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是如何消失的？瘟疫百年1918西班牙大流感

引子：瘟影初现-零号病人

1918年3月11日（某些文献中描述为3月4日），星期一，一大早，在美军堪萨斯州赖利堡的芬斯顿训练营地，当所有士兵结束早训，等待早餐时，军医91号大楼的当班护士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连队厨师：列兵阿尔伯特.吉特切尔。他向护士抱怨自己“发冷，咽喉肿痛，头疼并且肌肉酸痛”，护士立刻就意识到，面前这位小伙子患了感冒。按照军队医疗管理的标准流程，他立刻被转入传染病房进行隔离。当护士正忙着给吉特切尔测量体温时，总部运输部第一营的下士李.德拉科也来到了91号大楼，向护士报告自己的高烧情况，这位下士体温达到了39.4度。

1918年堪萨斯州赖利堡的芬斯顿训练营地

如果说两个人感冒还算是巧合的话，当第三个患者：军士长阿道夫.何拜剧烈咳嗽着走进91号大楼时，当班护士意识到情况的不对劲，她立刻给首席护士长哈丁中尉打了电话。哈丁中尉赶到91号大楼时，发现又有2个士兵在报道相似的症状，没有犹豫，她拨通了医院主管施赖纳上校的电话。施赖纳上校来不及洗漱，直接就冲到了医院。他很快地挨个检查了被隔离的病人们，在病历上了写下了相似的症状描述：“发烧39-40度，脉搏微弱，嗜睡，畏光； 鼻，咽喉和支气管的结膜及粘膜出现红肿；初步判断为炎症。”到了这天中午，已经有107人因为类似的症状住入了传染病房。施赖纳上校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种高传染性的疾病，但是他没有料到，这个有着感冒典型症状的疾病，将会在全球掀起多大的波澜。

多米诺牌阵的一块牌已经倒下。

芬斯顿营地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极为恶劣的，凡是在那里呆过的新兵都不想再回去。冬季是彻骨的严寒，夏季是灼人的热浪，夹杂在冬夏两季间的是春秋两季无尽的沙尘暴。当吉特切尔等人还在病房里发抖时，整个营地近30000人还在按部就班地完成训练，清理骡马产生的粪便，和沙尘暴做斗争，营地的主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管辖的这块区域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

而施赖纳上校却越来越忙，他的病人在3天内就增加到了500多人，3周内增长到了1100人，而这还是只在册的病人数，还有大量的未在册，来不及治疗，自我痊愈的，数字可能几倍于在册人数。230名士兵发展成了肺炎，38人最终死亡，根据在册人数来算，死亡率达到了3.5%。这个死亡率和一般感冒比起来，高了太多，但是，这些患病士兵的死亡并没有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毕竟，大洋对岸的欧洲，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在炮火中死去，谁会在乎几十个因为感冒而丢掉性命的新兵呢？

施赖纳上校和芬斯顿营地的护士们

当时，美国在全国有36个大的训练营，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兵都会在这里进行集中的培训，然后要么被送到其他营地，要么被直接送到法国，再接受进一步训练，最后进入战场。巨大的人员流动性，训练营里拥挤的居住条件，恶劣的饮食，和匮乏的医护人员，让这36个训练营变成了巨大的病毒培养皿。芬斯顿训练营的病例出现近两周后，乔治亚州的森林营地和绿叶营地也分别报道了第一例病例。到了4月底，36个营地中的24个，都出现了流感的病例。

3-4月份，病毒不仅在军队中扩散，也在平民中传播开来。美军慷慨的休假机制（新兵三个月可以享受5天的假期，对比大洋对岸的德国，一年不见得能从前线回家一次），让新兵在全国的各大城市间流动，病毒随着载体们，进入到了更宽广的空间。3月11日，纽约皇后区就报道了第一例流感病例，到了4月底，美国50个大城市中的30个，都发现了流感病例，并且患者数量呈几何级别增长。

一战期间美国各大军营的分布，画红圈的事芬斯顿营地

1918年春夏季的这一次感染高峰，被后世称为“第一波”，死亡率还算是“温柔”，尤其是当大家的神经全被欧洲的战火吸引的时候，疫病更容易被忽视。但是，部分死亡病例的报告依然引起了医学界的不安。4月份一份陆军医疗报告里写着：“观测到，病人出现爆发性肺炎，湿肺大面积出血，并在24-48小时内死亡”（现在医学上称其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4月初，芝加哥的第一份针对流感死亡患者的尸检报告上写道：“双肺里充满出血点” ，当地病理学家立刻通知《传染病杂志》：“这是一种新的疾病！”

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两大洲之间的人员流动每个月都在大幅增加。3月份，8.4万名美军新兵被送往了法国，到了四月份，这个数字增长到了11.8万，法国和英国眼巴巴看着无数美国大兵登船上岸，协约国的头头们知道，美国才是他们打败德国和其盟友的关键，但是殊不知，美国大兵带来的不仅是步枪和大炮，还有更加致命的病毒。

