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农村老人最真实的生活么 可怜又可恨原本质朴的农村老人
一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据说是几十年不遇的寒潮。面对来势凶猛的冷空气，周大庆的身子骨越发虚弱，本身就怕冷，感觉这些天更是冷得出奇，寒气从脚趾一直爬到小腿上。他躺在床上，小身量裹在巨大的羽绒被里，只露出鼻孔以上部分。即便如此，由于年迈再加体质羸弱，逐渐耗干的灯芯挑不旺生命之火。
周大庆瞪眼望着天花板，心中感慨老人比不上老树。村口那棵双人才可合抱的榕树，饱经了百多年风霜，自然也不惧一段寒潮吧？
中午时分，儿子周金贵来看望周大庆。
周大庆的老婆胡淑良一年前去世了，女儿周金花已出嫁，周金贵在市中心一个高档楼盘买了房，只剩下周大庆一人住在一幢六层高的新楼里。周金贵每天中午过来一次，给周大庆准备好三餐就回去。一般是买一个面包、两个盒饭。两个盒饭分别是中晚餐，面包是第二天的早餐。早餐于别人是一天的开始，于周大庆却是一天的结束，他每天的时间凭空比别人多出八个小时。周金花隔三岔五来一次，为父亲洗衣晒被。曾有亲戚来探望周大庆时，用羡慕加忌妒的语气说：房子真大，你一个人住，人影都找不着呢！周大庆反击说：过去苦，破瓦房住得还不够？现在我一个人清静清静正好。
话虽如此，但当周大庆身上哪里都不爽快时，就心中惧怕，担心老人家常说的“大限”要到，因此一见到周金贵，就提出让他一家搬回来住。周金贵体谅父亲鳏夫无伴，但思索了一下还是摇摇头说，他老婆白薇薇绝对不会同意的。
周大庆撇着嘴说：想当初家里只有两间小平房的时候，都巴着要嫁过来，现在这样的六层高楼，反而不乐意来了！
此一时彼一时，爸，你咋不懂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这个道理呢？
周大庆大字不识几个，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周金贵这句文绉绉的话，但是估摸着也能懂个大概意思，就没再坚持。
周金贵安慰周大庆说：这只是心理作用，你还好着呢！不能老躺着，要适当起来活动活动，多走动，身上就暖和起来了。
周大庆见跟周金贵说不出什么名堂来，便说：把你叔叫来，我要见他。
周大庆黑皴皴的脸上满是沟壑，尖瘦下巴被一簇蓬乱的胡须覆盖着。说话时，胡须和话音一起颤动。说完，他便转过身去，背对着周金贵。他面对的是一堵粉墙，白得令人心里发慌。
周金贵答应着，马上打电话，马上打。他把电话打到了张树森家，说：我爸想见您呢。
张树森问：你爸身体都好吗？
周大庆转过身来说，让他先过来。
周金贵回复张树森说：您来了就知道了。
在天空落满墨花的时候，张树森拎着一箱牛奶、一盒肉松，来到周大庆家。
周大庆住在花湾村，是花湾县花湾镇人口最稠密、面积最大的一个村庄。村子中央有条清水长流的蜿蜒小河，将花湾村分为南北两片，村民习惯性地将南片称为花湾南村，将北片称为花湾北村。花湾南村村民分到了渔船，靠出海打鱼为业，张树森的父亲原先就是打鱼的，后来因为一个机缘巧合，在花湾县政府食堂当上了伙夫。花湾北村村民分到了田地，靠种田为生，周大庆家之前便是典型的家贫薄田多。
周大庆房间没有开灯，漆黑一片。张树森打开灯后，朝周大庆唤了两声，哥，哥。周大庆转过脸来，眼巴巴看着张树森。张树森猛地吃了一惊：哥，你怎么这样瘦了？
周大庆摇摇头说，身体不济了呀。
我刚在大门口碰着金贵了，他有事急着要走。金花呢，怎么也不在跟前？
老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又不是要死的人，叫他们在跟前做什么呀？
周大庆这次叫张树森来，是要张树森替他买个剃须刀，他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刮胡子了。年纪大了，其他部位日渐衰弱下去，胡子却不可理喻地长得飞快。本来是要叫周金贵买的，可他忙得见首不见尾，拖了半把月还没给买过来。以前身体好的时候，周大庆会用剃刀刮胡子，近段时间手抖得厉害，怕把下巴刮破了。说完，一只枯瘦的手抖抖索索地往口袋里摸去。
别拿了，这点钱我还出得起。张树森说。
那只手停在了口袋边缘。提到钱，他俩之间便有些尴尬。
张树森把周大庆的房间打扫了一遍，又坐了一会儿，才说该回去了。周大庆拉着张树森的手，让他千万别嫌弃房间有老人臭，要常来常往，胡淑良去世得早，儿女终究不顶用，到头来，还是哥俩最好。
...
