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赋异禀用尽超能力后续 男子十七岁就能驾驶飞机
船的爆炸声与想象中的别无二致。
我第一次听到船的爆炸声时才13岁，当时家人乘坐家里那艘43英尺长的维京游艇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水道度假。父亲驾驶游艇带着母亲埃尔莎、三位姐姐中的一个、我的一个朋友还有我，一路北上穿过密歇根湖，驶过北上岛。我们的游艇后面拖着一艘长13英尺的老式波士顿威拿钓鱼船。这是父亲通过一则报纸广告买下的，我在这艘船上倾注了很多心血。
度假期间的一个凌晨，我朋友和我还不到6点就从维京游艇跳进威拿钓鱼船，开到附近的一处捕鱼区。我们刚撒下第一网，天边就突然闪过一道橘黄色的光芒，我赶快转过头望去。紧接着就听到一阵低沉的爆炸声隆隆地从湖面传到耳边。那艘机动游艇顶部被炸开，冒出滚滚的白色浓烟。我在远处只见到爆炸的残骸如雨点般落下，桅杆的碎片像纸风车似的飞向空中。
我能听到呼喊声。当时还没有手机，我的船上也没有无线电收发报机用于求助。我们用曲柄发动了40匹马力的舷外引擎，这个引擎是父亲和我最近才安装到威拿钓鱼船上的。我们蹲伏在像知更鸟蛋一样的蓝色船体内，迅速驶往那片混乱的爆炸现场。
浪花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我想起父亲最开始教给我的一节驾船课：保持通风换气！如果船上是燃气发动机，就尤其需要注意，他会专门强调——这与汽车发动机不同。他说就汽车而言，车身下有气流会吹走危险的烟气。但是，自然风很少能穿过浸水舱，甚至在例行加油时，那里也会聚集很浓的烟气。如果不充分通风吹散烟气，那就相当于制造了一枚******，只消一个火花就能引爆。我记得几年前在《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杂志上读到，一杯汽油具有和十几根******同等的爆炸力。在北水道，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目睹爆炸的实际威力了。
短短一分钟内，威拿钓鱼船就抵达了800多米外的事故现场。机动游艇遭受的破坏令我震惊。舱顶已经被炸飞，船头炸出一个吓人的大洞，甲板也着火了。
有两个人从船上弹飞落水，一个女的看上去有70来岁，另外一个女的已近中年，我猜是她的女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人都还活着。不过，我们把船开到她们身旁之前，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她们受到的烧伤，听到她们痛苦的呻吟。两人正挣扎着浮在水面上。
朋友和我一起把她们俩拽到威拿钓鱼船上，让她们躺在宽敞的木制长椅上，这些长椅由父亲和我在密歇根用了好几个小时打磨并且重新上了漆。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她们头发烧焦的味道。
她们俩还算幸运，我调转威拿钓鱼船的船头并加速驶向岸边时，岸上那些也目睹了爆炸的当地人正在呼叫救援人员。我们抵达湖岸边不久，护理人员就赶来了，我们帮忙把她俩用担架抬上了救护车。我不知道她们的名字，也不知道她们后来情况如何。其实，那个清晨我记得最后一件事就是突突突地把船开回维京游艇那里，系好威拿钓鱼船，爬上游艇，回到家人身旁。那时家里其他人还没睡醒呢。
“恒心加决心，”父亲过去常说，“恒心加决心。”这是塑造他一生的箴言。我希望这也将塑造我的一生。
密歇根州的霍兰镇风景秀丽，父亲还很小的时候，就每天跟着祖父彼得在镇上给郁金香镇的农产品公司送货。祖母伊迪丝是个裁缝。这个宁静的镇子坐落在密歇根湖东边，在那里父亲受到的教诲是要为人勤奋，他在能抡起榔头的时候就开始参与家装工程。1943年，彼得突然因心梗过世，祖母没有找政府申请救济，也没有请求教会施惠，甚至都没有从亲戚那里要过钱。有两个姊妹的埃德加就是一家之主了。他将要养家糊口。他已经12岁了。
父亲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当地的一个油漆匠打工，负责刮平和打磨墙壁，每小时才挣几美分。那年夏天，家里的热水器坏了，他丈量好新热水器所有管子接头的尺寸，走进一家五金商店，让人切割好镀锌管并加工上螺纹，再一件件地把新热水器安装好。不用请水管工。反正也请不起。
在父亲的孩提时代，有关欢乐时光的故事并不多。他从没谈到过在海滩度假或家庭聚会。他只参加了一个赛季的高中橄榄球比赛。他勤奋好学，因为这是家人的殷切期望。他努力刻苦，因为他别无选择。13...