法国港口城市布雷斯特是所有美国军舰抵达欧洲大陆的第一个港口，所以它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病毒中转站。从那里，流感病毒像旋转的洒水车龙头里喷出的水滴，由近及远地扩散到整个法国，不过这时，病毒的致死性还比较低，它就像一个阴险的死神，在这个阶段先悄悄的将剃刀安放在每个人的喉咙下面，但却不给急着杀死他们。

大批美军在登船后，直接运抵法国布雷斯特港

在布雷斯特的不仅有远道而来的美军，还有从这里开往其他战区的法军。病毒随着法军又来到了更遥远的地方。在亚得里亚海的科浮岛（在希腊和阿尔巴尼亚边上），驻扎在那里的塞尔维亚士兵头一次见到这么猛烈的传染病。亚历山大.拉多萨夫杰维克博士写道：“18年4月初，一种突如其来的疾病开始在军营里猛烈扩散，2天内150个士兵就病倒了，95人的症状都是高热，头痛，周身疼痛，不断出汗和咳嗽。有传言说这个疾病是从萨洛尼卡来的法国面包师身上传染开来的。以上症状持续3-4天，然后病患要么康复，要么就已经死了。到了5月，整个岛上几乎所有的军队都发现了类似的病患，并且平民间也发现了传染情况，同时死亡率也不断提高。”

在西欧，病毒还在马不停蹄地赶路，它在4月底到达了巴黎，几乎同一时间也抵达了意大利，同时，在索姆河和佛兰德斯的英军也发现了感染病例。

1918年春季第一波流感的传播路径

战线对面的德国也没能幸免。德军从1918年3月21日开始，在西线开始了大规模的“皇帝会战”，当第二阶段的“乔其纱”行动开始后，流感就通过英法军队的逃兵和俘虏进入了德军这边。与日俱增的病患严重影响了德军的战斗力，德军第一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将抱怨道：“天天听参谋们抱怨下面部队流感的患病人数，以及对我们军队的削弱程度，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实际上，“乔其纱”行动和后续的“布吕歇尔-约克”行动，都发生了德军在进攻时后继乏力的情况，不能不说和流感的大爆发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到了6月份以后，德军每个步兵师平均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2000人，某些师已经有近一半的人丧失了战斗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流感比子弹和炮弹的威力还要大。战后，出于推卸责任的目的，鲁登道夫在回忆录里将第一波流感形容成“阻止德国取得最后胜利的无形的手”。

5月份，流感的触手伸到了西班牙，5月的第三周，大批群众聚集在广场，参加传统的马德里年度庆典，这简直是病毒绝好的传播环境。紧接着，5月28日，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生病，一起病倒的还有部分大臣，官员。然后越来越的平民也病倒了，工厂的工人开始缺勤，农场开始缺乏人手大理，不过这时候，病毒的致死性仍然很低（0.04‰-0.6‰），典型的症状依然是发热，肠胃不调，虚弱乏力等。讽刺的是，因为世界大战，主要的参战国为了保持士气，都采取了新闻封锁政策，对于本国发生的疫情一概只字不提。而倒霉的西班牙，因为是中立国，所以各国均争相报道其国王和官员生病的事，所以，这场本不是在西班牙起源的流感，就这么阴错阳差的被冠以了“西班牙流感”的名字。

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和当年报道庆典的报纸

英国本土的首例患者出现在6月，大概率是从大陆轮休或者回国治疗的士兵带来的。很快在一个月内，病毒从英格兰扩展到了威尔士，苏格兰，然后渡过海峡到了爱尔兰。

丹麦，挪威在7月发现了病患，而瑞典和荷兰在8月份也未能幸免。当病毒在北欧快速传播时，它的另一支触手也从意大利伸向了东南欧。克罗地亚在7月初，接着是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在7月中，最终，8月份，病毒一路向下，扫荡了整个巴尔干半岛，来到了希腊萨洛尼卡前线。这段时间，西班牙流感的致死率在各地、各部队中呈现很不同的状态。在塞尔维亚第一斯拉夫团的报告里，写道：“（流感）发病非常快，6月间，几乎整个团全部病倒了，症状就像受到了毒气的攻击，咳嗽，打喷嚏是主要症状。然后很快，大家的病就好了，病毒突然消失，就像从未来过一样。”而同一时期，萨洛尼卡前线的另一个塞尔维亚部队给最高指挥部写的报告则描述道：“我们的一些医生将这些（疾病）诊断为登革热，或者巴氏热，以示和法国的流感的区分，直到各种复杂的肺部症状出现，并且具有极高的致死率后，他们才意识到，这是流感。”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医学工作者注意到，病患显现出一些极为特别的症状，并且死亡率正在稳步地提高，如美国那边发现，正如一份美国内部军报描述的：“肺炎症状在7月份比4月份更加常见。”同时，5月底在法国，一份对于一个兵站1018名新兵的统计资料显示，688人患病，49人死亡，感染率67.6%，死亡率7.1%，这个水平已经远远高于3-4月份在美国刚开始发现流感病症时的死亡率，同时，法国医护人员发现，青壮年染病和死亡的概率尤其的高。

