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衣服阿姨记录自己侄女的日常，她上门卖篮子可我却没有闲钱
我认识索菲是在温哥华。有一天，她轻轻敲响了我工作室的门。
“篮子，卖篮子。”
那是她的族人——西海岸印第安人自制的篮子，非常漂亮。大的篮子用一块布包着，布的四角扎在一起；小的装在个面粉口袋里。
她背上用披肩兜着个婴儿，一个小女孩紧紧扯着她的裙子，还有个面带愁容的男孩步履沉重地跟在她身后。
“我没有闲钱买篮子呀。”
“不用钱也行，”索菲说，“旧衣服，暖和的裙子，都能换篮子。”
我看中了一个又大又圆的篮子，价格是八块钱。
“下个月我会去维多利亚市一趟，拿些衣服回来换你的篮子。”
我请她进来歇歇脚，给孩子们吃了些面包和果酱。她把篮子重新包了起来，却把我看中的那只篮子留在了地板上。
“你把它收起来吧，”我说，“我一个月后才会去维多利亚。到时候我会带衣服回来换你的篮子。”
“你先拿着，”索菲说，“慢慢给钱。”
“你住哪儿？”
“北温哥华教区。”
“你叫什么？”
“索菲·弗兰克。人人都认识我。”
索菲的住所很简朴，但很整洁。原先有三个房间，后来天冷了，索菲的丈夫弗兰克就把所有隔墙都拆了。索菲说：“三间屋，三个炉子；一间屋，一个炉子。”房间的地板擦洗得干干净净，白天权当桌椅，到了晚上就成了全家人休息的床铺。屋里还有把货真价实的椅子，上面放着一盏煤油灯。索菲将孩子们轰到角落里，把我的旧衣服在地上摊开，细细考量，很是满意。就这样，认可了彼此的交易诚意，我们之间长达四十年的漫长友谊就此开始。索菲快乐、悲伤、生病以及醉酒的模样我都见过。我常常问她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她们印第安人的那一套我经常搞不懂，而她的回答总是一成不变：“好女人就该这么做。”这就是索菲的理想——做个好女人。
索菲每年都生小孩，也几乎每年都要埋葬一个孩子。那些小小的坟墓散落在墓地各处。据我所知，她一共有过21个孩子，但在同一时间活着的从来没超过三个。到了她五十岁出头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夭折了，索菲哭干了眼泪，后来，她就开始喝酒。
“我又有宝宝了。又一个宝宝。”
我从敞开的门走进她家的时候，索菲正坐在地上，两个小女孩在地板上滚作一团，新生儿则躺在她身边的摇篮里。索菲一看到我，就向我摇晃着婴儿的摇篮，还打开遮在摇篮上的布巾，把里面瘦得可怜的小家伙给我看。
索菲自己就非常瘦小。她的黑头发又粗又厚，干净笔直地分作两边，编成麻花辫子垂在双肩。她的眼睛饱含悲伤，眼皮总是耷拉着。颧骨高而圆润，衬得她的鼻梁低平且宽，鼻尖有点上翘。她的上唇宽厚，轮廓清晰，往外撅着，露出一排糟糕的牙齿来，仿佛是在试图缓解牙痛，或是想要用嘘声来安抚哭泣的孩子。她个头很小，身体柔软，脊背挺直，像所有印第安人一样小手小脚。
索菲的英语还说得过去，不过只要她的丈夫弗兰克在场，她就会变成一只锯嘴的葫芦。
“索菲，为什么在弗兰克面前你总不开口呢？”
“弗兰克学的学校英语。我，没学。我说英语，弗兰克会笑话。”
当我俩单独在一起时，索菲就会像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5月的樱花将村庄染成一片白色，布勒内湾蔚蓝的海水悄悄漫上来，距离索菲的家门只隔一道狭窄的灰色沙滩和栈道。此时的温哥华市，隔水遥望比身在其中更加美丽。我喜欢在这时节乘船到北岸去，造访索菲的家。
村庄背后的高山之巅是名为“狮子峰”的两座古老山峰，显出一片苍蓝和银白。近处的山峦则染满了新绿，柔嫩的灰绿色逐渐加深，可你走近的时候，却会发现它们其实还不及村中小草的颜色。母鸡大摇大摆地带着幼雏到处走，小狗和小猫随处可见——在春日的保留地里消磨一天着实令人身心愉悦。
索菲先带我去给她的孩子们扫墓。她从墙上的钉子上摘下了她最好的、下摆饰有三道天鹅绒缎带的格子裙，并将一条黄丝巾包在头上。无论天气如何，她总是披着大披肩，下摆用双臂夹紧，流苏垂在指间。和我一起出门时，索菲只要想得起来就总是会穿上鞋。从这边我们可以望见一水之隔的都市。印第安人保留地则是另一个世界——不慌不忙，也没有商业活动。
我们沿着曲折起伏的道路来到墓地。卡萨敏、汤米、乔治、罗...
