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在民国时期的排名 纪事曾是民国最，土豪大学
北京日报纪事 | 记者 杨丽娟
在拥有4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三省，直接以“东北”为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
9月16日，东北大学即将迎来百年校庆。在发展东大、培养人才方面，老校长张学良慷慨解囊，让东大成为“大楼”与“大师”俱全的明星高校；东大命运一度与张学良境遇关联，东北沦陷，他背上骂名，东大自此走上15载的最长流亡路；西安事变后他失去自由，成为“孤儿”的东大险些被停办；1993年，他亲书的“东北大学”再次回到白山黑水间。
波澜起伏的一百年里，东大不仅有一个众人熟知却又不太了解的老校长，还有与民族命运相依的发奋图强，有红色的爱国传统。蜿蜒曲折的流亡路上，东大学子读书不忘爱国，在北平，他们走在一二·九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他们走上街头，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在抗日一线，更有年轻学子们投笔从戎、坚持战斗的身影……
东北大学流亡路线示意图
中国第一个建筑系
1928年4月，新婚燕尔的梁思成、林徽因正在欧洲度蜜月，父亲梁启超已经在为他们归国后的工作多方奔走。梁启超提到了两个任教选择，一是清华和燕大，二是东北大学。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若你能得清华，徽因能得燕京，那是最好不过了。”
不过，到了5月，梁启超改了主意，他直接替儿子做主，辞了清华，接受东北大学的聘约。他在信中解释，“两方比较，东北为优，因为那边建筑事业前途极有希望”。
梁、林夫妇相偕测绘古建筑，创办清华建筑系，设计新中国国徽图案，成就了中国建筑史上一段珠联璧合的佳话。鲜为人知的是，这对伉俪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东北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
1928年，东北大学刚刚增设建筑系，除了首批招收的十多名学生，专业师资、教学设备和培养方案一无所有。6月，正在西班牙的梁、林夫妇收到了东大的聘书。8月，从欧洲经西伯利亚归国的途中，27岁的梁思成草拟了建筑系的组织和课程。9月，建筑系正式开课，梁思成担任系主任。第二年3月，他“麾下”才有了唯一一位专业老师——妻子林徽因教授。
两人撑起了一个建筑系，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承担。梁思成讲授中西方建筑史，林徽因除了美学和建筑设计、雕饰史等课程，还教专业英语课。刘致平当时还是一名建筑系新生，他记得梁先生评论某一建筑，往往先在黑板上勾画出其轮廓及特点，再引经据典，穿插古今。当时最苦的是没有助教，梁、林两位先生只能每晚到教室为学生改图，直至深夜。
第一堂美学与建筑设计课时，林徽因把学生带到沈阳故宫的大清门前，将现存的古建筑作为教具，让大家去感受建筑与美的关系。她问：“最能体现这座宫殿的美学建构在什么地方？谁能讲出来？”崇政殿、大政殿、迪光殿、大清门……学生们答什么的都有，林徽因笑了：“你们注意到八旗亭了吗？它没有特殊的装潢，也没有精细的雕刻，跟这金碧辉煌的大殿比起来，它还是简陋了些，而又分列两边，就不那么惹人注意了，可是它的美在于整体建筑的和谐、层次的变化、主次的分明……”接着，林徽因还讲了八旗制度的知识。许多年后，她的学生依然没有忘记这堂教室之外的课。
后来，梁、林在美国留学时的同窗陈植、童寯和蔡方荫，陆续应邀来到东大。一群不到30岁的老同学凑在一起，意气风发，东大建筑系愈发生机勃勃。
东北大学建筑系部分教师合影
不仅是建筑系，那时的东北大学仿佛一颗耀眼的明星，引得各界名人学者纷纷前来。比如，北大数学系的创办人冯祖荀，后来当选为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后称院士）的化学家庄长恭和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知名民主人士、法学家章士钊，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和梁漱溟，原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罗文干等。
关内学者纷纷“跳槽”，就连北大的顶尖教授也不例外，胡适忍不住向蔡元培抱怨：“现在学校的好教员都要走了……北大最好的是物理系……温毓庆君已受东北大学之聘……数学系最久而最受学生爱戴者为冯汉叔（冯祖荀）兄，汉叔现已被东北大学用三百现洋请去了……”
彼时，东北大学不过是建校数年的地方学府，为何竟引得各地人才纷至沓来？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宁恩承一语道破，当时，北大的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是120万元，而东大最多时高达160万元，“全国大学中最多者也”。
宁恩承任秘书长时，代张学良校长主持校务。《奉天通志》记载，1927年奉天省拨给东大的经费是79.1万余元，张学良担任校长后，经费剧增，1928年是121万余元，1929年是133万余元。
