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电影背影杀 高级感，诺兰电影中的黑色能者逆命夺天时
文|谦语谈书风
编辑|谦语谈书风
“黑色电影”最早是由法国作家和影评家尼诺·弗兰克提出，代指美国战后出现的一种风格特殊的惊悚电影或犯罪电影，其受到美国无情小说、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
大多数电影史学家认为，侦探片《马耳他之鹰》是黑色电影的开山之作，这部影片形成了黑色电影典型的视觉风格、叙事手法与人物形象等特征。
约翰·贝尔顿在《美国电影美国文化》中提出：“黑色电影不是类型，但每一部黑色电影又是类型片，黑色电影没有具体划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新黑色电影（如大卫·芬奇的《七宗罪》、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等）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风格特征。”
在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白夜追凶》中，电影的“黑色”（与新黑色电影相似的类型化特点）主要以人物角色和情节模式体现。
诺兰电影中的“黑色”《白夜追凶》（又名《失眠症》）翻拍1997年挪威的同名电影，讲述了警探多莫和搭档哈特来到极昼小镇调查一宗少女谋杀案，多莫在一次追捕疑犯的过程中，在大雾里开枪误杀了哈特。
凶手芬奇以此为把柄说服多莫帮助其在谋杀案中脱身，多莫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让他徘徊在正义和自保之间，几番挣扎之后多莫终于找回自我重新抓捕凶手，并在抓捕过程中失去了生命。
新黑色电影的角色模式大多是孤独男性的自我挣扎，主人公的想法及行为道德所指含糊不清。多莫在大雾中开枪误杀了搭档之后，精神就开始恍惚，甚至不断出现幻觉。
在山中组织大家找寻线索时，多莫在人群中看见沉默望向自己的哈特，这时的多莫处于自责与内疚中；在警察局将换了的弹壳作为证据拿给同事调查之后，电风扇、订书机、咖啡机的特写镜头伴随放大的杂音。
与多莫恍惚慌张的脸部特写交叉剪辑，表现出他内心因为隐瞒和欺骗杀人的行为而焦灼不安；在多莫将要离开极昼小镇前，在房间收拾衣物时又看见哈特坐在沙发上看着自己，于是他开始疯狂地遮挡窗帘透出的光线缝隙。
之后终于坦白自己在杜博斯案件中为了让虐童凶手判刑。多莫将受害者的血样滴在凶手的衣物里，这时的多莫已经下定决心要重新抓捕芬奇，不再为掩盖自己的失误而放弃追求正义。
多莫的内心挣扎在失眠的状态下显得更加煎熬，一开始多莫的记忆闪回里，多莫在看不清对方的情况下开了枪，而之后的记忆闪回却是先出现哈特的脸，再出现多莫开枪的动作，表示多莫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否是为了不让哈特向内务局出卖自己而故意向哈特开枪。
多莫在看望受伤的同事时说道“我们在浓雾里到处跑是为了什么？不是在锻炼身体，而是在捉拿疑犯，所有河滩上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你的错，这都归咎于一个人，就是那个把凯·康奈尔打死的人。”
这些话正是他在对自己所说的，而在河边小屋艾利质问多莫是不是故意向哈特开枪的，多莫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可以看出多莫的内心从一开始的完全逃避到最后的完全放开。
他甚至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良心的拷问和道德的谴责已经对他上了枷锁。这就是充满“黑色”意味的主人公，追凶实际是完成自我救赎，在法律与道德之间，二者的意义可以完全相反，为了使有罪的人被法律制裁。
多莫违背了道德制造的所谓的定罪证据，而误杀了搭档的多莫，某种意义上与杀害康奈尔的芬奇是相同的。
警探同事称他多莫，这里的多莫身份是金牌警探，芬奇称他威尔，这里的威尔身份是开枪杀死同事哈特的凶手，两种称呼意味两种相反的处境，也是主人公含糊不清的身份定义。
这种紧张又对立的人物关系（多莫与芬奇、警探多莫与凶手威尔）使得叙事张力变强，观众从这些“黑色”中更能体会到人物内心的焦灼与纠结。
新黑色电影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一批具有黑色电影特征的影片，这类电影在主题内容上比一般警匪电影更加黑暗、暴力，存在主义强调的孤独、荒诞、异化是其核心。
在视觉表现上，新黑色电影低沉昏暗，也更加注意色彩的表意功能。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与其他《蝙蝠侠》系列电影的不同之处在于将超级英雄的形象深刻化、内涵化。
诺兰创造的“蝙蝠侠”不是左手金钱右手爱情对打击犯罪信手拈来的梦幻式英雄，而是在身体和精神上备受考验和煎熬的反英雄，他对正义的追求和拯救高谭市的信念不仅表现在战斗上，更多的是牺牲和奉献。
