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芭比和原来的芭比，不再，恨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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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珊/文
制作成本1.45亿美元、营销成本超过1亿美元、造成全球粉色油漆颜料短缺的《芭比》，是绝对的好莱坞大制作，和同档期的《奥本海默》投入几乎持平，而其北美的首周末票房却是后者的两倍。
“超级英雄”大片颓势已显，作为好莱坞首部女性题材的大制作电影，《芭比》的票房传递出一个女性好莱坞大片时代或将开启的信号。这是过去几十年间，即使是“小鸡电影”（chick flick,指专门给年轻女性看的青春时尚作品，也有称为“小妞电影”）的魁首《贱女孩》（Mean Girls）都没有撬动的大门。
拿下了女性观众的绝对“基本盘”，《芭比》到底做对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笃定地预料，这样瞄准母女关系、以“和解”为核心装置的女性好莱坞大片不是偶发的孤立、在未来会大量涌现？
被“憎恨”的“芭比”
“女人恨女人，男人恨女人。”《芭比》电影里真实世界的主角之一，高中女生萨拉，冷冷地对她的母亲说道。
就在上一幕中，萨拉以一种极其尖刻的方式，对刚刚来到真实世界的主角芭比倾倒了她对芭比娃娃的憎恨。她定义芭比为“Bimbo”，痛陈其所谓和父权制、消费主义合谋的罪行，最后，甚至直接称呼其为“法西斯”。
讽刺的是，“Bimbo”在美国语境中的含义，正是那种符合刻板印象的“超级典型女性”，美丽、富有女性气质，却往往被假定为缺乏头脑的“金发尤物”。如果不幸卷入了风波和丑闻，就会成为莱温斯基那样被男人和女人们一致归罪和憎恨的“红颜祸水”（bimbo eruption，正是人们为莱温斯基所发明的词语）。
电影里的主角芭比，是一款生产于上世纪60年代、符合刻板的“超级典型女性”形象的“经典芭比”，金发碧眼、身材窈窕，还有一种笃定人人会喜欢自己的“清澈的愚蠢”，是那种在跌落之前符合社会一切期待的“完美”女性。如果“经典芭比”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女孩，她会是那种人人隐隐觉得会最终跌落的“Bimbo”。然后，她最终跌落了，“男人恨芭比”，“女人也恨芭比”。
但芭比乐园中的芭比应该永不跌落，在她生活的这个虚拟的完美国度中，不仅不会有丑闻、磨难、职业瓶颈，连喝水都会永远优雅，因为她们的茶杯里永远不会真的有水。
《芭比》的女性观众们也不难理解和感同身受，为什么像萨拉这样的青春期少女们会相当普遍地尘封、丢弃、乃至憎恨芭比，尽管她只是一个无辜的玩偶。
面世和畅销已经有80多年的芭比，确实进入了女性普遍的早年生命体验中。根据美泰公司的调查，年龄在3岁到11岁之间的美国女孩平均拥有10个芭比娃娃，意大利或英国女孩拥有7个，法国或德国女孩拥有5个。无论是芭比还是那些更简陋的布偶，都被尽量设计去贴合美丽的女性形象。她是成人们希望女孩们成长而为的样子，也是女孩们人生中第一个亲密的朋友和理想自我投射的对象。
只是，女孩们不会像芭比们一样可以一直生活在完美的芭比世界中。随着年龄增长，她们会感觉到真实生活中的摩擦力，感受到自己和芭比之间的距离。曾经最喜爱的玩具会成为讨人厌的镜子，照出现实世界中对“好女孩”标准的“认知失衡”，和女孩们对此的无能为力。
对此，过去世代的青春期的女孩们会悄悄将芭比束之高阁，而萨拉这一代被允许释放愤怒的青春期女孩则用“助推消费主义”、“让女性主义倒退”……这一切在她们看来和“父权制”真实世界截然相反的话语，将芭比和她所象征的“刻板”女性气质捆上火刑架，和她们的愤怒一起熊熊燃烧。
只是问题在于，这种憎恨是将“存在主义”式的焦虑转为了“虚无主义”式的宣泄。在我们这个并不完美的真实世界中，如何将“社会期待”和“发自自我的喜爱和选择”剥离开来，是一个很难具体解决的问题。有的女孩就是单纯地喜欢芭比，正如坐在萨拉身边的一个女孩，非常小声地说了一句“我喜欢芭比”，但萨拉立刻瞪了她一眼、让她闭嘴。
萨拉的憎恨攻击，归根到底，是对未来她究竟如何能满足她自己的标准、成为一个彻彻底底脱离所谓的“消费主义”和“父权制”的成年女性，这样一个知易行难问题的暂时逃避。
这样憎恨攻击式的逃避，也落到了她在青春期和母亲格洛丽亚渐行渐远、相当紧张的母女关系中。
