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从刚见我到不耐烦的表情 等我被当作废品退回去时
1946年
1
妈妈走在前面，我紧紧跟在后面，她带我拐进了西班牙区的巷子。她走得很快，每走一步我都要用两步才能赶上。我打量着每个人的鞋子，心里在打分：如果没有破洞，就得一分；如果有破洞，就扣一分；要是没穿鞋子，就给零分；要是穿了新鞋子，就打一颗星。我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的鞋子，脚上穿的全是别人剩下的，总是不合脚。妈妈说我走路歪歪扭扭，这又不是我的错！我脚上穿的鞋子都是别人穿过的，都被别人的脚拓出了形状，别人的习惯、走过的路、玩过的游戏也都和我不一样。鞋子到我脚上，它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怎么走路，也不知道我想去哪儿，它们得慢慢适应。可我的脚丫长得很快，鞋子没多久就会变小，一切就要从头来过，我得重新再去捡一双鞋子。
妈妈走在前面，我紧紧跟在后面，不知道她要带我去哪里。妈妈说这是为了我好，但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儿。有一次我头上长了虱子，她说是为了我好，给我剃了个大光头。不过，幸亏我的朋友托马西诺也是同样的遭遇，他也被剃成了“光葫芦”，这都是为了他好。结果胡同里的人都笑话我俩，说我们的脑瓜像“丰塔内拉”公墓走出来的骷髅头。其实，刚开始托马西诺不是我的朋友。有一回，我在集市广场上，看见他从水果贩的小推车上偷了一个苹果。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因为妈妈说，我们确实很穷，但我们不是小偷，否则真是没骨气。托马西诺看见我以后，也给我偷了一个，顿时我两眼放光，因为我肚子太饿了，况且这苹果又不是我偷的，是托马西诺送我的，我接过苹果，吃了个精光。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苹果朋友。
妈妈走在路中间，也不低头看看路。我盯着别人的鞋子，一边走一边打分，好把担忧抛在脑后。我掰着手指从一数到了十，然后从头开始。我心里想：如果我能数到十个十，那准会有好事发生。可能我数学不太好，也许出于这个原因，到现在好事还没发生到我身上。我很喜欢数字，但不喜欢字母：那些字母只有单独出现时，我才认识；它们混在一起，拼成不同的单词以后，我就糊涂了。妈妈说，我长大了绝不能像她一样，于是她就把我送去上学了。可在学校里，我感觉很难受，我不爱上学，小小的教室总有一股脚丫子味，同学又常常大喊大叫，弄得我每次回家时脑瓜都疼。不只如此，我还要坐在桌子前安安静静地待一整天，一笔一画写那些字母。我们老师的下巴好长，她说话时嘴里总像是含了一颗糖。只要我们笑她，她准照我们的后脑勺啪地打一巴掌。在五天时间里，我就被拍了十下。我掰着手指头数数，就像给鞋子打分，数到了十，但什么好事也没发生，我再也不想去学校了。
妈妈不乐意了，说我好歹得干点儿活，于是她打发我去捡破烂。刚开始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整天都可以在外面晃悠。我挨家挨户讨些破布破衣服，或在垃圾堆里翻一翻，把拾掇来的东西带到市场上，交给一个叫“大铁头”的男人。但没几天我就累坏了，开始想念拍我后脑勺的长下巴老师了。
妈妈站在一栋灰红相间的楼房前，这栋房子窗户很大，她说：“就是这儿。”我以为是所新学校，比之前那所漂亮多了，楼里安安静静的，也没脚臭味儿。我们爬上三楼，坐在走廊里的木长椅上等着。一直等到房间里的人喊了一声“下一个”。我们看周围没人站起来，妈妈才明白是在喊我们，于是我们走了进去。
妈妈叫安东妮耶塔·斯佩兰萨，房间里有个女士在等我们。她拿着一张纸，在上面圈出一个名字说：“就剩一家了。”我一听，心想这下好了，现在妈妈要转身带我回家了，然而妈妈并没带我走。
“老师，您也打人后脑勺吗？”为了安全起见，我一边问她，一边抬起两条胳膊，赶忙护住了脑瓜。她笑了，把手伸过来，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了捏我的脸蛋，但没有很用力。她说：“你们坐吧。”于是我们坐在了她对面的两张椅子上。
这个年轻女士跟我们老师的确不太一样，她下巴不长，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牙齿又白又整齐。她剪了短发，像男人一样穿着长裤。我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她说，她叫玛达莱娜·克里斯库洛，说我妈妈也许还记得她，她为了我们的自由，与纳粹作过斗争。妈妈点点头，但很...
妈妈不善言谈，她等着玛达莱娜把话讲完。玛达莱娜说，得给孩子一个机会。但我觉得，她要是给我面包、水果糖和鲜奶酪，我会更开心一点儿。有一次，我和托马西诺（穿的旧鞋子：扣一分）溜进了美国人举办的节日宴会，吃到过鲜奶酪。
妈妈还是不讲话。玛达莱娜说，他们专门安排了几趟火车，好把这些孩子送到北方去。这时我妈妈开口了：“您确定吗？您瞧瞧这孩子，他太调皮，太费事儿了，简直就是上帝对我的惩罚！”玛达莱娜说，坐火车的不止我一个，会有好多小朋友跟我一起。“原来这儿不是学校啊！”我恍然大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但妈妈没笑，她只是说：“要是我还有别的法子，我就不会来这儿了，他是我唯一的孩子，您看着办吧。”
我们离开时，妈妈依旧走在前面，但步子比之前要慢了许多。我们路过一个卖披萨的小摊，每次经过这里，我都会拽着妈妈的衣服，吵着要吃，哭个不停，直到她扇我一巴掌。她停下了脚步，对摊位上的小伙子说：“来一块儿蔬菜鲜奶酪的，只要一块。”
可我这次什么也没要，我想：这大早上的，妈妈主动给我买油煎披萨饼，准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那个小伙子包起一块儿比我脸蛋还大的披萨，金灿灿的，像太阳一样。我两只手都伸了出去，生怕它掉地上。披萨饼热乎乎的，我埋头深深吸了一口气，香喷喷的热气一下钻进了我的鼻子和嘴巴。妈妈弯下腰，盯着我说：“你也听见了，现在你长大了，马上就要八岁了，我们的状况你也很清楚。”
妈妈用手背帮我把脸上的油擦掉了，她说：“让我也尝尝吧。”她轻轻掰了一小块儿。她直起身来，带着我朝家走去。我什么也没问，只是跟着她走。妈妈走在前面，我紧紧跟在后面。
2
玛达莱娜说的事儿没人再提了。我以为妈妈已经忘了，或者改了主意。但没过几天，一个修女到我家来了，是杰纳罗神父让她来的。妈妈往窗外望了一眼，嘀咕说：“这个‘布头’[1]跑来做什么？”
修女又敲了敲，妈妈只好放下手中的针线活，起身去给她开门。妈妈刚把门拉开一条缝，修女就把头探了进来，露出一张蜡黄色的脸，问她能不能进来。妈妈点点头，但显然，妈妈一点儿也不想让她进来。修女说，上帝的光辉照耀众生万物，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应该知道所有小朋友都是上帝的孩子，不只是属于父母亲。她还说，那些女共产党要把我们送到苏联去，砍掉手脚，让我们再也回不来了。妈妈没接茬，她很擅长保持沉默。到最后，修女也觉得没趣，怏怏不乐地走了。我问妈妈：“你真的要把我送到苏联去呀？”她又拿起针线，自言自语地说：“什么苏不苏联的……我不认识法西斯，也不认识什么共产党，连主教和神甫都不认识。”妈妈嘟哝着。她很少跟别人讲话，但总爱自言自语。她又说：“到现在为止，我只认识饥饿和辛劳……那些‘布头’可真得好好想想，家里没有男人，我还要养活儿子……她们又没有孩子，说话倒是轻巧。当时我的小路易吉病倒了，她们又在哪儿呢？”
路易吉是我哥哥，要是他没出什么岔子，小时候没得哮喘，活到现在的话，应该比我大三岁。我出生时是妈妈唯一的孩子，但妈妈几乎从不提他，只是在床头柜上摆了一张照片，还用小台灯挡住了。这些事都是老桑德拉跟我讲的，她人很好，就住在我家对门。哥哥死了以后，妈妈非常难过，大家都以为她要活不下去了。后来我出生了，她又快乐起来了。但我不像哥哥那样让她满意，否则的话，她怎么会把我送到苏联去呢？
老桑德拉什么都知道，就算不知道的，她也总能打听到。我从家里出来去找她。她说，实际上我们并不会被送到苏联。她认识玛达莱娜·克里斯库洛，他们其实想要帮助我们，给我们带来希望。可我要“希望”做什么呢？我跟着妈妈姓斯佩兰萨，我已经有“希望”[2]了。我叫亚美利哥，这是父亲给我起的。但我没见过我父亲，每当我问起他的事儿，妈妈就抬头望着天，好像天要下雨似的。她说我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男人，他去美国闯荡了。我问妈妈：“那他会回来吗？”妈妈回答说：“他早晚会回来的。”所以，除了这个名字，他什么也没留给我，但这也不赖。
火车的事情传开以后，胡同里热闹起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他们要把我们卖到美国去做苦力；有人说，他们要把我们运去苏联，扔到烤炉里；也有人说，只有生病的孩子才会被送走，健康的小朋友都会留在妈妈身边；还有人一点儿也不在乎，什么都不懂，照常过着日子。我不去上学了，什么都不懂。但总的来说，我知道一大堆事儿，胡同里的人管我叫“诺贝尔”。实际上，我只是在街头巷尾四处晃悠，打听打听别人的故事，听听别人讲什么，没人生来就什么都懂。
妈妈不希望我在外面讲她的事。所以我从来不跟别人讲：我家床底下放了“大铁头”搞来的咖啡，他每天下午都要来我家，和妈妈关在屋子里。当然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跟他老婆交代的，可能说他出去打台球了。他一来，就要把我打发出去，说他和我妈妈要干活儿。
我只好出门，去捡些碎布回来，捡点儿美国兵穿过的旧衣服，或者一些脏兮兮、满是跳蚤的破烂玩意儿。刚开始，“大铁头”来我家时，我不愿意出去：我可接受不了他到我家来作威作福。但妈妈说，我得尊重他，他有许多牢靠的关系，我们得靠他吃饭。妈妈还说，“大铁头”很会做生意，我可以从他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他也能教教我。我什么也没说，但从那天起，只要他一来，我就出门了。我会把捡来的破衣服都带回家，妈妈会把这些衣服洗干净，缝补好以后，再拿去交给“大铁头”。“大铁头”在集市上有一个小摊，他会把这些东西卖给那些比我们宽裕一点的人。我一边捡破烂，一边看别人的鞋子，我掰着手指头数数，要是数到了十个十，就会有好事情发生：我爸爸发了财，从美国回来了，我们还把“大铁头”关在了门外。
