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烧肉：吃肉

儿时，家住呼市锡林南路。虽然父母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全家都吃商品粮，可吃肉仍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有肉可吃的日子是庄严隆重的，是值得宣扬与纪念的。平庸的日子绝不可吃肉，有些日子虽然不平庸，也不能吃。比如无产阶级革命家辞世时就不能吃，此时大啖肉食，则有鼓盆而歌之意，后果很严重。

我在中山西路小学上学时，来回都要经过联营商店旁的肉食店。肉食店橱窗里悬挂的香肠、五香小肚、猪肘子、猪手，永远闪射着诱人的光泽。那一圈一圈细麻绳勒出的藕状肉卷，倒吊着，能让人看到肥瘦相间的切面。红黑相间的螺旋连环，汪汪的肥油把捆绑肉的麻绳都浸渍成了油汪汪的藜黑色。我常常在那橱窗前流连，但也只是流连而已。

儿时常听姥姥说：“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揍。”为啥顶着挨揍还要去吃肉？说明肉真是太好吃了。为了吃肉宁可挨揍，肉含在嘴里，挨揍也不肯松口。

小时候读杰克·伦敦《一块牛排》的小人书，有着很深的记忆。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年拳击手，因为贫穷没能吃上一块牛排再上场，结果在与年轻的对手周旋的时候心慌乏力，没能摆脱始终被动挨打的处境。这个拳击手哀叹着，哪怕赛前吃上一块牛排，比赛的结果就不会是这样一边倒了。我读完此文，对那个拳击手深表同情。我也曾经想，如果能在期末考试时给我一块牛排吃，我也会稳拿第一名。

那时，家里偶尔还能买点肉吃。每逢吃肉的时候，妈和姥姥总是你推我扯谁也不愿意吃，都说“我不吃”“我吃不下”，那时的我总是好困惑：这么好吃的东西，她们怎么总是不吃也吃不下呢？及至成年，我才明白她们不是不想吃，而是舍不得吃，她们只希望孩子们吃饱吃好。现在我有时也对儿子这样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1959年，大饥荒来了，生活每况愈下、每下愈况，我们基本上与肉绝缘了。

1960年冬季，父亲从防疫站动物室的垃圾箱里捡回一只荷兰猪①，估计是病死的。荷兰猪是一种体型比宠物狗还要小，皮毛颜色棕白相间，长相酷似乳猪的动物。父亲和母亲等到小猪解冻后，开始蹲在地上剥皮。剥光皮的荷兰猪赤条条的、红红的，炖在锅里，香味四溢。吃的过程，你谦我让。至今想起来，没有比那次肉更香、更有味道的了。

1960年夏季，一天午饭时，我惊奇地发现我的饭碗里除了玉米糊糊外竟然还有两块三厘米见方的肉，而妹妹的碗里却没有。为了怕妹妹发现，父亲把我撵到门外吃完才放回家。直到多年后，我和父母闲聊时才知道，那是父亲锡盟的同事给大家捎来的狼肉。防疫站所有有男孩的同事都分了一点，据说男孩吃了狼肉会增强胆识。

1961年，我最小的妹妹刚刚出生。那年我才十二岁，母亲让我拿着供应产妇的肉票去买肉。当售货员按照肉票数量称好后，我手里还差一毛钱。她说,你先回家取钱，我把肉放在这里。待我跑回家取上钱，再回到卖肉的地方，交够了钱，却找不到肉票了。售货员把那块肉放回到原来的位置，说：“没有肉票就不能卖给你！”

我在路上来回走了三趟，也没找到那张肉票，就哭着向家走去。那天，我看到路上的每个人都像捡了我肉票的人。回到家，母亲没有骂我，只是偷偷地流泪，此事成为我心灵上永远的愧疚。

听父亲讲，1962年，内蒙古卫生厅举办的干部培训班结束，会餐时，炊事员做的红烧肉每席一碗，每碗八块，每人一块；席间，有一碗少了一块，未吃着的人找炊事员争吵，后来领导知道了同意补一块；而另一席碗里多了一块，多的这一块谁吃呢？定不下，后经全席人同意拈阄。就在大家聚精会神拈阄时，多余的那块肉不知被谁偷吃了。

1963年，大饥荒已经过去，父亲经常给我们买槽头肉吃，因为槽头肉不要肉票。槽头肉是指猪头与躯干连接部位的颈脖肉。一头二百来斤的猪，槽头肉就有十来斤的样子。直到现在才知道，猪的这个部位气管、血管比较多，而且还有淋巴结(腺)，食之对人体有害无益。然而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谁能顾得上那些哩！

那时，肉仍然缺乏，即便是米芯猪②国家也舍不得废弃。食品公司把米芯猪的肉经高温蒸煮后，对外低价销售，俗称“高温肉”。“高温肉”是熟肉，可以直接食用，对于长久吃不到肉的我们来说，那也是充满了诱惑的啊！

即使是“高温肉”也不是随便可以买到的。人们常常一个上午挤着在食品公司门口排长队，等着接近中午的时候抢购“高温肉”。如果是星期天，我常常会被半夜里叫醒，去菜场排队，等待天亮时分母亲来买“高温肉”。

其实，如果你不太讲究、想象力不那么丰富的话，高温肉完全有其独到的价值。虽然模样不怎么漂亮（不放酱油,白白的），但是很香，很烂，价格只有正常猪肉的四分之一。几毛钱就可以请亲戚、朋友解解馋。在那样的年代，以那时的收入水平，穷人大概只有吃高温肉的份了。