“你看！我给罗茜弄了一个石头墓碑。”
“看起来真不错。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索菲。”
“守墓人给我算便宜了。他说：‘索菲，你已经从我这儿买了很多石碑了。万一不幸日后你又有宝宝夭折，还得接着买。所以我给你个优惠价。’ ”
索菲的厨房里挤满了兴高采烈的妇女，她们都是来看索菲这对新生双胞胎的。索菲躺在炉灶旁边的床垫上。双胞胎女娃用带子绑在索菲自己编的小小的婴儿摇篮里，紧挨着索菲的床垫。因为裹在棉絮里的缘故，她们的肤色显得更深了，布满皱纹的褐色小脸蛋好似烤熟的带皮土豆，小手还没有褐蛛大。
小小的婴儿触动着人们的心弦，每个人都为她们兴奋不已。我在索菲旁边的地板上坐下。
“索菲，我们说好要是你生了个女儿，就随我的名字。现在有两个宝宝，我只有一个名字，这可怎么办好呢？”
“大的、好的那个随你吧，”索菲说。
随我名字的埃米莉活到了三个月大。索菲的玛丽亚只活了三周。我出钱为埃米莉购买了墓碑，索菲买了玛丽亚的。
索菲乳鸽一样的小小胸膛中咆哮着狮子般的“狂怒”。
“你看，”她手里拿着一个红黄相间的手帕，手帕四个角扎在一起，碎玻璃和小块的熟石膏在其间叮当作响。“有坏小子弄坏了坟墓上的花！五加元一朵呢，现在全碎了。可恶的坏小子！你能帮我找警察报警么？”
到了市政厅，她把手帕摊在桌子上；我讲述情况的时候，她把半朵石膏百合花和一只断掉的石膏鸽子尾巴举到法官眼前。
“我气疯了，坏小子弄坏了我孩子坟墓上的漂亮花朵，”她说，盛怒之下甚至忘记了她深感羞愧的“英语”。
大个子法官是个好心人。他说：“这真糟糕，索菲。那你希望我怎么处理呢？”
“叫那小子给我孩子的坟墓买更多这种花。”
“那孩子没钱，不过我可以让他的老祖母每周赔点钱给你。”
索菲久久凝视着那些碎片，最后摇了摇头。
“那老太太也没什么钱。”索菲的愤怒烟消云散了，她对那位老奶奶充满了温柔的孩子般的同情。“不关老太太的事，”说着，索菲把碎片拾掇起来。“警察先生，你可以好好教训那小子一顿吗？别让老太太赔钱。”
“我会的，索菲，我保证。”
一个包装箱放在索菲的房间中央，上面盖着一条黑裙子。白色的小棺材就安置在其上，头尾各摆着一支点燃的蜡烛。逝去的小女孩躺在棺材里，怀抱着一个洋娃娃。自从一周前我把这娃娃送给她，她就一直抱着它，爱不释手。娃娃的玻璃眼珠直直看向棺材外面，而小女孩的眼睫却永远地合上了。
虽然索菲已经历过19次这样的死别，这第20次依然痛彻心肺。她的两个朋友苏珊和萨拉也在棺材旁陪她落泪。
外面的门开了，六、七名妇女走了进来，披肩拉低至额际，表情肃穆。她们走到棺材边，朝里面看了看，然后围着棺材在地板上坐下，哭了起来，一开始是婴儿般的轻轻呜咽，随后哭声越来越大，直至嘶声哀嚎，泪水从她们的眼里奔涌而出，滚落面颊。索菲、萨拉和苏珊也一起哭。这哭声太可怕了——简直像是正遭受折磨的狗在惨叫。
突然，她们停了下来。索菲走到桶边，往锡盆里盛水。然后她手拿毛巾，端着盆依次走到每一位客人面前，她们洗完脸，用毛巾擦干。其后妇女们都出去了，只剩下索菲、萨拉和苏珊。自打那孩子去世以后的三天里，这样的哭丧每隔一会儿就会举行一次。索菲整个人都垮掉了。在这之前，她还经历了罗茜渐渐被结核病夺去生命那漫长的几个星期。
“索菲，你不能躺下来休息一会儿么？”
她摇了摇头。“死者下葬之前，印第安人的房子里不能睡觉。”
所有的床都被搬走了。