说真的，这事儿以前灵验过。有一次，我在圣卡罗剧院的对面看见一位先生，他穿着一双新得不能再新的鞋子，亮锃锃的，简直可以得一百分。后来等我回家，我看见“大铁头”站在门外，因为妈妈看见他老婆挎着一个新包，从勒缇费洛大道走过去了。“大铁头”说：“你得学会等待。等一等才能轮到你。”妈妈回答说：“那今天你也等一等吧。”结果妈妈一整天也没让他进门。“大铁头”在我们的破房子外面站着，点了一根烟，手插在裤兜里走来走去。我跟在他后面，想看看他难过的样子。我问他：“‘大铁头’，今天放假啦？不干活了吗？”他一听，在我面前蹲了下来，深深吸了一口烟，他吐气时，我看见好多小烟圈从他嘴里冒出来。“你瞧瞧，”他跟我说，“女人跟葡萄酒是一码事儿。要么你掌控她，要么她掌控你。只要掌控权在女人手里，你就会失去理智，成为她的奴隶。我一直是个自由自在的男人，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你跟我来吧，我带你去酒馆，让你也尝尝葡萄酒的味道。‘大铁头’今天要让你成为一个男人！”
“那太不好意思了，‘大铁头’，我不能跟你去，我还有事。”
“什么事啊？”
“跟平常一样啊，我要去捡破烂。虽然只能赚一点钱，但我们总要吃饭。我走了。”
说完，我把他一个人撇在那儿，径自走了。他吐的烟圈，在空中也渐渐消散了。
我把捡来的破布都放在妈妈给我的篮子里。篮子装满以后，就变得很沉，所以我学着集市上那些女人的样子，把篮子顶在脑瓜上。然而今天顶，明天顶，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头发开始掉了，到最后我的头顶成了光秃秃一片。我觉得，正是这个原因，妈妈才给我剃了光头，哪是因为我头上有虱子！
我捡破烂时，总会四下打听火车的事儿，但什么也没打听到。有人说火车是白色的，有的又说是黑色的。托马西诺一个劲儿说，他才不要坐火车离开呢。他家什么也不缺，他妈妈，也就是阿尔米达太太，还没有沦落到要接受救济的地步。帕乔琪亚算得上是胡同里的权威人士了，她说，要是国王还在，这种事就绝对不会发生，妈妈也不会把她们的孩子卖掉。她又说：“简直没有尊严了！”每次她说这句话时，就会露出褐色的牙龈，我看见她咬着仅剩的几粒黄牙，把“尊严”这个词从牙缝里挤出来。帕乔琪亚一直没结婚，我觉得这是因为她从小就很丑，这成了她的伤心事，别人是万万提不得的。而且她没有孩子的事儿，别人也绝对不能讲。以前她有一只金翅雀，后来逃走了。打那以后，在她跟前，就连金翅雀也不能再提了。
老桑德拉也没结过婚，没人知道缘由。有人说，追求她的人太多了，她挑花了眼，到头来成了孤家寡人。也有人说，实际上是因为她很有钱，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还有人说，她曾经有个未婚夫，但后来死了。甚至有人说，她发现未婚夫已经结过婚了。不过要我来说，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有一次，也仅有这一次，帕乔琪亚和老桑德拉站在一条战线上：有一天，德国人跑到胡同里来找吃的，两个人把鸽子屎藏在夹心酥饼里，说是猪肉酥，是我们的特色美食，然后拿给他们吃。结果德国人吃了，连说“不错”。她俩一听，胳膊肘相互撞了撞，笑开了花。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德国人了，他们也没有回来报复我们。
到现在为止，妈妈还没把我卖掉。修女来过后两三天，我顶着篮子回家时，碰见了那个玛达莱娜·克里斯库洛。我想：这下好了，他们要把我买走了！妈妈跟她讲话，我就像傻子一样在房间里打转。她们一有问题问我，我要么就不回答，要么就装结巴。我想装成傻子，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把我买走了，谁会蠢到去买一个结巴或傻子呢？
玛达莱娜说，她以前很穷，当然现在也很穷。她说，饥饿不是罪，不公正才是罪；她还说，女人应当团结起来，改变现状。帕乔琪亚总说，要是所有女人都像玛达莱娜那样穿长裤，留短发，那世界就要颠倒了。可我转念一想：她怎么有脸说这些，她自己还有小胡子呢！玛达莱娜没有小胡子，她唇红齿白，真是好看。
玛达莱娜压低了声音，跟妈妈说，她知道妈妈的事儿，知道她的不幸，还有她遭受的苦难。她说，女人需要团结起来，相互帮助。妈妈盯着一片空白的墙，足足盯了两分钟，我知道她是在想念我哥哥路易吉。
玛达莱娜来我们家之前，有几个女人已经来过了，她们不穿长裤，也没留短发。她们是真正的阔太太，金色的卷发，穿着漂亮的衣服。她们走进巷子时，老桑德拉表情都扭曲了，说：“布施的圣母来了。”起先我们都很高兴，因为她们带了装食物的袋子，但很快大家就发现，袋子里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肉和奶酪，里面装的是大米，而且总是大米，只有大米。每次她们来时，妈妈都会望着天说：“今天又能开心大笑了，你们送来这么多大米，真让我们快笑[3]死了！”一开始，这些阔太太没明白什么意思，但看见没人再愿意要那些袋子，就说那都是北方的粮食，她们在推广大米[4]。不过等她们再来敲门时，大家就不开门了。帕乔琪亚说，我们不懂什么是感恩。她还说，我们什么都不配有，连尊严也没有了。但老桑德拉说，她们带着米来，就是要取笑我们。因此，每当有人要送她一些毫无用处的东西时，她就会说：“看，布施的圣母来了！”
玛达莱娜向我们保证，她说我们坐上火车，一定会玩得很开心。她说北方和中部的家庭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们，照顾我们，给我们饭吃，给我们衣服和新鞋子（两分）。我马上不装疯卖傻了，我说：“妈妈，把我卖给她吧！”玛达莱娜张开红彤彤的大嘴笑了起来，妈妈反手就甩了我一巴掌。我伸手摸了摸，不知道是因为挨了耳光，还是因为羞愧，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玛达莱娜收起笑容，伸出一只手，搭在妈妈的胳膊上。妈妈像碰到了滚烫的锅一样，向后缩了一下，她不喜欢别人碰她，轻轻挨一下也不行。玛达莱娜用很严肃的语气说，她并不想把我买走，目前意大利共产党正在组织一项前所未有的活动，可能会载入史册，让人世世代代都记住。“就像把鸽子屎放进夹心饼一样吗？”我问。妈妈脸一沉，看着我，我想她要再甩我一巴掌了。她却问我：“你呢？你怎么想的？”我说，他们要是给我一双新鞋子（一颗星），我就去，就是走也要走到共产党员家里去，更别说坐火车了。玛达莱娜笑了，妈妈点点头，意思是：“那好吧。”
3
梅迪娜大街有一栋共产党支部的办公楼，之前我和妈妈来过一回。上次玛达莱娜跟我们说，所有打算坐火车去北方的孩子都要来确认，所以妈妈今天又把我领到这儿来了。我们在二楼碰见了三个小伙子，还有两个姑娘。那两个姑娘招呼我们进办公室里，刚进门我就看见一张书桌，后面墙上还有一面红旗。我和妈妈坐了下来，其中一个姑娘问了我们一大堆问题，而另一个姑娘在纸上唰唰做记录。等讲完了，问话的那个姑娘从小盒子里取出一颗糖果，递给了我。那个写字的姑娘把一张纸轻轻放在妈妈面前，我妈妈不知道要做什么，那姑娘拿了一支钢笔给她，请她签字，但妈妈有些不知所措。我剥开糖果，一股柠檬味儿钻进了鼻子，这糖果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
我听见那三个小伙子在隔壁办公室大喊大叫。两个姑娘相互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显然她们也没办法，已经习惯了。妈妈攥着笔，手悬在半空中，盯着眼前的纸发愣。我问，为什么他们嗓门儿那么大。先前做记录的那个姑娘还是不说话，另一个开口说，那三个小伙子没吵架，他们在讨论怎么能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讨论我们要做什么，这就是政治。我又接着问：“在这楼上，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呀？”那个姑娘听了，面露难色，好像吃到了一颗苦榛子。她说，确实存在一点儿分歧，但毕竟有不同的风潮嘛……这时，另一个姑娘用胳膊肘撞了她一下，示意她说得太多了，然后转过头跟妈妈说，要是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画个叉也行，总之她们俩也可以作证。妈妈脸红了，头也不抬，在纸上歪歪扭扭地画了一个叉。听见她们讲到“风潮”，我开始害怕了。以前我总听老桑德拉说，要是招风了，可就要咳嗽有痰了。我听人说，小孩生病了，就走不了了。但这话好像也不对：难道不应该把生病的小朋友送去治疗吗？不是吗？帕乔琪亚肯定会说，只团结健康孩子，那可真容易。其实除了有小胡子和褐色牙龈，帕乔琪亚是一个很好心的女人，她时不时还会送我一里拉[5]呢。
两个姑娘在一个大厚本子上写了些什么，然后陪我们走了出来。我们路过隔壁办公室，那三个男的还在争论政治问题。其中一个小伙子瘦瘦的，满头金发，他每两三句话就会提到“南方问题”和“民族融合”。我看了妈妈一眼，想知道她听懂了没有，但她只是直直往前走。我们刚要走过去，那个金发小伙子转过头来看着我，好像在说：“你说说看吧，你也说说看！”我只想跟他讲：我根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是妈妈把我带来的，她说这是为了我好，要不然我才不会来这儿呢。妈妈拽了我一把，压低了声音跟我说：“你瞎掺和什么？闭嘴吧，快跟我走！”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那个金发小伙子一直盯着我们，直到我们出了门。
4
天气突然变坏了。雨季到了，天气变冷，妈妈不让我出去捡破烂了。虽然她再没有给我买过油煎披萨饼，但有一回，她给我做了热那亚肉酱面，那天可把我高兴坏了。修女也不来胡同里了，大家对火车的事儿已经厌倦，也没人提了。
不出去捡破烂，我没东西拿给妈妈去换钱，日子不好过。我和托马西诺合伙做起了生意，还算不错。刚开始，托马西诺根本不愿意，他一方面觉得这买卖有些恶心，一方面怕被妈妈发现，可能要挨罚，没准要被送上火车。但我跟他说：“连‘大铁头’都能用垃圾堆里的破烂挣钱，为什么我们不行？我们是傻瓜不成？”就这样，我们的“耗子生意”开始了。我们各自分工：我负责抓耗子，托马西诺负责上颜料。我们在市场上支起一个小摊，那里有人卖鹦鹉和金翅雀。我们把耗子涂成了仓鼠的颜色，当成仓鼠卖。我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呢？之前有个美国军官，他养了好多仓鼠，卖给贵妇人赚钱，但那些贵妇人现在没那么有钱了。她们会用仓鼠毛做围脖，既节约，又好看。我的点子就是从这儿来的。我把抓来的耗子剪去尾巴，拿给托马西诺。然后，他用鞋漆把耗子全身上下都涂成白色或栗色，结果，我们的耗子看起来和那个美国军官卖的仓鼠一模一样。起先生意挺好的，我们有一些固定客户，要不是坏天气捣鬼，下了场雨，我和托马西诺可能已经成了有钱人了。“亚美利！”那天早上托马西诺跟我说，“要是我们找到了钱，你就不用去共产党那儿了！”“有什么关系呢，”我回答说，“就当是出去旅游嘛。”“对啊，穷鬼的旅游。你知道，我妈妈明年夏天带我去哪儿吗？她要带我去伊斯基亚岛……”这时，天色阴沉，雨哗啦啦地落了下来，都没见过那么大的雨。我说：“托马西诺，下次你还要扯这么大一个谎，一定先准备好伞。”