儿时，父亲常给我讲一个“罚人吃肉的故事”。说的是唐朝时候，有个皇族后裔叫李载仁。他因逃避战乱，跑到江陵去，被高季兴收留，委任为观察推官。李载仁生性迟钝，为人迂腐，又从来不吃猪肉。一天，上司传令召见他，刚刚骑上马，随从两个仆人不知为什么打了起来。李载仁怒不可遏，立即命人到厨房把大饼和熟猪肉取来，喝令这两个人面对面地吃下去。等他们吃了之后，李载仁郑重其事地告诫他们说：“念你俩初犯，今天从轻处理。如果日后胆敢再打架，本官就在猪肉里面加上酥油罚你们吃，看你等怕也不怕？”

由此我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比毛主席胸襟伟大的人物。如有来生，我一定选择去给李载仁当差。

文革期间，我在内蒙电建公司当工人。那时的工地食堂养有十几口肥猪，专供每年国庆节职工会餐用。我们非常关心每头猪的生长发育情况，经常路过猪圈去看看。

皇恩浩荡！那时，每年国庆节政府都要给每个职工供应半斤大米。国庆节那天是我们最幸福的日子，不仅可以吃到大米，还可以吃到猪肉。那时的大米好像格外好吃，就是吃白饭也很香，不用说还有诱人的猪肉了。肥肉嚼在嘴里吱吱直冒油，浑身上下充满快感。

每年一进九月份，我们工人弟兄们就开始倒计时了。对肉有点翘首以盼、望眼欲穿。我们夜以继日地死死的记住那个日子，一时一刻地在心中掐算。还剩多少天，就要到吃肉的日子了。

那时，我无论是摇摇晃晃地走在工地尘土飞扬的路上，还是身体扁扁地躺在宿舍里的木板床上，充实大脑的，就是那顿肥肉。那是一种对枯肠焦胃的滋润，对于我们来说，肥肉就是阳光、雨露、诗歌。是我们向往、膜拜、礼赞的对象！

由于常年吃不到肉，有的师傅吃下去胃里不舒服，有的吃完还跑肚。于是我们又总结出一个方法，吃肉前先去工地的卫生所找大夫要几片食母生（当时还没有马叮琳这样胃动力药），这样可以多吃几块肉了。用师傅们的话说，咱们中国人是草肠子，吃草行，吃肉多了就受不了。然而看到肉不吃心里又不舒服，真令人纠结呀。

1975年，我去洛阳拖拉机厂实习，途经北京买了一斤猪肉。那时北京买猪肉不要票，但排一次队仅卖给二两。为买这点猪肉，我排了五次队。期间，两个北京人看着我议论说：咱们北京的猪肉都叫外地人买走了！我气不打一处来，说：我是从内蒙古来的，我们守着草原也吃不上肉，我们养的羊哪去了？我的话无人应答。

时值盛夏，我拎着肉回到旅店。将肉放在脸盆里，用食盐周身抹匀，腌渍。直至次日晚，上车带回呼和浩特。那一斤肉母亲用来炸了肉酱，全家人吃了一个月，我由此感觉做北京人真好。

和年轻人聊起1960年饥饿的经历，常常被问道：“没饭吃，咋不买肉吃？”这个问题虽然让人哭笑不得，但问得一点都不丢人。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司马家族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司马衷同志就这样问过，可见这是个千古之谜。

直到现在，我请人吃饭，每次必点红烧肉、扒肉条、过油肉，即呼市人所谓的硬菜。大伙都说我“你真是农民。如今谁还吃肉？小心三高！”我总是笑着说：“哪个人三代以内不是农民？没有农民你们喝风屙屁呀？我就爱吃肉，不吃肉活着还有啥滋味！”

话虽如此说，但现在肉吃多了，心中的烦恼也多了。前几天看小说，里头引用哲学家的话说，人在没有肉吃之前，只有一种烦恼，有肉吃之后却会滋生无数的烦恼。这话有趣，让人脑洞大开。

写着写着，我竟然笑了：对往事的回忆，说来很凄苦，却也学到了不少关于高温肉、槽头肉的知识，真是学无止境啊！

注①：荷兰猪其实并不是猪，而且它也不是从荷兰来的。荷兰猪学名豚鼠，它的老家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动物。从习性上来说，荷兰猪和兔子龙猫等更为相似，因为它们都是食草类的啮齿动物。

因为荷兰人将它们带回欧洲，然后又逐渐出现在世界各地，所以人们称它为荷兰猪。

成年荷兰猪的大小一般接近于一只小兔子，体重也可以长到一两斤。圆滚滚的身体，长了一对不小的可以扑棱扑棱的耳朵，小黑眼珠子也透着一股机灵劲儿，是很可爱的。

现在在野外已经看不到荷兰猪了，主要是作为宠物存在。荷兰猪除了作为宠物之外，还是实验动物中的一员，甚至比小白鼠更为重要。

注②：含有绦虫囊尾蚴的猪肉又叫米芯猪。绦虫囊尾蚴发育成成虫有几米长，由许多白色的节片组成，每个节片中约有几万个囊尾蚴。囊尾蚴被猪吃了，猪就会得病，成了米芯猪；人再吃了这种未煮熟的猪肉很容易得绦虫病。发育不成成虫的囊尾蚴，可寄生在人体的某器官内，如大脑、皮肤、肌肉内，形成囊虫病。绦虫病的潜伏期大约三个月，症状有消化不良，腹部隐痛，头昏，无力等，大便时有白色的片片或是白片连成的虫段。如果发生脑囊虫病，可有经常性头痛、抽疯、瘫痪，视物不清等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