张树森瞥了他一眼：这么多钱揣身边干什么，又带不走！
周大庆不说话，望向窗外。天地间灰蒙蒙一片，但是一幢幢新房栉比鳞节，一溜儿往上耸，仿佛要刺破这单一的色调。周大庆看着这一切，干瘪的眼珠子转了几下，一抹亮光倏然灭掉了。原先村委会说，拆了破房给新房，卖了田地给赔偿，总会让村民们满意，让每个村民都过上城里人的好日子。现在，家家户户都分到了何止一套两套新房，银行里也有了尾数好几个零的存款了，但周大庆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他在屋前垄了一小畦土，撒了一把菜籽，黑土里才刚冒出几抹新绿，村委就叫来推土机把土垄削平了。村里到处在盖新房，推土机是现成的。无田可种的周大庆经常感觉心口压榨般疼痛，医生说他得了冠心病。他坚决不住院治疗，天天在榕树下静坐练一种气功，坐了三个月，心口疼的毛病莫名其妙就好了。
张树森给周大庆洗脸、松弛下巴的皮肤，再剃胡子、洗胡茬，最后还在他光溜的下巴上抹了一把。周大庆闻到一股润肤露的香味，睁开了眼睛问：这是你女儿用的？
你弟媳买给我用的，百雀灵。张芳这些年轻人，哪会用这个？
周大庆的眼神活泛起来，连声说：好闻、好闻，上辈人都爱用这个，这盒就给我留下吧。
剃过胡子后，周大庆显出老年人惯有的慈祥与平和，指指搁在床头柜上的黑呢帽子，让张树森拿过来替他戴上。帽子无帽檐，软呢料子像千层糕般层层叠叠，人称“松糕帽”，压在周大庆满是皱褶的黑脸上，无形中扩大了皱纹的范围。周大庆又让张树森从床尾角落里拿出一根粗陋的木头拐杖，握住，支撑着站了起来。周大庆的身量比之前又矮了一点，可能勉强只有一米五五的样子，他对这事很不满意，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张树森皱了皱眉，看向床对面的墙上。那里挂着周大庆和胡淑良的合影，两个人并排坐着，一样高矮，一样戴着黑呢松糕帽，一样握着拐杖。只不过，胡淑良的五官比周大庆端正些，肤色比他白净。
胡淑良，是个让周大庆回味复杂的女人。
过去，花湾村虽然地处江南，但只是占了江南的美名，没有鱼米富庶之实。南村村民的日子稍微好过些，卖罄打上的鱼鲜，可以换些家用钱；再不济将卖剩下的鱼鲜腌成酱、晒成鲞，可当全家人的下饭菜。北村村民的生活更困难了，种田下地，朝踏露水，夜招蚊蝇，勉强才得糊口。种田的艳羡打鱼的有鱼鲜吃，打鱼的也觉得自己命苦，风里来浪里去，一人出海全家担惊，遇到风狂浪作天，葬身大海是常有的事，哪有田头陌尾施肥浇水来得安生？
花湾村的男子讨老婆更是件难于上青天的事。嫁到南村吧，姑娘们说，打鱼风险大，一个不慎，自己成了寡妇，孩子成了孤儿，谁愿意成天揪着颗心过日子？嫁到北村吧，姑娘们又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日子太苦过不下去。
娶亲这事的难度，于周大庆来说尤甚。周大庆五六岁时便失去双亲，差点饿死，幸亏张树森的父亲时常接济他一些，才得以活下来。张树森的父亲是周大庆的远房表叔。当时，张树森刚出生，叔把周大庆当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周大庆至今还记得，有一回，他实在饿得受不了，偷偷跑去县政府食堂找叔。叔正在吃饭，见周大庆饿得面如菜色，便将手里那碗米饭让给了周大庆。周大庆连下饭的咸菜梗都没碰一筷子，差点连那只大碗都一并吞进肚子里，叔在旁边看得直抹泪。为此，他一直感谢叔，觉得自己这辈子谁的人情也不欠，就欠叔一个人的。
周大庆家只有两间破瓦房，还是父母在世时留下的茅坑基。一间拿来住，破席子卷着破褥子；另一间砌灶台，锅底煮着黄菜叶。家境贫寒加之外表难看，有位村邻曾在饭余的闲谈中说，谁家要是把女儿嫁给他，还不如直接用柴刀劈了喂狗，省得女儿受一辈子活罪。这话传到周大庆的耳朵里，他在整个村子里更加抬不起头来了。