美国各主要营地中对于流感，肺炎和合并感染发生率

第一波流感在1918年5月份通过邮轮抵达了孟买和上海，然后开始沿着铁路系统在这两个人口密集的大国扩散开来。7月中旬，重庆有一半的市民都得了流感。然后是菲律宾，夏威夷，到了9月份，连远在天边的新西兰也出现了第一例病例。在那个没有洲际航空旅行的年代，流感用了不到5个月，就完成了环球旅行。

不过整体而言，到目前为止，这场流感的死亡率还是较温和的，极端高的死亡率只出现在个别地方。易感染的人群在大面积感染后，毒株已经没有办法再很容易地感染更多人群，这使之前较早出现病例的一些地区，出现患者大量康复的情形，如在美国，流感患者数量就大幅减少，而在英国，英军指挥部在1918年8月10日干脆宣布，流感已在大不列颠的领土上消失了。

时间进入1918年夏末，德军“皇帝会战”的终止和协约国大反攻的开始，都让亿万平民和那些达官显贵们感到：战争结束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如果不出意外，“西班牙流感”仅仅是这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中一段小小的插曲，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时钟拨到1918年8月初，从这个月开始，美军每月前往欧洲战场的数量大幅增加，从之前的每月十万级别增长到30万级别。在整个大西洋，形成了以美国波士顿，法国布列斯特和塞拉利昂弗里敦三个城市为中心的三角区域，波士顿是美军前往欧洲的主要登船港口，布列斯特是美军和全世界各地协约国士兵登录欧洲战场的主要港口，而弗里敦则是汇集了来自西非，东非，南非，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无数水手和士兵的集散地，这三个城市每天人员的吞吐量数以万计。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群，物种短时间集合在如此狭小的几个区域，为病毒的进化和变异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正是在这时，西班牙流感的毒株变异了！

第二波流感爆发的路径图

1918年8月5日，一名美军海军情报部军官收到一封电报，他立刻将这个电报封存并列为机密。在随后的报告中，他写明：“我非常确信，目前正在法国肆虐的，之前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疾病，具有和黑死病类似的破坏性！”促使他这么说的原因也很直接，对于欧洲死亡病患的尸检显示，肺部出血或钙化的案例正在大幅增加，而之前医学界从来没有见到类似的流感症状，很多人开始讨论，是不是要把它归纳为新的肺病瘟疫了。

8月8日这一周，美国军营里的感染数量出现快速的增加，到了8月18日这一周，肺炎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医生的诊断报告书中。历史上，将夏末初秋这一波的爆发，称之为“第二波”。

8月10号，就在英军指挥部宣布大不列颠岛上的流感病人已经痊愈的时候，海峡对岸的布列斯特港，法军海军医院宣布暂定收治新病人，因为各床位已经人满为患，医院到处是咳嗽，打喷嚏和喘息的声音。同时，病患死亡率也开始高企，事后，有医护工作者回忆起，从8月初美军堪萨斯军营运来一批新兵后，整个情况开始快速恶化。

布列斯特的海军医院

8月中旬，非洲大陆的情况也开始恶化。随着大量的协约国军舰不断在弗里敦（塞拉利昂）停靠加煤，本已生病的当地工人和携带病毒的水手之间产生了交叉感染。一个例子，8月27日，HMS“非洲号”前无畏舰停靠加煤后，51名船员患病死亡，死亡率高达7%。

即使到了此刻，世界的目光依然集中在战场上。因为到了9月份，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同盟国失败在所难免。在西线，德军在英法美联军的“百日攻势”下节节败退，之前“皇帝会战”的战果基本丢失的一干二净；意大利前线，第二次皮亚伟河战役以奥匈帝国的彻底失败告终，意大利正在计划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击，以期将奥匈彻底敲出战争；巴尔干战线上，英法和塞尔维亚联军不断在给保加利亚军队施加巨大压力，仅有的2个德国师则是人心浮动；中东前线，奥斯曼军队已经处于土崩瓦解状态，英法和阿拉伯联军基本占领了整个伊拉克，叙利亚和大部分地中海沿岸，正向着安纳托利亚前进。战争可能会在半年就结束。

就在这个时候，西班牙流感突然开始发威，死亡率开始迅速攀升。首先在美国，法国和塞拉利昂，然后向着整个北美，西欧和非洲及中东扩散。之前死亡的病患多集中在幼儿和老弱的人群，但是进入9月份，年轻力壮的人开始在感染后迅速死亡。在最先受到冲击的塞拉利昂， 1个月内就损失了全国3%的人口。

