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领袍里面穿什么夏季？圆领袍四件套的基本穿搭常识性的科普

引言

唐代汉族男子服饰在中国古代男子服饰发展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在隋代制定的法令条文基础上形成了更加明确的衣冠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后世人，尤其是国外学者，之所以认为杨坚是千古一帝，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他结束了中国数百年的乱世。

虽然在南北朝期间，南北两方在各方各面长期对峙，但同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相互影响和学习的情况。

隋文帝统一中原之后，作为自认华夏正统，自然要重新厘定服制，这样才能“垂衣裳而天下治”。

不过，由于杨坚也是起于北方，自然在服饰的制定上沾染一定程度北朝的元素。即戎马之风盛行。为了方便行动和戎马之事，服装自然要干练，换句话说就是不长的窄袖和衣长。

对于这一问题，朱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会用朝服，皆直领垂之；今之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国，至隋炀帝巡游无度，年龄百官戎服从驾，而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当时朝祭之正服，今杂用之，亦以其便于事而不能改也”。

对于朱熹某些观点，比如有些戎服是否完全源自夷狄，但从他的这段话里了解这么一个事：华夏衣冠在南北朝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后在五代时期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可以进而推论：由于一定程度的断代，使得不同时期的人对之前时期的服制的理解产生了偏差。

因此今天的主题就是讲唐时圆领袍四件套的基本穿搭进行一点常识性的科普。

唐幞头与翼善冠

幞头（fútóu），亦名折上巾。又名软裹。一种包头的软巾。相传始于北周武帝。始名“帕头”，至唐始称为幞头。幞头初以纱罗为之，后因其软而不挺，乃用其他较挺材料作——巾子衫在纱内，使顶高起。唐代幞头大致式样只有三五种，区别明显。开元、天宝前，幞头上部突起处多比较前倾，看来比较自然松散，虽然有“桐木作胎”记载，软裹还是占多数。裹幞头时除在额前打两结外，又在脑后扎成两脚。

沈从文认为，唐人所说“折上巾”，本意似应指额头上两带上折的结子，而非指脑后交脚上耸。或另一种如李肇《国历补》称引柳玭不见子侄的故事，因子侄时而幞头二脚上翘，上翘方式则如永泰公主墓石刻从官所见式样，同是二脚并列，偏于一侧或上翘。又传世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有马夫幞头同样二脚在同一水平侧上举。这这幞头被沈从文定为“顺风式”，沈老认为，顺风式的起源来自劳动人们，到五代时才影响到社会上层部分人的喜好。

意外的是，宋、元画家误解了“折上”的意义，把唐代皇帝的幞头画成了顺风式，宋《望贤迎驾图》、元《杨妃上马图》，均把唐代画塑像中常见的马夫、乐人惯用的顺风式幞头画成了帝王专用款式。到了明代，则更是把宋式比较流行的交脚幞头画給了皇帝，成为了帝王的专用品，从此便有了现在所熟知的“折上巾（翼善冠）”这一叫法。定陵出土的金丝翼善冠恰好证明了这流传数百年的谬误。

圆领袍

话归正题，这次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在南北朝时期逐渐开始登上舞台，并且在隋唐时期正式成为汉服形制中不可获取的一个款式：圆领袍

虽然隋朝国祚不长，但这并没有影响对唐朝服制产生影响。可以这样说，隋为唐提供了雏形，唐在隋的基础上发展，使之成熟，进而奠定了品色制度。

官员的常服(含异文袍)。常服，本为古之裘服，自南北朝隋以来，由于其流行面极广，遂加以制度化，有唐一代常服更是取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唐代士人常服在前后襟下缘各用一整幅布接成横襕，是为襕袍衫，腰部用革带紧束，因领子为圆领，故现代人称此服为圆领袍衫。受戎马之风的影响，初、盛唐时期流行窄紧直袖式样，中晚唐开始渐弱，流行起传统宽衣大袖。

