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环卫局垃圾清理所：岳阳城区环卫旧事琐忆

抡五尺扫帚，

十里长街抒豪情。

摇一串铜铃，

小巷深处飞笑声……

半个世纪来，很多人把这首歌颂清洁工人的诗歌作者冠在我的头上，其实这是以《辣妹子》歌词享誉歌坛的常德籍著名诗人佘致迪（1942—2019）所作，大约发表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湘江文艺》。之所以张冠李戴，大抵是因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底到七十年代底，我在环卫部门与扫帚和铜铃打过整整十年交道，业余时间又喜欢为清洁工人立言，写过不少与扫帚铜铃相关的诗歌，而且登过《人民日报》，还被央视名嘴赵忠祥用他浑厚的声音在电视文艺晚会念过一首《别了，扫帚》的抒情诗。

其实，当时虽然我写清洁工的诗歌数量很多，但没有一首达到佘致迪那样高的水平，不然早就提前好几年把我这位“扫帚诗人”前面的“扫帚”两字拿掉，变为专业文化人了。

我是1968年11月到岳阳县城关镇环境卫生管理所上班的，那时岳阳还未建市，岳阳县城关镇基本就是现在的老城区。铁路以东的东茅岭五里牌尚属郊外，环卫所负责垃圾清运和街道清扫的范围北到岳阳一中大门外，东到上观音阁（现三角大楼上坡处），西到洞庭湖边，南到小港粮库家属区。我所在的垃圾清运队以南正街为界，分为城南和城北两个班，全城按垃圾处理量划分为6个路段，责任到人。每个路段安排一个人一部人力板车。

当时岳阳城的垃圾全靠十几部人力板车清运，按每人每天清运垃圾2吨计算，12人每天承担全城24吨生活垃圾的清运。刚参加工作那年我应该是最年轻的清洁工，18岁，“老三届”初中毕业生。第一天上班经验不足，下坡时没有及时放车刹（伸在板车下面的木条），板车失去平衡，直往下冲，幸亏坡度不长，板车慢慢刹住，才避免了事故。由于负责清运的地段有时要调整，因而逐渐熟悉了老城区的大多数大街小巷。我先后在岳阳楼、洞庭路、桃花井一带清运垃圾。那时没有垃圾处理场，又没有机械车辆，收集的垃圾一般就近倾倒，如城北的垃圾大都由街河口拉到南岳坡河坡填码头，也有由翰林街拉到城北办事处侧边的汴河园供菜农沤肥料。那时物资匮乏，人们的生活普遍贫穷，因此每辆垃圾车一到，便有三三两两捡破烂的男孩女孩提着篮子围了上来，使人想到《红灯记》中“提篮小孩拾煤渣……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歌词。

清洁工中也有搞废物回收的，如我在洞庭路“洞庭春”餐馆的灶坑扒煤灰时也把没有燃尽的煤粒捡回家。班里的同事任少煌更是物尽其用，多多益善了。任师傅住乾明寺玉清观巷，父亲早亡，与寡母相依为命，他迟我几年到环卫所，工作积极，也很节俭，倒在车内的垃圾总是先由他过目，凡是有丁点儿价值的破烂便拣出来放在袋子里。那段时间，把与出工以外的劳务称为“资本主义尾巴”，他挂在车上的袋子作为“尾巴”割过几次。但“尾巴”割了又长，我行我素。好在任师傅很受居民欢迎，表扬信不断，后来当上了省劳模，市政协委员，但年过三十，就是相不好对象。我曾经在《工人日报》发表了《谁为清洁工当红娘》的文章，全国各地的求爱信雪片飞来，但老实巴交的任劳模还是在本地找对象成了家。还有一位同事周应加，也是一位勤勤恳恳工作的老先进，不幸的是正在壮年的他在学坡垃圾站转运垃圾时，被一辆倒车的汽车不慎挤到墙壁上身亡，已在报社工作的我闻讯后写了一篇《心祭》怀念这位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老环卫工。

那些年，我的清洁工同事大多任劳任怨，踏实苦干，吃不了苦又爱面子的大都半途当了“逃兵”。如一位家是上海的青年，姓张，不知为何当了环卫工，摇铃挨家挨户收垃圾时总是把草帽压得很低，生怕熟人认出，不久就离开了环卫所。我最钦佩的是老班长张运生、陈春生，当时均已年近半百，但每次为休息的工人顶班，总是把每个人责任地段的垃圾运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尾巴。如我有时下班早一点，垃圾箱还剩些“陈货”，第二天发现老班长把“老底子”掏空了，我又是愧疚又心存感激。还有李开、陈良弼、康四维等一批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陆续从事城市环卫工作的老同事。当时就是我们这些清洁工用肩膀和板车担负着全城的垃圾清运任务，用一身脏换来万人洁。