一般的警匪电影中警察与罪犯对立，是非对错黑白分明，法律作为最公正的判断机制维护正义，但高谭市的犯罪延伸到警察内部和政府机构，警察执勤时勒索商贩，为了赚钱甚至帮黑帮监督运毒。
法官和议员被黑帮收买，布鲁斯·韦恩在成为蝙蝠侠之前经历了长时间的迷茫，双亲被杀和洞中蝙蝠是他恐惧的来源，为了复仇和追求正义。他加入影武者联盟苦练将恐惧变成力量重回高谭市打击犯罪。
在和小丑的对决中，他失去了一生的最爱瑞秋，为了维护丹特光明使者的形象以稳定高谭市，韦恩甘愿扛下一切罪行脱下战袍八年。在和贝恩的对决中，为了挽救整个城市他选择自己将核弹带离到海上爆炸。
蝙蝠俠维护的正义代表的是一种信念，一种任何情况下都不为黑暗势力屈服的力量，也是一种为了保护城市和所爱的人倾尽所有的大无畏精神。诺兰对《蝙蝠侠》三部曲的创作，旨在建立更黑暗、更逼真的基调，人性和现实主义成为电影的基础。
影片场景大多在黑夜，城市面貌也大多是垃圾堆积、老鼠横生的脏乱景象，表现出高谭市已被犯罪笼罩。干净有序的地铁本是韦恩父母为了造福城市和服务社会建设的公共设施，在被黑帮买通后的高谭市地铁却充满了涂鸦和脏垢。
蝙蝠侠身着一身黑色，战车也是全黑，他追求的正义与光明也只能在夜晚实现，当韦恩决定为丹特扛下罪名成为高谭市唾弃和追捕的对象时，知道真相的高登对儿子说道：
“他是高谭市拥有却不是现在需要的英雄，所以我们要追捕他，因为他可以承受，因为他不是我们的英雄，他是沉默的守卫者，警惕的保卫者，他是黑暗骑士。”
蝙蝠侠的英雄形象不同于其他的超级英雄，他更沉重，更深刻，这也是《蝙蝠侠》三部曲将漫画英雄提高到新高度的原因。小丑的角色建立更是突出了新黑色电影中“异化”和“荒诞”的意义。
小丑化着吓人的妆，白色的脸上黑色的眼窝，嘴上延伸到脸颊是红色的笑，头发凌乱长到肩，讲话时不停舔嘴，电影中他两次说到自己嘴边的刀痕，第一次他说是因为自己父亲喝醉酒发狂。
第二次他说是因为他为了取悦心爱的人，两次截然不同的讲述表现出小丑的“荒诞”。而他对于犯罪、杀人的出发只是为了好玩，他对一切事物的漠然和无畏使他与普通罪犯不同。
就像韦恩的管家阿尔弗雷德说的“有些人想的并不是像钱那样符合逻辑的东西，他们不能被收买、恐吓、讲道理或谈判，有些人只想看到这个世界燃烧。”这种反社会反人格的人物形象也引出了一些关于道德和人性的思考。
丹特作为打击了上百名罪犯的检察官是高谭市光明与正义的象征，而经历了瑞秋死亡和烧毁半边脸之后，在小丑的怂恿下变得疯狂并失去了正义感，他将导致瑞秋死亡的相关警察一一杀死。
用自己的幸运银币决定别人的生死，他所奋斗和维护的正义消失殆尽，正面人物的堕落展现出人性的黑暗面，叙事张力极大增强。
当小丑让两艘船上的社会名流和关押罪犯互相做选择时，人性的恶意全面展现，无罪的人是否应该站在道德的最高点决定别人生死？而曾经犯过罪的人就应该牺牲？这些关于人性的思考也传达给观众。
开放性结局谜题电影的解谜活动通常不在电影中呈现，而是由观众根据自己的逻辑推理和经验判断等认知性活动对故事情节展开梳理与想象。
谜题电影的叙事常用开放性结局来表现影片的不确定性和暧昧意义，使得观众在观看完电影之后，仍然对情节或人物感到困惑。这种类型化的谜题叙事手法在诺兰电影中得到极大发挥。
《记忆碎片》讲述的是失忆的莱尼根据线索寻找杀害妻子凶手的故事。谜题设置在于凶手，观众的解谜活动是为了得知莱尼有没有找到凶手并杀死凶手完成复仇。
诺兰用倒序和正序交叉的手法讲述故事，根据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观众慢慢进行内心话语的建构活动，莱尼寻找的凶手从吉米延续到泰迪，而结尾泰迪说出“你早就已经杀了凶手”的时候，观众和莱尼都无法相信，事实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观众只能根据情节推断出莱尼确实杀了很多人，有的是泰迪利用他去杀的目标，如毒贩吉米，有的是娜塔莉利用他杀的泰迪，而真正的凶手是否真的是泰迪所说的那张带血的照片上的人。
或者他只是泰迪制造线索引导莱尼去杀的目标之一，影片没有给出肯定答案。也许莱尼记忆中的第二个凶手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他的妻子因为胰岛素过量而死后，他把自己失忆不停给妻子注射胰岛素的行为嫁接在萨米身上。
他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所以他虚构出第二个凶手，找到他并杀死他复仇成为莱尼生存的意义。
结语《盗梦空间》的结尾中柯布旋转起测试梦境和现实的陀螺，影片就在陀螺的旋转中结束了，观众不能确切得知柯布是否回到了现实中，只能推测出一个满足预期的情感高潮，即陀螺开始摇晃是快要停止的前兆，柯布回到现实世界与孩子们相聚。
这种开放式结局让我们觉得故事是未定案的，我们的观影反映较不确定，但这样的形式鼓励我们去想象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并思考他让我们的期待情绪得以满足的可能结局。
当谜题变得没有正确答案的时候，解谜活动是延续的，充满想象力的观众在多次观看影片后可以找到一个最符合逻辑又满足期待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