父亲养活了全家人，还攒够了钱读完大学。他在密歇根理工大学主修工程专业，求学期间还赢得了预备军官训练团的奖学金，并在南卡罗来纳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基地服役两年，担任空军的空中照相侦察官。退役之后，他返回霍兰，在当地的布斯机械厂当一名压铸工，后来一直升到总工程师的职位。他娶了一位年轻可爱的学校老师，名叫埃尔莎·兹韦普，他们俩是两年前在暑假滑水时初次相识的。不久之后，我的大姐伊丽莎白就降生了。随后出生的是艾琳和埃米莉。我出生于1969年的夏天。
1965年，布斯机械厂被出售。在过渡期内，父亲召集了两位同事，把自家房子重新抵押出去，又从他母亲那里借来1万美元。他深信附近的制造商很快就需要亲自做压铸的活儿了。他对如何满足这个需求有着自己的高见——这可得感谢我的母亲和一场歌剧。那个晚上，他俩在大急流市歌剧院约会，父亲觉得那段时间既冗长又乏味，就都用来琢磨压铸机的新颖设计了。虽然竞争对手如林，家中也在不断添丁导致财务开支过大，年迈母亲的储备金又面临风险，他还是精神抖擞地着手成立了普林斯制造厂。
六名员工夜以继日地工作，建造600吨重的压铸机。普林斯成立数月之后，完成了霍尼韦尔国际公司的第一批订单，该公司需要一对机器用来制造军械。不久之后，霍尼韦尔追加订制3台机器。后来又订了15台。这之后，通用汽车开始购买普林斯的机器，用来制造所有新的气缸。制造厂的每个人都看到自己辛苦的付出得到回报。“如果我的员工加入比赛，如果他们对战术对策感兴趣，比赛胜利就会有他们的功劳，”父亲说道，“之所以赢得胜利，是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随着订单的增多，机器的尺英寸也在变大：1969年1月，通用汽车公司需要一台1 600吨的压铸机来生产铝制变速箱。于是，16个小时的工作日延长为18个小时。对父亲而言，完成形状极为特殊的机器的订单关系到的不仅仅是生意，甚至失去的也不仅仅是生意。这事关尊严。“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有很高的期盼，你对工作就应该有同样的期盼。”他说。7个月后，普林斯制造厂的压铸机就安装到通用公司的工厂并开始运转。
很快，父亲就开始多元化经营。普林斯制造厂逐渐发展成为普林斯公司。父亲的公司不再限于制造生产机器的机器，也开始设计自主产品。1972年，他给凯迪拉克发明了一种带照明灯和化妆镜的遮阳板——这个装置在当今随处可见，我们很难想象轿车没有这些配置的样子。普林斯接着开始给轿车设计内部仪表板——当时的仪表板杯托、可移动的扶手、数字罗盘/温度计、计算机程序控制的车库门开门器。父亲能设想出多个全新的行业去开辟。时任克莱斯勒大型车采购经理的戴维·斯威特利克有一次对《福布斯》杂志表示：“普林斯进来就说，‘你肯定会看上这种产品。’”
三大汽车制造商很乐意看到我父亲用自己的资金从事研发工作。如果样品失败了，所有损失就由他自己承担。这样做生意也使父亲变得不屈不挠又讲究策略：公司犯的每一个错误都按时间顺序记录在他办公桌里的一个笔记本上。他把这些错误称为“令人谦卑的礼物”。这个方法很奏效：普林斯公司成立七年之后就成为霍兰镇最大的雇主。
取得这些成功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72年，一次心梗差点让父亲丧命。他当年42岁。在霍兰医院卧床的三周里，他反省了他把自己和周围的每个人逼到什么程度；他想起年仅36岁就去世的父亲；他回想起自己的坏脾气如何占了上风。我记得在手忙脚乱地送他去医院之前，母亲和我在家发现他的那一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在中午的时候躺在那儿。“就是在他躺在病床上反思如此辛劳带给他什么的时候，他重新树立了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我家的好友加里·L·鲍尔后来这样说，“埃德加把个人的未来和生意的未来都交给了上帝。”很快，父亲对工作的专注程度就没那么高了，陪伴我的时间也更多了。
对父亲而言，向我展示祖父母的欧洲渊源十分重要，这是对故国的情怀。我们家与荷兰–德国的渊源非常明显：我在一个名叫霍兰的镇子里长大，一些躲避家乡宗教迫害的荷兰移民1847年开始在此定居。这里有很多郁金香色彩的节日，建筑物也带有传统的荷兰风格——甚至还有一个从荷兰进口的古老风车。木屐到处可见。荷兰基督教归正会是我们镇子的中流砥柱，我母亲是归正会虔诚的信徒。
