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故乡王雁翔，重返故乡

▲作者王雁翔

一

我在村子里闲转，几个放学回家的孩子，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女人从身边过去，都回头看我。他们或许心里疑惑：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村子里瞎转什么？

我不晓得他们是村里谁家的儿孙、媳妇。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村庄对我是亲切、熟悉的，亦是陌生的。

经过长庆家屋后，几个女人坐在阴凉里埋头做针线活。“这人是谁？”“你们不认识，那是谁谁的三儿……”她们的问答、议论从身后传来。

我忽然记起，那个称呼着我母亲辈分说我的老人，正是长庆的老伴儿。

长庆是四年前过世的。两个儿子都在城里生活，她一个人守着一座空荡荡的院落。

我跟她们之间，隔着一段并不算久远的时光。长庆老伴头白得像顶着一层梨花。她是那堆女人里唯一认识我的人。

这个村庄是我人生所有秘密的源头。我离开村子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三十年时光，将我和这个村庄里的人，隔在了时间的两岸、生活的两岸。她和村里那些老人曾经看着我吵闹、奔跑、劳动。现在熟悉我的长辈越来越少，他们像深秋的树叶，被时间的风一片一片吹落，埋进了大地。

曾经读书的村小学已变了模样

我已想不起她的名字，只晓得她是长庆的老伴，就像她知道我的乳名，兄弟里排行老三，在外头工作，其余皆被时间模糊。我的漂泊生活，对这个村庄里的人是遥远的、隐秘的。

繁密的杏花，从房前屋后、村道、崖畔、峁梁、沟涧，向远处川道里铺排、绵延。一树树粉红与洁白，在巨大的寂寥里肆意怒放。麦苗刚返青，还未挺起身子，耀眼的绿里，夹杂着一块块等待春播的空地。

田野里长满干枯蒿草的坟包多得让我恍惚，似乎村庄里的人，都一个一个走进了那些土堆堆。清爽的风徐徐漫过那些引人注目的坟茔，像吹拂一些古老的农具与传说。

二

这是我在外漂泊三十多年第一次清明回乡。

我转到梨花娘小屋前时，正是一天中的正午。梨花娘坐在门口的小凳上，静静注视着眼前干净、空旷的场院，仿佛场院里铺满了丰收的庄稼。门前三棵高大的杏树，花瓣随微风一层层飘落，在树下铺出偌大一片花毯。麻雀忽而飞起、忽而落下，像我儿时伙伴间的游戏。

旁边两座气派的庭院是她两个儿子的家。东边是辽阔的田野。天空瓦蓝，村庄和田野宁静而朴素。

她不声不响地注视着眼前的乡村世界，也注视着岁月留给她的种种伤痛。挥锄劳作，大呼小叫，驴嘶狗吠，那些曾经的日常，在她心里已瘦成黑白颜色的梦，遥远而苍凉。

身后小屋是她的家，低矮、窄小、简陋。她仍保持着年轻时干净爽利的习惯，屋内看不见一样多余的杂物。靠窗是断砖垒砌的灶台，案板上两只碗、一双筷子，黄色塑料脸盆里有几颗土豆和一把芹菜，一个小篮子里十几粒鸡蛋。屋角一面大土炕，炕席上一床被子。

“哎哟哟——，你从远路上回来给我老大烧纸，看我老大，乖得有心得很。”说着，她把屁股下的小凳让我，自己转身从窗台上拿过一块砖坐。

我没坐她递过来的小凳，像庄稼人一样蹲在房檐台上。我觉得那凳子是一面墙，会影响我们说话。

她说的“我老大”，是我去世二十多年的父亲。

梨花娘生有三儿三女。四十多年前，她是一个眉清目秀、脚下生风的漂亮女人。性格耿直、爽朗，脑子活泛，人极勤快，持家过日子村里没几个女人能比。

儿孙们都在城里打工、念书，漂亮的四合院门上常年挂着锁。她栖身的小屋显得很不像样子。小屋水泥檩条上是薄铁皮，上边稀稀疏疏一层青瓦，像大户人家门外的杂物苫子，或者看场院的陋屋。铁皮屋顶防雨，却不挡寒热，夏如火炉，冬胜冰窟。