经费充裕，教授待遇自然高。东北大学教授月薪是360元，天津南开大学是240元，北大、清华则是300元。360元，还不是东北地区流通的奉大洋，而是专为外省教授发的现大洋。这只是一般教授的待遇，章士钊的月薪是800元，堪称民国教授月薪的天花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400至600元，但各校执行时几乎都是就低不就高。1917年，蔡元培以原教育总长身份出任北大校长，拿到的月薪是600元。
民国时期，兴办教育，经费困难，再常见不过。1921年至1927年，因教师工资严重拖欠，北平八高校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索薪运动”。诞生在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学却是个例外。
民国最“土豪”大学
“第一任校长是奉天省省长，还有什么困难？钱不是问题。”提及建校经费，东北大学校史志编研室副研究馆员陈均的回答简单而直率。
陈均所说的奉天省（今辽宁省）省长，即王永江。擢升省长前，他作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整顿财政，实行税收提成，屯垦，兴建沈海路，创办纱纺厂，几年之间，奉天省财政迅速好转，从入不敷出转为结余一千余万元。
陈均告诉记者，筹建东大，更要紧的问题是日本人的反对。1922年，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王永江被公推为首任校长。得悉此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公然“劝告”王永江：“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学堂’；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以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
日本人的反对，反而让奉天省办学的决心更坚定了：他们越是反对，“咱们就越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1923年10月24日，东大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按照奉天省议会通过的议案，“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人才而兴教育”，东北大学本应由东三省共同出资，合力办校。但吉林省表示要独立创办一所大学，黑龙江省“开发未久，财源较小”，热情也不高。最后决定，奉天省和黑龙江省按照9∶1的比例分摊经费。
对“财神爷”王永江和不差钱的奉天省而言，这只算个小插曲。据档案不完全记载，仅1923年3月至6月，东北大学筹建初期，奉天省政府就拨付修缮费奉大洋24000元。此时，东北大学新校址尚未建成，只是借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奉天公立专门学校的校舍办学，校园面积仅80亩。
校舍狭小，王永江另有筹划。他和筹备委员会看中了一块300余亩的地皮，麻烦的是，这块地位于昭陵附近，归前清皇室所有，不能随便占用。于是，王永江亲自出马，写信沟通，请内务府“推恩施助”，将昭陵附近的300余亩土地“辟作该大学理、工、农三科校址”。已经逊位的清皇室自然承应了奉天省长的请求。与此同时，奉天省长公署出资购买了昭陵附近的民地200余亩。
1925年9月，在这片500余亩的土地上，一座由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四层欧式建筑拔地而起，这便是东大理工学院的新大楼。大楼建筑面积7544平方米，堪称当时全国各高校中的佼佼者。大楼至今仍矗立在原地，虽然已经不再用作教学，但风采不减当年。
在老沈阳人的记忆中，沈阳曾有一个先进的近代化企业，与当时的皇姑屯机车厂、兵工厂附设机车厂、迫击炮厂附设民生工厂并驾齐驱，号称“东北四大工厂”。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工厂竟然是东大的校办工厂。
1925年初，奉天省长公署拨款170万元，将北陵附近的338亩土地划归东大，用于建设校办工厂。工厂1926年落成，1000多部机械设备均从德国进口，还配套了办公场所、宿舍、锅炉房甚至浴池等附属设施。工厂落成后，既是东大学生的实习基地，又是货真价实的工业工厂。
陈均介绍说，工厂能修造机车，安装客货车，制造的起重机、送风机、印刷机、钻孔机等都是热销产品，它的盈利还能反哺东大，成为东大常年稳定的经费来源。打开一幅当年的校园地图，顺着陈均手指的方向，赫然发现，在东大校园与校办工厂之间，竟然还有一段铁路连接交通。
东北大学工厂修理的火车头
东大的鼎盛，还是1928年后。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并被公推为东大第三任校长。27岁的新校长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大笔遗产，他决定用这笔钱办教育。
晚年的张学良回忆东大，不乏自嘲：“我这校长，老实说，就那么回事。”不过，仅就捐款而言，张学良对东大着实“费了好多心血”。他像个散财童子一般慷慨解囊，让东大一度成了民国年间最“土豪”的大学。