塞尔维亚的迪米特里耶.安蒂奇医生在1918年10月份写道：“（在克拉库耶伐次）几乎没有人能幸免，哪怕只是短暂的暴露在病患周围。西班牙流感也许会饶过一些人，这些人可能是在1889-1890年大瘟疫时幸存下来的人。剩下的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部不能幸免。典型的症状是：2-3天的潜伏期；然后开始发冷，有时病患会剧烈发抖，然后开始发热，肌无力，头痛，腰部和关节疼痛，有时伴有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咳嗽，眼睛充满血丝，有时喉咙疼痛；病患通常伴有便秘，很少有腹泻的情况出现；鼻子有时会流血，舌苔浓厚，干燥，部分患者后期会耳聋；这些症状通常不会全部出现在同一个病患身上，有时甚至仅有几项；高热和其他症状一般持续3-7天，然后2-3天内，病患就会完全退热。” 安蒂奇医生指出，如果热度不高，病患一般不需要卧床，甚至可以间歇性工作。但是他随即又表示：“非常多的病患体温非常高，达到了39-40度，甚至更高，这样他们完全没办法移动，只能卧床休养。炎症最开始是在喉咙和气管，随后下降到到支气管，然后大概率会进入肺泡，从而引起肺炎。个别情况，病患在患病后，很快就恶化成肺炎。不过我也见过不少病患，一开始退热后，感觉非常好，甚至可以下床自由活动，然后3-5天后，突然，又重新发热起来，通常，这种情况都会伴随着重症肺炎。肺炎是流感症状里最可怕的一条，一般持续3-10天，通常，病患就是死于这个阶段。”

当时描绘流感外在症状的宣传画

西班牙流感主要致死的阶段是在原发性病毒和继发性细菌性肺炎这两步。尤其是第二步，细菌侵入已经被病毒破坏的呼吸组织（具体的致病原理，我们在下面会讲到），引起细菌感染，在盘尼西林还没发明的年代，这基本就宣判了病患的死刑。一般病患的死亡速度非常快，在发病后2-3天，非常的多病患就已经咽气，医护人员很多时候都还没有能力做出更进一步的治疗，因为病人实在是太多了。在4年灾难性的战争后，大规模的死亡震惊了世界，尤其是当人们看到连青壮年都像狗一样死去的时候，留下的震撼更是难以形容。

有一封1918年9月29日美国德文斯堡训练营地的罗伊.格雷斯特医生写的信，十分有名，他详细的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刚开始，这些病患看起来就像是普通流感。然后住院后，情况就会迅速恶化成前所未见的重症肺炎。桃花心木斑点迅速布满士兵的脸颊，然后黄白色开始从士兵的耳朵初蔓延，直到整个胸部，很快你就分不清谁是有色人种谁是白人了。仅仅需要几个小时，人就死了。。。。。太可怕了！”很明显，扩散的黄白色是因为机体缺乏氧气所致，但是那时候医护工作者无法想象，为何肺部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失去功能。时至今日，免疫学研究才表明，细胞因子风暴是导致肺功能全面衰竭的罪魁祸首之一。简而言之，人体的免疫功能在最后时刻，放出大招，释放出大量细胞因子，引导大量免疫细胞前往病患处，无差别攻击任何异体细胞和受损伤的细胞，相当于将整个病患处（在本文的情况中，就是肺部）变成了被火力覆盖的战场。这种免疫机制是人体最后的防线，相当于杀敌1000，自损800，细胞因子风暴会导致血管壁结构损坏，脏器开始内出血，血压快速下降，脏器出现衰竭。越是年轻的人，免疫系统越是强大，导致的细胞因子风暴就越强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在类似的疫情中，死亡率居高不下。所以，无怪乎医生在解刨西班牙流感死亡病患后，都发现其肺部布满出血点，充满了血浆和粘液，实际上，这些病患是被自己的体液呛死的。

1918年第二波爆发时，医院中，躺满了患病或者垂死的病人

在第二波爆发中，政府对于军队和平民接触的安排起到了非常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使在发现传染病疫情近半年后，美国政府依然允许发现疫情的训练营地的士兵休假，并无防护地接触自己的家人。想象一下，巨大的营地，本身就是绝好的病毒培养皿；而和家人见面后的拥抱、亲吻等行为，几乎是最直接的传播方式；随后这些平民又去看望其他亲戚，访问好友，将病毒更为广泛的传播。

以上面的德文斯堡训练营地为例，这个在波士顿附近的营地在1918年9月6号时有4.5万名在册的新兵，而原始设计容纳能力仅有1万名，处于严重超载状态。从8月份开始，肺炎病例就开始不断增加，不过整个基地还在正常运转。探亲的人，休假的士兵，被运往美国其他训练营或者欧洲的士兵，整个基地每天都处于人来人往的状态，这也是美国其他基地的一个缩影。到了9月22号，情况恶化到了难以为继的状态，整个基地20%的士兵都病倒了，大批士兵出现了肺炎症状，仅仅24号一天，就有342人被确诊为肺炎。医护人员已经连续奋战在一线很久，筋疲力尽，人员严重不足，一线护士和医生也陆续被感染并死于同样的症状。9月26日，营地医院决定暂停收治新的病患！格雷斯特医生在信里写道，医护工作者已经被西班牙流感压垮了，什么都缺乏，尤其是棺材，他们不得不把尸体包裹起来单独放在一个地方等着入殓。“（这些场景）比在法国任何一场战斗后的惨剧还要震撼”。当从其他地方赶来支援的医务人员进入营地后，也被这些场景震惊了，他们描述道：“病房里，生硬的咳嗽声不断回响着，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粪便和尿液的气味，众多的患者呈现出不祥的病症：脸色发蓝，不断咳血。” 威廉.亨利.韦尔奇医生，当时美国最受尊敬的医生之一，在抵达德文斯堡训练营地写道：“这一定是一种新的传染病或者瘟疫！”