我们跑到屋檐下躲雨，但小摊和耗子都被淋湿了。我们没来得及跑过去收拾，鞋漆就掉色了，“仓鼠”也都变回了耗子。那些站在笼子旁边的贵妇人尖叫起来：“啊！真恶心，有病菌！”
那些夫人的丈夫围了过来，要打我们，我们无路可逃。但幸运的是，“大铁头”来了，他揪住我俩的衣领，命令说：“赶紧把那些恶心玩意儿弄走。我一会儿再跟你们算账。”
我原本以为他要好好收拾我一顿，但他对耗子的事儿只字不提。后来有一天，“大铁头”来我家和妈妈干活了，进门前，他招呼我过去讲两句话。他吸了口烟，对我说：“你们的想法挺不错的，但你们应该在有顶棚的地方卖。”他大笑起来，从嘴里冒出来的烟圈都飘散在空中。“你要是想做生意，就应该跟我上市场去，我可以教你……”说完，他的手放在了我脸颊上，我搞不清楚他是拍了一下，还是抚摸了一下，然后他就走了。
我确实想过到“大铁头”那儿去，纯粹是为了学怎么做买卖。但过了几天，警察把“大铁头”带走了。我想，也许是那几包咖啡惹的祸。好在胡同里的人都不谈论“耗子生意”了，他们全在议论“大铁头”被捕这件事儿。现在我倒要看看他还会不会说：他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男人！
妈妈得知“大铁头”被抓以后，把床底下所有东西都藏了起来。好几天，只要听见门外有声响，她就用手捂着脸，好像要让自己消失一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压根就没人来我们家搜查，大家也就把这件事忘了。胡同里的人总是七嘴八舌，但讲过的话，很快就忘了。可妈妈不一样，她话虽然很少，但从来什么都不会忘。
一天清早，太阳还没出来呢，窗外灰蒙蒙的一片，妈妈就把我从床上喊了起来。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只是看她穿上了一身好衣服，对着镜子梳头。她让我穿上了一身不太旧的衣服，对我说：“我们走吧，不然要迟到了。”我马上就明白了。
我们出发了，妈妈走在前面，我紧紧跟在后面，这时下起了雨。我在泥水里踏来踏去，边走边玩，妈妈照着我后脑勺拍了一巴掌，可鞋子已经打湿了，路还很长。我四处张望着，玩起了给鞋子打分的游戏，我数了几分，但我不太开心，我也想用手捂住脸，让自己消失一会儿。我看见有很多妈妈都领着孩子走在路上，有些小朋友的爸爸也跟来了，但一脸不乐意的样子。其中一个爸爸，在纸上写满了注意事项，比如他儿子要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每周要大号几次，另外他儿子晚上会尿床，所以得在床单下垫块油布。那个爸爸拿着那个单子，想把上面的注意事项全念一遍，儿子简直要羞死了。等念完了，那个爸爸把纸对折了两回，塞进了儿子的衬衣口袋里。不过，他又琢磨了一阵子，又把那张纸拿出来，在上面添了几句感谢的话，感谢招待他儿子的新家庭。他还说，感谢上帝，他们其实没必要送孩子走，但孩子坚持要去北方，他们决定满足孩子的愿望。
那些妈妈倒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她们有的牵了两三个孩子，有的甚至牵了四个。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我没来得及认识我哥路易吉，也没来得及认识我父亲，我生得太晚了，什么都没赶上。但这样也好，爸爸就不会觉得送我上火车是一件羞耻的事儿。
我们来到一栋很长很长的楼房前，妈妈说，这是贫民收容所。“怎么会呢？他们不是说要带我去北方过好日子吗？为什么要到收容所来呀？在这儿我会过得更糟的！难道留在胡同里不好吗？”我问。妈妈回答说，在去北方之前，要到这儿来检查孩子是不是健康，有没有生病了，有没有传染病……
妈妈又说：“他们会给你穿上厚衣服、外套和鞋子，北方可不像我们这儿，那里已经是冬天了！”
“是崭新的鞋子吗？”我问。“要么就是全新的，要么就是别人穿过的，但完好无缺的鞋子。”妈妈说。“两分！”我大喊一声。那一刻，我忘记了自己就要离开，在妈妈身边蹦蹦跳跳，乐了起来。
长长的楼房外面，已经有好多人了。小孩子紧紧挨着妈妈，什么年龄段的都有：包括很小很小的孩子，和我一般大小的，还有稍微大一点儿的，而我属于不大不小的。楼房的大门口站了一位女士，但不是玛达莱娜，也不是送我们大米的阔太太。她说，我们得排好队，这样才能核对信息，在衣服上缝个编号，方便区分，不然等回来时就搞乱了，妈妈就再也找不到我们了。我只有我妈妈，我才不想被别人替换，我紧紧拉住了妈妈的挎包。我说，那些新鞋子说到底也没什么用，不如我们回家吧。妈妈假装没听见，她可能根本就没在听我讲话。我心里难过得不得了，我想，也许我应该继续装傻学哑巴，这样我就不用离开了。
我把头偏向一边，不想让妈妈看见我哭了，但眼前的情景差点让我笑出来。我看到了托马西诺，他在我身后两排的位置。“托马西！”我大声喊他，“你在等去伊斯基亚的火车吗？”他慌得要命，脸色苍白地望着我。他妈妈也需要人救济了！帕乔琪亚跟我说过，阿尔米达太太一开始很有钱，她先住在勒缇费洛大道，家里还有佣人。她给城里的阔太太做衣服，后来有了点儿名气。她丈夫乔亚奇诺·萨博里托先生几乎就要买上汽车了。但老桑德拉说，说实话，阿尔米达太太是靠给法西斯当哈巴狗才发的家。法西斯垮台以后，一切变回了原样，她重新做上了布匹买卖。而她那个曾小有脸面的丈夫，被警察抓去问话了。每个人都在等着她丈夫被判决：判刑，蹲监狱。但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老桑德拉说，那算得上大赦了。那就像有一回妈妈发现我把汤碗打碎了，那是过世的外婆菲罗美娜留给她的（愿外婆安息，保佑我们）。妈妈对我说：“马上从眼前消失，不然看我不打死你。”我溜到老桑德拉家里，两天都没敢出来见她。后来，阿尔米达太太的法西斯丈夫被放回来，但谁都不和他讲话了。现在他们住我家旁边的一个胡同里，在一栋楼的底层做布匹生意呢。
阿尔米达太太还在勒缇费洛大道做裁缝时，托马西诺总有新鞋穿（一颗星）。不过，等他妈妈搬回胡同，继续做布匹买卖以后，他就总穿着以前的鞋子，到如今，那些鞋子已经有些破旧了（一分）。
我看见托马西诺排在我们后面，妈妈捏了捏我的手，提醒我别忘了先前说的话。我紧紧拉着妈妈的手，转头冲托马西诺挤了挤眼睛。实际上我在捡破烂时，托马西诺有时候也跟我在一起。阿尔米达太太不太高兴，她说，她儿子不能和更落魄的人一起玩儿，要和有钱人玩儿。我妈妈听到这话以后，让我保证再也不和托马西诺玩儿了，因为他是暴发户的儿子，后来落魄了，加上老桑德拉说的，他们还是法西斯。我向妈妈做了保证，托马西诺也向他妈妈保证，我们不再见面。但每天下午我们还是会碰头，只不过是偷偷见面。
别的小孩也陆陆续续来了：有走路来的，有的是坐公共汽车来的，那是电车公司专门提供的，旁边一位太太是这么说的。有的甚至是坐军队的吉普车来的，车上挂着花花绿绿的横幅，坐的却不是士兵，而是好多小朋友。他们都在挥手，让我觉得仿佛看见民歌节的庆典马车。我问妈妈，我能不能也到吉普车上去坐坐。她说，我得好好跟在她后面，免得走丢了，要是我真想走丢的话，最好在他们给我的衣服缝上编号之后走丢。人越来越多了，门口的姑娘叫我们排好队，但队伍像小贩手里的大鳗鱼，扭来扭去的。
人群闹哄哄的，有个金发女孩子，刚才一直跟妈妈吵吵闹闹，嚷着要上火车，现在却改了主意，哭着不想走了。还有个男孩子是陪弟弟来的，戴着一顶褐色的帽子，比我稍微大一点儿。他边哭边说，弟弟去玩儿了，自己却被丢在这儿，太不公平了。妈妈噼里啪啦一阵打，但都无济于事：那些孩子还是号哭不停，妈妈丝毫没有办法。最后一位年轻女士过来，她把金发女孩的名字划掉了，添上了戴着褐色帽子的男孩的名字，大家都满意。那个妈妈拉着女儿往回走，说：“回去再跟你算账。”
这时，我听见了熟悉的声音：好些女人一窝蜂过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帕乔琪亚。她张开手臂，声嘶力竭地喊话，帕乔琪亚把国王翁贝尔托像用别针挂在胸口。我记得第一次看见这个画像是在她家里。我问她：“这个留胡子的帅小伙儿是谁呀？你的未婚夫吗？”她一听，气得差点儿踹我几脚，好像我冒犯了她的未婚夫。不过，她未婚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牺牲了，愿他安息。帕乔琪亚从来没有背叛过她的未婚夫，连想也没有想过。她在胸前画了三个十字，把指头放在嘴唇上，把吻抛向了空中。她说，这个留胡子的年轻小伙儿是最后一任国王翁贝尔托，实际上，当上国王之前，他的国王生涯就已经结束了。因为有些人想要实行共和，他们不择手段，在选举时作弊了，他才没有当成国王。帕乔琪亚还说，她拥护君主制，但共产党把一切都颠倒了，现在什么都一团糟，没有规矩。她觉得我父亲也是“该死的赤党”，所以才逃到了美国！我想，可能确实如此，我妈妈的头发是黑的，但我的头发是红色的，应该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我也是“赤党”。从那以后，每次有人想嘲弄我，叫我“小赤佬”，我再也不生气了。
帕乔琪亚胸前挂着画像，后面跟着一群没有带孩子的妇女。她们对着那些带了孩子的妈妈喊话。“不要卖掉自己的孩子！”帕乔琪亚大声喊道，“你们听到的都是空话，实际上，孩子们会被运到西伯利亚，只要他们没被冻死，就得做苦力。”
年龄最小的孩子哭了起来，他们闹着，不想去了，大一点儿的，干脆闹着要马上离开。场面像极了圣杰纳罗的节日庆典，只不过没有圣迹剧罢了[6]。帕乔琪亚不停拍打自己的胸脯，但我觉得，她像在扇胸口那个小胡子国王的耳光。如果老桑德拉在这儿，肯定和她针锋相对，和她吵起来了，可惜老桑德拉没有来。帕乔琪亚继续喊道：“别让孩子离开，否则他们再也回不来了！难道你们没听说，那些法西斯在铁路上埋了很多******，要把火车炸掉？拉紧他们吧，抱紧你们的孩子，像大轰炸那会儿一样，保护你们的孩子！能保护他们的只有你们，还有掌控命运的天主。”
我记得大轰炸，我记得警报声和人们的叫喊声。妈妈把我抱在怀里，不停地跑，到了避难所，她一直紧紧抱着我。大轰炸的时候，我幸福得不得了。
那些妈妈领着孩子，排成一队，但帕乔琪亚带着那帮没孩子的女人，从队伍中间穿了过去，把队冲散了。这时，从那栋很长的楼房里出来了几个女士，她们来安抚大家的情绪。“大家别走，不要剥夺孩子们的机会。想想吧，冬天就要来了，寒冷、沙眼病，还有潮湿的房子……”她们走到大家身旁，给每个小朋友发了一个用锡纸包好的薄片。“我们也是妈妈，也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会在温暖的地方度过一整个冬天，他们有吃的，有人照顾。博洛尼亚、摩德纳和里米尼的那些家庭已经在等他们了，会把他们领回家去。他们回来时会更漂亮，更健壮。他们一日三餐，会有早餐、午餐和晚餐。”一个女士走到我跟前，也给了我一块。我剥开看了看，发现里面是块薄薄的、深褐色的东西。那女士跟我说：“小帅哥，快吃吧，这是巧克力！”我做出很懂事的样子说：“嗯，嗯，我听说过……”
