得力助手，真正好的企业家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现在，注册会计师在社会上也很吃香。几十年来何亦昭在这个平凡琐碎的岗位上默默耕耘，至今仍在这个岗位上奔忙，真是我们的榜样！我衷心祝福她健康、快乐！
感受左倾思潮涌动
1964、1965年，已经处于“文革”的前夜，左倾的苗头十分明显。报章上经常刊登一些充满******味的文章，老人家的“阶级斗争 一抓就灵“的论述，被奉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法宝而推崇。四清运动在全国普遍开展，提出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当权派 ，全国三分之一的基层组织已变质等错误的形势估计，使我们十分震惊也不很理解。文艺战线的批判更是层出不穷，刚刚上映的电影，过不久就受到了批判，比如《红日》”、《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同学们都会唱“送君送到大路上”这支歌，曲调很优美，是电影《怒潮》的插曲，也受到了批判，说是为彭德怀翻案。当时很不理解，到底怎么样的电影算是好的呢？大家很喜欢看的青春之歌也被说成小资产阶级情调什么的。
当然，我们的思想上也有许多“左的”东西，报纸上刊登的文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高二时曾专门写过作文，批判杭州市小街小巷封资修的名字，比如孝女路、皇诰巷、珠宝巷，认为统统要改掉。还指点了西湖边风景区苏小小墓、中山公园放鹤亭，认为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提出这些东西许多是出于我们的无知，一个城市有独特的历史，名称记录了这段历史，是有丰富积淀的，是一个城市的基因与记忆，如果都改成所谓革命的名称，那还有什么味道？还有越剧是我们这里的地方戏，当时也有颇多的批判，什么软绵绵的调子，宣扬封建主义一套，无非是什么“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一套。但是，越剧是全国第二大剧种，是深受江浙沪一带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是不能全盘否定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都写过挖资产阶级思想根源的小结，要从思想源头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好像搞了较长一段时间，每个人写了家庭的情况，分析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我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其实也是贫苦出身，未出生我祖父已死了，十几岁就出外当学徒谋生。好像也没有什么阶级根源可挖，我挖空心思写了他看见农民的粪担要掩鼻而过，这是看不起农民云云。另外写了他希望我学一门技术，有了技术就能在社会上立足。这一点现在看来一点也没有错，当时就认为是不听党和祖国的召唤，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其他同学是怎么写的、怎么挖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都是个人的小秘密，如果写出来倒也是五花八门，十分有趣的。
住校生活回忆
我们住在解放路原杭七中隔壁的一个深宅大院之中，房子老旧有些年头了，进深总有一百多米，走廊长长的，到晚上看起来十分昏暗。每个房间都很大，上下铺，一般要住十几个人。夏天很热，蚊子多，还有可恶的臭虫，咬人很凶的，白天把草席用棍子拍打拍打，就有好多臭虫拍打下来，我们也用开水烫，用敌敌畏，可是臭虫也许懂得“敌进我退”的十六字方针，总是死灰复燃。那时，住校生中还有一些从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学生，一个个穿着花衣服，拖着人字形海绵拖鞋，他们喜欢晚上做市面，常常晚上唱歌弹吉他，影响我们睡觉。房间内没有卫生设备，厕所离得很远，严寒的冬夜，每当半夜里起来，的确要苦苦挣扎一番。邻班的宿所里就曾发生一起有人把小便撒在别人热水瓶里的丑事，引起当事人一场争吵。
