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浦路斯岛分布图高清版，1万年前的远古人到达了深海包围的塞浦路斯岛
第12章 在塞浦路斯的三天
灭绝、殖民和文化停滞，公元前20000—前6000年
艾伦·西蒙斯令人担心地站在崖边一块突出的石头上，下面是美丽的蓝色地中海。我专注地听他讲述1986年在阿克罗蒂里（Akrotiri）阿伊托克莱诺斯洞（Aetokremnos Cave）[1]的发掘——那里现在不过是崖壁上的一个平台，洞顶早在几千年前就坍塌了。我蹲在地上，艾伦在几米外的地方面朝着我。他背对大海，浓密的灰白头发在强风中飘摆。在他头顶上方，猛禽在高处的热气流上盘旋——也许它们知道阿伊托克莱诺斯的意思是“鹫崖”。[2]
艾伦描绘了地面上的两层遗物，上层为石质工具、一堆贝壳和鸟骨；下层堆满了河马骨骼，但与今天非洲的品种不同，这些是像猪那么大的倭河马。从小山洞的遗物中发掘出500多具骨骼。
艾伦解释说，公元前10000年前后，最早来到塞浦路斯定居的人捕猎了这些河马[3]；人们把尸体带到阿伊托克莱诺斯，烤熟后分拆它们的肉、脂肪和骨头。他兴奋地挥动手臂，想象着河马如何被从觅食点赶出，然后被迫跳崖身亡。我觉得，如果再后退一步，他也会加入它们的行列，掉到下面浪花覆盖的岩石上。
公元前20000—前10000年间，塞浦路斯岛上没有人类居民。那里也没有野山羊、野猪或鹿。几百万年来，和其他地中海岛屿一样，被深海包围的塞浦路斯与其他陆地隔绝，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动物。[4]
但岛上饲草茂盛，覆盖着浓密的林地和草原，两者的比例和组成随着全新世之前的气候起伏而变化。到了公元前10000年，岛上大片地区被橡树林覆盖，海拔较高的地区生长着松树，包括树冠巨大、香味浓郁的雄伟雪松。
除了老鼠和在夜间捕食它们的毛茸茸的小香猫，唯一在岛上兴盛过的动物就是倭河马和大象。它们正常大小的亲属曾生活在西亚沿海的沼泽中，后来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没。在某个非常遥远的时代，正常大小的象和河马游到了塞浦路斯岸边。由于没有捕食者的威胁，进化让它们的后代体型变小——巨大的身体变得不必要，因为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获得足够食物和通过交配确保基因的延续。[5]
大象和河马的体型逐渐变得像大个儿的猪，河马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大象，而且习性似乎也像猪。它们擅长游泳，但似乎更喜欢在灌木间奔跑，以树叶和嫩芽为食。崖顶的淡水泉是河马的水源。天气寒冷时，它们会躲到沿岸的洞穴中，这些动物善于上下攀爬陡峭的山坡。山洞可能还用于生育和哺育幼崽，以及作为河马生命结束后的安息之地。
公元前10000年，卢伯克和其他5位旅行者（三男两女）一起坐在一片沙滩上，但他们看不见他。这些人刚把独木舟拖上阿伊托克莱诺斯洞下方的沙滩。他们经过从西亚海岸出发的60千米渡海航行，已经精疲力竭，找到陆地让他们如释重负。他们显然饿了，很快开始从礁石和浅水塘中采集贝类，完全清楚在哪里能找到这些。几块投得很准的卵石击中了一对漂浮在水上的鸭子，后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陌生来客造成的威胁。
这些独木舟水手在绕过塞浦路斯南面的海岸时就注意到了山洞。进入山洞后，他们发现洞顶很低，纷纷低下头避免被刮到。他们用石头当锄头和铲子，开始在沙土地面上挖坑生火。在此过程中，他们挖出了骨头，有的被丢弃，有的则被当成更好的工具。卢伯克蹲在他们身后，双膝紧紧地靠着胸口，头上有一道青紫色的伤痕，是在洞顶上撞的。
在挖出的浅坑中，卢伯克的同伴们用从海边收集的木头和折下的灌木枯枝生起了火。[6]鸭毛差不多拔完时，他们又看了一遍从洞中挖出的骨头。卢伯克见他们传看着一个头骨，检查它的牙齿，然后耸耸肩，表示不清楚那可能是什么动物。虽然是经验丰富的猎人，但他们从未见过这种骨骼。他们又收集了几个，刷去上面的沙土，将其放到火焰中，希望它们能够燃烧，让柴火支持更长时间。
在艾伦带我前往阿伊托克莱诺斯洞的前一天，我才刚刚抵达塞浦路斯。我最多只能在岛上待3天，还要参加一场关于塞浦路斯早期史前史的会议。在艾伦·西蒙斯带我参观遗址的同时，另外20名与会代表正蹲在阿伊托克莱诺斯洞曾经所...
