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候鸟长住 候鸟变留鸟，常住

头顶精神地竖着两只毛茸茸的长耳朵，圆圆的大脸盘子上一双大圆眼睛炯炯有神，“长耳鸮！一只、两只……呦，这小子可以啊，家里又添丁进口了。”副中心爱鸟会的羿健从望远镜后笑着抬头，和同事分享刚刚发现的好消息。从2015年发现第一只开始，7年多的时间，如今在副中心发现的长耳鸮已经有50多只。

长耳鸮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位“贵客”可不是过路候鸟，而是长期在此落户，成为了副中心的“常住居民”。从偶尔发现的一两只，到如今种群发展壮大。这样的例子不仅限于长耳鸮，还有很少见到的戴胜、红隼、白鹭、小鸊鷉等野生鸟类，已在副中心多个区域内形成多个种群。在副中心爱鸟会近年来的观鸟名单上，这样“拉家带口”的“常住居民”还在不断增加，成为美丽生态的生动注脚。

苍鹭。白继开/摄

绿头鸭。白继开/摄

小鸊鷉。白继开/摄

池鹭。闫红/摄

针尾鸭。闫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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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也做“人口普查”

清晨的福泽湖，传来一阵鸟鸣，一个大黑影扑扇着翅膀腾空而起，“快！那里有只黑翅鸢！”杨峥左手攥着双筒望远镜，右手指着天上的一个方向，一旁的陈颀立即端起挂在脖子上的相机，“咔咔”按下快门。显示屏中，一只雄壮的黑翅鸢振翅翱翔。随后，张渊媛记录下观测信息。他们是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的调查员，正在进行一项有趣的工作——鸟口普查。

“‘鸟口普查’，就是对副中心境内鸟类的种类、数量和迁徙特征等进行调查，类似人口普查。”调查团队主管杨峥向记者介绍，2021年年底，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组成城市副中心调查小组，以大运河通州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等地为重点，每月至少开展一次调查、观测和评估，旨在搞清楚各种生物在通州的分布规律，对其现状和受威胁状况进行评估。

跟人口普查一样，鸟类也分“常住鸟”和“流动鸟”。“常住鸟”也叫留鸟，喜欢待在一个区域不动；而“流动鸟”即候鸟，随季节变换迁徙。“鸟口普查”需要对鸟类的留居类型和具体行为方式等进行观察统计，并分析其特征和趋势，以此掌握鸟类分类、分布和繁殖、迁徙等活动信息。

“人口普查的调查方式是入户，‘鸟口普查’可不是一个一个找鸟窝。”杨峥说，“鸟口普查”主要是记录鸟种数量，而不是统计鸟类的个体数量。

普查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组数据，杨峥解释，其更深的意义是要摸清生态资源家底儿，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依据，为制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几次调查，他们惊喜地发现在副中心里出现猛禽的频率较高，仅绿心公园记录的就有普通鵟、雀鹰、红隼、黑翅鸢、长耳鸮等猛禽9种。猛禽在生态系统中具较高的生态地位，它们对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变化表现尤为敏感，这么多种类的猛禽的出现，说明绿心公园生态系统逐渐趋于完善，物种也较为丰富。像这种发现珍稀保护动物的栖息地，就要求研究员及时发声，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在调查中他们还发现，居民区中“留鸟”种类明显增多，除了树麻雀、喜鹊、灰喜鹊、珠颈斑鸠外，现在像乌鸫、八哥、戴胜、大斑啄木鸟、灰头绿啄木鸟、灰椋鸟、金翅雀、远东山雀、燕雀、黑尾蜡嘴雀、暗绿绣眼鸟、白头鹎这些原来只常见于城市绿地的鸟类在居民楼群中也时有发现，这就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结构提升的一个迹象。“野生鸟类是生态晴雨表，如果在同一地点持续观测，发现鸟类减少，可能是它的栖息地遭到破坏、食物减少，那么这就警示人类活动需要做出调整。”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生态研究室主任钟震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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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饱住得美候鸟变“留鸟”

这几年，副中心最出名的“鸟明星”要算大鸨了。但其实，除了这种迁徙落脚的“贵客”不断光临，副中心还吸引来了一批批落地繁衍的鸟类“常住居民”。

很多候鸟把副中心当作家乡，每年都要回到这里繁衍生息。

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绿头鸭种群，近年来落户在大运河森林公园栖息生存，本来是候鸟的它们，迷恋上了这里的环境，现在已经变成了“常住居民”。最近，新一窝的绿头鸭小宝宝刚刚孵化出来，毛茸茸的小鸭子们在鸭妈妈的呵护下，在水面上自由自在地嬉戏、觅食。公园里，它们的“邻居”斑嘴鸭家庭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今年一对大鸭又顺利孵化了新一窝4只斑嘴鸭宝宝。白天它们全家在湖内觅食玩耍，晚上在湖中小岛的草丛中休息，悠哉惬意。

“动物择一地休养生息，时间长了就形成代际延续，就像是刻印一种神奇的‘基因密码’，可能一代一代都会寻迹而来。”钟震宇介绍，鸟类根据栖息地类型和形态特征可分为七大生态类群，即陆禽、游禽、涉禽、攀禽、猛禽、鸣禽、走禽。它们也讲究传承有序，如果认为一个地方合适，即使离开一段时间，也还会回来，“相当于把这里认作自己的故乡。”钟震宇说。