西班牙流感死者的肺部组织，黑影处表明组织已经深度感染并坏死

9月份开始，以波士顿为起点，恶性的流感开始席卷整个美国，每一个城镇，每一处地方，都有人患病倒下，事后估计，在第二波流感中死亡的美国人超过50万人，9月份全国死亡人数超过10万，到了10月份就翻了一倍，11月-12月，又分别死了10万余人。在纽约，10月22日一天，病患的死亡数量就达到了5222人。而纵观整个西班牙流感流行期间，瘟疫总共夺走了美国67.5万人的性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的总伤亡人数还多。

1918年第二波流感在美国的爆发路径

在费城，9月28日，预定举行为战争筹款的盛大游行，而西班牙流感已经在9月初袭击了这座城市。医生们尝试着说服市政厅取消或者延后举办大游行，但是被政府粗暴地拒绝了。最终，游行还是如期举行，虽然事后评价是“极为成功”，但是老马认为，站在病毒传播的角度上，这次游行的确无愧“极为成功”这几个字眼。因为仅仅三天后，全城31个医院的每张病床上都躺满了流感患者。到了10月初，每天都有数百人死去，大量的尸体不得不暂存在患者自己的家中，和活人呆在一起，因为已经没有多余的棺材了。整个城市的殡葬服务处于瘫痪状态，要么是因为牧师和掘坟人短缺，要么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已经处于垂死的状态了。

1918年费城大游行，以及大爆发后在大街上执勤的警察

时至今日，费城的案例依然在医学界被一遍又一遍的复述，它告诉世人，在大瘟疫袭来时，要想维护公众的健康，唯有施行一系列严格的隔离和检疫措施，不过不幸的是，在绝大部分时候，这些措施都饱受公众诟病并且难以顺利推行。

在欧洲，美军在整个大战期间唯一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9月26日开始的马斯-阿尔贡攻势，被流感严重的削弱。持续一个半月的战斗，导致了9.3万人的直接或间接战斗伤亡，但是流感却额外造成了6.9万人的损失。

西班牙流感的第二波在10月和11月造成了骇人的致死率，如10月12日的统计数据，德国法兰克福成年人的感染率达到了10% ，病患死亡率达到了27.3%，比第一波的14%还要高！但是受制于世界大战，官媒对于任何流感的报道都加以严格审查。协约国对于1918年春季德国发动的大攻势依然记忆犹新，即使到了年底，从任何角度来看德国都以无力再战的情况下，英法美政府都不敢掉以轻心，让任何打击士气的新闻流传出来，以给德国任何可乘之机（他们不知道，对面的德国也被流感折磨的奄奄一息了）。战后，在西方广泛传播的一种说法是，法国政府命令医生对于任何流感及疑似病症，尽量诊断为霍乱或者痢疾，并且对外宣传没有任何流感发病病例。不过，不论政府怎么做，现实还是残酷的，在巴黎，法国政府关闭了学校，让学生呆在家中，不过那时，整个巴黎已有数千人死于流感。

在中立国西班牙，在10月份，流感死亡率飙升到3.8%，在某些地方，更高。如在西部的萨莫拉，死亡率达到了10.1%。巴塞罗那市长请求军队介入帮助搬运尸体，因为城市的殡葬系统已经崩溃。在10-11月的高峰期，西班牙报纸的前4-5页，全是密密麻麻的讣告。

1918年11月11日，德军代表在贡比涅森林里福熙将军的列车厢内签订了投降协议，标志着持续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伴随着世界大战结束的，是防疫界彻彻底底的大动荡和崩溃。狂欢在世界各地上演（当然，不包括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伊斯坦布尔这些战败国的地区）。在伦敦，数以十万计的群众涌上街头，庆祝大战结束。在巴黎，纽约等西方主要城市，人们疯狂地拥抱在一起，欢庆自己熬过这场严酷的战争。3个月前费城的一幕又重演了。在美国，人们戴着防毒面具，聚在一起欢庆胜利，事实证明，这一点卵用也没有。在欧洲，人们干脆就什么都没戴，政府都不承认有流感，老百姓怕什么呢？

1918年11月11日，全球各地庆祝终战的狂欢，让病毒大范围传播

第二波的流感爆发，也袭击了地球上更偏远的地区，如寒带冰原和热带雨林。对于这些之前与世隔绝，或者很少同外界接触的居民区，第二波猛烈的流感爆发造成了更大的伤亡，因为当地居民的免疫系统完全难以抵抗流感病毒。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的部分爱斯基摩人集聚地，不少村落被病毒整体灭绝，一些聚集地的死亡率也达到了70%。几十年以后，在布雷维格行动中，科研人员深入爱斯基摩人聚集区寻找大流感时代死者存留的机体组织时，发现一个村落80人里面死了72个；另一个300人的村子，有176人死于1918年初冬；很多小孩被冻死在家中，因为大人生病卧床，无法照看他们。在非洲和大洋洲，难以估计数量的部落在这场浩劫中消失了，严寒和酷热对于患者机体的破坏，加剧了死亡率，很多时间，小的部落，因为亲人的患病，导致后续患病的人无法得到照料，也是这些偏远地区的患者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村威尔士，大流感后丧失了绝大部分的人口