“安东妮耶塔太太，连您也要把孩子卖掉吗？”帕乔琪亚这时正好对我们说。她把手搭在画像上，那张小胡子的画像已经皱巴巴的了，可能因为她拍打得太久了吧。“您这样做，真让我不敢相信！您完全没必要……也许是因为‘大铁头’被带走了？只要您开口，我也会请您喝一杯咖啡啊！”
妈妈脸色一沉，看了看我，想搞明白是不是我把咖啡的事儿传出去的。“帕乔琪亚太太，”妈妈回答说，“我一辈子都没求过任何人，别人给了我什么，我总会还回去的。无以回报时，我是坚决不会拿别人东西的。我丈夫出门闯荡，去淘金了，他会回来的……这些您都知道，我没必要说什么。”
“淘什么金啊，安东妮耶塔太太，算了吧……没有尊严了！”
帕乔琪亚说出“尊严”这两个字时，为了避免看到她的褐色牙龈，还有从缺了牙的洞口喷出来的口水，我把眼睛闭了起来。妈妈没答话，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赶紧睁开了眼睛。要是有人取笑妈妈，她才会沉默，这是她最不擅长应付的事儿。我掰下最后一块儿巧克力，把锡纸搓成小球，放进了兜里。前天，我在勒缇费洛大道捡到了一个小锡兵，这锡纸可以当他的炮弹。我替妈妈答话了，我说：“帕乔太太，无论他在哪儿，我毕竟有个父亲。但您的孩子在哪儿？”
帕乔琪亚把手按在胸口上，抚摸了一下胸口的画像。那个可怜的小胡子青年，现在已经皱巴巴的了。
“没有，是不是？您只剩下国王翁贝尔托的画像了吧？”
帕乔琪亚气坏了，褐色牙龈都在抖。
“太遗憾了！不然最后一块儿巧克力，我还想送给您的孩子呢。”
说完，我把巧克力扔进了嘴里。
5
“女士们，女士们！请听我说：我是玛达莱娜·克里斯库洛，住在圣露琪亚区的帕洛内托大街，我参加过‘那不勒斯四日’抗德战争。”
听到声音，大家都安静了下来，是玛达莱娜，她站在卖水果的小推车上，对着一个铁漏斗一样的东西喊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大。
“把德国人撵跑时，我们女人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们很多女性：母亲、女儿、妻子，无论老少都来到街上加入战斗。你们参加了，我也参加了。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另一场战斗，我们面对的是最危险的敌人：饥饿和贫穷。如果你们奋起抗争，你们的孩子将会赢得胜利！”
那些妈妈都看了看自己的孩子。
“等孩子们回来，他们会长得更健壮，更漂亮，而你们也可以从辛苦的生活中缓一缓。当你们再次拥抱时，你们也会更健硕，更漂亮。我玛达莱娜·克里斯库洛以我的名誉担保，我一定会把孩子们带回来，还给你们。”
那些妈妈沉默了，孩子也都不说话了。
玛达莱娜从小推车上下来了，走到人群中间，所有小孩都拉着妈妈的衣服。她对着“铁漏斗”唱起了歌，她声音很好听，像音乐学院里飘出来的声音。以前我常常坐在音乐学院外面，等卡罗丽娜抱着小提琴出来。
“尽管我们是女人，但我们毫无畏惧，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出于对孩子的爱，尽管我们都是女人，但我们毫不畏惧，出于对孩子的爱，我们团结一致……”[7]
其他女士也跟着玛达莱娜唱了起来。那些孩子的妈妈起先都张着嘴，接着她们中有几个鼓足了勇气，也唱了起来，渐渐地，所有人都跟着唱了起来。这时候，帕乔琪亚率领的那帮女人，她们唱起了对国王的赞歌：“国王万岁！国王万岁！国王万岁！欢乐的号角已经奏响。国王万岁！国王万岁！国王万岁！号角奏响，歌声嘹亮……”[8]她们人又少，唱得还有些走调。其他人的歌声越来越洪亮，越来越大声，到最后只听得见妈妈和孩子的歌声了。这是我头一回听到妈妈唱歌。帕乔琪亚不唱了，她闭着嘴，把牙龈藏了起来，她走在前面，把那帮人带走了。她从我旁边经过时说：“饥饿战胜了恐惧……”不过后面的话我就没听见了，因为她已经走远了。
玛达莱娜对着“铁漏斗”大喊，叫孩子们和妈妈说再见，走到那栋长长的楼房里去。她说，我们得先洗澡，再做体检。她还说，要是孩子们表现得好，就有巧克力吃呢。我拉紧了妈妈的手，转头看了看她。我看到她眼睛的颜色有些奇怪，和以前来巷子里找食物的德国大兵制服颜色很像。我张开双臂抱紧了妈妈，用尽全力把脸贴在她的肚子上。以前我和卡罗丽娜偷偷溜进剧院，去看音乐会彩排，我见过乐队指挥会这样张开双臂。我学着他的动作，抱着我妈妈。我的举动让她有些惊异，我妈妈不习惯拥抱，她把手放在我的头发上，轻轻摸了一遍。妈妈的手有肥皂在水里化开的味道，不过持续时间太短了。
有个姑娘走到我身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亚美利哥·斯佩兰萨，和妈妈安东妮耶塔一样，都姓斯佩兰萨。那姑娘掏出别针，在我的衬衣上别了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编号。然后她又给妈妈拿了一张相同的小卡片，妈妈接过来，塞到了怀里。妈妈总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那儿，比如零钱、手帕和驱魔的圣安东尼奥小画像。那块手帕是我外婆绣的，但她已经去世了，愿她安息！那里放的都是对她来说最珍贵的东西，现在又多了一张我的小卡片。等我离开以后，妈妈肯定会把卡片保存得好好的。
大家都拿到小卡片了。玛达莱娜举着那个“铁漏斗”，一会儿冲这边喊，一会儿冲那边喊，想让所有人都能听清楚她的话：“女士们，女士们，先别走，再等等。排好队，让孩子站在前面，我们来拍张照吧。”
听到玛达莱娜的话，大家都很兴奋，把队形都打乱了，那可是费了很大劲儿才排好的。我看见有个妈妈在整理头发，有个太太在捏捏自己的脸蛋，好看起来更红润一些，还有些太太抿抿嘴，看起来像涂了口红，就像勒缇费洛大道橱窗里那些照片上的女人。我妈妈舔了舔自己的手，帮我理了理头发。她给我剃成光头以后，我的头发就长得有些乱，头上有很多发旋。这时玛达莱娜拿着一个牌子走了过来。“亚美利，上面写的什么？”妈妈问我。我看了看，有些字母我倒是认识，有些不认识。它们挤在一块儿，我就糊涂了，我还是更喜欢数字。我妈妈说：“那我把你送到学校去做什么，去暖板凳的吗？”
幸好这时玛达莱娜举起“铁漏斗”，把牌子上的字念了一遍。原来上面写的是：我们是南方孩子，北方人会帮助我们，这就是团结。我正想问“团结”是什么意思，一个小伙子过来了，他穿着一身灰扑扑的旧西装，让我们摆好姿势，要照相了。我妈妈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我转过头看了她一眼，她刚好挤出一个笑容，可她想了想，又收回了笑容，露出一贯的表情来。恰好这个时候，摄影师按下了快门。
我们总算进了那栋长长的楼房里。所有小孩，包括那些平时很霸道的孩子，没了妈妈在身边，都显得更小了。有几个姑娘让我们排成三列，站在过道里等着。过道里黑黢黢的，托马西诺怕得要命，腿都在抖。比仓鼠淋了雨，变回耗子那回还抖得厉害。我挤到他身边站着，给他打气，和我们站在一块儿的还有个女孩子，短头发，瘦巴巴的，她叫玛丽。她住在皮佐法尔科内街，爸爸是鞋匠。之前，妈妈看我对鞋子很痴迷，就把我带到她爸爸那里去，问我可不可以在店里做学徒，好让我学门手艺。从那会儿起，我们就认识了。不过，当时鞋匠看都没看我们一眼，他伸手往柜台后面指了指。我看见有四个不同年龄的男孩在那儿，他们手里拿着鞋子、钉子和胶水。我听说，玛丽的妈妈去了另一个世界，愿她安息。玛丽是他们家唯一的女儿，他爸爸想等她稍微长大了一点儿，就让她操持家务了，照顾几个兄弟。她爸爸让四个儿子当学徒学手艺，我就被排除在外了。
老桑德拉跟我说，玛达莱娜去找过玛丽的爸爸，跟他谈了去北方火车的事儿，但玛丽的爸爸只想把她送走，其他几个男孩子都得在店里帮忙。玛丽的爸爸还说，玛丽连面条都不会热，现在留在家里也没什么用。
玛丽站在队伍里，她脸色苍白，神思恍惚。“我不走！我不走！”她边哭边喊，“他们要砍掉我的手，把我丢到烤箱里！”
还有一些小朋友迫不及待地想出发。“我有沙眼，我有沙眼。”有几个喊了起来，就好像有这种病是一种优势。接着，其他小朋友也跟着嚷嚷：“沙眼，我们有沙眼。”他们肯定觉得，要是没有沙眼，就上不了火车。
我、托马西诺还有玛丽，我们仨靠在一块儿坐着。玛丽总闻来闻去，但实际上，不管是烤肉的味道，还是烧焦的糊味，压根儿就闻不到，也看不到一丁点儿烟。所以说，他们还不会把我们丢到烤箱里，至少现在不会。几个姑娘来来回回，她们跟一个小伙子讲话。那个小伙子个头高高的，手里拿了一本花名册，时不时用铅笔在上面写些什么。玛达莱娜叫他“毛里奇奥同志”，而他称对方为“玛达莱娜同志”，他俩可真像一起上学的同学。毛里奇奥同志在队伍旁边走来走去，他听大家说话，回答每个人的问题。等他走到我们跟前时，他盯着我们看，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呢？”
我们都没答话，都有点儿不好意思。“喂，我在跟你们说话呢，你们没有舌头吗？还是给他们剪掉啦？”“现在还没剪掉。”托马西诺吓得要死，他说。“为什么要剪掉我们的舌头呀？”玛丽问，“原来帕乔琪亚说得对！”
毛里奇奥同志大笑了起来，摸了摸我们的头说：“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
我们仨互相瞟了一眼，把舌头伸了出来。“在我看来，可能要给你们剪短一点哦，舌头太长了……”
玛丽哧溜一下把舌头缩了回去，双手交叉，挡在了嘴巴前面。“不过呢，我们有规定的，是不能……”毛里奇奥同志翻了翻手上的本子，“你们瞧？这上面写着呢，识字了吗？还没有啊？那太遗憾了，要是你们识字的话，就可以自己读了。儿童救助委员会第一百零三条：禁止剪掉小朋友的舌头……”说完他又笑了。他把本子转过来给我们看，其实那一页什么都没写。“毛里奇奥同志喜欢开玩笑！”托马西诺说，他现在没那么害怕了。
“没错！”毛里奇奥同志说，“还有件事儿，我也很喜欢……你们别动，给我五分钟……”
他拿着铅笔在白纸上画了起来。他一会儿看看我们，一会儿在纸上画几笔。有时候，他也停下来好好打量我们一番，接着又继续画。等画完了，他把纸撕了下来，拿给我们看。我们目瞪口呆：白纸上画着我们的脸，简直一模一样。毛里奇奥同志把那幅画交给了托马西诺，托马西诺把它揣到裤兜里了。
有两个姑娘从走廊尽头过来了，她们穿着围裙，戴着手套，叫我们把衣服脱了。我们仨一听，哭了起来。托马西诺怕他那双破了洞的旧鞋子被偷走，那可是他好不容易才弄到的。玛丽是因为不好意思，她不愿意在大家面前把衣服脱光。而我呢，是因为只有一只袜子是好的，另外一只打满了补丁，我也不好意思让人看到。我走到一个姑娘跟前说，我不想脱衣服，我觉得好冷。我还说，我的两个朋友也觉得冷。
这时玛达莱娜也来了。“那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呀？”她说，“这个游戏你们肯定没玩儿过。要玩儿这个游戏的话，就得先把衣服脱掉。做完了游戏，我们会发新衣服，又漂亮又暖和。”“有新鞋子吗？”我问。“每个人都有新鞋子！”玛达莱娜把头发拨到了耳根后面，说道。我们慢慢把衣服脱了，跟着玛达莱娜走到一个房间里，天花板上装了好多管子，都在洒水。就好像下雨了一样，不过水是热的。我站在管子下面，让水落在我身上，我怕自己被淹死，赶紧闭上了眼睛。玛达莱娜凑过来，用海绵往我身上抹了好多泡泡，香香的。她给我洗了头，洗了胳膊，洗了腿和脚丫子。香皂在身上滑来滑去，好像有人在抚摸我。妈妈从来都不抚摸我。我睁开眼睛，看见托马西诺就在我旁边，他在向我滋水，玛丽站在一摊脏水上，直跺脚。