在2001年9月召开的会议上，这个山洞是讨论中最富争议的遗址。自从艾伦开始发掘，以及他提出惊人的观点——洞中大量烧焦的骨头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证明那里的居民捕杀和食用河马——以来，这里就成了几乎连续不断的争论的主题。若非如此，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倭河马骨骼出现在一个峭壁半山腰的小山洞中呢？[7]
关于这个遗址有一些毫无争议的事实：公元前10000年左右，人类曾在洞中生过火，留下一堆石质工具和用海贝做的珠子。没有人怀疑，数以千计的贝壳以及各种野鸭和鸟类的骨骼也和这些人有关。[8]一些河马的骨骼无疑被焚烧过，但人们对于它们最初是如何来到洞中的仍然存在严重分歧。
艾伦的批评者们表示，由于河马骨骼堆中找到的石质器物非常少，这些器物可能是通过缝隙掉到下层遗物中，或者由在洞中挖地道的啮齿动物移动到那里的。他们还指出，在发掘出的218000块河马骨骼上完全没有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只有这种痕迹才能为河马曾被猎杀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如果没有，这些骨骼可能只是自然堆积，就像在塞浦路斯沿岸的许多洞穴中发现的那样，在人类到来前积累过程也许已经持续了数万年。
在准备报告时，艾伦邀请了来自美国匹兹堡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桑迪·奥尔森（Sandi Olsen）——鉴定人类屠宰痕迹的专家——检验这些骨骼。不幸的是，她也成了艾伦最严厉的批评者。[9]奥尔森认为，阿伊托克莱诺斯洞的居民开挖遗物只是为了给自己腾出空间。他们挖出了河马骨骼，有的被他们用火烧焦，和他们留下的其他废弃物混在一起。居民们可能还试图把骨头用作燃料。奥尔森认为，河马骨骼可能比人类居住活动早了几千年。但她解释说，对河马骨骼的任何放射性碳测定都不可靠，因为火改变了它们的化学成分。[10]
我权衡比较了双方的观点。艾伦是存在河马猎人说法的雄辩提倡者，但由于没有切痕和可靠的放射性碳定年，我仍然未被说服。从公元前20000—前10000年，气候和生态的不断变化可能扰乱倭河马的生育方式；公元前12500年（晚期间冰期），茂密林地的扩展可能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所以，我怀疑在公元前10000年，当第一条独木舟抵达塞浦路斯海岸时，崖顶的泉源边已经没有倭河马和大象在喝水了——只有猛禽懒洋洋地在热气流上盘旋。那时，河马已经掉落山崖——并非真正的悬崖，而是生存之崖。[11]
无论他们是否是河马猎人，在阿伊托克莱诺斯发现的石质器物和对他们留下的焦炭的放射性定年（约为公元前10000年）仍然提供了塞浦路斯出现人类的最早已知证据。他们为何来到这个岛上？他们到来的时间处于西亚生活发生彻底改变的新仙女木期。无论是在以色列的马拉哈泉村或哈约尼姆，还是幼发拉底河畔的阿布胡赖拉，随着野生园圃产量的崩溃，定居者们都回归了昔日的漂泊生活。前往塞浦路斯可能是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所造成的另一个后果。这个岛的存在无疑早就为人所知，因为可以从山顶上看到它，或者通过远处的云层、有迹可循的水流或岸边的漂浮物猜到。
猎人们目睹的景象无疑让他们失望——没有猎物，也很少有可以收获的野生谷物。由于阿伊托克莱诺斯是目前岛上已知的该时代唯一遗址，最早的来访者似乎没有耽搁就离开了。直到差不多2000年后，人们才会回到塞浦路斯；这次，他们做了更好的准备，不仅同船带来了谷种，还有准备在岛上繁殖的野山羊和猪。