在冈比亚的欧洲定居者中，死亡率为8%，这还只是在城市，而在乡间，死亡率更高。一个英国人记录到：“我在郊区发现一个有着300-400户人家的村子已经彻底死绝了，房子在雨水中坍塌，尸体就躺在屋内屋外。雨林在2个月内悄悄地掩盖掉了整个村子曾经存在的痕迹。”

开普敦损失了4%的人口，关岛则损失了4.5%。斐济在11月25日到12月10日之间，就损失了全岛人口的14%，而萨摩亚岛上22%的人在大流感的利爪下未能幸免。

而在遥远的东方，俄国，中国和印度同样没能在第二波中幸免。具体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难以考证，但是印度的文献显示，印度在整个大流感期间，损失了数百万人口，孟买当地的记录形容：“死亡人数之多，前所未见”；在东面的日本，有记录的死亡人数是39万人，占到了全国人口的约1%。

第二波流感的骇人之处不仅在高死亡率，而且部分病患的死亡速度也是前所未见。在里约热内卢，一个患者在大街上问行人电车车站的方向，然后谢了谢他，倒下死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医护人员在学校看见学生“趴倒在桌子上，断了气，就像被毒烂了根的植物一样”；在旧金山，一个女秘书晚上从朋友家里玩完桥牌回家，第二天早上就病到瘫痪在床，无法动弹，而她后来得知，她拜访的那家朋友，全家第二天就已经死于流感。

当时报纸上刊登的讣告

不过，随着瘟疫的扩散和升级，医护工作者也从最初的手足无措中镇静下来，在不断地实践当中，一系列的治疗手段被作为标准流程广泛的宣传出来。一份在美国医院中散发的治疗流程注明了防治流感的一些典型流程，这些我们后世也在用：“尽量避免去拜访病患，更不要去接触死者；一旦发现病患，要立刻隔离到单独的房间，病患用过的东西，在未经消毒前避免直接接触；让病患将痰吐到痰盂里或者专门的容器里，并事后用生石灰或者其他消毒液消毒；将病患使用的毛巾，衣物，床单等放入碱液中清洗，或者蒸煮消毒；病患或者死者呆过的屋子，需要清洗消毒，窗户需要敞开通风，健康的人需要尽量避免在屋内呆太长时间；避免前往人员聚集的公共场合，如学校，餐厅，酒店等；对于死者应立刻埋葬，避免过多人群参与悼念仪式；避免饮酒和过度劳累；” 在这份流程里，还特别注明了对于口鼻喉等部位的防护，比如口罩，同时，强调了早晚刷牙，用温和的消毒液清洗鼻子的重要性（这些现在读起来也很有参考意义）。

当时散发的关于防治流感的宣传册

有意思的是，一度防毒面具在欧美十分流行，尤其是在美国，男人女人上街都带着防毒面具。但正如我们上面所讲，事实证明没有什么卵用，别说那个时候的过滤系统无法过滤病毒，现在的一般防毒面具，如果不外接氧气系统，也没法阻挡病毒。而口罩更多意义上是阻止病毒在病患的飞唾之中的传播，其实真的面对面，防护意义也很有限。不过及早采取了个人防护措施的圣路易斯，病患的感染数量比豪放的放羊式管理的费城要低得多。

在药物和积极治疗方面，100年前的医学界也尝试了N多种方法，从洋地黄，阿司匹林，激素到放血疗法。还有人用酒精添加大蒜一起喝，或者任何他们认为能有助于杀菌的（可惜，西班牙流感的罪魁祸首是病毒，而不是病菌）物质。不过同样的，都没什么卵用，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得了西班牙流感的患者，最好的活路就是卧床，休息，保持营养，并且在症状减轻后，也不要草率的下床到处浪，免得复发诱发肺炎，总而言之，就是生死有命，康复看天！

还要提一点的就是：疫苗。那时候，医学界也想尽办法去尝试疫苗，志愿者，服刑人员，成百上千的人投入到了疫苗的开发当中，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先不说他们无法确定零号病人（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位厨子，的确康复了，并且活到了20世纪50年代），流感病毒的极端容易变异，就让开发疫苗无比艰难（这点我们后面会说明），要不然现在也不会每年大家都要去接种流感疫苗了；当年落后的医学理论和实验设备，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生产足够的疫苗；然后，大家对于免疫机制的理解还十分落后，并且对待流感的病原体依然认为是细菌，本身就走错了方向。报纸这时候倒是时不时地宣称找到了病原体或者发现了特效药，但是除了扯淡本身以外，更多的只是去鼓舞一下人们的士气而已。

进入冬季以后，随着人们不再大规模的聚集，西班牙流感的传播速度下降了很多，同时，因为不断的变异，病毒的毒性也在不断的下降，但是，就如同一切邪恶的力量在临终前还要反弹一样，西班牙流感也用自己的方式给整个浩劫画上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句号。