眼看快四十岁了还是条老光棍，周大庆坐不住了，又去找叔，问叔能不能想个法子帮他讨个老婆进门。穷人有句顺口溜叫“破袄薄田热炕头”，这人生需要的前两样东西，他托祖上的福都已经有了，热炕头可更不能缺了去。叔这时已经退休了，不疾不徐地说：孩子，亲是要做的，不过不急，叔慢慢给你找。
后来，叔还真给周大庆找到了一个。胡淑良娘家离花湾村很远，家境还不赖，也送姑娘出去读过书。都读到高中了，胡淑良突然得了一种至今查不出原因的怪病，整个人日渐萎缩，整张背慢慢驼起，像背了个大包袱，整个人就跟个大夹子似的。这样，个头跟周大庆刚好相配。周大庆听到这里，刚想撇嘴，就被叔压制下去了：咱农村里都讲究个门当户对，人家都不嫌你，你还嫌人家什么？虽说身体不好，但近几年貌似腰身没再弯下去了，可能病也稳定了些。虽然身材不好，但人家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家境又好，往后接济你们口饭吃还是有的。叔是过来人，不会看走眼的，你就应下了吧。
还能怎样呢？有个姑娘愿意嫁过来就不错了。周大庆欢天喜地地将胡淑良娶回了家，连鞭炮星子都没钱放一个。
这破袄薄田热炕头都有了，身康体健的一儿一女也接连出生，周大庆干起农活来更有劲了，经常深夜了还在一担担地挑大粪，像捆稻草在庄稼地里移动，吓过路人一跳。胡淑良是个过日子的行家里手，周大庆下田了，她一人在家带孩子、煮猪食、养鸡喂鸭。她从娘家学会了包粽子的手艺，做起了粽子批发生意，名气跑遍了整个花湾县。最忙的时候，周大庆和胡淑良连续包了两天一夜的粽子。夫妻俩忙得身量更佝偻了，但当他们从锅里起出刚煮熟的粽子时，总是努力地将腰板挺直。周金贵、周金花就是靠爹妈一只粽子、一只粽子赚的钱养大的，胡淑良葱白似的手早已裂得像松树皮，好在一家人的日子总算过下去了。
周大庆从不敢轻易回忆往事。及至后来，他只要一闻到粽子香，就会怀疑自己在跟胡淑良熬夜煮粽子时睡着了，做了个悠长的美梦。
二
周大庆裹得严严实实，过多衣物叠加在一起，让他有了一定挺括感。周大庆让张树森陪他到村头转转，老躺在床上，不死也闷死了。
天冷，到处都沉寂寂一片。村里空空的，没碰到几个熟人。只有一处建筑工地上有一群工人在忙碌。大楼已经盖到二十层了，外面罩着绿色的防护网。周大庆叹一口气说：到处在盖房，我已经认不得自己原来的田在哪个位置了，这座楼底下，兴许就压着我家的一亩地呢！
以前我看你们种田，心里总觉得奇怪，这么多四方块的田挨在一起，你们怎么就认得哪块是自己的呢？
自家的田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闭着眼睛都不会错。周大庆脸上流露出依稀的眷恋。
周大庆家是靠包粽子脱的贫，但能宽手宽脚过上好日子，却完全得益于转让土地，他们把这称为“卖田”。他们村里其他没有，就是田多，后来，田多的人家钱就多。周大庆起先很气愤，既然田地是儿女，那么卖田就跟卖子求财一样，是潦倒至人格沦丧的行为，他周大庆家还过得下去，并且有越过越好的趋势，还没到卖田鬻地的地步。但所有村民都喜笑颜开地签了字，说：终于轮到我们村卖田了！他们喜不自胜，周大庆也只得随大流签了字。
丰厚的赔偿款冲淡了周大庆心中的抑郁之气。一家人加起来有二百多万哪，搁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周大庆激动得几晚睡不着觉，连粽子都不帮胡淑良包了，两眼放着光，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做梦都想不到，天上居然掉下这么个大馅饼来！唉，这么多钱，搁哪好呢？
胡淑良说，搁枕头底下呗，反正我每天都在家包粽子，看得牢呢！