此行的第二天，我和保罗·克罗夫特（Paul Croft）一起站在一口新石器时代的井边往里看。克罗夫特毕业于剑桥大学，现在是驻塞浦路斯的考古学家。他正在描绘这口井的发现和发掘。不到100米外，度假者正在避风海湾的沙滩上晒太阳，或者在沙滩酒吧的仿真稻草伞下喝着鸡尾酒。
从1989年起，保罗与爱丁堡大学的一个团队合作，开始对塞浦路斯岛西南部发展迅速的海边度假地米卢特基亚（Mylouthkia）展开“监察”。这是真正的考古监察——他们会查看采石或建筑工程挖出的东西，如果发现有任何潜在的考古价值，就可以要求对方停工。[12]
米卢特基亚早就以丰富的塞浦路斯青铜时代（约公元前2500年开始）遗物闻名，但发现如此古老的井完全出乎意料。塞浦路斯之外仅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以色列沿岸，即已经淹没的亚特利特雅姆，但新发现要古老得多。事实上，它们可能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井。
保罗描绘了这些井被发现时的样子（共计6口，散落在一片新的酒店区域内外）。去掉周围的石块后，它们就像地上的黑色土圈，或者纵向分割的长土柱。最初，这些井被认为属于青铜时代，不过是些浅坑。但发掘显示，它们至少深入柔软的岩层10米。塞满井身的废弃物中包括许多带有明显新石器时代特点的器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里面完全没有陶器。人们还找到了烧焦的驯化小麦和大麦。放射性碳定年确定它们来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从而将塞浦路斯农业的历史至少往前推进了2000年。
这些井并非因为不再需要或地下水干涸而废弃，而是有意填塞的。一口井中发现了大量石质容器的碎片，还有用于制造它们的锤石和燧石片。这些很可能来自井边的垃圾堆。另一口井中有仪式性的沉积物，包括23具完整的山羊遗骸，一个精心放置的人类头骨，以及一件用磨光的粉红色石头制作的优美权杖首。
保罗描绘了如何用鹿角做的锄头挖掘井道，井壁上至今还可以看到人们爬上爬下时手抓脚踩的地方。我产生了这样做的强烈欲望，但还没来得及提出请求，保罗就带着与会者离开了。他想要带我们参观一处酒店公寓后院中新发现且尚未发掘的水井。
现在是公元前8000年，卢伯克正望着同一口井的内部。井口边装着栅栏，必须先从上面攀过。一旁，三四名成年人和几个少年正在简陋的棚子下雕刻石质容器。他们用锤石砸碎原料，然后将其雕琢成大致的形状，接着把它们打磨和雕刻成碗和盘子。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不断往石头上浇水。卢伯克猜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坐到井边。
井的周围没有建筑，在一直延伸到几百米外避风海湾边的茂密林地上，就连一座小屋都没有，更别说新石器时代的村子了。卢伯克在作坊里坐下，注意到有个男子的腰带上别着一把刀刃黑亮光滑的小刀。由于那人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卢伯克小心地抽出了那把刀。就像他料想的，小刀如剃刀般锋利——这正是他前往加泰土丘途中在卡帕多西亚大量见到的那种石头。因此，这些塞浦路斯工匠可能来自土耳其南部，或者与那个地区有贸易联系。
当一艘小船出现在海湾中时，他们突然停止了工作。[13]与1500年前抵达阿伊托克莱诺斯的独木舟截然不同，这艘船用木板建造，并配备了桅杆和帆。[14]几分钟后，船抛好锚，十多个人跳上岸，工匠们跑上前去欢迎他们。
