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老先生的为人处世：黄永玉有比我老的老头我有比我老的老屋

父母搬离家乡的老屋已经整十载了。然而，每逢节日，回村里拜年或者上坟，我和父母总要到老屋前看一看。哪怕不开门进去，只探过墙头瞧一眼。因为这是一座矗立快60年的老屋，它为父母为全家遮风挡雨，它是有功劳的。虽然不再居住，不再炊烟袅袅，不再提供遮风挡雨的功能。它寄托着我们的某种情愫，我们不能忘记它。父亲干脆称它为家人的老朋友。

是啊，“衣要新，友要旧”。

这是一座比我老的老屋。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性的干旱无雨，多地颗粒无收。而我的家乡恰恰相反，大雨滂沱，水漫金山。持续的雨水，在1960年终于把我家的两座房泡塌。爷爷奶奶只好带着一家人寄居到了别人家—也巧，这一家刚刚逃难去了东北，房子空着。

我家的两座房子都被泡塌，原因有二。父亲告诉我，一个是当时都是土坯房，只有房基用了一部分砖，不像现在生活好了，房子全身都是砖造。二是我的爷爷是我老奶奶老来得子的独苗，娇生惯养，好天的时候，懒于整修房子，起码没有很好地“泥墙”，削弱了房子的抗雨能力。

1960年，父母结婚，无立足之地，也是借住在别人家的偏房里。

当时父亲在外地当老师，暑假回家后，要强的母亲和父亲一起，在倒塌的房子里，扒出可以继续使用的好砖和其他可用之材，清理堆积摆放好，要重建家园。入秋，又去了有名的“金家大洼”割苇子，请人打好苇箔。

1961年春，雨水渐停，大水褪去。娘又到姑姑家借来一麻袋玉米，请人打坯。土坯干好后，盖房需要的物料齐全了，剩余的就是“盖”的问题。

那时候，没有机械设备，几乎都是人工劳动。

父母告诉我，基本程序首先是打地基。十多个人一起，喊着号子，夯起夯落，把房基夯实。之后是和泥垒砖打间脚，砖之上有厚厚的一层苇子，再上才是压坯。这样就有效地隔断了地下潮湿对房体的浸蚀。加上房子建好后，用麦秸和泥，把墙体厚厚地泥一遍，即使是土坯房，也能使用好多年。

1961年暑假回来，这座房子已经傲然而立，父亲感叹不已。可是母亲却是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

1965年，我就在这座老屋出生了。

现在看，老屋不大，共三间。每间好像也就十五平米。

我记事儿起，就感觉老屋很沧桑：梁很粗，檩条相对细一些。梁、檩条、房顶的苇箔，都黑乎乎的，似乎是油烟熏的。东间，一个八仙桌，方面圆腿，很是厚重。父母说，这个八仙桌得有一百年历史了。中间是锅灶，水缸。西间，则是放粮油和加工食物的地方。

上高中之前，我一直在西屋居住。当时那么多老鼠，夜里每每听到悉悉索索的鼠啃鼠闹，开始还害怕，后来安之若素。

东屋是父母的卧室兼客厅。来客人，八仙桌前坐，人多了，坐在炕上。炕隔着承重墙和锅灶通着，以便冬天锅灶的火气高温暖炕。

老屋的院子比较大，呈“7”型。前半截东拐，种了树。西屋南侧，是大门。大门朝西，上有封顶，形成门洞。门洞上有一横板，可以放杈把扫帚扬场掀等。门洞下，可以放进小拉车。

门南边，是草屋和羊圈。西南，是厕所。

院子里有几棵梧桐树。树之间，是麦秸垛、棒秸垛、干树枝。我家养的驴常被栓在树上。

北屋前是一片空地，常用作晾晒粮食和草。东窗前，是一个鸡窝，每天早晨，母亲都要给母鸡“过堂”——摸摸鸡有没有蛋。

我和两个妹妹渐大，父母大概觉出老屋实在太小，就加盖了一座西偏房，相当于两小间的面积。

我上中专时期，父母未雨绸缪，要给我做娶媳妇的准备—打家具。记得我跟父亲一起，到铁道南一个叫“蓝庄”的村后，一个卖木料的地方，买来木头。请了两个长清县万德的木匠，打了一个床，一个立橱，一个梳妆台，一个桌子，做好后放在西偏房里。后来，这个西偏房成了我的婚房。过年过节周末，我和太太孩子就住在这里。

大概是1977年，父亲得到一笔170元的困难救济，为北屋的后墙贴了一层砖。再后来，间脚的青砖碱得厉害，父母就采取抽去旧砖换新砖，外面水泥抹平的办法，老屋又焕发青春。

看到各家各户都盖起了全砖的新房，父母可能感觉老屋太寒酸了，1990年代中期，父母想翻盖老屋，我拦下了。我当时就有了把父母接到城里住的想法。

2010年夏，雨水特别大，老屋东窗上头的房檐有些毁坏。终于，父母接受了我的劝说，主要家具和包裹细软搬上车，彻底离开了老屋。

前些年，有人想买下我的老院，父母拒绝了。在他们的意识里，那才是他们老两口的窝，在县城只是“住”。这不，农村宅基地确权全面铺开，宅基地证和房产证即将到手，快60年的老屋终于有了“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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