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和野兔的故事作文：我，父亲和野兔的故事

近日浏览《齐鲁晚报》看到一篇“那只老野兔”的散文，讲述作者和父亲追逐野兔爸爸和小崽的故事，一下勾起我的思绪，上四、五年级的我也曾和父亲邂逅过一只“不谙世事”的“少年”野兔。

话要从父亲和七十年代初说起。父亲在泰安县道朗七中教书，“道朗”名字好记，少年时我一下就记住了，它同秋天庄稼地的“刀螂”音同。

我记忆中的道朗是个美丽的乡镇，七中在铁道的北边，掩荫在柳条丛中的小沙土路一直延伸到学校大门口，学校四周都是田野，北面远处是山，校园树木葱葱，上课下课或吃饭，都是一只眼睛不好的老师准时在敲一个挂在木架上的铁块， “铛铛铛”，空旷的校园回音缭绕，现在回想起来是一所典型的乡村中学。

父亲在六十年代，从泰安县人委机关到农中，再后又到七中教学，少年时我常听姥姥家邻居老人说，父亲是这山看着那山高，言语之外是心气高，思想不稳定，当时听了似乎不大得劲，现在看来年轻的父亲也是无奈之举，或许是那个年代人生正确选择，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因着家庭出身、脾气秉性，或许动一下单位，能获得“片刻”的喘息，抑或是“逃避”种种天不如意。

总之，父亲在乡村中学一呆就是十几年，其间也多有坎坷，一会儿是运动学习，一会儿是整风折腾，也掺杂着批判揪斗，记忆中一些有所谓“家庭背景”的高知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倦曲在学校，受批判，父亲和他（她）成了好同事、好朋友，或许是“臭味相同”吧，因为那个年月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了吗。

但是，乡村中学也给了父亲一片心灵自由的空间，既当教员，又从事校办工厂、农场劳动，文革期间的教学教教停停，父亲既是拖拉机手，又带着学生用模具制作水泥瓦，据当时的农村学生说，马老师可厉害了，什么都能教，化学、数学、物理、生物和自然，还有农业知识，同时还是体育全才老师，篮球、投掷最棒。记忆最深的是每到学校运动会，父亲总是带着红塑料纸的长条燕尾“副总裁判长”的胸带，我老羡慕他了。

我和弟弟印象最深的，至今念念不忘的是，学校食堂大师傅的拿手“二样菜”， 裹面油炸花生米、红烧茄子，花生裹上面糊，上锅炸的外黄内酥，吃的那个香，以至于现在媳妇这样炸，顿时唤起当年的味觉；茄子裹上面糊，先炸后炖，不加肉，吃的那个馋人。

而大多来自农村学生吃煎饼和咸菜，用搪瓷缸子盛上地瓜，交一分钱的火钱，用学校的大笼屉蒸熟，尽管油水很少，打开包袱皮一摞煎饼，啃着罐头瓶自制咸菜，在教室或食堂吃得津津有味，还不耽误晚上的自习课（小平同志复出后抓教育抓整顿），作为城市娃的我，当时对那样至纯生活很是羡慕。

更有趣和耐人寻味的是，父亲每周回泰城一趟，假期期间骑上自行车，前边是弟弟，后边坐着我，骑行在窜天杨的林荫公路上，一路欢声笑语。

记得有一年秋天，我在青年路姥姥家上学，父亲突然带回一只半大野兔，我高兴的跳高，赶紧从堂屋后的夹胡道中，挖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窝”，把兔子小心翼翼的放进去，还找来白菜帮扔进洞中，谁成想，不几天后野兔就死了，饿死了，当时我还很难过，其实不知道，野兔的天性是野，哪能受此“约束和委屈”。

事后听说，父亲在回泰城的路上，收秋的农民发现野兔后，众人拼命追赶，兔子估计也跑累了，当它横穿泰肥公路时，恰巧父亲骑车路过，打上车子，疾步上前，一把抓住。其实父亲当年身手矫健，还曾上演过在骑行中，徒手抓飞燕的故事。

更多的时候，母亲交代父亲，在农村集上买些花生米回来，这时家中就有母亲的拿手好菜了，来客人时，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煮咸鸡蛋（当然是一劈两半了），一盘炸香春芽，足以招待好客人，俺兄弟俩当然拉不下。

当年的父亲，虽工作在“乱世飘摇”中，运动接二连三，不时还受批挨整，身子是不自由的，但他还是能放飞心灵，忙中“偷闲”，雅趣闲情不时呈现在家中。

当年父亲还不时自嘲一番，当电影《决裂》上演，吹捧“白卷英雄”时，父亲违心地即兴作诗，一句“马尾巴的功能成了笑谈”，算是应景之作，我当时还不完全懂，但对父亲一周一次从学校图书室借书给我的举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也早早地走了，但父亲的音容不时萦怀于心，每每看到听到与父亲有关联或沾边的人和事，就触动我的心灵；每每在仲秋、春节等节日当口，我就无限怀念父亲，那年那景那情，历历在目，感怀良久，子欲亲而亲不待，是何等的悲催和痛心啊，我又一次理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意境。

（孙晓明）

作者系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理事

作者单位：山东省泰安市粮食局直属分局（泰安市东岳大街2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