主角芭比从芭比乐园来到现实世界，通过冥想来追寻她为什么会和真实世界中的某人有联系、从而造成了芭比世界和真实世界的时空裂痕，格洛丽亚和还是一个小女孩的萨拉曾经一起打扮芭比、亲密无间的母女回忆涌入了她的脑中，随即，出现的却是青春期的萨拉自顾自地要将芭比与其他玩具一起丢弃、十分抗拒母亲格洛丽亚亲近的片段。
对于小女孩萨拉而言，母亲格洛丽亚是她向往成为的职业女性、她可以依靠的温柔后盾。然而，在青春期的萨拉眼中的，是母亲作为真实世界中的成年女性职场上的不重要与努力平衡家庭的疲惫、忍让和妥协。
青春期的她憎恨母亲，是她憎恨芭比的逻辑反向推演：芭比是她无法成为的成年女性，而母亲是她不愿意成为的成年女性。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芭比》的女性观众们，同样会对此感同身受。即使我们已经迈入了成年的门槛很多年，却仍在恒久的困惑和焦虑中打转——男性往往可以相互之间随意地说一句“Be a man”来彼此打气，而“Be a woman”则往往只能是孤独萦绕在每一个女性心头的自我追问。
“弑父”到“和解”：
从“Be a man”到“Be a woman”的好莱坞大片
和青春期女儿对芭比的憎恨相反，萨拉的妈妈格洛丽亚，这位时常在制造芭比的美泰公司被上司们忽略的前台、狼狈地应付着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来自和女儿的关系）的中年女性，在捡回被女儿丢弃的芭比的同时，也重新捡拾回了对芭比的爱。
偷偷涂画芭比设计稿是她宣泄自己情感压力的方式，她创造了那些“无法抑制死亡念头”、“长出橘皮组织”、“无比羞愧”的芭比，这样强烈的情感链接影响和改变了芭比世界的芭比，无意识地造就了“危机”。
格洛丽亚相当清楚自己的挫败处境，“我只是个有着无聊工作的无聊妈妈，还有个恨我的女儿”。但芭比“鼓舞”了她，拯救她于真实世界的不完美中。她用自己这样的亲身感受来鼓励坐在她车中、初入真实世界却立马被混乱挫败的芭比。
在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中，似乎情况也一样：成年女性往往和“芭比”和解了。美国玩具行业协会的发言人曾分析道，虽然3岁至8岁的女孩是美泰芭比娃娃的核心群体，但他怀疑有22%到25%的顾客是年纪更大的人。美国国家妇女与家庭研究中心（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Women & Families）主席戴安娜·祖克曼（Diana Zuckerman）在被采访时曾说，“当你问成年女性她们对理想美的看法时，你最终会得到一些听起来很像芭比娃娃的特征。”岁月和现实生活的磨砺，让中年女性不再囿于自己的选择是“社会期待”还是“自我喜爱”的困扰，和芭比、也和自己的女性气质握手言和。
也正是成年女性们最先开始推动“Bimbo”一词的去污名化，将其重新诠释为“超女性气质”。当然，大部分中年女性对芭比、对自己女性气质的“和解”，更趋同于格洛丽亚对自己所期望的“普通芭比”的诠释。这款芭比并不“特别”，“可能做不了总统，可能只是个母亲”，但“只想成为一个母亲，或者想成为总统，又或者同时身为总统和母亲”，对普通芭比来说，都是可以的。毕竟，普通芭比只是想和大部分中年女性一样，“穿着一件漂亮的衣服，对自己感觉良好地度过一天”。
而格洛丽亚和女儿萨拉的母女关系的“最终和解”，伴随着女儿鼓励她向总裁说出“普通芭比”设想、并且罕见地对她鼓励微笑的暖心情节，几乎同时发生，回应和升华了这部电影的真正母题。
“这部电影在很多层面上，是一部关于母女关系的电影。”《芭比》的导演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曾在访谈中坦陈道。这是因为芭比娃娃的创造者露丝·汉德勒（Ruth Handler），正是用女儿芭芭拉的名字命名了自己心爱的产品。
值得点出的是，作为一部制作成本为1.45亿美元，营销费用同样相当可观的标准好莱坞大片，《芭比》几乎可以算是第一部以“母女”而非“父子”关系作为核心母题的好莱坞大片。