我们家族的历史和一般的世界史都很令我着迷——尤其是与军事有关的部分。我收集的第一组士兵玩具是纯铅打造的——这些士兵身高5厘米，齐刷刷地成排站立在我卧室的窗台上。士兵数量多达好几百个，都被刷上了不同的颜色，与现实中的英军、法军和大陆军对应。我用从国外旅行带回来的铸模，还有父亲和我在铸铁坩埚里熔化的重达18公斤的铅，打造出了这些战士。我当时才7岁，不过我已经从父亲和他的几个也服过役的朋友那里听过一些关于军队的故事，他们令我惊叹不已。
对家庭的责任感也很重要。母亲对子女要求严格，但是为人和蔼，对我尤其如此。父亲身高六英尺（约1.8米），中等身材，长着一双大手，由于在铣床工作时间太长，手都变厚了。父亲经常出差跑生意，我看到自己就像父亲当年那样逐渐成为家里的一家之主。家庭与生意交织在一起，当父亲指定母亲、姐姐和我担任不断壮大的普林斯公司的大股东时，我对生意有了些许认识。父亲主持召开家庭会议，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公司的决策。周六，他会带我走遍公司的各个工厂和办公区，教给我制造方面的知识，指出哪些做法效率太低。那里闻着到处都有股液压油的味道。他从不让我错过跟任何一个人结识的机会，从机械师到主管，我都要逐一握手，对他们的贡献表示认可。那时我才只有7岁。
在心梗之后的那些年里，父亲真的像变了一个人。家庭和健康的重要性增加了。除了横穿异国大陆开车旅行，我们还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和诺曼底。他对追求身体健康也变得十分执着——家里不再有甜甜圈——这份执着还使他为1 500名员工的健康担心。
普林斯公司的主管们每周有3个下午就会聚在附近的霍兰网球俱乐部，父亲在这家俱乐部就快要破产的时候将其收购。在那个年代，别处的午餐聚会都流行豪饮三巡马提尼酒，而普林斯的高管们凑在一起，讨论的是双发失误和反手击球的赢家。后来公司在1987年建成了一大片综合建筑群，在那里还建造了篮球场和网球场。父亲也给员工提供针对重大疾病的定期筛查。
对父亲而言，生意不仅仅是赚钱，还涉及人际关系。父亲的员工们对他忠心耿耿，所以他觉得要对员工的福祉负责。他乐意看到员工随着公司的成功而过上红火的日子：有的机械师通过勤奋工作把孩子送去读大学，有的工程师能够为自己有特殊需求的子女请最好的护理。父亲从公司派出飞机，接回远在外地开会的销售人员，让他们能够及时返回家中与家人共进晚餐。办公室周日一律关门。
父亲在成功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社会的回馈。在工作之外，父亲每年捐出至少10％的收入。普林斯公司在其使命的第四条指出：“全力做好慈善捐赠事业”。我父母也满腔热忱地投身于此。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援助了霍兰镇商业区——包括一笔100多万美元的捐赠，用于建造老年活动中心——常青家园（1985年12月时任副总统乔治·H·W·布什参观了该中心），这是全美首批专为老年人建造的活动设施之一。父母的捐赠也使砂岩大钟塔得以修复。这座钟塔自1892年起就耸立在商业区，已成为颇受当地人喜爱的地标性建筑。这种感激之情是相互的。如今，在商业区的杜鹃花公园内，顺着人行道上的青铜足印，可以来到几个唱歌的乐手和儿童雕像面前，那里有一块纪念我父亲的牌匾。“我们将永远听到您的脚步声，”上面写道，“霍兰商业区的人们敬重您的远见卓识和慷慨大方。”
父亲给当地的霍普学院以及加尔文学院——我母亲的母校，位于附近的大急流市——捐赠了数百万美元。两所学院都因循归正信仰而建，我父亲自从首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就坚定不移地皈依了这个信仰。1988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加里·鲍尔和詹姆斯·多布森成立了家庭研究会，这个公共政策团体提倡保守的价值观，颇具影响力。“我们得到了上帝的保佑，”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有责任成为世界上为善的力量。”
我上高中时父亲没有让我打工；他想让我充分享受校园岁月，而不是像他贫困的青年时期那样。我在霍兰基督高中参加了篮球队、足球队、田径队和摔跤队；在高中三年级那年，我们赢得了该州的乙级橄榄球锦标赛。我记得在那个多雨的秋天，父亲不论在世界何处都会乘飞机赶回来，与母亲坐在露天金属看台上观看我比赛。
我在高中从来都算不上是最受欢迎的孩子。我既不喝酒也不抽烟。身为运动员，我有一个社交圈子，但是一起长大的亲密朋友并不多。我的家庭背景是个礼物，但也有劣势。我从来都拿不准人们看上的是我自己，还是仅仅把我当作霍兰镇最大雇主的儿子。我花了很多时间与父亲探讨政治，思考着自己的未来。我参与教会的活动。我在17岁学会了驾驶飞机，在郁金香城机场获得我的私人飞行执照。