卢伯克也跑向船边，很快开始帮着卸货——一袋袋小麦和大麦，几头山羊和一只小黇鹿。动物的脚都被紧紧捆起，看上去非常可怜。船上的人（几个家庭）看上去也好不了多少，孩子们尤其显得病恹恹的。
在新来者忙着喝水解渴时，卢伯克算了算日子（现在是公元前8000年），思考现在应该可以在岛上其他地方找到什么。在同一时代的西亚，他造访过贝达，一个拥有长方形二层建筑、公共议事厅、谷仓和院子的小镇。在整个新月沃地都可以找到那样的村子和小镇。卢伯克想起了在耶利哥给自己父亲的头骨涂上石膏的人，以及在加扎尔泉镇围观埋葬塑像的人。塞浦路斯也有类似的新石器时代村子乃至城镇吗？岛上的农民无疑来自西亚，因此这很有可能。于是，卢伯克离开米卢特基亚的水井、工匠和新来者，前往内陆寻找村落生活。
在塞浦路斯岛上，至少有两个与米卢特基亚的水井同时代的新石器时代定居点。其中之一是同样在近年发现的希鲁洛坎波斯（Shillourokambos）。[15]遗址坐落在距离岛南岸几千米处一片环境惬意的橄榄树林中，从1992年开始，法国考古学家让·吉莱纳（Jean Guilaine）对那里展开了发掘。在看到米卢特基亚的水井前，我们已经造访过这个遗址。
吉莱纳的登山帆布鞋、耸肩和魅力都透露出典型的法国人特色，他带我们参观了自己正在进行中的发掘。他也发现了水井，还有一处围栏的遗迹，可能被用于圈养仍具有野生习性和形态的动物。吉莱纳在遗址中找到了牛骨——这是又一种必须用船从西亚带来的动物。
希鲁洛坎波斯有漫长的人类生活史，但建筑的保存情况很糟糕。事实上，那里几乎没有留下遗迹，因为任何有用的石头早就被其他地方的建筑挪用。就吉莱纳根据柱洞和土坑所能做出的推测而言，当地建筑呈圆形，与腾塔（Tenta）——差不多同时期的另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建筑一致，也与岛上所有晚期新石器时代（公元前5000年及以后）定居点的房屋一致。
从20世纪30年代对岛上已知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基罗基蒂亚（Khirokitia）的发掘开始，人们就认识到圆形建筑在塞浦路斯具有悠久传统。这个定居点占据了距离腾塔几千米处一座小山的整整一侧，与前陶新石器时代B时期的西亚小镇一样大——尽管当基罗基蒂亚发展到顶峰时，上述城镇早已被废弃。不过，基罗基蒂亚由单层的圆形小屋组成。与它们最为相似的建筑来自西亚最早的村子，如约旦河谷的哈格杜德道和幼发拉底河谷的红崖，两者的年代均为公元前9500年左右。
腾塔的情况同样如此，证明一种建筑风格在塞浦路斯显然比在其他地方多延续了几千年。20世纪70年代，为塞浦路斯文物部工作的伊恩·托德（Ian Todd）发掘了这个村子。在一座土丘顶部的周围，他挖出了一些圆形小屋，有的用石头建造，其他的则使用泥砖。土丘顶部有一座大得多的圆形建筑，一系列小房间围着三道同心圆墙。[16]
这座建筑的大小、形状和设计与位于其东部500多千米处的另一建筑几乎完全一致，但后者可能早了1000年。那座建筑位于红崖定居点，由丹尼尔·斯托德尔在20世纪90年代发掘，现在已淹没在阿萨德湖底。根据同心围墙和辐射状分布的小房间，斯托德尔认为，红崖的这座建筑可能是村子的中央谷仓，由村民共同建造。