想起当年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也温饱不愁，至今想来还是十分温馨。我父母收入90元，寄给一位南京的亲戚生活费10元，家中7个人生活，每月给我12元，我觉得自己还是富裕的。住校生高一时是买饭菜票，后来改为包餐制，一日三餐每月9元钱，早上有稀饭馒头，有时还有油条之类，中晚餐荤素搭配，每桌8个人，菜装在一只钵头里，由桌长分菜。每天3角几分钱的伙食，除了时令素菜外，时时能吃到肉圆、大肉之类的荤菜，觉得生活还不错，胃口也挺好，中晚饭都能吃老秤6两米饭，再多吃的话，粮票就不够了，中学生好像定量是每月28斤，食堂里有时也提供番薯之类的粗粮。每到年节还有会餐，增加一些较丰盛的菜。
我每月还有3元余钱，可以用来买牙膏牙刷之类的生活用品、买书、看电影等，觉得还比较宽裕。记得那时买了不少参考书，数学、俄语参考书都有，那时俄文的进口图书真是便宜，2角钱就可以买到一本印刷精美、纸张很厚的画册。那时买一张公交学生月票也只要2元钱，照理我也可以买月票每天回家。可是一来住校久了已住惯了；二来家中也没有良好的学习条件，连一张像样的书桌也没有，灯光灰暗，也没有台灯。再说住在学校，可以省去路上的时间，早晨可以多一点时间背背古文或俄文。
我家里的经济条件在当时大概是中等吧，买衣服等开支都要精打细算，我记得清清楚楚，一次我和父母到卖鱼桥景福百货店买东西，可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时我穿得衣服基本上都是我舅舅他们穿过的二手货，所以我要求买一件蓝卡其外套，可以他们不肯，只给我买了一件更廉价的灰色的平布外套。为此我还老大不高兴，一直耿耿于怀不得释然。后来想想，也许父母当时确实手头拮据，能省一些就省一些了。每当要交学费的季节，更是紧张，因为我还没有资格享受减免学费条件，好在我的大姨都会在适当的时候寄来一些钱，供我们兄妹们交学费。
那时，大家的物质条件都较差，但互相攀比的不是生活，而是学习，所以同学们都是刻苦学习努力争取上进。
特殊的符号 亲切的呼唤
记得有一次同学聚会，我听到一声“墨鸦”的呼叫，我楞了一下，原来是一位老同学在与我打招呼。啊，这个久违的名号，使我感到既陌生又亲切，好像又回到当年“五爱堂”的教室里。墨鸦，这个莫名其妙的雅号怎么会无缘无故落到我的头上，我可从来也没有打过鱼！记得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夏衔先生著名的作品“包身工”，用报告文学的笔调详细描述了旧社会上海滩纱厂女工悲惨的生活，文中用墨鸦比喻了她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凄惨遭遇。墨鸦，对包身工而言是个多么形象而生动的比喻！
也许用杭州话说，我的名字中有一个懋字与木的读音接近，木又与墨接近，就成了“墨鸦”。另一个解释是，老班长王传庆浓重的山东口音，把墨鸦念成是“魅鸭”，听起来很好听又有点别出心裁，我鹦鹉学舌也读成是山东腔的“魅鸭”，学了几次，弄巧成拙，这个雅号就慷慨地落到我的身上，成为我高中时代独特的标记和LOGO。
名字是一个人的符号和标记，名字往往寄托了父辈对子女深切的期望，谁家的父母不望子成龙，不希望子女有出息？你看，陈国干，多好的名字，要成为国家干部或干材。名字中有一个干字，人又长得高高的，细瘦的条儿，是班里的篮球好手，虽然五官端正，眼睛大大的，竟被称为“萝卜干”，我也曾为他打抱不平。恕我不敬，早些年看CCTV新闻联播,每每看到播报一个管政法高官的新闻就要笑，倒不是新闻有什么不妥，而是这个贵人名字中间只要加一个“卜”字，那不就夺了陈国干的雅号？
有的雅号与头发有关，你看谢蒙照，可能有一年夏天剃去满头乌发，成了一个光头，就被同学“剃度出家”了，得了一个“和尚”的雅号，其实谢蒙照父辈在教会医院工作，是信奉耶稣基督的，与和尚有什么相干？而韩煜农的“包头”雅号则是因为他重视个人形象，常常把头发打理成整齐的大包头，而不是像我常常是满头乱发，因为头发硬往往是怒发冲冠的模样。
记得念初中时，有一次我到宝庆桥附近一家理发店理发，碰巧是一个女理发员为我剃头，她不去掂量掂量自己的技艺，而是一个劲地数落我的头发难理，什么你的头发“甲啊会得”（杭州话怎么的意思）噶硬的，一会儿说像板刷儿，一会儿又说像猪鬃，幸亏她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金刚钻，反正是从头到尾都是唠唠叨叨。我嘴上不响，但心里不服，因为我的头发是授之于父母，“硬”是天生的，怪我又何罪之有呢？理完发，我头也不回一溜烟似地跑掉了，发誓从今之后不会再踏进这家所谓国营的剃头店一步。不过，按现在的说法，头发硬也许是缺钙所致，放到现在也许父母会给你补很多钙，可是我骨头等也没有毛病啊！