官员们在正式场合下会见，特别是下级渴见上级，一定要穿公服，而穿上公服就有了公事公办的意味。但是朝服和公服到唐中期以后使用的越来越少，一般公事都著常服，而常服逐渐开始具有了朝服、公服的含义。

《旧唐书·舆服志》载，襕衫始于北周，“晋公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襕”，以象征古代下裳。《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八，唐昭宗龙纪元年条《注》载:“襕，音阑，即今之袍也。下施横幅，因谓之襕。

直到如今，日本人称呼如今我们口中所说的“圆领袍”时，通常就说的是“袍”

沈从文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说，“所谓襕袍(衫)，只不过是在膝部加一界线略具形式而已。”而襕袍与襕衫的不同只是在于加里加絮与单层的区别。

与襕袍衫相对的，则是缺胯袍，与襕袍不同的地方在于缺胯袍会在腰两侧开叉以便于行动。因为这个原因，缺胯袍是不加襕的，所以在正式程度上不如襕袍，属于便服之列，更受全民欢迎。

唐常服袍之“大、小科”即“大、小窠”，科、窠二者音同字通。“大、小科细绞及罗”即“大、小窠细绞及罗”。所谓“窠”，指服饰面料图纹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主题纹样单元，唐代其一般为圆形，故也叫“团窠”其主题纹样多是动植物。由于绞、罗等织物图纹，均乃同色同质丝织材料通过组织变化而成之暗花，故远视绞、罗仍为一色，近观才见其纹采，颇合要求色泽区别明显的官袍使用。综之可知，唐朝官常服袍服图纹以大团案纹为贵，小窠次之，再次双绦、龟甲，乃至最次之无纹之细、絁、布等

武周朝所谓“异文袍”，在形制方面有四个显著特点第一、袍服主要纹饰皆为刺绣第二、袍服纹饰中出现了罕见的“铭文”与“山形”第三、纹饰主题为禽兽，其种类丰富，且初显后世“文禽武兽”的布局第四，有可能出现了“情景性”图纹。

我们知道，唐代一般官服乃为绞制，其图纹即使繁复绮丽，通常视觉上亦不过是一种影影绰绰的暗花效果，远观甚至仅似单色织物。至于说到色彩丰富之高级织物，惟锦与绣而已。而在唐代，各类刺绣针法已基本齐备，如绣线色彩够全，则任何图纹效果几乎都可获得。但刺绣图纹必须一针针绣出，特别是帝王、官家所用高级品相者，其所费的人力、物力之成本亦非普通织物可比，例如，为满足杨贵妃一人之用，便需贵妃院织绣之工七百人劳作专供。因此，在武周之前，可能官服之以刺绣图纹为饰者，也只有皇帝贴身息从的二十四名左右千牛备身，

袖型承上启下

根据已有材料来看，我们首先可以从唐代一个朝代的角度来看袖形：一开始比较圆润的收袪，到后来变成了以矩形 梯形组成的直线收袪，到最后，直接成了有意裁开并缝上的形式性收袪。从整个汉族的历史来看，先秦时期便已经有了颇为常见的垂胡袖，这种袖形在唐初，包括圆领袍上依旧可见，足以说明大唐衣冠“上接六朝”的话是没错的，也可以看到唐代同先秦时期没有很大区别的。因此不能说唐朝人都穿胡服，相反，你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古风。

令人遗憾的是，唐亡以后，中原在契丹民族的操纵下经历了近百年的动荡，待到宋太祖建立宋朝，很多东西都失传了，以至于同一个术语，在唐和宋指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了。比如说方心曲领，由于失传，宋人只能重新创造出一个版本。因此可以看到，在唐及以前都能看到的风格高度统一的帝王像，在宋代以后都见不到了。有人说宋的灭亡代表了古典中国的灭亡，这样说来，从服饰上来说，其实唐的灭亡可以说是从先秦一脉相传而来的华夏衣冠风格的告一段落。