在环卫所，除了垃圾清运还有街道清扫和粪肥清运。街道清扫是老城区环卫工作中最早的工种，清代到民国时期即有扫街的“清道夫”，但无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大都临时指派。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即1953年才正式成立了以扫街为专业的岳阳县城关镇环卫所，最初只有7人，清扫范围仅为南正街、竹荫街一带主要街道。1960年增至15人，清扫范围增加了街河口、上下鱼巷子等大小20多条街巷。由于当时还没有板车，也就没有专门的清运工，一般由清扫工用箩筐撮箕把扫拢来的垃圾就地焚烧，烧不掉的就挑到低洼处填埋。1962年环卫所正式组建清扫队，发展到40多人，实行分组作业，划片包干，实行一扫一保洁，即每天凌晨清扫一次，下午保洁一次。到1968年我加入环卫工人队伍时基本维持这样的格局和作业方式。我的妻子也是一名清扫工，为了帮助身体虚弱的妻子完成清扫任务，我也曾在“残星未落晓风凉，万户沉沉入梦乡”的时节肩扛扫帚上街，帮助妻子打扫路面。

粪管队专门负责全城的粪肥清运和管理，那时岳阳城区无论是公厕还是私厕都是“旱厕”，由掏粪工人把粪便分头集中到太子庙、千亩湖等几处封闭式蓄粪池。那时人粪是主要的肥料来源，农村种田种菜都很需要。为了收取运输和管理成本，环卫所在全城主要出城口设卡，进城挑粪的农民需先到环卫所开票，然后凭票运粪出城。由于掏粪活又脏又累，城里人不愿干，1974年环卫所一次从乡下和城郊招了40多个“亦工亦农”的合同工，其中既有下乡知青，也有当地农民。后来这批合同工当中，有的返乡务农了，有的转为正式工，有的则“人往高处走”了。

随着岳阳县改市、地市分设到撤地并市，新城区扩容速度加快，环卫部门的名称也不断变化，由岳阳县城关镇环卫所改为岳阳市环卫处，后又升为岳阳市环卫局。人员则由不足百人发展到两三千人（其中有部分合同制工人和民办清扫员）。机械设备更是与时俱进，多功能清运清扫机械车辆及各种用途的环卫先进设备数以百计。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为配合街道降尘清扫，环卫所曾自制木质洒水车，用于南正街、竹荫街和洞庭路洒水除尘，因劳动强度大，功效低，后停止使用。1975年又用铁皮做成水箱装在板车上洒水，我与冯新发（曾选为共青团湖南省委委员）两人合拉过几个月铁皮洒水车。这种车也因设计缺陷，车杠一提起来水箱就前轻后重，板车往后翘，费力不讨好，也只得作罢。直到1979年我已调离环卫部门后，公安局消防大队才将一台退役消防车卖给环卫处改制为洒水车在城区洒水除尘，以后的洒水车就更先进了。

环卫设施的改善使岳阳市市容面貌今非昔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岳阳老城区先锋路居委会有不少居民爱养花爱卫生，我曾以“鲜花盛开的街道”为题在《湖南日报》作了报道。1987年岳老城区南正街首次评为“全省最美一条街”，我又与省市媒体记者一道参与了报道。这些还仅仅发生在老城区。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岳阳市发展了一大片新城区，街道修到哪里，清洁工的扫帚就扫到了哪里，洒水车、垃圾密封运载车就开到了哪里，全天候保洁工作也做到了哪里。30多年来，岳阳市一举由全国地级市“十佳卫生城市”提升到“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这一顶顶桂冠离不开各级各部门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环卫工人洒下的辛勤汗水。

环卫所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站，在这里我与扫帚和铜铃整整打了十年交道。虽然40多年前我已离开了环卫所，但我常在梦中回到铃声清脆的小巷，眼前浮现居民们熟悉的面孔，耳边也常常响起和同事们一道坐在车杠上休息时开心的笑声。2020年年底，我到乾明寺街一处老宅看望了99岁的环卫退休工人潘淑华，她是1958年加入环卫队伍的。那天，进屋就发现卧床不起的潘淑华老人已进入弥留之际。想不到仅过一旬潘老就仙逝了。2021年元旦到来的前夕，当我顶着冰冷的寒霜，前往青年堤环卫小区送别这位年龄最长的环卫前辈时，思绪又掠过那个“响一串铜铃，小巷深处飞笑声”的年代……

作者：刘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