率队在塞浦路斯和叙利亚进行发掘的爱丁堡大学考古学家埃迪·佩尔腾堡（Eddie Peltenburg）注意到了腾塔与红崖建筑惊人的相似性。在会议报告中，佩尔腾堡指出了塞浦路斯新石器时代建筑与PPNA时期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村庄的另外几点联系。[17]比如，两者都在屋中使用粗大的柱子，这些在伊拉克的克梅兹德雷（Qermez Dere）和内姆里克（Nemrik）——我们将在后文看到——以及土耳其的内瓦里乔利和哥贝克力石阵都有发现。此外，在腾塔发现的柱子中，至少有一根绘有跳舞的人形图案，让人想起后两处遗址的雕刻纹饰。由于塞浦路斯的建筑有厚厚的墙壁，佩尔腾堡认为不需要那些柱子支撑天花板。他觉得它们完全没有实用功能，而是被赋予了象征意义。
基于上述建筑上的相似性，再加上石质工具技术细节的共同点，佩尔腾堡提出塞浦路斯最早的农民来自叙利亚西部：并非来自红崖或内瓦里乔利的定居点本身，因为这些地方深入内陆，而是来自拥有同样建筑和文化传统的同时代沿海定居点。现在我们对此类定居点一无所知。任何可能在海岸线上存在过的定居点都已经沉入大海深处。佩尔腾堡猜测，在今天的叙利亚沿海地带一定还存在此类遗址，只是因为没人愿意花力气去寻找才尚未发现。这正是他现在想要做的。
佩尔腾堡令人信服地提出，塞浦路斯最早的农民是坐船从叙利亚沿岸来的。最早抵达塞浦路斯的人是受新仙女木期的经济压力所迫，而这些新抵达者则是受到农业经济所提供的定居机会的驱使。他们随身带来的不仅有谷种、猪、牛、绵羊和山羊，还有在更东边的红崖和哥贝克力石阵也能找到的建筑和文化传统。
公元前9000年后不久，这些殖民者抵达塞浦路斯。虽然西亚各地发展出了新的建筑风格——双层长方形建筑，但他们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都维持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到了公元前6000年，当腾塔和基罗基蒂亚仍在建造圆形泥墙小屋时，幼发拉底河谷已经出现了规模可观的城镇，比卢伯克在加扎尔泉镇和布克拉斯看到的更大，里面的建筑更令人难忘。
在塞浦路斯之行的第三天，我造访了腾塔和基罗基蒂亚，感受到同等程度的兴奋和失望。考古工作本身非常出色。腾塔的泥砖建筑还剩下齐腰高的墙壁，紧紧地聚在山顶那座有多道墙壁的圆形石头建筑周围，就像我在红崖看到过的景象。许多房屋留下了粗大的方形柱子，没给居住者剩下多少生活空间。
由于建造了木质走道，我们不得不从上方观察遗址。遗址上方的巨型锥形帐篷挡住了太阳、微风和风景。[18]这些措施有助于保护腾塔脆弱的泥砖建筑。但无论建筑看上去多么精美，鉴于我无法走进那些屋子间或在它们中间漫步，触碰石头或在墙边蹲下，我觉得自己完全无法想象曾经生活在里面的人。
基罗基蒂亚的考古工作令人更加印象深刻，但甚至更难让人想起新石器时代的历史。[19]作为“世界遗产”，遗址得到了精心打理，配备有走道、信息板、导览手册和复原建筑。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的发掘挖出了大量石头房屋，它们在山坡上紧紧地挤在一起。从远处望去，遗址更像是碎石坡，而非史前村落的废墟。走近些看，许多圆形屋子遗留下齐膝高的墙壁，有几座的内部有柱子、火炉和磨石。
我没有多作停留，只在附近公路车流的噪声和气味中沿着标出的道路上下走了一遍，然后便前往附近的一家酒吧喝啤酒。酒吧打出了“新石器时代色拉”的广告，但结果和岛上其他任何色拉没有多少区别。塞浦路斯似乎决心把它的史前过去牢牢地留在当下：附近阿克罗蒂里空军基地的军机喧嚣打扰了我的阿伊托克莱诺斯洞之行，而米卢特基亚的新石器时代水井则被旅游开发包围。希鲁洛坎波斯周围的橄榄树林台地非常漂亮，但这种密集种植让史前地貌的风韵荡然无存。腾塔和基罗基蒂亚都得到了出色的保护和展示，但在此过程中却失掉了史前的灵魂。