到明太祖赶走蒙古侵略者，匡复中原以后，便立刻下诏“诏复汉唐衣冠”，虽然后来做不是很到位，但还是可以看出来的确有几分汉唐之风的。

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写的《讲谈社 中国历史 绚烂的世界帝国 隋唐时代》谈及李唐的先祖时，故意暗示李唐是非汉族，仅因为李家曾经有过“大野氏”这个姓来证明李唐是鲜卑族，完全无视大野氏是赐姓，凡是看到原始史料的都知道：这是宇文泰给的赐姓，可日本学者往往就这么粗野的选择性失明。归根到底可以发现，李唐胡人论，根本就是侵华日军捏造的。把历史上两次全面复兴之一的唐朝说成夷狄，才能为自身侵华制造舆论环境，使中国人放弃抵抗之心。

领子与气候的关系

从整体上来讲，唐代气候普遍暖与现代，证明竺可桢的“唐代气候温暖说”还是比较可信的。当然有唐一代气候并非一直温暖，而是存在着一定的波动。唐代气候在八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转寒

竺可侦以梅树长于皇宫、相梧植于长安以及唐时的生长期较现在（当为长三点为证，从物候学的角度得出隋唐时期是个气候温暖期的结论。接着竺可侦将挪威冰川学家所制定的一万年以来挪威雪线高度变化曲线以及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根据格陵兰冰块所绘制的一千七百年来世界温度波动曲线与他本人根据物候所绘制的中国温度变迁曲线相对照，从而也印证出隋唐时的中国处在一个温暖时期

近年来相关学者认为，由于受时代的和当时条件的限制，竺可侦曲线大致是以百年为时间分辨率而勾勒的，分辨率不高，不能完全反应中国近五千年来温度的波动状况，所以存在瑕施

是在所难免的。总体而言，竺可侦所勾勒的中国近五千来温度变化的基本框架与历史气候波动是大致相符的

据龚高法、陈恩久考证，唐代长安山桃始花和广州腊梅盛花时间分别较现代两地早10天和15，可见唐代气候是暖于现代的。

龚高法和陈恩久两人亦根据隋唐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梅树、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拮基本无

冻害和春季物候期较现代早10-15天等证据，从而推断出唐朝时中国东部地区亚热带北界北移了一个多纬度。

蓝勇亦根据唐代的悉州（今川西北黑水县，唐朝时为柑桔土贡地）今几乎已不产柑桔以及唐代绵阳和巴州的柑桔发展至今品质已明显下降，从而得出唐代四川盆地普遍比现在温暖湿润的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以北方地区“冬无（冰）雪”为例，朱士光等人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帝纪与五行志的记载，统计出“有唐一代关中地区冬无冰雪的年份竟达16个”。刘昭民则据《古今图书集成庶徵典》统计出唐代冬春无雪和无冰的年数高达“十九次之多，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并推断数次不寻常的冬无（冰）雪的现象是由温带气旋风暴行径北移以及西伯利亚高压减弱所致

吴永红亦详细地做了一番统计，发现唐代长安周边冬无冰雪（大部分为冬无雪的记载）的年份总计达到23次之多，平均每12年多出现1次，频率不可谓不高，确实如刘昭民说言，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可见唐代气候较今温暖无疑。此外，于希贤根据点苍山冬中有时堕雪、世纪日本櫻花平均开花日最早以及世纪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雪线上升情况，杨怀仁则据小高温期（公元世纪）间海面抬升了1.5米左右的情形，两人均证实了隋唐温暖期的存在。

从气候角度来看，符合了隋时-领子紧，唐前期开始领子逐渐宽大，盛唐时期露锁骨，唐后期开始，领子变紧出现“交领”。再往后到明朝则是因为气候整体偏寒冷而以高交领为主

宽松与紧身除了同文化有关系以外，同样同气候有一定关系

革带部分

上元元年年八月，教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带，十二銙四品，金带，十一銙五品，金带，十銙六品、七品，并银带，九銙八品、九品，服并鍮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六銙