还包粽子，包得人累死。咱以后再也不包粽子了，你也洗洗手，到时装店买几件像样的衣服，就像人家……穿得好一点，以前苦了你，现在咱有条件了，你跟着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周大庆现在住着的六层楼，就是在分到巨额卖田款之后盖起来的。跟胡淑良包粽子忙活了二十来年，儿女都长大了，周大庆终于将破瓦房翻新，盖起了两间小平房。那时候手头不宽裕，一切都精打细算，周大庆和胡淑良甚至亲自做粗工，挪动着病弱的身子挑沙抬水泥。房子盖好后，周大庆耗尽了毕生精力般，虚脱但极其满足。这次要盖新房，自然要拆掉小平房，眼看着推土机要吞噬掉亲手垒起的小平房，周大庆挥舞着双手，差点往那支高高擎起的大铲子跑去。周金贵连忙拖住了父亲，安慰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咱盖个更大更好的，那才叫脸上有光呢，你见了就会忘掉这个小平房了。盖这幢六层楼时，周金贵请了工程监理，建筑、装修材料一律采用高档品牌。房子盖好后，前面庭院，后面花园，楼梯、电梯俱全，高大敞亮。一步到位，连孙子孙媳妇都有地儿住，看着拔地而起的高楼，周大庆自豪地说，感觉身量都陡然拔高了。
周大庆想到这里，指指远处一个工地说：在那里，我还有两个商品房的指标。对了，老弟，你儿子上次想买商品房来着，现在买了吗？要是没买，我到时候便宜点卖一套给你？反正金贵已经买了房，也不愿意住村里。
张树森默不作声。他没有田，不能像花湾北村的农民一样靠卖田发财，他家以前有一艘破渔船，家里没人会开船，一直租给同村人，现在早已沉没在南村的一洼水坑里了。父亲退休后，张树森进了县政府食堂工作。他为人实诚，做面食拿手，平平安安干到了退休。花湾南村很多村民的光景，还比不上张树森。你命好，没下过水，没种过田。南村或北村的熟人常常这样羡慕张树森。
张树森也觉得日子安坦踏实没什么不好，只是去年儿子张路要结婚，想买套二手房做婚房，张树森拿出省吃俭用积攒下的所有积蓄，还差个十来万。这一次，他真切地感觉到了无奈。张树森提了点礼物到周大庆家来，问他能不能借点钱周转周转。叔这时已经过世了，周大庆思量了很久——这十万块，若放在自己口袋里，也实在算不得什么事儿；可要是借给别人拿不回来，就是个不小的事了。那天，周大庆连抽了两支烟，张树森在旁边默默地吞了无数个烟圈，才得到一句话：表弟，不是咱不肯借，而是我的钱都投资在外头呢。有些是我投资的，有些是金贵投资的，都是些大项目，我刚才盘算了一下，一时半会儿都收不回来。这回我实在帮不了你们家啦，唉……
周大庆难过得连连叹息，说以前一直想要报答叔的恩情的，不料临到关键时刻却帮不上忙了。张树森说没事、没事，怏怏地走了。张树森回到家，张路恨恨地说：白眼狼，当初说得那么好听，说没有我爷爷，他早就饿死了，今后但凡有点能力，做牛做马也会还这个恩情。如今还没让他做牛做马呢，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罢了，这十万块钱压不死人，我就是出一分钱的利息找别人借，也不欠他的人情。
这话是别人传到周大庆耳朵里的。他为自己的绝情内疚了一小会儿，默默地从酒柜里取出两只酒杯，倒了两杯酒，一杯给自己，一杯给天上的叔。抿了两口，周大庆猛然觉得头顶上有双眼睛盯着他，目光如两道光柱罩下来，他一惊，抬起头，身边并无他人。他赶紧再给叔倒了一杯酒，向叔道歉，说：您当初对我的恩情，我靠这十万块钱是还不清的，我以后会慢慢还……
张树森说自己搞了个“经济互助会”，已经给张路买好了婚房，他自己跟老婆好歹还有单位宿舍可住，暂时没有再买房的念头。周大庆突然想起，张路结婚的时候，自己还去喝过喜酒，理应知道张路的房子已经买好了。那就权当自己年纪大，忘性也大了吧。周大庆双腿酸痛乏力，张树森的臂弯又紧紧地箍着他的胳膊，像枷锁一样沉沉下垂。他们已经走到了村口，周大庆说：天真是冷，人老腿先老，走不动了，咱慢慢逛回去。张树森一手扶着周大庆，一手慢慢将他的身子转过弯来，准备往回走。
榕树呢？周大庆突然停住了脚步，目光直勾勾盯着前方一个深邃的大土坑，坑里胡乱填着色调发暗的黄土。