小个子张吉贤的雅号α（阿尔发）却源之“肚中之气”不争气要“出来游戏”，大家都知道这是当时流行的一个谜语的谜面，谜底就不需要我说了吧？那时我们物理课正好讲到什么α粒子，有同学就把这个科技含量颇高的雅号赐予张吉贤，一直叫了几年。
不要以为取雅号或绰号是我们男生的专利，女生也会相互调侃取一些无关大雅的名号，叫起来也别有一番情趣。你看，陈渝华因为书生气足，正统，一本正经而稍显刻板，就被荣幸地封为“圣人”的名号；秀气的周淡宜因为一个宜字与泥土的泥有点接近，竟十分接地气的被唤成烂污泥，虽听起来有点儿土，但女生们叫起来还是很亲热。柴燕英因为姓柴而得了一个柴老的称呼，这个称呼实在是对老人的尊称，那时用就显得早了一些。涂惟兰，一个十分文雅的女性化名字，因为耳朵的罪过，“涂惟”错听成杭州话中的肚皮，我想哪有印度或阿拉伯女人跳肚皮舞把肚皮涂成蓝色的？不过女生们的雅号我是从来不敢乱叫的，还是尊重地称呼她们的大号。
雅号文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现象，你看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拥有一个特色鲜明的号，什么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一个个熟悉的面容跃然在书中，既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又加深了读者对他们的印象。记得小时候我们把玩的洋片上都有他们生动的形象。如果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我想或许也可以去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迟了韩国人恐怕又要来与我们争抢了。
一个个熟悉的雅号，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朵朵曾经激情飞扬的浪花，伴随着我们的青春年代，也见证了我们一步步的成长。他们都是我们高三丁班独有的基因，记录着我们特有的一段令人回味无穷而难忘的历史。
趣谈爱情
用一个时下网络通行的称呼，亲们或小伙伴们，说一个有趣的话题如何？可也是一个禁区，使我左右为难。这是一个什么话题呢？说出来，你肯定会打一个咯噔，这就是情爱或者就直白地唤作爱情。某日与同学小聚，谈起高三丁班，同班同学中竟然没有造化成一对比翼双飞的夫妻，不要多，只需一对就行，但就是没有。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也许我们曾失去过记忆里最初的爱，而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就永不可重来。
极大部分同学现今都有美满的家庭，今天，我冒昧地来触及和探究一下这个问题，也不为别的，就作为大伙饭后茶余的谈资吧。这么一个优秀的班级，个顶个都是好样的，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吸引另一半呢，眼睁睁地让“肥水”流进了外人田？真是令人感叹和困惑。
如果要完全说没有，倒也不是，据我所知，至少上演过两出擦碰出火花的故事，其中一出发生在沪宁线，送来迎往也蛮有热度，但很遗憾最终都没有修成正果。
要说说原因，第一是没有同桌的你，你看我们当初的座位都是男女有别，不是像初中老师为了避免上课讲话，喜欢一男一女搭配。座位的安排少了一点火花擦亮的机会，也少了一份浪漫的回忆。请看看高晓松创作的那首著名的歌曲“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 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 才想起同桌的你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看了你的日记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 问我借半块橡皮 你也曾无意中说起 喜欢跟我在一起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日子总过得太慢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 转眼就各奔东西 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 谁把它丢在风里... 从前的日子都远去 我也将有我的妻 我也会给她看相片 给她讲同桌的你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啦