《新唐书·五行一》载太平公主“服妖”事，其文如下

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近服妖也。

太平公主穿着便是“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

实际上，我们唐初官员着常服时腰带佩悬诸物，乃是一种典型的“胡俗”，其渊源或有远近二者，远者乃北朝鲜卑长久以来善骑尚武的传统影响，因为腰带悬挂武器、用具为北方民族固习近者，即其具体形制，很可能是直接受到突厥传统的影响。唐初武事繁多，李唐王朝许多官员出即将、入即相，普遍没有太明确的文武之分

《旧唐书。舆服志》载“䩞鞢七事（后代人称蹀躞，为方便以下统一用蹀躞）”制度“至开元初复罢之”，其具体时间应该就是《唐会要·舆服上》所记玄宗接连两次下救的时间，即开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与二十五巳。在开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的第一次敕文中，严格限定了“百官所带銙巾悬佩于带銙的手巾算袋”使用的时间与场合，由于所指人群为“百官”，实际上未具言之武官所带“蹀躞七事”亦应循同例。第二天的敕文在先强调了一下高级官员腰带、马具和酒具所用装饰物材质后，即令“自外悉断”。自此，官员除获赐“章服”而可悬“鱼袋”外，其余便只能腰带空空了

开元初罢停“蹀躞七事”制度，不能视为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当时政局形势的某种折射。这样讲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在玄宗先天二年年七月削平太平公主势力后，当月即“令毁天枢”，同年十二月改元“开元”后便“禁断泼寒胡戏”，转年七月又罢废了“蹀躞七事”。这使得该时期的政治气候弥漫着一种“去胡化”的强烈味道

首先，“蹀躞带”名谓因唐代“蹀躞七事”制度而出，故描述其形制特征应该是在唐代相关时段之对应腰带基础上择其关键而言，且用词须准确根据陕西乾县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以及其它有关唐墓壁画资料，我们可知唐代“蹀躞七事”——假定佩刀亦系于同带——所附腰带主要有以下几个形制特点

第一、装有一枚带活动扣舌的椭圆形小带扣

第二、带鞓即不包括带扣与带头的带身部分长约厘米、宽约一厘米

第三、蛇尾也叫“带头”，即带鞓尾部的保护性装饰件和带鞓相接边方形，向外边圆弧形，宽度同于带鞓，长度略大于宽度

第四、在腰带系好后位于腰部两侧位置的带鞓上，分别装有一枚带有“古眼”即穿系悬物绳带的长方形小孔的带銙，带銙有方形、大半圆形和圭形三种形状

从以上可以看出，带有“古眼”的各式带銙是“蹀躞七事”所附腰带的最大形制特征。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在这一时期不悬物的带銙，其“古眼”中并不穿系悬物的小带。特别是在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中，有些石像腰带仅悬一物，其它带銙均“古眼”空空

蹀躞带之所以被称为蹀躞带，就是因为上面悬挂了大量蹀躞，而在没有蹀躞的情况下，腰带自然不能称为蹀躞带了。相对而言的，通常称这种腰带为革带。

然而，像我在最开始的时候说的一样，唐宋之间存在着一个断代，这个断代使得宋代人士对唐代及以前的服饰理解产生了很大偏差，其中就包括革带。

沈括引用北宋时人李上交所著《近事会元》一书中说法，用“环”来表述带有“古眼”的各式带銙，虽然在功能性方面可以说得通，但对于带銙形制描述而言则很容易使人误会。从绍圣四年年成书的《麈史》中对带銙“古眼”的解释来看，当时的人己普遍接受了此种不准确的说法，这种差误连同沈括文中关于“十三环带”的言语，可能是造成后世、甚至直至今天人们对附“环”腰带形制之认识长期存在“历史性”错误的主要原因。

原本：古眼——銙上开洞

宋代人误传为：环就是古眼

结果：人们逐渐望文生义，认为环带就是带吊环的革带

河北定县东汉43号墓出土带銙（采自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

为银质长方小牌，两侧各有两弧相连，有四个对称的楼孔。所悬之环为马蹄形，环孔呈弧底的凸字形……这种銙的造型虽然特殊，但经历了数个世纪，它却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因为它主要流行于晋代，故可称之为“晋式带具”