玛达莱娜给他俩也抹了香皂，用水冲得干干净净的。洗完澡以后，玛达莱娜又拿来白色的粗布浴巾，把我们裹了起来。她叫我们和其他洗干净的小朋友一起坐在椅子上等着。不一会儿，又来了个女共产党员，她提着篮子，里面全是面包。她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面包，然后说，医生要来看我们了，这是他送来的。我从来没看过医生，当然我也不想看，不过我还是把面包吃了。我闭上眼睛，吸了一口气，浓浓的香皂味钻进了鼻子。
6
加里波第火车站都快成一片废墟了，好多火车在大轰炸时被毁掉了。它们像我以前在阅兵仪式上见过的士兵，手里举着旗子，拖着残缺不全的身体，有的缺了胳膊，有的缺了脚，还有的缺了眼睛。我觉得这些被毁坏的火车像是退伍军人，它们伤痕累累，但依然活着。
不过，也有没被炸掉的完整火车，都特别长，从车头望过去，根本看不到尾巴。玛达莱娜说，出发前妈妈会来向我们告别。我想，她们要是见到我们，应该会认不出来了吧。不过，还好我们胸口上别了编号，不然她们准把我们当成北方的孩子，到火车出发时，也不会跟我们说“愿圣母保佑你”。
每个男孩子都剪了头发，换上了长裤和厚厚的袜子，他们还穿了秋衣、衬衫和外套。但我的头发保留原样，因为不久前我还顶着大光头呢。女孩子都扎了辫子，上面有红红绿绿的蝴蝶结，有的穿着连衣裙，有的穿了长裙，上面都套了一件外套。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鞋子。不过，给我发鞋子时，合适的鞋码没有了。他们给我找了一双小一号的鞋子，全新的鞋子，是棕色的，擦得锃亮，还有鞋带。“怎么样？穿着舒服吗？”我试了试，感觉前后都有点儿紧。“舒服！可舒服了！”我赶紧说，生怕他们把鞋子收走了，于是我有一双新鞋子了。
我们在站台上排好队伍，听大人不停叮嘱说：不准把衣服弄脏，不准吵吵闹闹，不准把窗户打开，不准乱跑，不准躲起来，不准偷拿车上的东西，更不准和别人换鞋子和裤子，也不准把辫子解开。虽然才吃了面包，但我们又饿了，他们给每个人又发了两小块奶酪，不过，没有巧克力吃了。大家从没见过真火车，都很好奇。我吹嘘说，我父亲去美国时，坐的就是火车。要是他再等等，等到我出生了，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了。玛丽回答说，没人坐火车去美国，都是坐轮船去的。我反问她：“你知道什么吗？你父亲去过美国吗？”她说：“笨蛋，所有人都知道，美国在海的另一边。”玛丽比我大，她说她以前学习很好，但不幸她妈妈撇下了她，也丢下几个兄弟和鞋匠父亲，现在她也不能上学了。如果老桑德拉在就好了，我可以问问她，美国是不是在海的另一边。可惜她不在，妈妈也不在。不过妈妈有很多事也不知道，这不是她的强项。这时候，我看见了那个金发小伙子，就是先前在梅迪娜大街的办公楼里和几个同伴吵吵嚷嚷的小伙子。他在帮玛达莱娜清点人数，我感觉，他和玛达莱娜站在一块儿，看起来没那么难过了。他已经被“南方问题”困扰了好久，说不准玛达莱娜帮他解决了。
火车远远开来了，和我在勒缇费洛大道的玩具店里见到的那个小火车一模一样。慢慢地，火车近了，变得越来越大，成了庞然大物。托马西诺非常害怕，躲到我后面去了，他没发现我也很害怕。几个姑娘一边核对我们外套上的号码，一边照着花名册念名字。“亚美利哥·斯佩兰萨”——一个姑娘念了我的名字，总算到我了。车厢和站台之间有三个铁质的小台阶，我上了火车。车厢里潮潮的，好像很久没有透气了，和帕乔琪亚的破地下室一样。从外面看，火车看起来很大，没想到里面很窄小，一点儿也不舒适。像连在一起的杂物间，有一个铁门把手可以打开一个个小房间。现在我已经在火车上了，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即便我想回去，也回不去了。我想妈妈了，也许她已经回家去了，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难过。托马西诺和玛丽跟在我后面，也上了火车。看他们的表情，肯定也在嘀咕：我们就这么走了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走。那几个姑娘还在念花名册，车厢里渐渐挤满了小孩。我们站起来，又坐下去，前前后后来回跑。有人闹着说饿了，有人又说渴了。这时，原本要剪我们的舌头，但后来为我们画了像的毛里奇奥同志走进车厢说：“安静点儿，安静点儿，都坐下，要坐很长时间火车呢。”可我们还是想怎样就怎样。后来他收起笑容。我想他准是觉得烦了，现在他要把所有东西都要回去，包括火车、鞋子和外套，我们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一切。帕乔琪亚说得对，我们什么都不配。座位都是木头的，我坐在那儿，脸贴着车厢脏兮兮的隔板。我闻到火车久不通风的霉味儿，还有木头座位的潮味，火车上的玻璃脏脏的，我想妈妈了，眼睛有点发酸。
突然托马西诺和玛丽喊我：“亚美利哥，亚美利！快来，快来，快看看！”
我站起来，看见其他小孩都把手伸到了窗户外面，去拉妈妈的手。我走到窗户边，想找个缝儿钻过去，托马西诺挪了挪身子，我也能看见我妈妈了。她站在人群里，个头显得更小了。尽管火车还没有开动，但妈妈看起来很远。老桑德拉站在妈妈身边，她也来送我了，尽管她今早得去参加一个亲戚的第三十天日安魂弥撒。
妈妈从窗户递给我一个小苹果，圆圆的、红彤彤的，是个皇冠苹果，我把它塞进了兜里。我想，这个苹果可真漂亮，我才舍不得吃呢。它像颗红心，跟我在圣赛维罗礼拜堂见到的一样。老桑德拉跟我说过，在这个礼拜堂里放着死人，有骨头，也有血有肉，连心脏都看得见。有一回，我和托马西诺偷偷地溜了进去看。他原本是不想来的，怕被“死人”抓走。但帕乔琪亚总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死人，应该害怕活人。于是我和托马西诺点了根蜡烛，走进了黑洞洞的礼拜堂。我们刚进去就看见好多雕像，它们好像有血有肉，根本不像石头做的。我还看见一个耶稣像，他身上盖着床单正在睡觉，仿佛随时都会醒过来，床单也是石刻的，但很逼真。走在这些雕像中间，我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儿了。最后，我看见了那两具人骨架，它们站在那儿，就好像刚从肉里挖出来一样，脑瓜光秃秃的，还在笑，但没牙齿。它们的骨头上面缠着错综复杂的血管，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黑色的。胸口正中央就是心脏，圆圆的、红彤彤的，像枚皇冠苹果。蜡烛从我手里滑落，四周陷入了黑暗，我们大喊“救命”，在礼拜堂里乱摸索，可根本没人回应我们。不知道怎么地，最后托马西诺找到了出口。托马西诺说得对：活人令人害怕，但死人也不是开玩笑的。当我们跑出来时，街上已经黑咕隆咚一片了，不过跟教堂里的黑暗比，那根本不算什么。从那以后，我时不时还会梦见圣赛维罗礼拜堂里的那两个骨架。
我看着窗外的妈妈，她整个人都缩在披肩里，也不说话，沉默是她擅长的。这时火车嘶叫起来，简直比长下巴老师尖叫声还要大，那是因为有一回，我们给老师的课本下藏了一只大蟑螂的尸体，她看到后大叫起来了。听到火车叫了，所有妈妈开始前后挥舞双臂了，我以为她们在给我们告别，但我想错了。
火车上的小朋友，包括托马西诺和玛丽，都把外套脱了，从窗户扔了出去，扔给了自己的妈妈。我问他们：“你们做什么呀？到了北方，我们会冻死的。”
托马西诺回答说：“这是早就说好了。离开的孩子要把外套脱下来，留给哥哥或弟弟。北方虽然很冷，但这里也暖和不到哪里去。”
“那我们怎么办？”我又问。
“那些共产党还会给我们一套衣服，他们有的是钱，买得起的。”玛丽回答说。她刚把外套扔了下去，她的鞋匠父亲就把外套给最小的弟弟穿上。
我不知道怎么办，要是我哥哥路易吉还活着，兴许会用得上，但他已经不在了。我想，妈妈也许可以把衣服改一改，做成一个厚实的外套自己穿。于是我也脱下外套，扔了出去，但苹果我留下了。妈妈接住半空中的外套，看了看我，我觉得她在微笑。
我听见几个姑娘在隔壁车厢的喊声。我探头去看，想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原来，站长来了，他前前后后地跑，手足无措。他不知道是应该暂缓出发，先把外套拿回来，还是让我们这些小鬼下车……毛里奇奥同志走过去跟他讲话，最后，他们决定加一节有火炉的车厢，好把火车里的温度升起来。
就这样，在几个年轻女士的叫喊声中，那些孩子的妈妈夹着外套溜掉了。我们在火车上大笑，站长举起了信号牌，火车终于开动了。起先，火车只是慢慢地往前爬，后来越跑越快。妈妈手臂交叉，抱着我的外套，像大轰炸那会儿她抱着我的样子。她在站台一角，变得越来越远了。
7
“外套没有了，那怎么知道我们谁是谁啊？”玛丽担心地问。
“看脸啊，不行吗？”托马西诺回答说。
“那些党员知道你是谁，我是谁吗？在他们眼里，我们长得都一个样，就好比美国黑人在我们眼里一样。我们都是穷鬼，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一个黄头发小朋友插嘴说，他缺三颗门牙，“是他们叫妈妈把衣服拿走的，等我们到了苏联，就永远也回不去了。”
“我们会冻死的。”坐在旁边的一个很矮小的黑发男孩说话了。
玛丽盯着我，眼里包了泪珠，想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知道吗？苏联人把小孩当早饭吃。”黄头发男孩跟玛丽说。玛丽一听，吓得直发抖。
“那他们一定会把你送回来的。”我对玛丽说，“你瘦巴巴的，皮包骨，有什么好吃的……谁跟你说，我们就一定去苏联？我听说我们去的是意大利北方。”
玛丽这下放心多了，那个黄头发男孩说：“他们为了骗我们的妈妈，才说是去意大利北方的。实际上，他们要把我们运到西伯利亚，把我们扔到冰房子里，那儿还有冰床、冰桌子和冰沙发……”
玛丽的泪珠滚了下来，落在新连衣裙上。
“对呀。”我回答说，“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刨冰吃。你想要什么口味的，玛丽，柠檬味还是咖啡味？”
这时毛里奇奥同志走进了车厢，跟他一起的还有个高高瘦瘦、戴着眼镜的男人。小朋友都笑话他是“眼镜崽儿”“四眼”！“孩子们，安静点！”毛里奇奥同志朝我们大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能坐上火车，都要感谢这位先生？”
“这个人？是谁啊？”那个小个子黑发男孩问。
“我叫加埃塔诺·马奇亚罗利，我是做书的。”“四眼先生”操着一口纯正的意大利语说，他的嗓音很好听。我们像真被剪掉了舌头似的，安静下来了。“我和别的同志组织了这趟旅途，专门为了你们……”