第二，传统教育做得好，防止早恋预防针打得牢固，使我们都循规蹈矩，一直到现在，仍保持男女有别的传统；
第三，心中可能有所思，但始终说不出一个爱字，而错过了良缘。其实，一个爱字也不是那么难出口。爱字说不出，你不会换一种方式吗？比如大家都知道蒋宋夫妇，一天到晚把“达令”挂在嘴边，并没有称呼中国人听起来肉麻的“亲爱的”，当然现在倒可以用一个“亲”字代替了。爱字说不出，你不能用俄语“流鼻涕”代替吗？初中念书时有人故意把它念成了这个音。哦，介腻心的，是的，俄罗斯人就是这样的说，变位以后更有意思，我，就是牙，也相当于萧山人说“伢”，“流不流”，你，就是侸，“流鼻屎”，如果说出了这个词，对方肯定心有灵犀而意会。
第四点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一起时间长了，人太熟悉了，杭州人有一句话叫做“人熟狗痞”，就好像家人一般，也许找不到什么感觉了。
第五点，缺少一个高明的媒人，把两岸的桥墩架起来，正如伟人诗中所说，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里我讲一个我父亲的小故事，他无意中成全了一段姻缘，还找到了迫切需要的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进一个单位他去宁波的一个培训班学习，培训班中有两个人好像正在找对象又在犹豫观望之中，同学们都开他俩的玩笑，一齐要求我父亲写一首非常巧妙的藏头诗，把二人的名字都写进诗文，诗云：
陈酒味诱钱不惜，
安乐逍遥赛南极。
元月瑞梅花正开，
夫唱曲儿妇紧随。
粗粗一看，是一首工整的七言诗，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如果直着念就点破了，原来诗中藏着陈安元夫和钱赛花妇的句子。好事的同学把诗写在黑板上，笑得一个个前仰后合，老师进门上课，知晓后询问这首诗是谁写的，同学们都指认是我父亲写的。老师对我父亲说，你不用在这里了，我父亲愣了一下，以为出了什么差错，接下来的一句使他又笑逐颜开，你明天可以直接到这个地方上班。听说陈钱两人后来果真成了一对恩爱夫妻，我父亲无意中写的一首诗既为这对恋人捅破了窗户纸，又居然成为应聘通过的敲门砖，可谓各得其所，也留下一段佳话。这说明红娘牵线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可叹高三丁缺一个红娘。
多少年以后，正如辛弃疾那首著名的诗云，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许士培 我亲爱的同学和兄长
图为许士培同学遗照
几十年光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许多记忆都淡忘了，但许士培这个名字我始终未曾忘怀，每当丁班活动相聚，就会想起他，他好像仍然活跃在我们的队伍中。
在悼念亡故人的古诗词中，我总觉得苏轼的那首写得最好，“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寥寥数语就把他对亡妻深切的情感表露无遗。对许士培，我也是“不思量，自难忘”，许士培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中，那敦厚的身材，脸上常常挂着微笑，厚厚的眼皮，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又喜欢时不时把眼镜除下，眯着双眼看东西。可能因为近视，三年间总是坐在第一排。
许士培有头脑，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年少老成，可能是在江城中学读书时就是干部，活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都比我们强，所以高一一上来就是班长，在班长任上他确实也很称职，关心同学，很有号召力，是班主任老师和团支部的得力助手。可惜高二时因为他得了较严重的腹膜炎还是胸膜炎，我的医学知识匮乏，可能有点搞混了，反正是让位了。虽然他不在其位，但时刻关心着班级的事情，操心着团支部的工作，经常提出意见和建议。好像同学们也愿意和他接触，因此他能了解同学的思想脉搏。他身体力行，为班级开展集体活动出力，我记得有清明到凤凰山于志三烈士墓扫墓，还有爬山等活动，增强班级的凝聚力。