1919年1月，正当人们开始以为瘟疫疫情逐渐消散时，第三波爆发了。不同于之前的两波，第三波爆发是成点状的，波及面明显缩小，同时，死亡率也显著下降。但即使这样，依然有众多的患者身亡。

比如在西班牙，第三波流感从1919年1月份一直持续到6月份。奇怪的是，第二波感染过的地区，第三波却很少“光顾”了，但是那些仅仅被第一波扫荡过的地区，却在第三波中再次遭受蹂躏。死亡人数上面来看，18年死于流感的人有14.7万人，而19年只有2.1万人左右。

在巴黎，2月份死了2600多人。彼时，大战已经结束，从1919年1月18号开始，巴黎和会在这里召开，战胜国正在激烈的讨论怎么能从战败国的“尸体”上多剜下一块肉来，本来是倡导和平的会议，变成了分赃大会。而当与会代表在屋内激烈的争论时，平民在屋外无助地死去，这是一幅多么讽刺的画面啊。

100年后，我们再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流感不仅在1918年重创了德国，一定程度上让德军的“皇帝会战”无疾而终，更在1919年的和会上帮助协约国狠狠“宰”了德国一刀。在参会的各巨头中，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无疑是最重磅的那一个，谁都知道，没有美军的帮助，英法联军根本不可能挺过德军的一系列重击。作为西方世界的救世主，威尔逊在和会上一直坚持达成一个两方都接受的温和的协议，当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提出全方位羞辱德国，施加各种苛刻条款时，威尔逊坚决予以拒绝，并威胁退出和会。但是在4月3日，他病倒了。威尔逊生病生得是如此突然，剧烈的咳嗽和高热一下击倒了他，他的私人医生一度以为他被人下毒了。一周后，威尔逊才再出现在谈判桌上，接着人们就发现，他变了。原来一直专注并且坚持理想的他变得健忘，犹豫并且容易被说服，他很难集中精力在那些复杂的协议条款上，当克莱蒙梭再次提出要彻底“阉割”德国时，他竟然同意了。后世的史学家一致认为，正是克莱蒙梭的这份方案，让德国人铭记在心，并在20年后，以更惊人的能量彻底爆发。现在想想，如果威尔逊没有得流感，巴黎和会也许会达成一份更平和的协议，也许未来的“元首”就根本没有机会在德国兴风作浪了吧。

巴黎和会的几个巨头，最右边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他边上的事法国总理克莱蒙梭

第三波西班牙流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20年初，因为直到那时在纽约，芝加哥，贝尔格莱德等地，依然有大量的病患死亡的报告，直到春季来临，这种疾病才真正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

对于那些康复的人，还有更漫长的折磨等着他们。那些目睹了众多身边的病患死亡，亲人的离去等情景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持久的精神创伤。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短片小说家凯瑟琳.安.波特，当时正在丹佛的《落基山新闻》当记者和艺术评论员。当她染病后，身边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她必死无疑，连葬礼都安排好了，结果在和她相爱的那个士兵的悉心照料下，她奇迹般地康复了。不过她的爱人，却因病永远离开了她。在以此为基础创作了小说《白色的马，白色的骑士》后，她说道：“在那时，我就好像已经死过一次了。而从那时起，我再也不会惧怕死亡了。”

玛丽.特莱斯.麦卡锡，当代美国文学界极负盛名的一位女作家，对于大流感的记忆尤其深刻，因为当6岁时，她的父母决定全家从西雅图搬到明纳波利斯，结果在船上全家染病，当下船时，一家人仅仅剩下4个小孩，麦卡锡就是其中一个。大流感将她变成了孤儿，用她的话说“（似乎）也一夜之间让他们这些小孩全都长大了，大家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孤儿！”

凯瑟琳.安.波特和玛丽.特莱斯.麦卡锡

除了精神的创伤，很多人还要长时间忍受病症带来的机体后遗症的折磨。一份医学报告里这么描述道：“一种后遗症就是昏睡症，以及麻木的面部表情，所以康复的患者很多人看起来像“戴了面具”，这种症状，我们认为是西班牙流感的后遗症，也被称为脑炎性昏睡病。”

1918年-1919年的大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共造成了5亿人感染（有文献宣称感染人数达到了6-7亿），占当时全球人口的近1/4，后世估计死亡人数在2000万-5000万人（采用美国卫生部-HHS的预估数字，死亡率估计在4-10%），短短2年时间，造成的人员死亡数量约2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从中世纪“黑死病”大流行以来，还从来没有一次大瘟疫能造成如此多的人员损失。根据美联储2006年的一份报告，他们估算了西班牙大流感的经济影响，主要集中在零售，农业和密集用工的制造业上，零售业受到的损失最大，因为零售人员和客流均受到了影响，部分地区零售业半年内萎缩了50% ；农业主要受制于农民患病无法进行播种和收割，部分地区农业产值下降了15%；而制造业，受影响的时间比较短，雇主提高工资后，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补充进来，所以反而部分地区观测到快速的生产恢复和产值增加，相应的，工人收入也较大幅度的提高。