她的丈夫在十年前一个炎夏去世。她在三个儿子家轮换着生活过几年，小心翼翼，洗衣做饭，带孩子，但三个儿媳跟约好了似的，皆给她脸子看，指桑骂槐，摔碟子拌碗。她不想给儿孙们添争吵、烦恼，不声不响离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请人盖了这间小屋，一个人过生活。

她埋怨说，自己都七十九了，阎王爷咋还不来收她。声音沙哑，黯然。

那个闷热夏日，儿女们披麻戴孝，在声嘶力竭的哭声里为丈夫料理后事时，她或许在悲痛和疲倦里眺望、臆想过自己的晚年岁月。她知道老伴死了，剩下的日子就得一个人过。在农村，寂寞和孤独，是守寡老人生命尽头的一杯苦酒。

几年后，她发现自己的幸福在那个夏天，真的被丈夫带走了。生活比先前好了百倍，日子却轰然倒塌，碎成了一地瓦砾。那杯酒比她想象的更苦涩。

小鸟的欢唱，轻盈如花瓣，不时从树枝上飘落。我抬头仰望穹庐，天空澄静，白云如蚕丝。再过一阵，村庄及田野的梨花、苹果花、槐花、油菜花会争相绽放，整个视野将是花的海洋。

“我现在是一个没用的人，就盼着阎王爷早些收我走。”她说。她皱纹里的忧伤与哀愁，让我的思绪飘忽不定。三轮车在乡间柏油大道上突突突，商贩收购各种农产品的吆喝声，像天空的云朵，漫卷、盘旋、奔跑。

杏树下废弃的狗窝棚上，丢着残破的木犁和断头犁铧，露着大豁口的青石碌碡，乱石般在我脑海里击溅起牛马、犁铧的岁月。

这些曾被乡亲们视若宝贝的农具，正在黯淡、消失为乡村简史里细节丰沛的传说。

除了一些老年人的慢性病，她的身体还算硬朗，两餐简单的吃食后，她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门口的小凳上眺望田野。有时候，鸟声和狗吠会唤醒她的沉思。丈夫的坟茔就在不远处，她在心里反复与他对话，沉浸在虚泛的往事里打发时间。

我们之间的闲话生疏、隔膜，时断时续。我从母亲那里知道一点她的情况，怕话头不慎触到她心里某些痛处，闲聊只能往时间的上游回溯。

故乡夏日的麦浪

生产队时代，靠挣工分分口粮。她家只她和丈夫两个劳力，跟我家不差上下，都住在崖畔不知年月的旧窑洞里，破门烂院，吃了上顿没下顿。从牛羊窑圈里往塬畔上挑粪，往大田里拉粪肥、割麦，多跑一趟，多割两犁麦，就能多挣一分工。她背上汗渍一层叠。她要用汗水多换回一点口粮，养活自己的六个儿女。

田间休息，别人坐在阴凉里说笑，她不歇，砍柴割草，地塄上挖出的一把冰草根，她也要拿回家去。割麦、碾场，掰苞谷，割豆子，揽荞麦，收什么她身上藏什么。有时被生产队长骂得涶沫星子乱飞，她从不吱声，像一个哑巴，呵呵地听着。转过身，仍旧不改。

我觉得她爱偷，并非习性，是现实的无奈与催逼。她含着泪的笑里有光，一大堆儿女就是她的希望与幸福。

母亲说，修水库和平田整地，活重，大灶上每人一餐三个玉米面窝窝头，她一餐留两个，自己饿得晕倒在工地上。

我坐在她对面，眺望、回忆她年轻时的故事以及她的儿女们。鸟儿在树上唧唧唧，欢唱与花瓣一起在微风里飞。

去年，她找村干部要低保。村干部说，你儿孙满堂，不符合规定，等过了八十领养老金。

她翕动着嘴唇，一句话没说，转身就默默离开了。

夏天，杏子熟了，一层一层烂在地里，没人拾，她去树下一筐一筐捡拾，没力气背，就分成小份，一趟一趟拿回家，洗净，晒一点杏干和杏核，卖给上门收购的小贩，能换两三千块钱。还有一粒一粒积攒在篮子里的土鸡蛋，就是她看病、生活的开销。