记得高一第一学期，我好像是从乡下进城读书的，还没有完全融进丁班的集体，总觉得还是在原来的初中读书时怡然自得，和同学的关系也自然融洽。高中重点班里一个比一个会读书，人际之间好像有点隔膜。而我学习上除了俄语，成绩并不十分突出，思想上有点自卑感，不敢向团支部提交入团申请书，自认为条件还没有成熟。他耐心地鼓励我进步，让我大胆地提交申请。
在他的鼓励与帮助下，到高二时我入了团。还有一件事，我的眼睛近视了，到高中加深了，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写笔记就慢了，特别是跟不上陈老师飞快的速度，久而久之肯定要影响学习。他知道了就劝我重新去配一副眼镜，我也听了他的劝告。令我印象最最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我的字写得不好，确实字是人的第二脸面，字写不好是很没面子的，不像现在电脑普遍，代替了写字，现在很多大学生写的字很难看。而那时是很看重写字的，部队里许多字写得好的人就得到首长重用，甚至做了高官。我大概天赋不行，加上不够努力，汉字写得不好看，一篇再好的作文，字写得不好，人家就看不下去。
因此，一定要下决心把字练好，许士培热诚地鼓励我，甚至我到部队后他在与我的通信中也鼓励我，要我有决心、信心和恒心练好字，使我非常感动。许士培自己写得一手好字，书写规范，耐看，你看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得多么潇洒和活泼，好像现在许多明星、有钱的VIP的签名都需要花钱请人专门设计定制过的。也是的，其他的字都不需要书写，只要挥笔写好两个字或三个字的名字就行了，真是一字值千金呢！因为他把许字写成言字旁加一个像英文中小写手写体的Y,所以同学们送给他一个老Y的昵称，他也欣然接受了。
想要做成一件事，杭州人有一句俏皮话，叫做“一不怕背，二不怕寿”，寿就是“寿头 ”的寿。许士培的性格有一点黏糊糊的，也就是“背”，因为我们年纪都小，许多与人打交道的事情被我们认为是“背”，许士培不怕人家说背，他愿意去做。好像他热情地推动丁班和近江大队的协作，成为我们的劳动锻炼基地。他不仅积极地参加班里的集体劳动，有一年过年，大年初二他叫上我一起到近江大队农民家中拜年，虽然没有什么礼物，但一片诚恳的心意就足够了。回忆起在双流大队的日子，我们晚上睡在一张床上，在黑暗中谈论着即将面临的二种准备和前程，虽然作为团员都应当听从党和祖国的召唤，但内心里谁不渴望得到一个升学的机会呢？总的说来，我感到他还是很坦然的。
许士培的文艺天赋也很好，是班级里文艺活动热心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自己也多才多艺，我记得他的口琴吹得特别好，能吹出美妙动听的复合音。我也曾学了一阵子口琴，最终只会吹东方红简单的曲调。他一把口琴总带在身边，在近江、双流劳动时都吹奏过动听的口琴声。前几年重庆唱红歌出了名，我还很不服气，因为我们几十年前就唱过很多红歌，许士培极力推崇我们班唱三十年代聂耳作的歌曲，好像有大路歌、跌倒算什么等，还有那首陕北民歌大生产也被演绎得轰轰烈烈，“希流流流，刷啦啦啦，所啰啰太，大生产那么哦嗨。”
1964年，我家从湖墅搬到江干玉皇山南麓的公房里，许士培家在南星桥，走得更近了，也更亲密了，我俩曾到他家附近的浙江第一码头旁边的钱塘江里淌水，那时好像钱塘江水不深，淌水可以淌到蛮远的地方，水质也很好，江上微风吹拂，江里有很多黄蝖儿，我们和许多人一样愉快地在江里摸黄蝖儿。有一次，他上我们家，附近的风景区都没有去，独独去了南山，我第一次上那里，心里还有一丝忐忑，他好像以前也来过，心情平和，但当说起一座年幼夭折孩子的墓碑，上面有彩色的瓷砖照片，他的神情黯然神伤，非常痛惜。
世事难料，他自己竟然也在一次大规模的钱塘江横渡活动中永远离开了我们，真是痛人心肺！如果他能因小病恙而退出横渡活动，如果在游泳过程中因体力不支而上船，不要再度入水，本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可是，世界上并没有这么多的“如果”，也许是他略微存在的争强好胜性格害了他。那年，我刚从安徽搞四清的贵池回到南京，接到他遇难的噩耗，后来还收到一封他写给我的还没来得及写完的信，是他的姐夫还是哥哥转给我的，我泪眼婆娑地读着那字迹熟悉的信，心里是无可名状的悲痛，那年我20岁还不到，就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生离死别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情感，真是不堪回首！因为年份已久远，很可惜这封未曾写完的信不知放到哪里去了。