张学良到底捐了多少钱？他本人曾口述把“大约三千万都捐给了东北大学”。奈何战乱频仍，东大早期档案留存至今的太少，陈均查遍各方档案，能找到确凿记录的是195万元。
1929年初，张学良私人捐赠100万元，修建文、法两学院教学楼，即汉卿南楼、汉卿北楼。5月，捐助30余万元，兴建了一座马蹄形罗马式体育场。这座体育场可容纳万余人，是全国第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体育场。不久，为增建图书馆、化学馆和实验馆，张学良再捐资50万元。后来，东大流徙至西安时，他再次捐出15万元，兴建西安校舍。
1929年9月，一番大兴土木后，在南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奉天公立专门学校旧址）上课的文、法两学院全部搬到新建的北校（北陵校园），两个校区合二为一。“东北大学由西门至东门是三里，沈阳城由西门至东门只二里半。”从宁恩承的回忆中，我们可以遥想当年占地1000多亩的“国内最大的校园”之恢弘壮丽。
“急起直追”
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张学良应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曾向东大学生坦露心迹：“办学的人才，太不容易找了……每逢请人的时候，都很费踌躇的，恐怕对不起大家，所以我情愿牺牲一切，去请有名望、有学问的人来办学，甚至给人家磕头……”
兴建了“大楼”的东大，成功延揽了不少“大师”。据统计，1929年，东大125名院长、教师中，留学美、英、德、日归来的接近半数，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有38名，教授94名，数量跃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中央大学和北平大学。如此人才济济的盛景，以至于有人略显夸张地称，东北大学“几将当时最知名的硕学鸿儒、专家学者，尽萃于斯”。
海外留学的名师引进来，优秀毕业生也要走出去。张学良决定，各系考第一名的毕业生，由学校资助，公费出国留学深造。被选中的学生出国留学前，张学良亲自与他们谈话，加以鼓励。
机械系学生金锡如被派往美国普渡大学，出国前夕，张校长把他和其他同学召到北陵别墅，以秘书身份临时工作。金锡如记得，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时，校长一方面教诲同学们要爱祖国、爱家乡，另一方面借机让大家熟悉国外礼仪，以及处理一般政府机关中的公文程式，还特意提醒大家，留学期间不要忘记了解外国情况、风土人情及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最让金锡如记忆犹新的是，张校长一有空就和他们打网球，要求他们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在张学良身边“一住就是两个月”，是英语系学生陈克孚难忘的经历。可惜，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尚未毕业，东北沦陷，学费中断。陈克孚无奈，去信校长，要求辍学回国抗日，结果很快收到复电，校长鼓励他继续学业，随后又收到校长私人寄送的学费。陈克孚因此得以攻下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
东大还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招收女学生的高校，勇开这一先河的也是张学良。“财神爷”王永江取财有道，在男女平等上却是个老封建，他反对招收女生，男女同校，甚至表示“宁可这校长不当，也不能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儿”。东大不招女生的禁令，第二任校长刘尚清照旧执行。直到张学良上任，生气地质问：“民国已经成立十多年了，人们天天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一些时髦话，可是为什么做起事来还是这样‘重男轻女’呢？”
1928年秋天，东大录取了首批39名女生，虽仅占学生总数的不到5%，但却为东大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风尚。
东北大学部分女生在校园合影
为鼓励东大女生，张学良让夫人于凤至带头，到东大政治系插班听课。于凤至被张学良尊称为“大姐”，亦是一传奇女性。暂且不说她在美国投资地产股市，大获成功，她对东大也是有贡献的，不仅“尽量抽时间去沈阳的大学听课”，“补充自己的知识”，还曾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在东大办了个家政系。家政系听起来不起眼，也曾走出不少革命女性。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周吉，就是从东大家政系呐喊着走上街头，最终走到了延安。
至1931年，后起之秀的东大，学生已3000人，教授300人，“东大之盛，在当时可与任何其他大学相比”。