我热衷于历史——尤其是军事史。一次在课堂上，我向一位老师提出质疑，因为这位老师称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冷战时扩充军备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我对此予以反驳，滔滔不绝地列出我们应对苏联各种威胁所需的每种战略防御计划武器系统。我像同学们点评密歇根大学橄榄球运动员那样，分析了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我都想亲自上阵与苏联人战斗。
由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驾船并酷爱这项运动，父亲十分在意激发我对海军的兴趣。他在预备军官训练团时培养出了领导力，他说军校能对我产生同样的影响。父亲患心梗之后，不再吝惜时间——但是对子女的施舍把关很严。他不想让我依靠家族的生意。他明确地表示，我享有人生的各种优势，如果还成不了才就说不过去了，而且，我得靠自己成才。他说，我大学毕业后不会为普林斯公司工作，也不会得到任何信托基金。我必须靠自己打拼。
1987年7月1日，我前往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报到入学。我喜欢新找到的目标及其与历史的联系。我喜欢在“二战”时期的美国海军油船卡卢萨哈号上待的那一个月——纵然我得了水痘，并被隔离了3周。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海军学院不适合我：当时影片《壮志凌云》刚刚上映，学院里既有海军航空兵尾钩协会[1]的男生，又有对政治正确性荒唐的监督，这样的环境让我感到不自在。我觉得就好像人们指望我从毕业生助教那里学本领，可他们除了比我在学院待的时间长之外，学识也多不到哪儿去。我很快开始纳闷儿这所学院是否培养出了伟大的领导者——抑或本来就有伟大的领导者来这里入学，忍受了这里的环境，离校后才功成名就。
三个学期之后我就离开了不靠谱的安纳波利斯，期望重返严肃的学术道路。我选择了希尔斯代尔学院，这是一所文科院校，有1 400名在校生，位于密歇根州南部，在俄亥俄州边界以北约25英里处。
希尔斯代尔真正吸引我的是其对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重视。课程扎根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信奉没有政府干预的长期放任政策。1977年，里根在希尔斯代尔发表了题为“自由企业怎么了？”的演讲，我真希望当时在场聆听。我主修经济学，辅修政治科学，并且开始意识到有一天我可能会像父亲那样作为一个企业家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希尔斯代尔是一所笃信宗教的院校，对待联邦和州教育拨款方面的态度也是出了名的：不接受任何拨款。学院行政机构决心通过极度的独立来保护其学术自由，不需要也不想受制于跟这些拨款挂钩的官僚式监督。我记得学院要给我提供全额的院校奖学金，但是我没有要。“留给需要这笔钱的人吧。”父亲说。
早在1986年，我就在影片《战火云霄》中看到我最喜爱的演员之一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影片中，伊斯特伍德饰演的海军陆战队枪炮军士咕哝着说：“你可以抢劫我，你可以饿着我，你可以打我，还可以杀了我。就是别让我感到无聊。”时至今日，我都喜欢这句台词——我可不是那种能长时间坐得住的人。长期以来我都怀着一个孩提时代的梦想，比如成为一名消防员，所以很快我就成为首个报名参加希尔斯代尔城市消防队的学生。
要知道，多数在希尔斯代尔就读的学生都家境殷实。自愿来消防队或在消防队上班的都是肉贩子、油漆匠和屠宰场工人，他们一开始都视我为一个傲慢的大学生。但是我一大早就出现在消防队，更换破拆锯的锯片，并留下来清洗水泵，直到很晚才离开。我拽着沉重的帆布水带，扛着梯子。每次救援返回之后，其他志愿者都坐下来，打开一瓶酒享用，我则会去把水带卷起来。渐渐地，我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每小时还赚7美元——之后我开始扩大活动范围。
我在安纳波利斯时已经获得了潜水证，开始和警察局一起开展潜水援救行动，帮助打捞溺亡遇难者的尸体以及他们沉入湖泊的车辆。我记得自己在冬天使用链锯在冰上切出一个洞，在穿上潜水服之前，还要向湿式潜水服里灌入几瓶热水以便在冷水中保温，防止在水下冻伤。