她的一群儿女，我已多年没碰过面。她是我敬重的人，在贫穷与饥饿的揉搓、拍打、碾压中，她和丈夫咬着牙，供孩子都读了书，大儿还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中毕业生。

村里从早到晚，一片寂静，很少有人串门，她孤零零一个人，万一跌倒在屋里，谁会及时将一双温暖的手伸给她？

三

豌豆娘热头热汗，正在简陋的灶台上艰难地给自己下一碗面。

门口的乡村大道上，不时驶过一些低档轿车，唰一声过去，卷起一股风，将门上的碎花蓝布门帘掀起又落下。我坐在进门靠墙一把咯吱响的旧木椅上，努力回想她曾经的时光。

豌豆娘八十岁高龄，头发花白，面容却光洁，脸和手背上看不到一粒老年斑，衣着朴素，说话不急不缓。她的贤惠与慈祥，让我心生温暖。

她说，你坐凳子上缓着，我把这碗面下出来。

她一手拄着一根粗糙的细木棍，一手扶着炕沿、桌子、墙壁、案板。借助棍子和屋里的固定物体，一点一点挪动身体。

我进门时，电磁炉上小锅里的水已沸，她身子靠着案板，窸窸窣窣打开小纸箱，捏出一小撮挂面丢进锅里，又丢进几根切好的白菜叶子和土豆丝。

面条和菜在锅里沸腾，她一边拿筷子搅动，一边对我说：“唉——，做了一辈子饭，愁得习习的（方言，实在够够的了），连一碗面都不愿下了。”

她把面一点一点盛到碗里，撒上盐和切好的葱末，淋一点香油和醋。一碗开水煮面，前后十来分钟，因为腿痛得挪不动身子，额头上竟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一个四五岁小女孩掀帘子进来，头发扎成一绺儿细细的小辫子，大眼睛忽闪忽闪，一脸若无其事。

“玲玲，你奶奶下午给你做了啥好吃的？”她笑呵呵问小女孩，眼里满是温情、慈爱和喜乐。小女孩不吱声，她的表情告诉我，她对豌豆娘的问话不感兴趣。她盯着我打量了几秒，一句话没说，又转身掀帘子出去。

她说，刚进来的是豌豆的孙女。

“豌豆的孙女都这么大了？”我有些惊讶，脑子里嗡儿一声，瞬时觉得自己老了。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还年轻着，女儿还在上高中。

“这是老二，老大是男孩，八岁，在城里上学。”她说。

她有三儿两女，豌豆是她最小的儿子，在外头当包工头，生有两儿一女，给仨孩子在城里都买了商品房。但我不知道，他已经当了多年爷爷。

她窄小的屋子干净、整洁，屋角塑料框里的粗炭，码得齐整的劈柴，看上去已很久没动过。见我目光落在电磁炉上，她开心地说：“豌豆去年回来，看我做饭生火、烧柴不方便，给我买了这么个电炉子。”

一股浓郁的肉香从门外飘进来。是屋后豌豆媳妇在煮肉吧。我心想。

她的小屋与豌豆家四合院只隔一面砖墙。从这边小屋绕到后边院子，不到十米。这是一个不愁吃穿的年代，儿媳做好饭，顺便给年迈的婆婆端一碗，只是举手之劳。看她忍着疼痛给自己下面条，我心里忽然莫名地难受。

坐在她的小屋，我有些恍惚，像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我知道人生有些东西，眼睛是看不到的。