张学良曾为《东北大学周刊》题词：急起直追。四个字寄托了风雨飘摇之际的东大师生乃至国人的愿望。1931年3月，宁恩承为东大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包括扩大农学院、扩大东北大学工厂、扩充图书馆等。然而，这一切都在1931年的秋天戛然而止。
炮弹从校园上空飞过
1929年，张学良设奖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脱颖而出，获得400元奖金。恰逢梁、林伉俪喜获千金，朋友们欢聚梁家，好好庆贺了一番。
随着女儿梁再冰在牙牙学语中一天天长大，东大建筑系这株小苗也日渐壮硕，刘致平、刘鸿典、赵正之等学生快要毕业了。这些后来被载入建筑史的年轻人没料到，他们毕业之时，母校已陷流亡困苦之中，他们如同流离失所的孩子，只能在沪上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借读，在“悲喜交集”中毕业。
林徽因设计的校徽上，白山黑水两侧分别绘有一只狼和一头熊，意为熊狼环伺，要警惕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18日夜里，虎视眈眈的狼露出了爪牙。日军的炮弹从东大校园上空飞过，“祸起仓促”，蒸蒸日上的东大“尽失所有”，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
18日的白天似乎和往常没什么分别。因患重伤寒，东大校长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治病。那天，他邀请一干政要，到前门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为赈灾义演的京剧《宇宙锋》。同一天在东大，美国木德博士前来讲演，负责接待的是代校长宁恩承。晚上7时，宁恩承陪博士在市区共进晚餐。9时，宁恩承回到北陵校园的家里，跟平日一样，10时就寝。
方入朦胧，忽然听到极大的爆炸之声。“那是晚上10时20分。我以为东北大学工厂锅炉爆炸了，立即打电话问工厂看守人员，他们回答说工厂平安无事，我大为惊异，这爆炸是什么呢？由哪儿来的？”宁恩承披衣出门，只见新月斜挂，寂静如常，他向校长办公室的灰楼走去，踽踽独行时，“忽然一个大炮弹经我头上飞过，一道火光，索索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
此情此景，宁恩承永生难忘。他打电话到大帅府，无人接听，再打电话给省主席臧士毅，才知是“日本人攻打北大营”。
宁恩承马上意识到了最重要的事情：转移200多名女学生。他吩咐事务人员把所有的马灯、孔明灯集中起来，放在体育场附近，把体育场的更衣室全部打开。计划万一电源被日军破坏，就用孔明灯，领200多名女生到体育场更衣室暂避——体育场是钢筋水泥建筑物，既隐蔽，又可防弹。
大炮每隔10分钟一次，从东大上空飞过，直至19日凌晨1时。一夜紧张，东方既白时，宁恩承看到北大营火光冲天，浓烟缕缕。校园中没有落炮弹，但宁恩承知道，东大这艘船已处于大风大浪之中。19日6时，他召开全校大会，报告时局消息后，他向师生们郑重讲道：“古人说：‘士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士……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士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
当天，沈阳全市陷入敌手。因张学良慷慨解囊而盛极一时的东大，又因东北沦陷而日渐沉寂。师生们四方星散，不知何年何月得返家园。海量珍贵的图书档案资料、教学仪器设备，悉数落入日寇手中，毁坏殆尽。昔日书声琅琅的广阔校园，竟沦为日寇的养马场。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悲惨的一天开始，“士报国恩”连同国仇家恨，深深地刻在了东大人的骨子里。
百年风雨后，走进东大汉卿会堂二层的校史馆，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发黄的“东北大学流亡办学路线图”。从1931年流亡到1946年学校迁回沈阳，15年的时间里，东大人流离燕市，转徙开封、西安，南下四川三台，线路图上蜿蜒曲折的线条，是一条流亡路，也是一条抗战路。
在北平，东大食堂的墙上贴着“打回老家去”五个大字，一二·九运动中，东大学子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新任代校长周鲸文在开学典礼上第一次讲话，激情澎湃：“我来主持校务，是来办抗日大学，是为国家培养抗日骨干！”在四川三台，“抗战建国、复土还乡”写在东大的校门上。
一二·九运动中，东大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而行至校史馆“东大英烈”展区时，蓦然发现，过去耳闻的许多传奇故事，其主角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东大学子。
1938年驾驶飞机长途奔袭、“纸片轰炸”日本本土的佟彦博，被周恩来誉为“德威并用、智勇双全”。投笔从戎前，他的身份是东大机械工程学系学生，求学期间常与张学良打网球。