沉入黑暗的水中，只能听到自己通过呼吸调节器喘气的声音时，或者紧紧抓住警报器声大作的消防车时，我就感到前所未有的专注或肾上腺素激发的冲动。我喜欢这种感觉。做什么事都要动作迅捷，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履行使命，这性命攸关。这比我上的任何课都重要。我参加考试的时候都带着消防队的无线电设备。只要警报一响，就能立刻出发。
与此同时，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女孩：琼。我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班克罗夫特宿舍楼里第一次见到她，那是在一个学员房间墙上挂着的一幅照片里。她有一头金色长发，眼睛是蓝色的，整个房间仿佛都因她而熠熠生辉。我以为她肯定是吉米·基廷的女朋友——当时我都想到把吉米的女朋友撬过来。结果发现更糟糕：琼·妮可·基廷（Joan Nicole Keating）是他的妹妹。“我不会让任何学员接近她，”吉米警告说，然后他笑了笑,“他们无法应付心碎的感觉。”
我终于在1989年1月份遇到琼，当时海军学院的一位老友联系我，他有新上任的乔治·H·W·布什总统举办的青年就职舞会的入场券。这是布什打算举办的八场就职舞会中的一场，地点在万豪酒店。老友的女儿想与吉米同去——所以我立马威胁吉米，如果他不同意带上妹妹，我就不给他入场券。于是，我从密歇根飞过来见她。
那天晚上，琼彻底征服了我。她来自纽约州北部萨拉托加附近，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她谈起任何话题都头头是道。琼对我的家庭或背景一无所知——实际上在海军里也没人知道——我只不过是比她小两岁的一个前海军学院学员。她穿着专门为这个场合买的有褶边装饰的海军蓝塔夫绸连衣裙——尽管这个场合似乎并没有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及地长的连衣裙凸显了她眼睛的颜色，但是并没有衬托出她的身材。说实话，这可能就是为何我从未真正在意过这身连衣裙。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眼见到穿着它的琼的情形。哪怕整个晚上和她站在警戒线边上我都会很开心。
1990年，我在希尔斯代尔读完三年级，就申请在乔治·H·W·布什的白宫做实习生。希尔斯代尔学院与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关系紧密，我支持他们的总统竞选活动。几个月前，我捐出人生第一笔政治献金：给共和党国会委员会捐赠15 000美元，这笔钱来自我父母很早之前给我购买股票的投资收益。
与此同时，琼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毕业，也在华盛顿特区给一家非营利性基金会和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们一有空闲就待在一起，很快我就坠入爱河，但是也以同样的速度对国家政治失去了兴趣。我来到国家首都，满怀期望地把这里当作为国无私奉献的堡垒。在我的家乡，里根政府被称颂为远见与奉献精神的胜利。这证明政府可以成为世界上为善的力量——通过支持创新和创业的国内政策，以及推行美国的外交政策来实现。可是在华盛顿我却发现，职业政客和尸位素餐的官僚的存在纯粹是在为自身谋求最大的利益——包括那些在政府身居高位的政客们。
我在当时被称作老行政办公楼的公众联络处办公室工作，那是一座装饰华丽的第二帝国时代风格的宫殿，白宫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在那里办公。公众联络办公室是普通百姓给白宫提供反馈的一个主要途径——而我自己对这一届政府也有些看法。没过多久，我逐渐感到，布什总统在和有些人讨价还价，这些人想削弱婚姻的神圣性，用预算妥协来提高税收，并推动将给国内各大雇主增加不合理费用的环保政策。我知道我可能有点固执任性。我向来直言不讳，这为我赢得了一次去白宫西楼的机会：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 Card）听说了我对这届政府的不满，就训斥了我一顿。
这是我与高级政府官员的唯一一次见面，持续了大约五分钟，我在白宫的实习生涯在5个月之后匆匆结束了。不过幸运的是，一天晚上我与朋友们打保龄球的时候遇到了众议员达纳·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