我回忆起豌豆娘早年的岁月。小学四五年级时，我个子已蹿得很高，下午放学，有时也跟着大人参加生产队劳动。有些农活是分组包干，有的大人不愿要孩子，嫌力气小，不顶事。豌豆娘看我落下，就会叫到她身边。她懂得一个穷困家庭的难处。

她会提醒我干农活要用慢劲，不能拼命把浑身劲往完里使，搬重东西，要试着慢慢往起拾，不敢使猛劲，闪了腰，落下病根，一辈子就干不了重活。

小屋不远处，是她二儿子的院落，也是她曾经的家。生产队解散前，她和丈夫看管队里的菜园和果园，负责机井每天早晚抽水、放水。井旁看园子的两间瓦屋，是她和丈夫临时的家。

园子很大，一半菜园，一半果园。

仲夏，月光如水，我和两个六七岁的同伴，从哗哗响的玉米地潜进园子。虫鸣声使月光下的田野无限寂静。远处她的瓦屋里亮着昏暗的灯光。风里弥漫着撩人的瓜果香气。

没想到她的丈夫一声不响地蹲在果树下等着我们。我们被拎到亮着灯光的屋子，她的丈夫虎着脸，说要把我们交给队里处理。我们浑身被露水打得透湿，吓得抖个不停。她给我们每人一根黄瓜和一个拳头大的小甜瓜。说：“快回家去，别让家里大人担心！”

瓦屋后边，是学校通往村子的公路。有时放学我一个人背书包路过园子，她会叫住我，笑盈盈地往我手里塞一个苹果或桃子。她知道我家没一棵果树。

在我十八岁离开村庄前的记忆里，她是一个宽厚、贤淑、温柔的女人，与丈夫相濡以沫，没见她跟村里任何人红过脸。

生产队解散后，她家连着看园子的两间瓦房，新建了一处新院落。

她的老伴去世已好几年。因为腿痛，她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都静静待在屋里。有时，她会慢慢挪到门口，坐在小凳上，跟碰面的熟人说几句闲话。

她大儿的家离她也不远，去学校、幼儿园、村委会、菜铺子、商店、赶集，去村文化广场跳舞，她的儿孙们每天路过小屋门口，会想到里边这位年迈、迟缓的老人吗？我不得而知。

我不说话，她也沉默不语，似乎失去了表达的欲望，抑或她觉得人生已没什么诉说的必要。她不知道，我的心里一直装着她许多不曾老去的故事，她青春、贤惠、善良的模样。

从豌豆娘小屋出来。东边一排商店、药铺门口，坐着一些老汉，有两堆围在一起下象棋。有几个靠墙蹲着，一动不动，有的半眯着眼睛，有的沉默着抽烟，有的发呆，互不理睬，疏远，一声不响。

只要不刮风下雨，那里每天会汇集一些老人。到了下午，他们起身夹着小凳，缓缓离去。田里的庄稼，播种、收割，施肥、喷药皆是机械，已不需他们操心。

豌豆娘和丈夫当年看园子的两间老瓦屋还在，断壁残垣。水池和抽水泵上的瓦房顶倾斜、坍塌，像一处遗址。曾经，我每天下午来机井上挑水，都能看见她家十多口人在旁边的院子里忙碌，说笑，饭菜飘香。早晚来机井上挑水、拉水的人川流不息，大呼小叫，热闹如赶集。田野上到处是忙碌的人……

岁月一闪而过，那些曾经的人间烟火，如远去的云朵。多么寂静，村子里没人，田野里也不见人，那些喧嚷之声都去了哪里？沉睡的巨大气息笼罩着房屋、村庄、树、田野，像那些屋角生锈、破损的农具，无声无息。

四

几十年的军旅生活，使我养成雷打不动、按时早起的习惯。太阳还未从地平线上升起，我独自在村里闲转，一阵难听的咳嗽声，剧烈、干涩、苍老，将我的目光与一个瘦削、单薄、低矮的模糊身影连在了一起。