“葬礼安排在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牧师去温哥华了。还有两天才回来。”
她把手放在小棺材的一角。
“你看！棺材匠根本没把印第安孩子当回事。”
廉价的小棺材接缝处已经开裂。
我和索菲沿着村子的街道上走路时遇到了一名我不认识的印第安妇女。她朝索菲点了点头，又看向我，停了一下。索菲紧闭着双唇，赤脚嗒嗒地快速拍打着地面，催着我从这女人身边走过。
她问我：“现在去教堂？”
天主教教堂上建筑有双子塔。教堂前门总是敞开着，宽阔的台阶直通其上。走进门，里面是一片迷蒙的光亮，静谧中唯有风声和海浪声在回响。窗户上镶嵌着鲜艳的彩色玻璃。木质脚凳和长木椅在人跪下时就会吱吱作响。安详的氛围弥漫在教堂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常年点燃的蜡烛跳动的火焰，所有东西都纹丝不动。
从教堂里出来，我们又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我问道：“索菲，路上我们遇见的那个女人是谁呀？”
“奇夫·乔·卡皮拉诺夫人。”
“哦！我倒想认识一下这位奇夫·乔·卡皮拉诺夫人，你为什么要急着走呢？她本想停下来的。”
“我不想你认识奇夫·乔夫人。你是我的朋友，不是她的。”
“索菲，我心里能装得下好几个朋友呢。”
“你是我的朋友，我不想让奇夫·乔夫人得到你。”
“索菲，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在我心中你永远排第一。”她低下了头，嘴固执地紧闭着。我们一起朝萨拉家走去。
萨拉是索菲的姑姑，她是个干瘪的小老太太，眼睛、鼻子、嘴巴和皱纹扭作一团，仿佛从来都是痛苦不堪的模样。她也曾经有一颗欣悦的心，但苦难抹杀了那些欢乐。她躺在床上，床柱上垂挂着洁白的帷幔，床后的墙上也重重叠叠地糊满了报纸，免得过堂风吹着她的“风湿病”。
“嗨，萨拉，你好吗？”
“埃米莉！索菲的埃米莉！”
萨拉脸上的皱纹舒展开去，露出一个微笑，转瞬又因痛苦而皱缩回来。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埃米莉。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一切都让萨拉感到困惑。她快乐的内心和饱受折磨的身体总是让她处于矛盾的煎熬当中。她屈起手腕擦了擦鼻子，每句话后面都以重复的“我不明白”结尾。
“再见，索菲的埃米莉；以后常来。我喜欢你来。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疼，太疼了。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我对索菲说：“你看！别人都知道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们叫我‘索菲的埃米莉’呢。”
这下她开心了。