现在是罗拉巴克作为南加州第48选区众议员的第13个任期。1988年罗拉巴克首次当选众议员，此前是里根总统的特别助理，当他的演讲稿高级撰写人之一达七年之久。在白宫，罗拉巴克在制定总统的“经济权利法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法案支持政府对自由市场采取很少的干预。他也协助打造了“里根主义”，这项激进的军事政策公开支持反共活动。“自由不是少数被选中者的特权，”里根在1985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自由是上帝所有孩子们的普遍权利。”这些话让我深受鼓舞。当罗拉巴克提出让我给他当实习生时，我立刻抓住这个向他学习的机会。而引领我踏入下一段冒险征程的则是罗拉巴克的一位工作人员保罗·贝朗兹（Paul Behrends）。
贝朗兹当时是海军陆战队的预备役少校——2005年他以中校军衔退休——参与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调查任务。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特别感兴趣，我俩很容易就找到聊天的话题。我还注意到他每天午餐时就溜出办公室，闭口不谈去了哪里。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去参加弥撒。贝朗兹在我皈依天主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1991年3月，我跟随他访问萨格勒布，见到了克罗地亚的领导人，他们讨论了脱离由塞族主导、共产主义统治的萨拉热窝的计划。我记得自己参观了城里的一家大医院，看到了一排排受伤的克罗地亚人。
之后那个月里，我陪同贝朗兹前往尼加拉瓜，调查关于在该国发现大屠杀地点的报道。尼加拉瓜人权协会认为丹尼尔·奥特加（Dandiel Ortega）一直在谋杀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奥特加1979年领导的军事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了尼加拉瓜政府，然后他就上台掌权。在首都马那瓜，我们不得不甩掉一个来自桑地诺阵线，开着苏制拉达车盯梢的人。出城向北驱车一个半小时，我们在农民的引领下来到一处偏僻的延绵起伏的山坡——那里有令人发指的证据。我们看见几十具农民的遗体。他们手腕被绑，头部中枪，都被扔进坑里。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些碎骨头，一堆堆破碎的头骨在地上瞪着我。
我从尼加拉瓜回国八天之后，琼和我就站在了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圣玛丽天主教堂的圣坛前。那年我21岁，琼23岁。我们所有的亲友都出席了婚礼。紧张准备婚礼的那段时间，我在国外倒是省心，对此琼可能有点不满。尽管如此，我俩都为能在1991年4月27日结婚而兴奋不已。
婚后不久，我在国会的实习结束了，琼和我就去度蜜月。我们先去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我们称之为“波罗的海解放之旅”。从那里，我们又去了贝尔格莱德以及位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萨拉热窝和莫斯塔尔。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的中世纪石筑城堡让我们惊叹不已。我们甚至在北非兜了一圈后才返回密歇根。随后，我在希尔斯代尔读完大学四年级，仍然是志愿消防员——仍然喜爱潜水和飞行，还有狩猎——但是我需要完成更重要的使命。
这也是我下定决心要遵守的承诺。在海军学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了海军海豹突击队。在安纳波利斯的退学面谈中，我告诉学籍管理主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并且不需要学院的帮助。他对此嗤之以鼻，而我只是点点头。所以从希尔斯代尔毕业之前，我向海军候补军官学校提出了入校申请，这是我重返海军必须要采取的第一步。“我们在海军只待几年，好不好？”琼说道。