七十六岁的桐子娘比我起得更早，正跪在门前的黄花菜地里干活。

她身后的院落，院墙坍废成若有若无的矮坎，一排瓦屋倒了一半，没倒的，屋顶上是一片一片凹陷的窟窿。她栖身的家，是一间简易板房。

没人知道，三十年前，她身后高墙大院里的瓦屋，像亭亭玉立的美少女一样引人注目，高大、敞亮、美观，人人羡慕。

悲剧像一颗闷雷，倏然间落进了她家。一个雾气浓重的早晨，因被骗而背上沉重债务的丈夫突然下落不明。消失前，他已做好了不为人知的盘算，大张旗鼓地和儿子分了家。

他走后不久，儿子也带着妻儿去城里打工，留下她一个人在困境里挣扎。

门前几棵高大苍老的核桃树，正在忙碌的半亩黄花菜，就是她一年的经济来源。

看到我，她停下手里的活儿，双膝跪在地里，一脸惊讶：“你啥时候回来的？”

“回来几天了。”我大声说。她的耳朵有些背。

一垄一垄的黄花刚探出嫩芽。她双手撑地，吃力地挪动身体，然后，将衰老的身子慢慢移到地塄上。腰比月牙儿还弯。

她的衰老让我惊诧：眼窝凹陷，嘴唇萎缩、凹削，腮帮子瘪着，沟壑般纵横的皱纹里，隐藏着人生的繁密沧桑。因为哮喘，她边说边咳，喘息急促，一阵紧似一阵的咳嗽，让我心里不安、紧张，瘦弱单薄的身体，似乎一股风就会带向远方。

我家的院门

黄花的花蕾早晨开放，傍晚凋谢。太阳即将露脸，黄花头天采摘过的茎秆上，一夜之间，又会挺立起一簇簇细长如指的黄色花筒。

太阳还未升起，花蕾上闪着晶莹的露珠，她和女儿小丫准时出现在自家的黄花地里。那时，她不到四十岁，小丫十四岁，两个身着蓝色白花衫子的漂亮女人，提着竹篮，挽起裤腿，葱段儿似的手指在弥漫着香味的花蕾上欢快、娴熟地舞动。

这是她和女儿留在我记忆里如一段油画般美好的乡村图景。但眼前的她，几乎让我落泪。

她和我母亲关系好，常来串门，但四五百米的距离，对她是极其艰难的一段路程，要走近半个小时。

她的右腿患风湿性关节炎，几乎不能动，只能靠左腿和拐棍，拖着半边身子一点一点往前挪动。

她来了，母亲会给她洗一个苹果或梨。她掏出生锈的刀片，一点一点削成薄片吃，一边慢慢咂味，一边跟母亲说闲话。有时，会让我跑水果生意的五弟帮她在街上买一点止痛片、盐或者醋。

她跪在地里干活，咳得厉害，我蹲在旁边说了几句闲话，心被巨大的悲伤、苦涩揉搓，一种难言的痛逼得我不得不转身离开。

我是回家前在城里偶然碰上桐子的。黄昏，我在泾河边散步，他和妻子牵着一只纯白、肥大的牧羊犬迎面而来。递烟，寒暄。从隔膜、简短的说笑里，我知道他是五家连锁超市的老板，大儿子上大三，小儿子和女儿即将高中毕业。

谁能真正读懂旷野上一棵树的孤独与坚守？

走出很远，我回头望脖颈上金链子比筷子还粗的桐子背影，心想，若他手里牵的不是一条肥狗，而是她母亲骨节粗大、衰老无力的手，或推着她的母亲在河边散步该多好。

五

小六像一只大虾，抱着膝盖坐在地塄上，妻子小莲埋头在地里忙着。

“种啥呢，地里一点墒都没，种下去能出来吗？”我问小莲。

“种洋芋呢，今年天旱的劲大（方言，天旱得厉害），种下等雨嘛。”

小六抬起头说：“是他碎爸吗，你咋回来了？”

小六七十三，也许七十四岁，但村里人仍像小时候一样喊他小六。

他的话让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回老家跟小六碰面的次数很少，他竟能从我与小莲的说笑里听出我是谁。