虽然到了1920年，西班牙流感基本就在全球销声匿迹了，但是它所造成的影响却绵延百年，一直影响到了今天，我们今天所有见到的流感病毒，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一百年前那场浩劫直接或者间接的产物。

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确切地证明1918年那场浩劫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阿尔伯特.吉特切尔的“零号病人”的头衔也仅限于官方档案能够证实的范畴。但是，后世的医学家们仍然尝试从各种信息中抽丝剥茧，力图还原1918年那个幽灵的起源。

一些病毒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1917年末至1918年初在亚洲，特别是中国爆发的肺病是后来的大流感的起源，他们更进一步举例说，源源不断从中国和越南登船前往欧洲战场的劳工，将病毒带到了战区，并传播开来，而病毒也是在亚洲，或者前往欧洲的旅途中发生了变异。

1917-18年在中国爆发的传染病（后来证明是鼠疫）

英国科学家约翰.牛津后来又提出，他认为在1916年索姆河战场英军营地中爆发的化脓性支气管炎是后来大流感的罪魁祸首，化脓性支气管炎容易诱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进而导致多脏器官衰竭，这和后来的大流感后期症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两个假说一度在病毒学界非常流行，天朝当年羸弱的防疫能力也再次背了锅。但是随着后续调查的深入，这两个假说都显露出了一定程度的瑕疵。首先，解放后，我国的医学家也对近代流行病的一些案例做了广泛的分析，他们发现，1918年初春在北方地区爆发的肺病，很多仅仅局限于当地，并没有大范围传染，并且通过比对地方志对于症状的描述，并且提取了部分当时保存下来的病体组织进行分析后，他们发现了鼠疫杆菌。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中国1918年的北方部分地区的疫情是典型的肺鼠疫疫情，和大流感并没有直接关系。

其次，对于索姆河起源假说，《传染病杂志》主编艾德温.乔丹博士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索姆河假说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发病很快，但消失的也很快，并没有大范围传播。他举例，如同2002年马达加斯加的H3N2流感疫情，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但是仅仅局限在马达加斯加111个行政区里的13个，并没有大范围传播。这一点就不符合大流感大范围传播的特点。

马达加斯加H3N2流感疫情只存在于很小的可控范围

类似的，法国本地和印度当地当年爆发的一些疫情，也不具备大流感的一些典型特征，于是，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美国。

但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堪萨斯州芬斯顿训练营地，当所有报道都聚焦在这个地方时，它是真的起源么？在芬斯顿营地以西300英里处，有个叫哈斯克尔县的地方，1918年，那里只有1720名居民（现在也只有7000多人），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地方。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很原始，主要种植谷物，饲养家禽，牛，猪等禽畜。当年当地的住宿条件非常差，茅草屋遍地（美帝也不是没穷过），连邮局都是茅草房，而当地唯一的医生是洛林.迈纳博士。1918年1月，迈纳博士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医疗形势，县里的一些人突然出现了典型的感冒的症状，其中一些病人都是青壮年。这些人发病非常快，按照他的话说：“就如同中了枪一样，倒下了”。一个接一个的病人从早期症状演化到了肺炎，然后很快死于多脏器衰竭。当地报纸怕引发恐慌，对此讳莫如深，但是内部版却提到了一连串病人的名字，“quick sick”这个词频繁地出现。

然后，就如同疾病如幽灵般出现一样，它又突然消失了。迈纳博士一头雾水，看着自己的病人两周前还挣扎在死亡线上，两周后就蹦蹦跳跳的去该干啥干啥了。他决定不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毕竟已经有几个病人在发病后快速的死亡，留给医生治疗的时间窗口基本为零。他决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传播出去。于是他给美国的美国公共卫生局旗下的周报《公众卫生报告 》（现在已改名为《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周报告》）写了一份报告，将警告向全世界发布。

不过讽刺的是，当全世界开始感受到大流感的恐怖的时候，已经是1918年4月，而那时候，公众看到这篇警告，还以为只是全球无数爆发区域中的一个，实际上，哈斯克尔县那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流感病人了。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芬斯顿营地的大规模爆发和哈斯克尔县有什么关系呢？

芬斯顿营地和哈斯克尔县的位置

这个关系就是：战争。美国在1917年4月对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宣战后，迅速地在全国建立了36个集中训练营。全国各地参军的小伙子都被集中到这些营地，先进行基础训练，再被送到法国进行进一步训练，然后才能进入战场。在哈斯克尔县周边，最近的就是芬斯顿营地，这个营地在战争期间，平均每天的人数达到了56222人，巨大的密度和相对肮脏的训练环境，给病毒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2月下旬，哈斯克尔县参军的小伙子们，陆续得到了5天的假期，从芬斯顿营地返回他们的家乡同亲人团聚。而那个时候，哈斯克尔县的疫情已经到了尾声。等到3月初（乔丹估计是2月26日至3月2日之间），哈斯克尔县的新兵们又陆续回到了芬斯顿营地。然后，在3月11日（或者3月4日），第一例正式的病例爆发了，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阿尔伯特.吉特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