美国有8支现役的海豹突击队，每支突击队由6个分队组成。一个分队有16名海豹突击队员——2名军官、1名水手长，还有13名水兵。我被海军候补军官学校录取之后，就立刻投入了训练：每天游泳数小时，增加做引体向上和俯卧撑的数量。在海豹突击队里，训练的要点不是你能举起多重的东西，而是你在陆地和水上如何自如地行动。每位海豹突击队员都必须是战斗潜水、高空跳伞、导航、爆破和其他一系列技能的专家。
递交最后一门大学考试的答卷之后，我就立刻开始收拾我们的全部家当——甚至都没去参加毕业典礼——然后马不停蹄地奔赴位于罗得岛纽波特的海军候补军官学校报到。16周之后，琼和我再次举家搬迁，这次是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科罗纳多，我要在那里的海军特种作战中心接受基础水下爆破训练。
基础水下爆破训练总共持续6个月，但是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开始的“基础适应”阶段：计时两英里游泳，在柔软的沙地上跑4、6或14英里，还有其他一些更具挑战性的科目。这是一生中最可怕的训练，一周七天天天如此。正如海军所描述的那样：“由于训练要求特别高，很多考生开始质疑自己来这里的决定。”一次，一名队友和我因为偷懒而受到惩罚——当时，我们在海浪中冻得瑟瑟发抖，这位队友突发奇想，带头领着全班挨个儿排起来转着圈开跳康茄舞，还想以此显示我们的团结——教官罚我们当“搁浅鲸鱼”。我们不得不脸朝下趴在沙滩上，任由海浪砸在我们的头上。在一波海浪退去下一波扑过来之前我们赶紧吐掉海水，呼吸成了一件需要择机而为的事情。沙子进入身体最隐秘的地方。简直是苦不堪言。
我们第六周的训练被称为“地狱周”：要忍受着寒冷和疼痛，连续132个小时在泥里摸爬滚打。我们这些考生要跑200多英里，每天的体能训练长达22个小时。五天半的时间里才睡了大约四个小时。尽管每天摄入7 000卡路里的食物，但还是没止住体重的下降；“地狱周”快结束之时，“跑步”其实都算不上在跑，而是强行蹒跚，因为肌肉已经僵硬，膝盖发软根本使不上劲儿。
我们班的训练比其他很多班更苦。按照传统，“地狱周”的训练在科罗纳多海军两栖基地里和基地附近举行。可是，在2月初考试之前的六周里，当地降雨高于平均值，这样一来圣迭戈湾和附近的海域里充满了地表污水、医疗废物以及从10英里以南的蒂华纳冲过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于是，教官就带我们去圣克利门蒂岛的海军辅助着陆机场——那是圣迭戈以西60英里的一个阴冷的海峡小岛，往最好里说可以称之为“土气十足”。我记得这段经历主要是因为在圣克利门蒂岛上，我们匍匐前进穿过的一片地里长满了仙人掌。我倒是宁愿泡在科罗纳多的污水里。
几天来，教练们都在嘲笑这些考生：不如赶快承认失败，去敲响一直挂在营地里的铜钟，结束这苦日子。我们班有120个学员，其中有将近100人敲响铜钟退出。退出的水兵中很多人继续在海军服役，而且很出色——但是他们将永远不能成为海豹突击队员，那些熬过训练的人们将在今后的人生中永不言弃。
“地狱周”结束后我回到家，收到父母寄给我的一份特殊礼物：一尊牛仔青铜铸像。雕刻家在上面刻着：“在牧场不成文的律条里，至高无上的工作价值观依然存在。当你加入一家牧场时，你就要尽职尽责。真正的承诺怎能轻松兑现？”我很骄傲地接受这种道德观：如果需要，可以离家数月，风餐露宿，时刻面临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威胁。牛仔凭借勇气和智慧得以生存。他给受他照顾的人们提供保护。经历了“地狱周”的洗礼，我知道我的招牌将会是海军海豹突击队。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之一。
训练结束后，我们在科罗纳多只待了几个星期。琼要在当地一所小学教完余下的课。我是已婚军官，不住在基地里；我们在城里的家就成为其他受训人员所熟知的“探戈旅馆”。在最后这几个星期里，琼遵循她母亲的意大利传统，给我所在班的海豹突击队员们烹制了好多千层肉酱面，量大得惊人。她在家里是性格外向的人——她能够也的确在跟任何人交朋友。她带修女、军官和学校同事来家里吃饭，和大家谈天说地直到深夜，话题从时尚到哲学无所不包。虽然我在泥地里摸爬滚打几天下来精疲力竭，我还是喜欢在家里边擦靴子，边看琼让一屋子的人为之着迷，直到我困得睁不开眼为止。
1994年12月22日，我的女儿索菲娅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比奇，她是我有幸拥有的七个漂亮孩子中的老大。一年前，我加入海豹突击队第八分队，琼和我当时就举家搬到这里。在索菲娅的洗礼上，神父邀请她的祖父在她的额头上画十字。我记得父亲用一根很粗的指头在我女儿的脸上比划着，当时父亲已经63岁，但仍然仪表堂堂。他专程从密歇根赶来，看上去精力和以往一样旺盛。可是不知为何，送别他时，我三番五次返回去跟他说再见。我亲吻了父亲。“爸爸，我爱你，”我说，“我很想你，我都等不及想再次见到你。”