河北定县北魏石函所出带具（采自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

隋唐时的带具可以分成两大类型，

1.带具在銙下附环，……主要流行于隋代和唐代前期……

2.带具不附环，却在方銙上穿孔。这种孔眼就是王得臣《麈史》卷上所说“銙且留一眼，号曰古眼，古环象也。”此型带具不仅方銙上有古眼，拱形銙上也有

显然，经过孙机先生的补充，沈括等人文中圆“环”与方“銙”之间混乱不清的过渡关系似乎清楚了。但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即无论是孙机先生所说“晋式带具”中的銙下附环，还是由之发展而来的北朝末、隋唐时装单带扣单蛇尾型带具的銙下附环，通常根本不堪负重。因为从考古实物看，前者厚度一般都在0.1厘米以下。而后者銙与附环的连接部分通常均为贵金属薄片气其厚度恐怕连0.01厘米也不到，安能承受刀弓诸物之重其实，这种所谓用来系“蝶鞍”的銙下附环，完全就是一种纯粹的装饰物

何家村出土的十三环带，属于隋朝时期，现代有商家仿制出了形似的东西，还跟唐式圆领袍一起穿，实在是搞笑不已

靴子部分

《释名·释衣服》:“靴，銙也，两足各以一銙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靴被引进以后，长期用于军旅，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著靴者仍以军人为多。从隋代开始，靴被用作百官常服，除了在祭祀、庆典或重大朝会时，仍旧用属之外，一般都以穿靴为尚，唐承隋制，仍将此用作百官常服，皇帝也不例外。

《旧唐书·舆服志》:“(太宗)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自贞观以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这时期的靴子，一般多采用黑色，制作前先将皮料染黑，使之变为“乌皮”，然后根据靴子的造型，将皮裁剪为大小不等皮块，一双皮靴通常用六块皮料缝合而成，寓东、西、南、北及天、地四方六合之意，取名为“六合靴”。

《新唐书·李白传》:“帝爱其才，数宴见。(李)白尝待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后挞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新唐书·韦斌传》:“(韦)斌天性质厚，每朝会，不敢离立笑言。尝大雪，在廷者皆振据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几至靴，亦不失恭。”据此二例可知，当时官员上朝时，已经不著局履，而穿靴子

但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建唐伊始时上朝就可着靴的，至马周将靴子改为短勒后，百官才可以著靴上朝，但仍不能著靴升殿，所以李白到殿上拜见皇帝，还必须将靴子脱下，至唐中期以后不仅允许穿靴上殿，而且穿靴反而是一种更加有礼的行为。此外靴子在民间也极为流行，男女、士庶、胡汉、将士都有穿靴者，靴有高筒、短筒，绵、丝等各种形式和面料，又有尖头、圆头、高头、平头多种，靴底或软或硬，极受唐人喜爱。

经历了春秋战国、秦汉的发展，到西晋，“五礼”已经成为撰制礼仪的基本框架。后又经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制定礼仪实践的积累，到隋唐时期，礼仪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出现了《隋朝仪礼》、《江都集礼》、《贞观礼》、《显庆礼》以及《开元礼》。唐末杜佑所作《通典》中《开元礼纂类》最终将五礼的次序定为“吉，嘉，宾，军，凶”。五礼乃儒家礼仪思想在社会行为规范中的体现，丧礼就是凶礼中的一种。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葬礼或简或繁都有一整套程序、仪式以及墓葬建筑和响应的设置，其中具有浓厚贵族文化色彩的墓中壁画又是墓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当时某些礼仪思想的图像材料，也是儒家文化的一种体现。《礼仪·中庸》载孔子语：“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关中唐代墓室壁画中表现的贵族府邸或皇家宫苑内外场景的现实性图像系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事死如事生”的儒家丧葬礼仪思想以及当时的具体等级礼仪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墓室壁画足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唐代特定时期的服饰情况。

文章来源：同袍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