还有一类鸟，则干脆留下不走了。据副中心爱鸟会观测，近年记录的316种鸟类中，留鸟达36种，占总记录的11.4%。留鸟，顾名思义，就是终年生活在一个地区，不随季节迁徙的鸟。得到留鸟青睐，必须要有稳定舒适的栖息环境。

“城市发展和区域内的野生动物和谐相处需要智慧和取舍。”钟震宇说，通过团队的研究说明，保护不是只关注数量，还需要从生态、行为和遗传等多方面入手。比如对于迁徙鸟类的保护，不仅要保护好它们的繁殖地和越冬地，同时也要保护好迁徙之路，最简单的，需要充足的食物、水和适宜的栖息空间。

这两年，城市副中心通过建设湿地公园，设置浅滩、岛屿等，为野生动物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同时，还为戴胜、赤麻鸭、黑翅长脚鹬、红嘴鸥、凤头鸊鷉等多种重点保护鸟类设立保护区和保护小区。大运河、潮白河等集中生活区已经形成包括绿头鸭、斑嘴鸭、针尾鸭等在内的数类、百余只的固定种群，城市生态的持续恢复，让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地与市民“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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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荒野成了野生乐园

城市建设中，也为荒野保留了一席之地。台湖镇水南村就有这样一片土地，因人工干扰较少，鸟类种群在3年内基本保持稳定。

郝建国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一员，该协会参与了多项副中心区域内的相关调查研究。记录显示：自2015年开始，水南村共记录到鸟类264种，占通州近年鸟类记录的84%。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6种，分别是黑鹳、猎隼、大鸨、遗鸥、黄胸鹀、乌雕；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44种。

他一直记得2015年3月在这儿遇到的有趣一幕：当时，一群喜鹊围着一只大鵟聒噪不已、招朋引伴，好像在不断地对其进行“语言攻击”和身体骚扰。大鵟凶猛机警，擅以利爪抓捕，但那次大鵟似乎被喜鹊吵得不胜其烦，居然被它们“骂”走了。“在这片野地出没的野生动物是真不少。别看这里瞧上去荒凉萧瑟，但我们还见过普通鵟、雀鹰、白尾鹞以及红隼，这些猎手常在附近盘旋，说明这里猎物丰富。”

这片区域是水南村、桑园村、西太平庄村拆迁后形成的开阔旷野，大大小小的林地散布其中，即使是树木稀疏的地方也有杨、榆、柳树等树种，更不用说林子里还有能提供不少食物的桑、构、酸枣树。沟渠纵横，通过农田、草地、林地相互连接，凉水河在南边蜿蜒穿过，靠近河流的位置还有3个天然形成的池塘。距离树林不远，还有农田，里面的草籽、粮食不仅给鸟类带来口粮，还吸引来了丰富的昆虫甚至田鼠、蒙古兔等啮齿类动物。

2015年5月，郝建国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长耳鸮，“运河边的长耳鸮早已离开飞往北方，水南村的长耳鸮直到5月还没走，显然它们决定在此繁殖。”果然，那一年，长耳鸮在这里生了6个宝宝，“这可能是当年北京唯一已知的长耳鸮繁殖地。”郝建国说，据他们保守计算，2018至2019年间，约有28只长耳鸮常住在水南村的油松林。之后，随着城市建设，油松林变成了居民楼，一部分“恋旧”的长耳鸮仍然栖息在附近，还有一部分彻底“搬家”到了大运河森林公园周边等地，剩下的长耳鸮则参与迁徙，但每年10月底，它们都会组成越冬种群从北方飞来，在“老地方”觅食栖息，至来年5月离开。

北京在城市建设中，对野生动物的自然融入越来越重视。去年6月，本市出台的《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已将全市所有野生动物纳入保护范围，按照《条例》规定，本市将每5年组织一次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状况普查，并首次明确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责任。北京将编制全市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规划，减少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让野生动物有机融入首都城市建设发展，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实践。

【专家观点】

城市建设“观念”要不断转变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建设热火朝天，在新城建设中，却还吸引了包括鸟类在内的野生动物不断驻足流连。这在北京麋鹿生态中心研究员郭耕看来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郭耕认为，保护城市野生动物需要城市建设的“观念”不断转变。他以水鸟群落举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利用模式和湿地管理方式对水鸟群落的影响表现较为突出。全球自然湿地不断流失，可以预期人工湿地作为水鸟的栖息地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再比如，这几年很多人都了解到建筑物玻璃幕墙可能会对鸟类造成影响。这种情况全世界都在发生，那么在之后的城市建设中，就会调整观念，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郭耕说。

通过绿地恢复、生态涵养带和公园建设，北京城内的野生物种多样性正在明显恢复。他也曾见过几次红隼，每次都激动地拿出手机一通拍照，“野生动物也有一种适者生存的智慧。红隼是在城市中几乎唯一可见的猛禽。城市食物多，有老鼠、麻雀，这都是它的捕食对象，而且它还‘学会’了在电线杆、高楼上休息和筑巢。其实它也是在一点点适应我们。”

“还是那句老话，要想保护好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就要保护好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同时也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野生动物都是环境质量的标志物，生态质量好或坏，不是专家说了算，而是生物多样性说了算。有它们在我们身边，我们才可以放心地生活下去。作为生命共同体，给野生动物更多生存机会的城市，也才是真正的宜居城市。”郭耕说。

白鹭与苍鹭。潘国梁/摄

记者：冯维静

责任编辑：刘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