洗礼四天之后，即1995年3月2日，埃德加·普林斯离开公司总部高管餐厅，走进电梯，然后突发大面积心梗。一刻钟之后，员工们发现了他，但为时已晚，他再也没有苏醒。我的英雄就这样离我而去了。
之后的几天里，霍兰镇降半旗志哀。那时普林斯公司雇用了大约4 500人。公司一位年轻的女工程师对当地报纸表示：“大家觉得自己就像他的家人一样。当听说这个噩耗时，我都哭了，虽然我甚至都不怎么认识他。”1 000多人来到基督纪念归正教堂出席父亲的葬礼。“埃德·普林斯并没有缔造一个帝国，”加里·鲍尔后来给家庭研究会的成员写道，“他缔造的是一个王国。”
在父亲的葬礼上，我回想起在索菲娅的洗礼上与他相见的情形，想起琼问他身体感觉如何。“你知道的，”我父亲说，“我就是感觉不大对劲儿。”父亲可是个永远都很乐观的人，我意识到那可能是我第二次听到他这么说。
葬礼之后不久，母亲就召集家庭会议，讨论如何处置父亲留下的颇为丰厚的遗产。这时，我在内华达州的法伦参加的为期数周的战斗搜索与救援训练刚刚结束。我向指挥官请了假，两名海军战友开车把我送到机场。不过，这不是一般意义的送机。我母亲已经派了一架飞机来接我：这架中型公务机属于父亲的公司。它降落在法伦机场，朝小航站楼滑行过来，我们三人站则在航站楼内。海豹突击队中没有人了解我的家庭背景，我喜欢这样，我跟其他人一样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和尊重。可是，这架飞机尾部有我父亲的特选号码，那组号码以巨大的字母EP（我父亲姓名的首字母）结尾，当这一切完全映入眼帘时，我也吃了一惊。飞机停止滑行，飞行员们从机舱里走出来。
“你好，埃里克！”他们朝我打招呼。
我的战友们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终于，有一位战友脱口而出：“要是你不在海军，你就可以退休了吧？”
几天之后，我在弗吉尼亚州又遇到海豹突击队的战友们。从法伦来的两位战友保守了我家庭的秘密，或许没准他们告诉了每个人，只是没人相信他们所说的。无论如何，1994年我依然跟随海豹突击队第八分队部署到海地，这次任务是比尔·克林顿总统把拉乌尔·塞德拉斯将军赶下台的行动之一。我们负责绘制登陆海滩图，并开展特种侦察，不过我们抵达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次维和行动。至今仍历历在目的是乘船返回诺福克途中的情形，就如同我们在海地时一样清晰：我们遭遇了一场来自东北的大风暴，这是我在船上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大风，人们不得不用链子把甲板上的桌子拴住，防止这些桌子成为伤人的凶器。那天晚上我们吃的都是花生酱和果酱，因为根本没法儿试着做饭。
后来在1995年后期，由于南斯拉夫分裂为几个相互交战的国家，海豹突击队第八分队被部署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那里已是残垣断壁，街道满目疮痍，与我和妻子几年前看到的平静社区完全不同。我们这些海豹突击队队员在那里执行搜救被击落的飞行员的任务，或者针对雷达站实施“直接行动”任务。
我在海外执行任务时，我和琼过得都不容易，尤其是家里有一个刚出生的女儿。1996年5月，我妻子还怀着第二个孩子克里斯琴，却发现乳房有一个肿块。她当时29岁。我在海豹突击队服役到那年的年底，虽然非常期望执行将来的任务，但是我知道很快家里就会有两个年幼的子女，而她们的母亲则面临着与癌症的斗争。出门在外突然变得不可能了。于是我提出退伍。
与此同时，家人一直在无休止地争论如何打理父亲的生意。父亲过世一年多后，我母亲、姐姐和我以13.5亿美元的价格向密尔沃基的江森自控有限公司出售了普林斯的汽车业务。这笔钱分给了父亲的几个生意伙伴、持股员工、我母亲、姐姐还有我。我们保留了普林斯机械，以及父亲的房产生意卢米尔公司和租赁飞机的翼展租赁公司。江森自控有限公司重新命名了父亲在霍兰建造的75万平方英尺的厂区，称之为埃德加·D·普林斯技术园。
我父亲已经打造了一个了不起的企业。我有幸继承到一笔财产。现在我得明智地使用这笔财产了。
[1] 尾钩协会（Tailhook Association），美军航空兵的社团组织，包括现役与退役人员，类似于军人联谊会，因“尾钩丑闻”而为人所知。——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