毛主席亲自签署新中国“第00001号烈属证”的丛德滋，1933年毕业于东大史地专修科。1935年前后，因在报上抨击蒋介石“枪口对内”，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后来，还是在张学良的交涉下才重获自由，并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得益于此，他以总编辑的身份，在那份仅存世两个月的《解放日报》中，记录了西安事变从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
组建“少年铁血军”的总司令苗可秀，在东大中文系就读时，就是“博学多闻”的高材生。1932年在北平从东大毕业后，他立即回到辽东三角地带，参加了东北民众自卫军。1934年2月，以大、中、小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少年铁血军”成立，多次与日伪军战斗。直至1935年，29岁的苗可秀被日军枪杀，“少年铁血军”仍在坚持抗日。
破格录取“奥运第一人”
1932年夏天，苗可秀逆流而上、回到辽东三角地带时，东大体育专修科的一名学子正在另一个“战场”上奋勇向前。
这是正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预赛，在一众高大魁梧的欧美运动员中间，身高完全不占优势的他身穿上白下黑的运动短装——这身战袍被他命名为“白山黑水”。
他就是东大学生刘长春。万里之外，他的家乡东北已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他的母校正辗转于流亡路上。刘长春单刀赴会，迈出的不仅是中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第一步，还是为了揭露日本人导演的所谓“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闹剧”。
在第十届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入场，第二位持旗者为刘长春。
刘长春进入东大，按今天的说法，是破格录取的体育特长生。
在他的故乡大连，他有个小有名气的绰号——“兔子腿”。14岁时，他就在一场中日田径对抗赛中，取得了11.8秒的百米成绩，59秒的400米成绩，远超当时中学生水平。然而，温饱尚且不足，体育天赋被埋没似乎再正常不过，进入大连二中后，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辍学，进入大连玻璃制品厂当学徒工。
1928年，东大足球队队员孙庆博去大连参加比赛，偶然发现了这个种子选手。由此，刘长春被破格录取，编入东大文预科第一班。1929年，东大体育专修科成立后，张学良又“特事特办”，将其转入体育专修科。
刘长春是幸运的，恰好赶上了张学良的“体育救国”实践。陈均告诉记者，注重体育，是张学良担任东大校长期间的一大亮点。少年张学良热爱体育，他又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网球、乒乓球、高尔夫球这些时髦、高端的体育项目都很喜欢，而且具备一定水平。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逐渐形成了“体育救国”的理念。他曾说过，过去的运动，只是“学生的功课，学生的作业”，但救国不能仅仅依靠为数甚少的大学生，还依赖于整个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故体育必须普及到民众。“倡导体育的最大目的是在造成复兴民族的生力，而不是在奖励体育上畸形的发展。”
他出资修建了东大体育场，创办了体育专修科，聘请留学欧美归国的体育专家吴蕴瑞、宋君复等担任体育专修科教授。名师出高徒，东大各体育代表队在国内外赛事中佳绩不断。篮球队、足球队曾访问日本东京、京都、神户、大阪、广岛等城市，在历时14天的比赛中，取得8战6胜1和1负的辉煌战绩。
篮球队甚至打败过驻上海美军的篮球队“海贼队”。海贼队身强体壮，久霸上海球坛，东大获胜的消息让整个上海滩为之欢欣鼓舞。《上海时报》在头版头条用红色标题写道：“争看东北捉海贼”，下边的小标题是：“东北大学篮球队，昨晚在中华篮球房中，以三十七比二十一分，打败称雄上海之海贼队，吐气扬眉，为华人争光”。
刘长春进入东大体育专修科后，常随东大田径队与外国人比赛，“每星期六与俄侨对抗。归沈途中，又与长春市南满株式会社所属日侨进行比赛，一场场比赛激发了无限的民族感，求胜心极强。”张学良还为他聘请了一位德国名师步起。步起是当时5000米长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到东大，他的待遇是月薪白银800两，配备专用小轿车一辆，马二匹。
一场场国际比赛和专业的训练，让刘长春取得了惊人的进步。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他接连夺得100米、200米和400米三个单项冠军。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1931年9月，刘长春不得不告别心爱的校园。
在宁恩承的回忆中，“九一八”事变后两天，他召集部分学生组织三队义勇队，预备保卫校园安全。当时，刘长春就是队员之一。