我本该和卢伯克一起回到公元前6000年基罗基蒂亚的山坡。那时的村子人口稠密，结束一整天在田里的工作后，人们不得不挤过一个个人才能回到自己的家或相互走访。一堆堆平顶房屋围绕在小院子周围，院中杂乱地堆放着家庭生活的废弃物：石碗、磨石、燧石刀刃的镰刀。住着大家族的房屋群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想要从中穿过或者在距离太近的地方丢垃圾都会激怒住户。幸运的是，卢伯克可以和几头放屁的山羊一起坐在角落里，完全不会被人看见。耳边传来杂乱的新石器时代噪音，主要是狗叫声和孩子的哭声。整个村子散发着人畜排泄物的味道。当各个院子生火做饭时，刺鼻的浓烟笼罩了村子。
卢伯克对基罗基蒂亚很不满意——并非像在加泰土丘那样感觉受了威胁，而是感到混乱和压抑。他们居所和院子的类型最初只适用于至多50人的社群。卢伯克推测，那座山上蹲坐在火炉周围的人有这个数字的10倍。生活在西亚的人因为人口增长而采用了新型建筑，而基罗基蒂亚人只是加建更多同样的房子，结果导致定居点杂乱无序、功能失调。
与西亚新型建筑一同出现的还有新的群体生活规则和规定。有的由祭司强制推行，就像卢伯克在加扎尔泉镇看到的；有的在公共议事厅中达成共识，例如在贝达镇。但基罗基蒂亚没有出现这种关于公共福祉的权威或决议。每个大家庭事实上只关心自己——生产和存储自己的食物，埋葬自己的亡者，甚至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卢伯克徒劳地寻找可能举行集体规划、拜神或仪式的公共建筑。他也没能找到任何可能提供规则和解决争端的权威形象的迹象。当淡水、土地和柴火供应充足时，上述独立家庭群体可以维持下去。但现在这些资源已经非常匮乏，导致人口过剩的城镇里出现持续的紧张和冲突。
我的飞机将在第二天上午从拉纳卡（Larnaka）机场起飞。我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体验塞浦路斯的过去。于是我赶忙离开基罗基蒂亚的酒吧，驱车进入特罗多斯山（Troodos），曾经覆盖这个岛的古老松树和橡树林在那里重新生长。
我在黄昏时抵达，目的地是位于森林腹地的雪松谷，那里是曾经繁荣于岛上各处的本地雪松最后的自然生长地。沥青道路早就变成了高低不平的林中小道，反复颠簸着我租来的那辆很不合适的车。天光变暗，太阳落到了长满树木的山坡之下。我转过了无数个急弯，正当想要放弃时，一只摩弗伦羊在我又一次转弯时出现在路面上，然后慢悠悠地走进林间。我停下车，和它对视了片刻；这只羊长着巨大的弯角，健硕的上半身和深棕色的皮肤，与新石器时代的山羊像到极点。突然，它转身跑开，从我的视线中消失，留给我的只有被它踢下岩坡的石头发出的声音。
我感觉受到了鼓励，向一位路过的护林人打听前往雪松谷的路线。他说：“还有20千米，至少要在越来越糟的道路上驾驶一小时。明天再来吧，你到那里就漆黑一片了。”
我不可能这样选择。但他是对的，因为当我最终走下车并关掉车灯时，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犹豫地走进树林，当我的眼睛开始适应后，一根根粗大的树干显现了出来。我抬起头，希望看到雪松伞状的平坦树冠，但什么形状都看不清，松树、悬铃木、雪松和橡树枝条的阴影融合成黑色的一团，不规则地被月光穿透。
我在树干间穿梭，抚摸着它们的树皮，试图回想起雪松是粗糙的还是光滑的。我的耳朵替代了眼睛：知了在鸣叫，溅落的小水滴发出响亮的声音，灌木丛中的摩擦声——甲虫或老鼠——听上去好像是摩弗伦羊、鹿甚至野猪。我骤然感到自己比在阿伊托克莱诺斯或米卢特基亚，比在腾塔或基罗基蒂亚更接近史前世界。我被惊人的气息完全包围了，其中有雪松和松树、腐烂的树叶和树皮、月光、蜘蛛网和林间的小溪。这也许是我与最早来到这个岛上探索和生活之人共有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