“我瞎得光光，啥啥都看不见，只能听声音。”他说。

“你儿有钱在城里买商品房，没钱给你做个白内障手术？”小六双眼患白内障五六年，没钱做手术，有人不信，老拿这话逗小六。小六头低到胸腔上，一声不响。

三年前，小六眼睛瞎了。但听觉极灵敏，隔老远，就能听出村里人的脚步声。

小六说：“我现在啥都要靠老婆子，她不在，我就饿死了。”

小莲去场院，去田里，去磨面坊，小六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脚步沉重，佝偻着腰，像一个蹒蹒跚跚跟着大人的孩子。妻子跟人聊天，他怀里抱一根棍子，默默坐在旁边。妻子在田里干活，他坐在地塄上，在无限的寂静里听鸟声、风声，听庄稼在风里拔节、喧哗。与那些没有心灵世界的人相比，小六有别人看不见的辽阔世界。

他说，生活好了，人心瞎了，好东西都被钱毁掉了。都不愿吃苦种地争着去当城里人，吃什么，喝西北风？以前地里啥野物都有，年年往里弄化肥农药，连只兔子都见不到了。天天吵吵着搞什么振兴，靠我们这些半死不活的老人和娃娃，能干个啥，得想办法让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回到农村来……

他絮絮叨叨，平静、隐忍，像自言自语。他黝黑、粗糙，皱纹如沟壑的脸膛上，看不到阴郁与焦躁。他在黑暗的世界里聆听、注视大地和万物。

我坐在宝峰家院子里，跟宝峰七十四岁的老母亲说闲话。宝峰的丰田越野车忽然刷啦一声，停在了院门口。

太阳快落山了，我以为宝峰夫妻俩会在家陪他母亲一宿，帮着收拾一下卫生，洗洗衣服什么的，没想到，他急匆匆卸下一堆吃食，前后不到半小时就一阵风似的离开了。

老伴过世后，据说宝峰娘在城里跟着两个儿子生活过半年。后来就死活不去了。

她身上的衣服看上去已几个月没洗过，衣服前胸上是一层层的脏污，厚实、发亮，裤子几乎看不出颜色。她腿痛，站立困难，不洗衣，也不做饭，吃完儿子带回来的吃食，就是开水泡馒头。馒头没了，就托人从集市上买些。

村里的老夫妻，不管有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几乎都跟儿孙们分开单过着。

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村里独居老人的生活，像一道道利器，在我脑海里不停地闪着芜杂、粗粝、尖锐的光。是什么将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隔在了幸福的岸边？

他们曾看着我从一个懵懂毛孩成长为一个英俊少年。我离开村庄时，他们都还是四十来岁的人，正当壮年，一边甩着汗瓣子忙农活，一边扶养老人和孩子。20世纪80年代初，土地刚包产到户不久，许多家庭日子还普遍艰难着，但忙碌、艰辛里，脸上都洋溢着欢喜。在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里，家家都是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几代人生活在一起，有欢喜，也有争吵，受亲情道德伦理约束，老人是家里的尊者，不管大人小孩子，孝都皆为大。现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金钱、欲望膨胀下人伦道德的断裂、塌陷，还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阵痛？抑或人心、人性从来如此？我无法回答自己。我的胡思乱想，像南方潮湿的龙舌兰，交织，攀缘，混乱得理不出所以然。

我相信，在他们漫长人生的种种滋味里，最难熬的也许不是曾经的贫穷和劳苦，而是晚年的孤独与寂寞。

米兰·昆德拉说：“老人是对老年一无所知的孩子。”人都会老的，这是自然法则，生命轮回，谁也逃不过。

六

村庄仍然朴素、宁静，大地辽阔，万物生长。

我像一个游手好闲之人，每天在乡村古老、缓慢的时间里闲转。我知道有些消失永不再现。

在村口，我碰上明强，他戴着草帽，拉着架子车刚忙完田里一点农活往家里走。

明强是手艺人，可以出门挣大钱，但他寸步不离地守在这片辽阔的田野上，几乎没出过远门。

明强父亲去世时，他母亲五十多岁。那时，我还是一个五六岁的毛孩子。

兄妹五个，明强排行老大，他母亲是“三寸金莲”，生活的重担主要压在他肩上。除了在近处揽些木工活挣一点钱，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里忙碌。