刘长春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已是1932年5月。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区操纵的报纸《泰东日报》，突然屡次报道：刘长春将代表所谓的“伪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这显然是日本人拙劣的谎言，为摆脱“九一八”后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日本侵略者竟打起了刘长春的主意。他们监视和跟踪刘长春的行径，刘长春去了北平后，日本人又开始骚扰他的父亲，许诺“只要回大连，满洲国给他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做”。此计不成，日本人竟以登报方式逼刘就范。刘长春忍无可忍，借《大公报》发表公开声明：“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
要粉碎谣言，最有力的办法莫过于中国派出自己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以“经费不足”为理由，轻率地否决此事。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消息，把刘长春请到自己的官邸，慷慨资助8000元路费，鼓励他到奥运会去为国争光。
可惜洛杉矶一战，终成刘长春“不堪的光荣”。男子100米短跑和200米短跑，他都未能进入决赛。但他在赛场上不苟言笑的面孔，还有身上那套“白山黑水”战袍上的“中国”字样，被镜头永久地定格了下来。
寓居三台杜甫草堂寺
1936年的12月9日，正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市万余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10个月前刚刚迁至西安的东大学子，再一次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那一天，张学良乘汽车赶上了请愿的队伍，当着大家的面许诺：“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3天之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一雪前耻，成为周恩来称赞的“千古功臣”。这不是张学良第一次同情和支持学生救亡运动。一年前，东大学生在北平被捕，他就安排学生骨干宋黎化装成自己的“心腹”秘书，带着亲笔信救出了被捕同学。
晚年的张学良说，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更让它亮。”蒋介石显然没有领情，执意送蒋回南京的张学良自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
老校长失去自由，东大这个“孤儿”，成了国民政府眼中“发动西安事变的火种和策源地”。1937年5月，尽管遭到大部分师生的抵制，东大还是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强制接收，改为“国立东北大学”。
东大改国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留美归来的经济学家臧启芳。他曾向国民政府要员直言，若停办东北大学，就表明政府放弃东北，这不可为也。但1938年春，日军西犯，西安岌岌可危时，教育部的指令还是令臧启芳甚感无奈，“命东大向青海迁移”。当时的青海是一片不毛之地，若把东大搬迁到青海，其实跟停办也差不多了。
臧启芳不愿照办，他一边派遣法学院院长李光忠赴四川寻觅校址，一边向教育部请拨迁校费用。李光忠到了四川，处处碰钉子，当时迁往内地的学校太多，况且张学良刚被蒋介石软禁。山穷水尽之时，一个川北穷县——绵阳三台热情地接待了李光忠。
时任三台县县长郑献徵早年毕业于北大，从他留下的日记，足见这位开明绅士的深明大义，“三台虽然因为天灾缺吃少穿，但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学生，所以三台人民愿意勒紧裤腰带，多添几百张嘴吃饭，这既是为了积蓄抗日的力量，也能为三台播下文化的种子。”
1938年3月19日午夜，春雨蒙蒙中，东大流亡青年从西安火车站乘车。一列逃难的文化列车沿陇海路西上，火车穿过麦田与沟壑，20日上午抵达宝鸡。从宝鸡到三台，所有学生按照行军队列编排，徒步翻越秦岭。最前面是荷枪实弹的警备队同学，中间是编成三个中队的500名同学。“大家都穿着青棉大衣和青制服，行列有一二里长，走起来军容整肃，倒很像正式军队似的。所以常常有人问道：‘老乡，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到了三台后，东大学生阳骥提笔记下了这次入川之行。
“匍匐前行”爬秦岭，“无日不在山沟中”，蜀道难，未能磨灭东大人的乐观。阳骥在文章的结尾写下愿望：“正如同今年的迁到三台一样，明年我们就迁回老家沈阳去！”
5月11日，东大在三台举行开学典礼，正式上课。在三台县腾出的旧试院、杜甫草堂寺的一部分及潼属联立高中一角，东大有了八年的安定与喘息之机。
1939年春，东大利用杜甫草堂寺改建图书馆，有同学触景生情，杜甫愤世爱国，颠沛流离，与我们今天抗战流亡读书的情景多相似啊！
巴金堂弟李尧东当时在东大，他用“筚路蓝缕”形容内迁三台后的东大，“夜晚照明，除靠图书馆内入夜点燃两盏大煤气灯外，学生各持一个蓝水瓶插上铁皮管改装的小煤油灯到事务室领油，入夜星星点点的小灯在各寝室案头灼灼发光，沉静一片，埋头夜读不倦。到了深夜，有些追求进步的学生，则利用最后几滴煤油，躺在被窝里，小灯置于床头木桩上，偷偷传阅进步书刊，作为‘享受’……”