“为什么呀？你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你们又不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个矮矮的黑头发男孩子说，只有他不害怕。
“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是父亲，也是母亲，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人。所以我们要把你们交到那些把你们当自己孩子、能照顾你们的人手里，这都是为你们好。”
“会给我们剃光头吗？”我小声问。
“四眼先生”没听见，他挥挥双手，跟我们作别：“旅途愉快，孩子们，表现好一点哦，玩得开心。”
那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出去了，谁也没吭声。
毛里奇奥同志坐在我们的中间，翻开了手上的花名册。“你们把衣服都‘送给’了你们的妈妈，可衣服上面有你们的名字。”他扫视了一圈，看着每个人的眼睛说，“现在，我们得拿着名单挨着车厢，重新确认你们的身份了。”于是，他开始问我们的名字了，问我们的父亲是谁，母亲又是谁。每个小孩回答了这些问题，就在衣袖上别张有数字的小卡片。到了那个缺几颗门牙的黄头发男孩，毛里奇奥同志问他叫什么，问了两三遍，他都不说话。他假装自己又聋又哑。毛里奇奥同志喊了好多不同的名字，想看他会不会转过身来：巴斯夸雷、朱塞佩、安东尼奥……但一个也不对。最后毛里奇奥同志有些恼火，到另一节车厢里去了。“为什么你要装聋作哑呢？”托马西诺问，“你看那个可怜人，都被你弄得失去耐心了。”黄头发男孩狡黠地笑了：“我又不是傻瓜，怎么会说出我的名字！”说完，他做了一个傻子的手势。
“那他们怎么知道你是谁啊？”玛丽问，“你就不怕不能回到妈妈身边吗？”
“我妈妈？”金发小朋友回答说，“是她教我的，我们的名字，我们有哪些亲戚，住哪里，都不能跟任何人讲，就算在轰炸时期也不能说。尤其不能告诉警察！”
那个黄头发男孩做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们没说话，他也闭嘴了，我觉得他也怕了，他怕别人因为自己耍滑头，等回来了，人们不知道把他还给谁。不一会儿，有个我之前没见过的姑娘进来了，她拿着花名册，坐下来继续问我们。到我了，她问我叫什么名字。“亚美利哥·斯佩兰萨。”“年龄呢？”“七岁了。”“父母？”“安东妮耶塔·斯佩兰萨。”“你父亲呢，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我不知道。”我尴尬地说。“也不知道你父亲是做什么吗？”她问。“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爸爸。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我妈妈说他去别的地方了，帕乔琪亚说他逃跑了……”“那我们写失踪了？”“可以空着吗？要是他回来了，再加上去……”我问。那个姑娘没答话，抬笔跳到了下一行。“下一个。”她说。
8
路还很长。刚出发那会儿，大家吵吵闹闹的，有的哭有的笑，现在都没了动静。我只能听见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闻到东西变旧发潮的味道，就像那个放着人骨架的礼拜堂。向窗外望去，我想起了妈妈大床上属于我的位置，床下是“大铁头”的咖啡。我还想起了过去的时光，不分晴天雨天，我整日在街上溜达，捡破烂。我想帕乔琪亚了，这会儿她应该在家躺下睡觉了吧，床头柜上还摆着小胡子国王的画像。我想老桑德拉了，我甚至闻到了她煎洋葱的味道。我想我曾经生活过的胡同，它比这个火车还要窄，还要短。我想我父亲了，可他已经去美国了。我想我哥哥路易吉了，他得了哮喘去了，留下我一个人。
我的脑袋时不时偏向一边，耷拉在肩膀上，眼睛闭上了，脑袋变得迷糊了。周围的小朋友几乎全睡着了。我望着窗外，月亮在田野上奔跑，仿佛在追着火车跑。我抱着膝盖，蜷缩在座位上。滚烫的眼泪从面颊滑落，流到了嘴里，咸咸的味道破坏了巧克力味道。托马西诺坐在我对面，睡得很香。他本来是个胆小鬼，连自己的影子都怕！那个什么也不怕、爬进下水道抓耗子的我，现在却希望火车立刻停下来，把我们全送回去。我只想听妈妈的声音，听她对我说：“亚美利，快来，回家了！”
在我快要睡着时，一阵刺耳的声音传来了，就好像有人用指甲在锅底刮来刮去，叫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火车忽然停了，大家都往前一倒，撞在了别人身上。我摔了一个狗啃屎；刚才睡得好好的玛丽哭了起来，她怕新的连衣裙给扯坏了。
“开车那家伙怎么拿到驾照的啊？”黄头发男孩抱怨说。
“怎么了？到了吗？”托马西诺迷迷糊糊地问。
“不可能到了。”那个矮小的黑发男孩说，“妈妈跟我讲过的，坐火车过了今晚，还得再过一天。”
灯熄了，火车陷入了黑暗。我听见有人在老远的车厢里哇哇大哭，可能挨打了吧？叫喊声过去之后，火车里静悄悄的，好长时间都没人说话。突然，不知道是谁，可能是那个黄头发男孩，也可能是别人。他趁着四周黑漆漆的，吓唬大家说：“看吧，现在他们要把我们从火车上扔出去了，把我们丢到乌七八黑的半路上。”
“我觉得只是火车坏了。”我说，好给自己和玛丽打气。但我心里想的是帕乔琪亚说的话，她说那些法西斯在铁路上埋了******，准备把我们炸飞。玛丽还是无法平静，她又哭了。这时，黑咕隆咚的车厢里传来了另一个声音说：“我们要么被冻死，要么被饿死。”
我赶紧捂住了耳朵，闭着眼睛等火车爆炸，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可能玛达莱娜处理了那些******，把所有的问题都摆平了。毕竟她是荣获了奖章的人：她拯救过萨尼塔区的大桥呢。黑暗里，我总觉得圣赛维罗礼拜堂的那两个骨架就站在我背后，他们纤细而冰冷的手指已经碰到了我的脖颈。我睁开眼睛，把手放了下来。这时车厢的门开了，所有人一动也不动，谁也不敢说话，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谁拉的警报器？”灯亮了，玛达莱娜站在那儿，表情很严肃，额头皱成一团。“火车可不是闹着玩的。”说完，她看了那个黄头发男孩一眼。那个男孩好像明白了什么，做出一副生气的表情。我觉得，他肯定有一点儿后悔了，后悔没把名字说出来，因为现在无论发生什么事，大家都会怪他。不过他活该。
“我们没拉！”托马西诺说，他帮那个缺了牙的男孩打圆场。“我们都在睡觉。”玛丽说。她看自己的连衣裙没有给扯坏，就不哭了。
“谁拉的自己心里有数。”玛达莱娜说，“管好你们的手，什么也别碰，不然明天把你们送到警察局里审问。”
“能让火车停下来的把手是哪个？红色那个吗？”黄头发男孩一脸狡黠。
“我又不是傻瓜，怎么会告诉你！”玛达莱娜回答说。黄头发男孩明白她的意思，一句话也不说了。“总之，从现在开始，我留在这儿守夜，这样火车就不会意外停下了！”
玛达莱娜坐在角落里，不一会儿，她的脸上又有了笑容。她发火从来不会持续很久，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大家才给她颁了奖吧。
9
除了我，大家都睡着了。我不喜欢安静。在胡同里，就算到了晚上也和中午一样：生活永远不会停息，哪怕战争来了，也是如此。我望着窗外，看见的只有废墟：翻倒的装甲车、炸毁的飞机舱，还有半塌的楼房，到处都是废墟碎片。我心里觉得很难过。有一回，妈妈给我唱了首催眠曲：“睡吧！睡吧！这个宝宝送给谁……”[9]结果，我吓得困意全没了。因为这首歌唱的是，会把宝宝交给黑人带一年，但是黑人又不想要了，又甩给了另一个人，再下一个，最后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下场。
火车偶尔也会停一停，让其他小朋友上来，他们吵吵闹闹的，又哭又笑，不过也只是一小会儿工夫。没多久，他们也安静了，只剩下火车哐当哐当的声音，也只感觉心里很难过。以前，每次我心里难过时，我都会去找老桑德拉。临走那会儿，我还把妈妈送的旧缝纫盒藏在她家的地砖下呢，里面全是我的宝贝。但帕乔琪亚说，老桑德拉把她的钱藏在那里，依我看，她是眼红。
托马西诺又睡着了，好像还做了个梦，每过五分钟，他就睁开眼睛踢上两脚，说一些谁都听不懂的话，然后闭上眼睛接着睡觉。他做梦了，但谁知道梦里有什么呢，也许是“森林大王”的水果摊、共产党的火炉，或者是耗子生意败露以后，回家挨了妈妈的打。总之，他能睡着可太好了，比起醒着面对噩梦，不如睡着做噩梦。老桑德拉说，如果你不瞌睡，那就没有必要睡了。我离开座位，出了车厢，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往其他车厢里看。大家头靠着头，安安静静地睡觉，像在家里一样。我想妈妈了，每天晚上，我都把冰冰的脚丫子放在她大腿上。她会说我：“干什么，让我给你当烤火炉吗？把你的臭脚拿开！”可妈妈还是会揣着我的脚丫子，用手捂热，连一根脚趾头也不漏掉。等我睡着了，我的脚丫子仍然在她手里。
我往回走，但没进车厢：过道里有一把小凳子，我搬过来，靠着窗户坐下了。外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没人知道我们在哪儿，离家多远了，还要多久才能到，我们甚至不知道最后会去哪儿。玻璃冷冰冰的、湿漉漉的，我的脸颊沾了水。也好，要是我哭了，也没人知道。这时玛达莱娜看见了我，她走过来摸了摸我，也许她也不瞌睡。
“为什么哭呀？”她问，“想妈妈了？”
我把泪水憋了回去，我喜欢她抚摸我。“没，没有，我才不会因为想妈妈哭呢，”我说，“是鞋子，鞋子太紧了。”
“都到晚上了，为什么不脱掉呢？会舒服一点的，还要坐很久火车呢。”
“谢谢您，我怕有人给我偷走了，不然我又得光着脚，或者穿别人穿剩下的鞋子。我再也不想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路了。”
10
从黑暗里射来一束光，刺得我眼睛生疼。火车钻出了隧道，圆圆的月亮把一切都笼罩在白光里。路、草木、山川和房屋都看得清清楚楚，天上还有一片片面包屑一样的东西飘下来。“是雪！”我喊出声来了，其实是想告诉自己。“是雪，是雪！”我的声音越来越大，但车厢里没人醒过来。连那个黄头发男孩也没醒，他还说我们要被带到冰房子里呢。我倒要看看，他看到苏联会有什么反应！我把头贴在玻璃上，看着一片片雪花慢慢落下，最后我也合上了眼睛。
“奶酪……鲜奶酪！”
玛丽大声嚷嚷，把我叫醒了。“亚美利哥！亚美利……快看，地上全是奶酪。路上、树上、山上全是呀！天上下奶酪了！”
夜晚过去，已经是早上了，阳光从窗户透了进来。
“玛丽，这哪儿是奶酪呀？这是雪。”
“雪？”
“水结成的块儿……”
“是货郎卖的那种吗？”
“差不多吧，但上面没有樱桃。”
我困得睁不开眼睛。火车里冷飕飕的，所有小朋友都张大了嘴巴，望着窗外白皑皑的一片，惊讶得说不出话。