我离开村子时，村里许多青壮年已开始潮水般往外涌。明强有文化，会木工，能搭脚手架、砌砖墙，去做建筑工，是会拿大工工钱的。

他说：“家里有老人，走不开。”

有一年我回家休假，去他家拉闲。他九十一岁的母亲跌倒摔断了三根肋骨，卧床不能动，脾气来了拍着炕沿骂：走开，我不要你们陪，我知道你们都盼着我死……她任性，固执，焦躁，痛哭。他握着老母亲的手，温言细语，小心翼翼。

“妈，下午想吃点啥？”做饭前，他和妻子总是先问母亲。饭菜上桌，母亲不动筷子，他和孩子不端碗。

他在母亲房间里搭一张床，地里农活也撂下了，不分白昼地陪护着。七十二岁的明强满头白发，背有些驼，他吃力地、颤巍巍地把母亲抱出抱进，抱着喂饭，晒太阳，擦洗身子。母亲在床上躺了近一年，身上竟没出过一处褥疮。

寒风吹彻的冬天，他九十三岁的母亲，突然像个倔强的孩子，要吃西瓜。

故乡娑罗乡的集市

他顶着凛冽的寒风出发了，在城里跑遍大街小巷和商场，没寻见西瓜，又转车往西安跑。两天后，他一路辗转，从远路上用棉大衣包回一个大西瓜。

他用儿子的爱与温暖，呵护着母亲苍老的身体与灵魂，一直到九十四岁安然离世。

站在路边跟明强聊天时，我想起季羡林先生的一句话：“世界上无论什么荣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薯。”

我家屋后的扁头，是搞室内装修的，他带着妻子在城里搞了近十年装修。五年前，父亲病逝，他放弃装修，带着妻子回到了村里。

他的母亲八十二岁，但身体还硬朗。我在村里常看见她拄着拐杖遛弯，跟老人坐在一起聊天。到了饭点，扁头七岁的孙女跑来拉着她的衣角说：“太太，回家吃饭。”她笑呵呵起身，牵着曾孙女的手慢慢回家。

扁头的两个儿子和儿媳都在城里打工，几个孩子都留在他身边。他带着大孙子在地里栽花椒树，我逗他：“人家都在外边挣大钱，你在地里刨啥呢？”

他抬头看着我笑：“年龄大了，干不动了！”

其实，他比我还小，也就四十多一点。这几年城里楼市火爆，正是他装潢挣大钱的时候。他干活精细，口碑好，手上活儿常年排着队。回来几年了，还时常有人打电话找他装修。

扁头娘是一个活在体面与温暖里的老人。每次碰面，我都会站着和她说一阵闲话。她的宽厚的笑容里有从容、自在、惬意。她不操心家里任何事情。

每个老人都是一座孤独的花园，他们青春的花朵和记忆在寂静里枯萎、凋谢，像黄昏的花园，明亮、炽热、喧嚣已经散去。她们把自己一生的美丽、健康、力量、虔诚、慈爱、温暖……都献给了家庭和儿女，即将油尽灯枯，像故乡苍凉的原野，在无限的寂静里等待黑夜的笼罩与降临。

在老家待了半个月，我在一种难言的惆怅里，离开我亲切而陌生的村庄，重返自己漂泊的河流。

作者简介

→ 王雁翔 甘肃平凉人，作家、资深记者，现居广州。诗歌、散文作品见诸《解放军文艺》《四川文学》《山东文学》《天涯》《作品》《滇池》《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刊。作品曾获第十三届、第二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金奖、年度精品奖，长征文艺奖等，出版非虚构作品集《走在高高的山冈上》，散文集《穿越时光的河流》《我的故乡下雪了》等多部，作品入选多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