更值得玩味的是，在引发观众精神超越性的情节设置上，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传统好莱坞大片总是依靠着“弑父”（包括肉体和精神）来让观众伴随主角“Be a man”。《芭比》台词里所闪过的《教父》三部曲当然是，新教父麦克·柯里昂必须完成在精神上的弑父，接替过家族生意的掌控权，超越过父亲的威信和成就，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父；同样被《芭比》提到的《黑暗骑士》三部曲当然也是，虽然蝙蝠侠的父亲早已在蝙蝠侠童年时死去，但他对儿子的精神威压和他高大伟岸的塑像一样，依然存在于哥谭市，让布鲁斯始终焦虑于如何能成为父亲那样安顿市民、匡扶正义的英雄；至于扎克·施奈德，没有比他《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更紧贴“弑父”情节装置的好莱坞大片了，反派莱克斯在16岁时杀死了虐待自己的父亲，而莱克斯的“Daddy issue”也是酿就了诛杀超人的“弑神计划”的起因。
首次操刀一部让全球粉色颜料断货的好莱坞大片，葛韦格选择让“和解”成为以“母女”关系为核心母题的《芭比》中，那个激发女性观众集体超越共鸣、“Be a woman”的银幕集体成年式的关键装置，这极大地保证和扩宽了这部电影的女性观众“基本盘”。
回头看，十几年前以女性观众为主体、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商业电影《Mean Girls》，是一部主要面向青春期女孩的“小妞电影”。校园女孩的互扯头花的主题，让分级下降十分困难，对于成年女性又显然过于幼稚，让总体票房离商业大片十分遥远。
如今这部分级为PG-13、主要目标受众其实是成年女性的《芭比》，“Be a woman”这样正中成年女性红心、同时让她们耳目一新的商业大片的核心装置，不出意料地让它拿稳了票房“基本盘”。同时，《芭比》也兼顾了“合家欢”，在家长指导下观看的低龄女孩们虽然对情节似懂非懂，但一片高饱和度闪闪发亮、充满漂亮衣服的粉色芭比世界，足以让她们享受在电影院里的两个小时。对于一些男性观众们来说，他们也乐于在陪伴女性伴侣和家人时，为《芭比》贡献小小的一张票房。面对要先看《芭比》还是《奥本海默》的问题，英国首相苏纳克就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然要先陪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去看《芭比》。
未来的女性好莱坞大片的可能
瞄准母女关系、以“和解”为核心装置的《芭比》，为未来可能越来越多涌现的女性好莱坞大片提供了一种范式。
首先，这是好莱坞在目前困境下，或许不得不进行、并且目前看来行之有效的突围。
2023年开年以来，《蚁人3》、《沙赞2》、《闪电侠》陆续迎来史诗级票房扑街，以男性观众为票房“基本盘”的“超级英雄”电影已尽显颓势。其中被DC寄予厚望的《闪电侠》，北美上映首周末的票房为5510万美元。“芭比海默”是今年夏季最强档的两部好莱坞大片，《芭比》北美上映首周末的票房是1.55亿美元，几乎是《闪电侠》的三倍，但更惊人的是，它同样极大地拉开了和同档次对手《奥本海默》的票房差距，是《奥本海默》北美首周末票房（8000万美元）的两倍。
对于好莱坞整个庞大的电影工业来说，追逐成功范式是近几十年来最行之有效的策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十几年来好莱坞大片进入了“超英”扎堆的时代。我们可以据此合理推测，票房炸裂的《芭比》显然会让整个行业摩拳擦掌、掀起女性好莱坞大片潮流，只是后续之作是精彩不断、佳作推新，还是一味沾边、粗制滥造，让观众像腻歪“超英”一样腻歪这个新的大片方向，只能交给创作者来努力、时间来检验。
其次，和已经让观众们疲惫的动不动“拯救世界”的宏大叙事相反，《芭比》的女性叙事在高度戏剧化中表达了一种“贴近现实”的愿景，蕴含着好莱坞所期待的将观众们重新拉回影院的变革。当然，采取了被好莱坞冷落已久的传记电影体裁、在叙事和视觉上力求无限逼近现实的《奥本海默》，是由诺兰所领导进行的对好莱坞叙事救亡图存的急先锋，但对于已经习惯食用“超英”大片的观众们来说，这种真实所带来的脑力和情绪上的压力，是有些吃不消的。这导致这部电影目前在票房上的回报，显然还不太对得起诺兰这个金字招牌本该产生的轰动效应。
在制作成本、营销费用大致能够打平的背景下，《芭比》在极致虚构、恍若《周六夜现场》段子连场以拿捏观众情绪点的叙事结构的水面之下，真正所想传达的是一种“贴近现实”的叙事愿景。
“思想永存，人类则不然，这是相当不舒服的。所以人类创造了父权制和芭比娃娃，来应对这种不舒服”。在闹剧之后，主角芭比和“芭比”之母露丝·汉德勒进入了一片纯白的、私密的对话空间，这位真实的创始人仅仅用一句话将贯穿全片的叙事角力结构，也就是“父权制”vs“芭比世界”，在真实世界的复杂议题前通通消解了。随即，像一对真实的母女那样，露丝持着担忧但开放的态度，牵着主角芭比的手来到了电影中的现实世界，芭比成为了一个需要做妇科检查的真正女性。将现实世界和“变人”设为主角芭比的最后目的地和结局，这当然寄托着电影和主创们的最终价值取向选择。