“你们以前没见过雪吗？”玛达莱娜问。
玛丽摇摇头，她把雪认成了奶酪，有点儿不好意思。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谁也没说话，仿佛雪落下来，让我们安静下来了。
“太太！”那个缺了牙的黄头发男孩说，“等到了，他们会给我们吃的吗？我快饿死了，比在家还饿……”
玛达莱娜笑了，这是她回答问题的方法：先微笑，再讲话。“意大利北方的同志正在等我们呢。他们准备了欢迎仪式，拉了横幅，请来了乐队，准备了很多吃的喝的。”
“那我们到了，他们会很高兴吗？”我问。
“他们是被逼的吗？”玛丽问。
玛达莱娜说，没人逼他们，他们很欢迎我们去。
“可我们去了，就把他们的食物吃掉了，这样他们也乐意吗？”黄头发的男孩简直不敢相信，问，“为什么呢？”
“为了团结。”玛达莱娜说。
“就像尊严吗？”我学着帕乔琪亚的样子说这个词，但我不能像她那样把话从牙缝里挤出来。
玛达莱娜解释说，团结是对别人的爱，是维护别人的尊严。“如果我今天有两根萨拉米香肠，那我会分你一根；这样的话，明天你要是有两块奶酪，也会分我一块。”
这是好事情，但我转念又想，要是北方人现在有两根萨拉米香肠，分给了我一根，那明天我怎么才能还给他们一块奶酪呢？毕竟，昨天我才有了自己的鞋子。
“我以前尝过萨拉米香肠。”托马西诺沉浸在回忆中，说，“佛利亚街有个肉食店老板送给过我一根……”
“真是主动送给你的吗？”玛丽用胳膊肘撞了撞托马西诺，比画了一下，做出小偷的姿势来。
托马西诺笑了一声，我忙着把话题岔开，我可是知道内情的。不过，好在其他小朋友突然大喊大叫，玛达莱娜才没听见。我赶紧挤到窗边，也想去瞧一瞧，看白雪覆盖的沙滩后面有什么东西。刚开始，我简直没认出来，因为这儿的大海和我们那儿的太不一样了：柔顺、平静，还有点儿灰蒙蒙的，像猫毛。
“你们也没见过海吗？”玛达莱娜问，“那你们可得好好看看了！”
“妈妈跟我说，大海什么用处都没有，只会带来病毒，让人得气管炎。”
“真的吗，太太？”玛丽问，她总是有各种忧虑。
“你们可以在海水里玩儿。”玛达莱娜回答说，“游泳，扎猛子，可以尽情玩儿……”
“北方的共产党会让我们扎个猛子吗？”玛丽问。
“当然了！”玛达莱娜说，“现在可不成，现在太冷了，要看季节的。”
“我不会游泳。”托马西诺坦白说。
“怎么不会呢？”我嘲笑他说，“你还要去伊斯基亚岛度假呢，忘了吗？”他一听，把手叉在胸前，背过身去了。
“带我们去海边，肯定想把我们淹死。”黄头发男孩插话了。但我想，他说的话可能自己都不信，他只是想把玛丽吓哭而已。
“这都是谣言，”玛达莱娜打断他说，“你们千万别信……”
“那您有孩子了吗？”黄头发男孩又问。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玛达莱娜这么难过。
“哪里来的孩子？”我帮玛达莱娜反驳说，“人家都还没结婚呢！”
“那您要是有孩子，”黄头发男孩不依不饶地说，“会让他也上火车吗？”
“你真是一点也没有搞清楚！”我说，“大家上火车是因为有这个需要，那些过得好好的孩子根本不需要来，不然算哪门子团结？”
玛达莱娜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跟我说实话好不好？”玛丽一脸调皮地问，“刚才在火车站，有个金发小伙子帮您清点人数。他是不是您爱人啊？”
“什么爱人呀！”我打断她，免得玛达莱娜尴尬，我说，“他也是个共产党员，走之前我在办公室里见过他……”
“好吧，但有什么关系呢？党员就不能谈恋爱了吗？”玛丽继续问。
“可这是谈恋爱的时候吗？”我说，“他还有‘南方问题’要解决，哪来时间谈恋爱……”
“爱是多面的，不仅仅是你们想的那样。”玛达莱娜说话了，“和一群不听话的捣蛋鬼待在一起，就不算爱了吗？妈妈把你们送上火车，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博洛尼亚、里米尼、摩德纳……这不也是爱吗？”
“为什么呀？把我们打发走了，怎么会是爱呢？”
“亚美利，有时候放手让你离开，也是一种爱。”
我完全搞不懂，就不再说话了。玛达莱娜说，她得去看看别的孩子，就走了。我、托马西诺和玛丽玩儿起了剪刀石头布，好打发时间。渐渐地，火车变慢了，最后停了下来。几个姑娘叫我们乖乖待着，不要吵闹，等一会儿排好队再下车，下车后也不能跑远，免得跑丢了。她们还说，要是大家都只顾着自己，那算什么团结呢？
火车进站时，乐队已经到了，还拉了一条横幅。有个姑娘跟我们说，上面写的是“欢迎你们，南方来的孩子”。他们在等我们呢。我感觉这儿就像安可圣母庆典，只是没有穿白衣服的小孩扑在地上大喊：“安可圣母！”
乐队演奏的曲子那些姑娘都会唱，每两三句就会高唱：“朋友再见，再见吧，再见吧。”[10]歌唱完了，她们捏着拳头伸向空中，天空灰蒙蒙的，满是稠密的云朵。托马西诺和玛丽以为，她们亮出拳头是为了大家排在一起。我解释说，这是共产党的举手礼，老桑德拉以前教过我，和帕乔琪亚教的法西斯敬礼不一样。老桑德拉和帕乔琪亚只要在胡同里遇见了，就各敬各的礼，像在玩剪刀石头布。
我和玛丽并排站着，托马西诺在我们后面，牵着一个比他稍微大一点儿的男孩。我们走到人群中间，他们挥舞着三色旗，冲我们笑，有的还在鼓掌，向我们问好。仿佛我们打了胜仗，来北方是帮他们忙的，而不是让他们帮我们。有几个留胡子的先生，戴着帽子，手里握着红旗，旗子正中央还有黄色的半圆。他们唱了一首我没听过的歌，时不时会唱：“国——际——”
好些太太也唱起了歌，她们是那些先生的妻子。她们唱的我倒是听过，就是靠这首歌，玛达莱娜击败了帕乔琪亚。而且这首歌唱的是无畏无惧的女人。虽然她们是女人，但她们无所畏惧，不过也可能恰恰因为是女人，她们才无所畏惧，我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大家一个劲儿唱，歌声越来越嘹亮，好多人眼里都泛着泪花。有些歌词我听不懂，但我敢肯定这首歌的主题是妈妈和孩子。因为我觉得，那些和我们一起坐火车的年轻女士，还有北方的女党员，她们看着我们，冲我们微笑，就好像我们真是她们的孩子。
我们跟着他们走进了宽敞的大厅，里面插满了三色旗和红旗。大厅中央有一张长长的桌子，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美食，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奶酪、火腿、萨拉米香肠、面包、意大利面……我们正要扑上去，有个姑娘说：“孩子们，先别抢，每个人都会有的。你们会拿到满满一盘吃的，还有餐具、餐巾和水。你们到了这儿，就不会挨饿了。”
托马西诺用胳膊肘撞了我一下，说：“说什么共产党会吃小孩子。在这儿，他们要是不留神，没准就会被我们吃掉！”
我们都在埋头吃东西，整个大厅都没人说话。我、托马西诺还有玛丽，我们仨坐在一块儿。每个人都拿到了一片火腿和三块奶酪。火腿红彤彤的，上面有白色的斑点。而奶酪呢，一块黏糊糊的；一块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还有一块臭烘烘的，像脚丫子味儿。我们相互看了一眼，犹豫了。虽然我们饿得两眼发光，但谁也不敢吃。这时玛达莱娜来了。
“怎么啦？不饿了吗？”
“太太，这些吃的是不是放得太久了，北方人才拿给我们吃？你看，这香肠上面有白色的斑点，奶酪也发霉了。”玛丽说。
“他们绝对想毒死我们。”缺三颗门牙的黄头发男孩说。
“老实说，要是我不怕得霍乱，难道我不能在海港里挖贻贝吃吗？”托马西诺说。
玛达莱娜拿起一片有白斑的香肠，放进嘴里。她说，我们可得习惯新口味：猪肉大香肠、帕尔马奶酪、绿毛奶酪……
我鼓起勇气，尝了一口香肠，托马西诺和玛丽看着我，一下就明白这东西很好吃。于是他们也开动了，简直停不下来，盘子都快被我们舔干净了。我们吃掉了黏糊糊的奶酪，和长有绿毛的奶酪，最后我们把那块硬邦邦的奶酪也塞进了嘴里，又咸又硬，有些难嚼。
“他们没有水牛鲜奶酪吗？”托马西诺问。
“那你要回老家才吃得到。”玛达莱娜打趣说。
这时有个女党员推着餐车过来了。餐车上摆满了小小的杯子，里面装着白色的球，看起来很滑腻。
“是鲜奶酪，是鲜奶酪！”玛丽一下子喊了出来。
“是雪，是雪！”托马西诺叫道。
我拿起小勺子，挖了一丁点儿，放进嘴里，冰冰的，有牛奶和糖的味道。
“是放了糖的鲜奶酪！”玛丽争辩说。
“是牛奶刨冰！”托马西诺说。
玛丽吃得很慢，最后留了一小块在杯子底。
“怎么啦，不喜欢冰淇淋吗？”玛达莱娜问。
“不太喜欢……”玛丽说。但大家都知道她在说谎。
“那把剩下的给托马西诺和亚美利哥吧……”
“不！”玛丽大叫，眼泪涌了出来，“我想把最后这点儿留着，等我回家时，带给哥哥和弟弟，我想把它藏在衣兜里。”
“冰淇淋可不能这样带着，会化掉的！”玛达莱娜说。
“要是化掉了，那我怎么才能搞团结呀？”
玛达莱娜从包里掏出五六颗糖果：“给你，用这个搞团结会更好点儿。这个你可以留给哥哥和弟弟呢。”
那些糖果仿佛是钻石，玛丽接过来，赶忙装进了兜里。她把最后一勺冰淇淋也吃掉了。
11
几个年轻女党员叫我们坐在一排排长椅上。她们拿了黑色登记簿，对着衣服上的编号，问我们姓什么、叫什么，然后记在本子上。“玛丽亚·安尼加里科？”有个姑娘问玛丽，玛丽点点头。那姑娘给她胸口别了根红色的别针，转过来又对托马西诺说：“托马西诺·萨波里托？”托马西诺一下站了起来，大喊：“到！”那姑娘帮他系好鞋带，别了胸针，然后走了。“我是斯佩兰萨。”我喊了她一声，那姑娘转过来，翻开登记簿找到我的编号，在旁边写了点什么。“别针呢？”我问她，但她已经要走远了。“没啦，等会儿还有其他同志会过来，别担心。”
我等啊等，但谁也没来，我开始担心了。
北方的家庭陆陆续续来了，有些夫妇牵着自己的孩子，有些是先生或太太单独来的。每次妈妈生气了，就会跟我发火说：生个什么样的孩子，可真没法选。但这里就不一样了，那些没孩子的夫妇看起来很兴奋，好像在这儿能领到自己的孩子似的。
北方人比我们那儿的人高一些，壮一些，他们的脸颊白里透红。我觉得，说不准是火腿吃太多的缘故，那些火腿上有白色斑点。过些日子，也许我也会变成这样，长得更高更壮。回到家以后，妈妈肯定要说：“比狗尾巴草还长得快！”妈妈可不擅长夸奖别人。
刚才那个拿黑色登记簿的姑娘回来了，她带着一对夫妇，来到一个小姑娘面前。在我前面还有三个小孩。那小姑娘头发很长，眼睛是天蓝色的，她很快就被领走。可没人到我这儿来，因为我是光头吗？那对夫妇领着金发小姑娘走了。这时，那个姑娘领着一个身材丰满的红头发太太走了过来。她们恰好停在我对面，那儿坐了两个小女孩，栗色头发，扎着辫子，她俩可真像，说不定是姐妹。结果那个红头发太太左手牵一个，右手牵一个，把两个小女孩都领走了。
我往托马西诺和玛丽身边挪了挪说：“我们假装是三兄妹吧，也许他们会把我们一起带走。”
“亚美利，这是北方，他们又不是瞎子。你的头发是红色的，我的是黑色的，玛丽的头发又黄又短，跟稻草似的。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吗？你说说我们哪里像三兄妹啊？”
托马西诺说得对，是我什么也不懂。其他小朋友和新爸爸妈妈走了，我们还留在这儿。我们是黑炭儿、红头发小坏蛋和不讨人爱的小黄毛，谁也不喜欢我们。