东北人在四川，最难熬的是冬天没有取暖设施。1944年至1946年就读于东大的于学谦冻得睡不着觉，约上几位同学到涪江畔摘芦花，软绵绵的芦花铺在竹床上，于学谦终于睡了个热乎乎的好觉。谁知几天后，芦花就被压得又硬又薄，寒气又从床下慢慢袭上来，他才懂得“芦花比棉絮的价值之悬殊”。
离开四川三台前，东大部分师生在校门前合影。
寓居三台八年，东大虽不复沈阳九年“出道即巅峰”的辉煌，但它的根脉得以保留、再次枝繁叶茂。在三台龙王庙，东北史地经济研究所开启了东大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新篇章。到抗战胜利时，东大建制已达5院12系，学生人数700多，校内又聚拢起陆侃如、冯沅君伉俪、小说家姚雪垠等一批名师。
小城三台为流亡的东大多摆了几百张课桌，而东大人的读书不忘救国，也让接纳他们的三台人耳濡目染，为之动容。如同郑献徵县长所期待的那样，东大师生创办的“黑土地社”“群力社”“青年民主同盟”等进步社团，抗日壁报、小报，还有解放区才有的进步书刊《延安整风文件》《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为三台积蓄了抗日的力量，让三台从一个闭塞的小城成为了抗日模范县。今天，三台仍保存着不少当年的“抗战遗址”，而东大人和三台人的这段缘分和情谊，至今仍跨越中国的东北与西南，继续书写。
回迁故里复名东大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三台时，东大学子欣喜若狂。他们在东大唯一的广场燃起营火，破桌子、破凳子都被投掷进去。熊熊火焰中，是同学们企盼多年的喜悦：“东北父老苦难的日子到头了！”
万里流亡，此时正是好还乡。1946年年底，东大师生终于回到阔别15载的家乡。“和三台的东北大学相比，沈阳的东北大学雄伟壮丽得像一个独立王国，仅工学院，就拥有一个修理火车头的庞大工厂，如果要绕东北大学一圈，步行的话，恐怕要六七个小时。”作家柏杨那年刚从东大政治系毕业，他选择到沈阳发展，第一次看到北陵校园，一股自豪涌上心头。
然而，回家的喜悦还没持续多久，1948年6月，由于国民政府在东北战场一败涂地，担心“国立东北大学”被解放军接收，遂强令东大再次迁往北平。漂泊多年的东大师生，再次无家可归。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国立东北大学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农学院参与组建沈阳农学院，后发展为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和法商学院被并入另一所东北大学——这所大学1946年创立于东北解放区，校长正是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解放区东北大学的校址曾多次变化，最终迁到长春，改名为今天的东北师范大学。
今年9月即将迎来百年庆典的东北大学，则“继承”了原东北大学的工学院和理学院（部分）。1949年，工学院和部分理学院东大人回到沈阳，建立了沈阳工学院。1950年8月23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将沈阳工学院、抚顺矿业工业专门学校、鞍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为东北工学院，隶属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工业部，委任著名冶金专家靳树梁担任院长。
浴火重生、开枝散叶的东大人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没有忘记东大的流亡史亦是一部国难史。从1979年开始，东北工学院师生和校友就开始争取学校恢复“东北大学”的校名。1993年，东大70周年校庆时，他们的愿望成真。
回溯复名的前前后后，东大的命运再一次与老校长张学良联系在了一起。1990年，被幽禁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恢复自由，非常关注东大复名一事。当年6月，他与记者谈话时说：“我的军队没了，我的军衔没了，只有东北大学、老朋友和过去的事了。” 1992年11月30日，张学良挥毫题写了“东北大学”校名。第二年3月，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批准东北工学院更名为东北大学的通知”。张学良被聘为东大名誉校长，这在东大历史上是“独一份”。
1993年，东大老校友张捷迁向张学良转交“荣誉校长”的聘书。
屈指算来，张学良题写的“东北大学”校名再次出现于白山黑水间，至今已是30个春秋。30年间，东大先后进入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位列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现在，学校共有教职工4512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50000余人，规模已经远超当年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