记忆深处的两件小事
在刚进杭二中的时候，曾发生过二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可能永远不会忘怀。那年8月底，接到二中的录取通知，我和另二位编入戊班的初中同班沈光甫与陈扬真同学一起兴匆匆到二中看看，来的时候从湖墅坐1路电车很顺利就到达建国中路的二中校园，回程我们步行从青春路走路回去，一路看，一路交谈，也不觉得什么，一路走到武林门，就是现在叫武林小广场的地方，人感觉很累了，离家还有2-3站路，有人提议坐电车回家。这时已临近中午，早上吃的泡饭早已烟消云散，肚子咕咕叫，三人上了刚好开过来的电车。上车要买票了，我掏出了口袋里的钱，其中一位也掏出了一分钱，三张票需要1角5分，我们两人只凑了1角4分，还有一位因为早上忘了带钱，正好差了1分钱。
这个时候1分钱难倒了英雄汉，怎么变也变不出这要命的1分钱，车子早已开动，要下去已来不及。看着售票员，我们的神情十分尴尬，说话也有点结巴，车子里的乘客都看着我们，后知道原来是我们买车票的钱不够。那年头社会风气好，乐于助人的事很普遍，大家纷纷掏钱帮忙，有热心人拿出一角钱给我们，那时的一角钱可以吃一碗奥面，还挺管用的呢！我们连连感谢，说只差1分钱就够了，不要多的。有人就给了售票员1分钱，帮我们解脱了这尴尬地境地。一分钱虽然不值钱，那个时候可以买一把葱、一杯茶或一颗糖，现在就是一毛钱在地上，人们也懒得去捡了，但就是这区区的一分钱有时确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决不能轻视它。
我们要崇尚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美德。我的一位长辈留下了“涵养怒中气，谨防快心语，爱惜有时钱”三句话箴言，对我很有教育意义。这件小事给我心中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高一阶段，一天在寝室里睡午觉，朦胧中听到啪的一声，我感觉我的皮夹子掉在地上，想去捡起来，可是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眼睛怎么睁也睁不开，就好像有胶水粘住了双眼一样。睁不开只好听便，一直到铃声响起，发现皮夹已不翼而飞，有人捡走了。皮夹里装有二中食堂的饭票，好像能吃十天半月的，里面还有学生证等物。次日，有人在葵巷的公共厕所里捡到了我的学生证并送交学校，我领回了湿淋淋的学生证，可是饭菜票是不会回来了。当时，我比较内向，没有向朱松奎老师和班干部汇报，吞下了这件事，也没有告诉家里人。
为了应付这些日子，星期日回家从家中带回了几斤番薯，那时番薯也要粮票，一斤粮票可买六斤番薯。食堂里有为走读学生设置的蒸笼，每天早上在蒸笼中放一只番薯在中午吃，足足吃了一个多星期，才把丢失的饭菜票省回来。这件事一直瞒着，后来我杭三中的一个同学知道了，可能我在通信中走漏了风声，他告诉了另一个同学，我家中才知道，不过事情早已经过去了。这几天吃番薯度日的经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古语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任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老天爷让我尝到了饿其体肤的味道，虽然天未曾降大任于我，但毕竟也是人生百味之一啊！拿走我皮夹的人，我是永远不可能也不会去追究他的，但愿他的心灵能得到安宁，阿门！
落日的余晖
太阳西坠，留下了一片落日的余晖，形成艳丽的晚霞，晚霞映照着天空，是那么的壮美、安详和从容！在夕阳的映照下，我们体味着人生的百味，把心底那最最柔美的情感尽情抒发。人生的道路曲曲弯弯，走过了多少沟坎，也迈过了多少高坡。回首往事 ，我们丁班的同学们不论在什么岗位，不论在天南海北，我们都为我们的国家作出了一份贡献。我们无愧于这个国家，也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培养。
在人生道路上，不要无奈，更不需惆怅，我们要继续鼓起精神，练好身体，怀着美丽的中国梦，向更加美好的前方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