同时，《芭比》瞄准母女关系、以“和解”为核心装置，也正贴合了现实中作为“芭比”创始人的露丝·汉德勒，这位真实的女性，人生中最具戏剧冲突的那部分。这让《芭比》成为了一种虽然非原教旨主义的、但更适合以电影形式解构和呈现的“传记”体裁。
在关于露丝·汉德勒的传记《芭比和露丝：世界上最著名的娃娃和创造她的女人的故事》（Barbie and Ruth: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Famous Doll and the Woman Who Created Her）中，露丝和女儿芭芭拉的关系是拉紧所有叙事的那根弦。青春期的芭芭拉像《芭比》中的萨拉一样，对母亲充满了抱怨、指责和怨恨。虽然露丝是格洛丽亚的反面，强硬、野心勃勃、将全身心投入工作而非家庭，但芭芭拉不希望自己的母亲和她朋友的母亲们如此不一样。毕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她朋友的母亲们多是柔顺的家庭主妇。
虽然女儿的拒绝常常让露丝在睡前流泪，但她相当自豪和珍视在女儿看来“像个男人”的部分，这是她在美泰强力推动她的事业进步和对男性下属进行管理的基石。就像上个世纪的大部分“女强人”一样，她牺牲乃至抗拒自己的女性气质，认为自己和那些留在家里做母亲的女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无法忍受谈论孩子”。
但美泰的男人们并没有像接纳一个男人一样接纳她。她温和的丈夫始终是名义上的总裁，她只能屈尊于副总裁之位。上世纪80年代，中年露丝患上了乳腺癌，又被美泰赶出了公司。她爬起来坚强地创立了一家义乳公司、并且收获了其他女商人帮助和友情后，她的世界观整个翻转了。“我从来没有和女人交过朋友，突然间，我发现女人正在成为我的朋友。”这些女性给了她信心和希望，将她当成榜样，她开始怀疑自己是那个男性主导的商业世界的牺牲品，开始认同自己的女性气质超过男性气质。
就像《芭比》电影一样，露丝和自己女性气质的和解也推动了她人生这部电影的重要主题——她和芭芭拉的母女关系的和解与升华的到来。露丝体会到了她像男人一样工作给母女关系带来的损失，不仅仅是芭芭拉的名字被她的产品剥夺和占用所带来的困扰和伤害，也是她将工作中的强硬带到母女关系中所带来的紧张和相互攻击。但最终，就像她和其他女性建立起友谊一样，她和女儿也找到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最后，也是最值得敲黑板的是，这一瞄准母女关系、以“和解”为核心的电影装置，在《芭比》让女性好莱坞大片浮现前，就已证明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和潜力。这也意味着，《芭比》的成功不仅大概率不是偶然事件，而且还会帮助好莱坞进一步确认和树立“复制”更多女性好莱坞大片的信心。
我们第一次知道《芭比》的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几乎都是通过《伯德小姐》这部本是小众的独立制作文艺电影。《伯德小姐》的制作成本仅为1000万美元，却收获了7900万美元的全球票房，并且获得了五项奥斯卡提名，堪称叫好又叫座。葛韦格在《伯德小姐》中几乎完全预演了《芭比》中的核心电影装置。少女梦想着脱离家庭、特别是母亲的掌控，为表达坚决的决心放弃了自己的姓名，坚持让所有人叫她“lady bird”，但又在真的远走高飞到大城市纽约后，和母亲最终和解。
上映于2017年的《伯德小姐》曾是独立电影制作公司A24最出名和最赚钱的电影，直到2022年其制作的《瞬息全宇宙》刷新了《伯德小姐》所创造的票房和奖项的记录。《瞬息全宇宙》全球票房超过1.4亿美元，并获得奥斯卡7项奖项。我们都看到了这部电影多么精准地刻画了母女关系，那场石头女儿和石头母亲的“和解”场景如何让观众刷屏和泪目，相信已经不需多言。
所以，退一步讲，《芭比》是好莱坞对从独立制作中突围的女性电影装置的并不迅速的“收编”。《芭比》票房的出色表现起码让好莱坞吞下了一颗定心丸，能更高地估计女性观众作为票房“基本盘”的分量。对于高度工业化、本质上更像投资行业的好莱坞而言，观众用电影票投票就会得到所想要的，正如“芭比”娃娃之所以诞生，也是小女孩们在美泰的市场调查中，展现了她们对更成人化的娃娃的强烈渴望的顾客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