人走得差不多了，大厅变得更宽敞、更阴冷了，每个细小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打雷一样。我在长椅上挪了挪位置，弄出了好大的动静。我特别羞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和托马西诺，还有玛丽，我们仨连开口说话的勇气也没了，只得伸手比画。托马西诺伸出大拇指和食指，像一把手枪，左右晃了晃，意思是说：“根本没我们的份儿。”玛丽则五个指尖朝上，合了起来，上下晃晃，她在说：“那我们跑到北方来干什么呢？”我耸耸肩，摊了摊手：“我哪儿知道啊？”托马西诺扬了扬眉毛，把手心转向我：“难道你不是‘诺贝尔’吗？”好吧，好吧，以前在胡同里我确实是“诺贝尔”，但现在我们到北方了，我什么也不是。我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没手势可以表达出来，所以我学着“大铁头”的样子，把头仰着，像吐烟圈似的吐了口气。
玛达莱娜站得远远地，她看着我们，也比画起来。她两手向前推，意思是：“再等等吧，一会儿就到你们了！”我已经想象到了因为没人要，我被送回家时妈妈是怎样的表情。“北方人也知道你没法要吧！”妈妈肯定会这样说，她不擅长安慰别人。
总算有个姑娘带着一对夫妇往我们这边走了。他们站在我们面前，那个太太戴了头巾，裹着乌黑的头发，头发颜色跟我妈妈一样。她个子不高，身材苗条，皮肤黝黑。她盯着我们仨看。我赶紧坐直了，还整理了一下头发。她敞开外套，露出里面的碎花裙子。“我妈妈也有一件差不多的裙子，不过只在过节时穿。”我想吸引她的注意，但她没听懂我说的话。她猛地把头转向了那个姑娘，动作很像帕乔琪亚养的母鸡。“那件衣服……”我说，但语气没刚才那么肯定了。那个姑娘挽着她的胳膊，小声跟她说了几句话，把她带到别的小朋友那里去了。
托马西诺看着我，玛丽也看着我，我低头盯着褐色的鞋带，没有勇气抬起头来。来这儿之前，我以为只要穿上新鞋子，就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但鞋子有点儿紧，我也只能留在这儿，谁也不想要我。
玛达莱娜站在大厅另一边，望着我们，走到两个姑娘跟前，指了指我们。接着她们绕着大厅走了一圈，和这个说说，也和那个讲讲。最后有对年轻夫妇过来了，后面还跟了个先生，留着花白的胡子。那对夫妇冲玛丽笑了，年轻妻子的头发是金色的，她伸手摸了摸玛丽的头，难过地瘪瘪嘴，好像觉得玛丽现在这副学徒工的样子是她的错。她看看丈夫，蹲下来问玛丽：“你愿意跟我们回家吗？”
玛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赶紧用胳膊肘撞了她一下，要是不说话，别人准觉得她不讨人喜欢，还会把她当成聋子，就没人要了。于是，她使劲点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呀？”那个女士问，把两只手都搭在玛丽的肩膀上。
“玛丽亚。”她把手藏在背后，用意大利语的调子回答说。
“玛丽亚，多好听的名字呀！拿着吧，玛丽亚，这个是给你的！”那个太太拿出了一个铝盒子，里面装满了饼干和糖果，还有一串珍珠手镯。
玛丽什么都不说，还是把手藏在背后。
那个女士有些疑惑，问：“玛丽亚，你不喜欢糖果吗？拿着吧，这是送给你的……”
玛丽鼓足勇气说：“不行呀，太太。我听别人说，要是把手伸出来，就会被砍掉的。那以后我怎么帮鞋匠爸爸干活呢？”
年轻夫妇相互看了一眼。那个太太把手伸到玛丽背后，紧紧握住了她的手说：“别怕，我的孩子，你的小手多漂亮呀，谁也不会伤害它们。”
玛丽听到“我的孩子”，马上伸出双手，把盒子接了过来。“谢谢！”她说，“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呢，太太？还没到我的命名日呀？”
年轻夫妇眯着眼睛，皱了皱眉头，我觉得他们没明白。幸好玛达莱娜过来了，她解释说，玛丽以前只在命名日会收到礼物。
玛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她怕那个太太改变主意，不要她了，她赶忙把手放在那个太太的掌心里。不过，年轻的妻子并没有改主意，她的心都要融化了。她说：“我要送你好多好多礼物！让你都想不起来命名日，我的孩子！”
关于命名日的话，我不是很懂，玛丽也不怎么懂。她紧紧拉住那个热情的太太，丝毫不肯松开。我觉得，玛丽可能想起了她过世的母亲，愿她安息。玛丽潇洒地和我们说了两声“再见”，跟着那个女士走了。整个大厅里就剩我和托马西诺了。
刚才和那对夫妇一起过来的先生，留着花白的胡子。他走到托马西诺面前，伸出手，像开玩笑一样说：“我是里贝罗，很高兴认识你！”“我也是‘里贝罗’[11]……”托马西诺回答说，也伸出了手。两人握握手，尽管胡子先生没搞明白，但还是继续说：“这位晒得黝黑的小伙子愿意跟我走吗？”
“会很累吗？”托马西诺问。
“怎么会呢，我有辆小车停在外面，最多半个小时就到了。”
“汽车？您是司机呀？”
“你说什么啊？我算是明白了，这位小朋友喜欢开玩笑，可真逗！跟我走吧，吉娜已经做好热腾腾的饭了，她在等我们呢。”
听到“热腾腾的饭”，托马西诺像泥鳅一样，不假思索从凳子上蹦了起来。
“再见，亚美利，祝你好运！”
“再见，托马西诺，你要好好的……”
12
托马西诺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坐在长椅上，鞋子有些紧，脚很难受，心里也很难过。
我把手指头按在眼皮上，想让眼泪止住。还在火车上时，我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到处跑，那会儿我觉得我和去美国的父亲一样坚强。每次托马西诺和玛丽怕得要命，我就假装是个大人，和他们聊天，讲笑话，我可是“诺贝尔”呢，但现在我好伤心。我想起有一回，我在梅格丽纳路上吃了口蘸了胡椒的猪油面包片，咬下去那一瞬间，我觉得嘴里好疼，结果有颗牙齿落到了我手里。我跑回去找妈妈，但她和“大铁头”在一块儿，没时间管我，我跑去找老桑德拉了。老桑德拉叫我坐下，她拿了泡腾粉兑在水里，还加了几片柠檬拿给我喝，好消消毒。她说：“到了你的年纪，牙齿会一颗颗掉下来，掉了之后，还会长出新的。”
好吧，现在我觉得自己好像一颗掉下来的牙齿，但原本的位置只剩下空空的洞了，新牙齿还看不到呢。
我东瞧瞧，西瞅瞅，也许那个穿红色碎花裙子的太太会后悔，会回来把我接走。也许她想先看看所有小朋友，然后再做打算。我们去买水果时，老桑德拉总说：千万别在第一家买！要把所有水果摊看一遍，看哪家最新鲜。老桑德拉会站在装甜瓜的篮子前，先看看，再闻闻，还要伸出拇指和食指捏捏，看看瓜熟了没有。也许那个太太也是这样选孩子的，他们想要摸一摸，才能明白孩子是好是坏。
穿红色碎花裙子的太太和她丈夫在大厅里走完整整一圈了，陪他们的是那个拿黑色登记簿的姑娘，他们好像在找人。我打直了背，坐得笔直笔直的，一句话也不说，大气也不敢喘。我仔细看了看她：她长得不像我妈妈。可能只是因为她也不笑，我刚才这么觉得。他们好像要出去了，可能是因为没找到好果子，才改了主意。结果那个拿黑色登记簿的姑娘把他们领到大厅的一个角落去了，那个缺了牙的金发男孩坐在那儿。我都没注意到他也还在，我以为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坐得远远的，看见那个姑娘凑近了去读他衣服上的编号。可那个小朋友看都不看她一眼。他盯着自己的指甲，他的手已经变回洗澡之前的样子了，黑不溜秋的。那个黑发太太的丈夫跟男孩说了些什么，但他没答话，只是点了点头，好像是人家求着他似的。后来他站起来，跟着那对夫妇往出口走。出去之前，他转头冲我坏坏地笑了，仿佛在说：“就算我没告诉他们我叫什么，也照样有人会要我，但没人要你。”
这真是一笔好买卖啊！要是让老桑德拉选，才不会选他呢……但他说得有道理，只有我没有人要。
玛达莱娜在大厅另一边，她在和一个女党员说话。那位女同志穿着灰裙子和白衬衫，外面套了件大衣。她肯定是来把剩下的小孩送回去的，因为她胸口别着党徽，一脸严肃。她的头发是金色的，但和老桑德拉不一样，是一种更好看的金黄色。玛达莱娜把手搭在她肩膀上，朝我这边指了指。她头也没转，只是点点头。我觉得她在说：“行，行。”或者说：“好吧，我来办。”她俩走过来了。我整理了一下外套，站了起来。
“我是德尔娜。”她说。
“我是亚美利哥·斯佩兰萨。”我说，我学着托马西诺和花白胡子先生握手的样子，伸出手，她轻轻握了握。
这个女士不爱说话，她急匆匆地想把我带回家。玛达莱娜吻了我的额头，跟我告别说：“乖乖的，亚美利，我把你交给了一个好人。”
“我们走吧，孩子，很晚了。一会儿赶不上班车了。”说完，她牵着我的胳膊，让我跟在她身后。我们匆匆忙忙走了出去，像小偷一样匆忙，好像生怕被警卫抓住。我们紧紧靠在一起，步伐也很一致，不紧也不慢，就这样我们走出了火车站，来到一个铺满红砖、上面种满树的广场。
“我们在哪儿呢？”我满脸疑惑地问。
“这儿是博洛尼亚，一座美丽的城市，但我们得回家了。”
“您带我回家吗，太太？”我问。
“当然了，孩子。”
“不坐火车吗？”
“坐班车要快一些。”“那我们走吧。”我说。
等车的时候，我在发抖。“冷吗？”她问我。我感觉全身都在抖，但我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害怕。那个太太敞开大衣把我裹了进去。“这么冷的天气，湿气这么重，他们把你们送上来，也不给穿件外套，我的天……”
其实是我们自己把外套从火车窗户扔出去的，妈妈会把外套给别的孩子穿，但我没说。我已经想象到了，等我被当作废品退回去时，我妈妈是个什么表情了。想到这儿，我把手插到了裤兜里，我发现妈妈给了我的苹果还在兜里呢。我把苹果掏了出来，但没有吃掉，我没什么胃口。
“一张全票和一张半票。”班车来了，那个太太跟售票员说。我们上了车，坐在一起。新鞋子让我很不舒服，虽然穿了一天了，但我觉得好像穿了一年。班车出发了，天色昏沉沉的，我累坏了，闭上了眼睛。快睡着时，我偷偷把鞋子脱掉了，鞋子落在座位下面。现在它们有什么用呢？我打光脚来，现在我也可以打光脚回去。
[1] 那不勒斯方言，Capa e' pezza，指代那些用布包着头的修女。
[2] 姓氏斯佩兰萨在意大利语中是“希望”的意思。
[3] 文字游戏，意大利语中“米”和“笑”是同一个词。
[4] 意大利南方人吃面食，不喜欢吃米；北方人习惯吃米。
[5] 意大利旧式钱币。
[6] 以基督教圣徒殉道为题材的戏剧。
[7] 意大利社会主义歌曲《联盟》（La Lega）中的歌词。
[8] 意大利语歌曲《皇家征程》（Marcia Reale）中的歌词，由朱塞佩·卡佩蒂（Giuseppe Gabetti）作词作曲。
[9] 托斯卡纳地区的民谣《摇篮曲》（Ninna, Ninna Oh）。
[10] 意大利民歌《朋友再见》（Bella Ciao Ciao Ciao）中的歌词。
[11] 在意大利语里，这个词的意思是“闲着”“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