索菲的房子一侧与苏珊家挨着，另一侧的邻居是约翰逊夫人，一名白人男子的印第安遗孀。这位未亡人的房子干净得简直无以言表。炉灶光亮如镜，地板擦洗得白如床单。约翰逊夫人有一双灵巧而忙碌的手。厨房的一排硬木椅子各有自己的椅套和椅垫。钩针编织的床罩和绣花枕套平滑整洁，这些都出自约翰逊夫人之手。她的亡夫是个船长。她深爱他，虽然在他死后有无数人向她求婚，她依然坚持为他守寡。有一天，一名印第安事务官找上门来，对她说道：“约翰逊夫人，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好男人，家里有农场，银行里有票子。他人很腼腆，所以托我来问问你愿不愿意嫁给他。”
“事务官先生，请帮我向他转达谢意，但也请你转告他，约翰逊夫人心里只有已故的约翰逊先生。”
索菲的另一个邻居苏珊也像索菲一样不停地生孩子又不停地埋孩子。两个女人分享着彼此的欢乐，也分担着对方的悲伤。她们曾经一道背着婴儿，挎着篮子，乘坐渡轮前往温哥华，挨家挨户地兜售篮子。到了我的工作室，她们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和我一起喝茶。我的鹦鹉、牧羊犬、白老鼠和图腾柱图片都让她们深感兴趣。“你还有印第安花儿啊，”苏珊说。
“印第安花儿？”
她指了指我从树林里采回的蕨类和野生植物。
索菲家闭门不开。门上拴着链条和挂锁。我就去找苏珊。
“索菲去哪儿了？”
“在病院。她害了眼病。”
于是我去了医院。狭小的印第安人病房有四个床位。护士把我带去的冰淇淋分作四份。
房间一角，一个想家的印第安小女孩在床上哭泣，一个老妇人在另一张床上咕咕哝哝地说着什么。第三张床上是个带着宝宝的年轻母亲，索菲占据了第四张床。
房间十分明亮，还摆放着鲜花。在我想来，较之躺在村里硬地板上的床垫上，周围是乱哄哄的家人，如今靠在白色枕头上的这些褐色面庞应当显得更加快乐和舒适才对。
“索菲，这里真不赖啊。”
“埃米莉，医院没多好。”
“哦？哪里不好？”
“床不好。”
“床怎么不好了？”
“它动，老动，一直打颤。我一动，床就也动。”
她翻了个身，向我演示弹簧床的变化。“我是老派人啊，埃米莉。生病了我还是喜欢躺在厨房地板上。”
苏珊和索菲待在我的厨房里，翻来覆去地念叨她们的伤心事，间或也因为什么小笑话而咯咯地笑眯了眼。
“埃米莉，你现在要是去维多利亚市，”索菲哭着说，“我们就再没希望看到那些孩子了！”
这些天里两个女人都没再背着孩子了。墓地里却多了两座小小的新坟。我曾向她们提起一个朋友刚生下一对双胞胎的事。我走到电话机前。
“丁格尔夫人，你说过我可以带索菲去看你的双胞胎对吗？”
“当然了，随时都可以，”对方的回答不出所料。
“来吧，索菲、苏珊，我们现在就去看两个小宝宝。”
两个母亲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两个精力旺盛的白人宝宝摊手摊脚躺在小床上、又踢又抓。她们自己的孩子们全都长眠在墓地里的小土堆之下。“哦，我的天！——哦，我的天！”她们一遍遍地说着。
苏珊的手试探着从披肩下伸出，想去摸其中一个婴儿的腿。索菲一把拍开了她。
这时候婴儿的母亲说话了：“没事的，苏珊，你可以摸摸我的宝宝。”
索菲目光灼灼地瞪着苏珊，因为她敢于做她自己也十分渴望去做的事。索菲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手交叠在披肩下，小声对我说：“埃米莉，好女人不乱摸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