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娃子找大哥，三娃叔走了

三娃叔走的时候没有穿寿衣，他是穿着女儿新买的皮大衣走的。黑亮柔软的皮子，雪白耀眼的羊羔毛里子，衬托着他恬静、安详、嘴角挂着一丝微笑的脸庞。

李婶对前来吊唁的人诉说着：死老汉，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像样子的衣服，刚穿上女子给买的皮大衣，从村东头洋到村西头，洋了一白天，晚上都舍不得脱，摸摸这儿，看看那儿，兴奋地一晚上没睡好，到天明时才睡下，谁知道就再没有醒来。

在唢呐的呜咽声中，在孝子们的悲痛哭声中，三娃叔的棺木被抬上了人生的末班车，驶向公墓……

在我的印象中，三娃叔穿了一辈子绿军装，一直穿到洗得发白，穿到前后打起补丁。这到底是一种军人情怀还是固守着七八十年代的流行色，还是像有的人说的吝啬舍不得买，这些外人是没法完全清楚的。

三娃叔年轻时当过兵，听说在内蒙古一个军马场服役。至于他的具体工种，我们小辈人问起时，他说他是骑兵，但村里人背地里说他是后勤兵，在部队养马。在我76年上小学时，他复原回家，被生产队安排在饲养室喂牲口，那年他大概有二十一二岁的样子。

村子里都人说三娃叔刚复原回来那会儿，人长得帅，一米七的个头，脸庞俊俏，时常穿着从部队带回的绿军装，英俊潇洒。还说，他那身绿军服是七八十年代时髦青年的标配，村子里好几个小伙子相对像时都巴结过他，都借穿过，他的绿军装成全了几对姻缘。

在他复原的第二年，部队把一匹退役的老马分给了我们生产队。听人说那年他到公社接马，部队上的一个领导紧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再三叮咛他照顾好这匹老马，希望他如同对待战友一样对待它。一年后的春天，这匹马病死了。生产队长安排人杀马，给社员分肉吃，他上告到大队领导处。大队领导说，那终究只是个畜生，群众一年到头吃不上一回肉，总不能把它当人一样置买个棺材埋了吧。肉被社员分吃了，三娃叔坚决不吃，心情郁闷了好些日子。

另一件事，是关于他和一个讨饭女人的故事。

在失去老马的那年冬天，有个安徽女人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子来到我们村讨饭，住在麦场的草房里不走了。她白天领着孩子到周边村子讨饭，晚上住在草房里。每天晚上讨饭回来，她都要到饲养室讨点开水喝。三娃叔看孩子可怜，趁另一名饲养员不在时，悄悄地给孩子抓几把包谷豆子，娃娃也懂事，在女人的督促下给三娃叔下跪谢恩。一来二往，女孩子经常会一个人端着缸子到饲养室来讨水喝，叔长叔短地叫着，三娃叔往往都会给孩子掰上半个烤红薯或者给上一个烤热的包谷馍啥的。时间一长，村子里闲话多起来。有人说那女人皮肤白皙，面容姣好，年轻漂亮，只是白天故意给脸上抹黑，把头发弄乱，为讨饭方便，晚上回来就洗掉了。又有人说，法海 （另一名饲养员） 晚上不值班时，那个女人都会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地到饲养室去烤火，和三娃叔套近乎。还有人添盐加醋地说，他看见那个女人晚上披着红围巾，在草房油灯下照镜子咬嘴唇。总之流言蜚语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村子的角角落落。

三娃妈终于忍不住了，拿出一个农村女人的蛮劲，跑到草房门口破口大骂，坚持要赶走她。第二天那个女人带着孩子悄悄地走了。听人说那个女人走的时候，身上背着一团破旧的被褥和半袋子讨来的干馍，一步三回头的。

讨饭女人和孩子被赶走了，但这件事对三娃叔的声誉造成了严重影响。尽管他再三辟谣，但众口铄金，没人相信他，他自认的清白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直到28岁那年，才有媒人给他介绍对象，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算是超大龄青年了。

84年农村实行责任制，分社时，别人都要牛，认为牛口粗好养，实用性大，但三娃叔坚持要养马，他有他的盘算。后来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养马的十多年里也是他人生的高光时期。

养了马后，他给自己加工了一辆小胶轮车，农忙时犁地种庄稼，农闲时，在附近砖厂给人帮忙拉砖，家里多了一份收入。每遇到谁家嫁女娶媳，他和他的红鬃马成了四周的香饽饽，一身绿军装跨骑在披红挂彩的红鬃马上，威风凛凛，扬眉吐气，似乎能体验到那种当将军的感觉。每到春节，他的红鬃马和小胶轮车成了远近争相邀请的耍社火的好工具。红鬃马、红马鞍、红缨头、脖子上挂一串黄铜零，三娃叔坐在车辕上，一声响鞭，马蹄飞扬，在人群的欢呼声中好不热闹。

进入两千年后，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农村牛马基本被淘汰，城市基建进入快速道，到城市打工成了中青年的主要经济来源。死守在土地上的人们，在商品经济的价格波动中，果树栽培了又挖，挖了又栽，两年赚钱两年赔钱，日子变得飘摇不定起来。三娃叔这一代人进入不惑之年，给大个儿子盖房娶妻，给二儿子在城里帮忙买房，供小女儿上学，掏空了多年的积蓄，经济严重透支，他的养马赚钱之路也走向没落，不得不放弃。“人到中年不容易”，养老人，看孙子，离不开家。土地微薄的收入和在周边打零工的收入成了三娃叔的全部收入。

前两年，见到三娃叔时，他还穿着发白的绿军装，腰背已驼，头发花白，黑黢黢的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70岁的他再也找不到年轻时英俊的样子。我想到了鲁迅写的少年闰土和老年时的润土，心中泛起一丝苍凉：这就是当年我们村有名的车把式，那个穿着军装骑在红鬃马上的“将军”?

去年我见到他时，他正领着两个孙子到一家坐席，我也在席上，他和他的两个孙子贪吃的样子以及连吃带拿的行为，引来好些人鄙夷的目光。席散后，一个年轻的媳妇轻蔑地说了句：“他家里的狗早就死了，还给狗带剩骨头肉，不知道哄谁哩！”。从旁人的目光中我解读出了他的经济状况和他语言上的差距。望着三娃叔那身发白的军装的背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当年在饲养室，我们这些小屁孩没少打扰他，没少听他讲骑兵的故事，一种莫名的伤感涌上心头。

三娃叔走了，在唢呐的呜咽声中走了，走的平平常常，普普通通。我想，再过些年，也就再没有人说起他了，和村子里其他已经走了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