北村的榕树栽在村口，南村也有一棵榕树，栽在村子中央。乡邑世代相传，古时仙人驾鹤吹笙经过花湾县上空时，仙鹤飘落了两根羽毛，落地后变成了两棵榕树。爬树，掏鸟窝，周大庆像根顽藤，缠绕着北村的榕树长大。年岁渐长后，他跟老伙伴栖息在榕树荫下，吹着从四下里汇集过来的凉风，如同一个静默的问号。
花湾北村在富起来之前，只放过两次露天电影，幕布就挂在榕树上。一次是几个过路的年轻人偷摘了北村一户农民的西瓜，被抓住后罚放电影；另一次是一户在外面做生意的人家死了父亲，孝子出钱放露天电影给全村人看。虽然这两件都算不上是什么开心事，但村里比过年过节还热闹，连外村人都扛着长凳从四方涌来。周大庆个子矮，就蹲在幕布背面看，心中比别人更多一份激动。
周大庆手里的拐杖，就是大榕树的一根枝丫。某年刮台风，榕树被打断了两根树枝，周大庆拾回家做成拐杖，跟胡淑良一人一根。胡淑良去世后，周大庆把她那根拐杖烧成了灰，撒到榕树下，说把枝条还给大榕树。周大庆的拐杖顶部有一个很大的树瘤，刷了清漆，被周大庆紧紧攥在手里。榕树枝不太适合做拐杖，但周大庆说，握着榕树枝，就像父母还在身边一样。其实，父母的影子早已荡然无存了。后来，榕树又长出新枝，叶子越来越稠密，周大庆的日子却日益稀疏了。
大榕树不见了，周大庆像丢了魂，让张树森立刻陪他去一趟村委会。村长正忙着跟几位派送十足的人商量什么大事，见到颤巍巍的周大庆走过来，只得起身让座。在村里，周大庆无论年纪还是资历都排得上号，村长毕竟是后生，按辈分还要管周大庆叫太公，自然得相让着一点。
村长听过周大庆的来意，满脸堆笑地解释说，是因为县里的规划，有一条新建大道要经过他们村，刚好是种榕树的这处位置，所以暂时把榕树移开了。他特别强调只是“暂时”，等找到新的地方，马上把榕树栽回去。他让周大庆放心，他知道榕树是古树，他也是天天在榕树下玩长大的，把榕树当成长辈一样敬重，别的不提，就说这次移树吧，还特地请了市政园林局的专家来移的。
周大庆带着一副静观其变的神情，在张树森的搀扶下，默然地走了。
三
寒潮过去了，天气稍有些转暖，窗外听到了依稀几声鸟鸣，唧啾——唧啾——周大庆侧耳听听，又似有人在唱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清亮的声音像条丝线，远远地抛过来，钻进了周大庆的耳朵。周大庆坐起身，一边剃胡须，一边打电话给周金贵，叫他马上回家一趟。
周金贵到家已是午饭时分，手里照例提了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周大庆一天的伙食。周大庆气得拍打着床沿说：是不是我饿死了你才回来哪？天天吃盒饭，你是想把我给腻死吧！周金贵我告诉你，我手头有钱，这辈子还轮不到你来养活我！
周金贵叹了口气道：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事情，工作要忙，家庭要照顾，哪能随叫随到呢？就这会儿，自己刚下乡回来，还没吃上口热饭呢！
周大庆这才收了脸色，顺势说年轻人要忙工作，得找保姆，找个保姆好照顾自己。
周金贵一听父亲要找保姆，脸上的神情就变了。在窗口抽了一支烟后，他才转过身来，说找保姆是大事，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决定的，容他和周金花一起考虑考虑。
周金贵的反应是在周大庆意料之中的。
在六层新楼建好入住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胡淑良就病倒了。胡淑良的身体本就不好，长期驼背压迫了内脏，几十年下来，心肺功能都衰竭了。周金贵、周金花星夜将胡淑良送到上海的大医院看病，一开口就说：医生请救救我妈的命，多少钱我们都拿得出。可是三百块钱一张号的专家都摇摇头说：钱可以买到药，但是买不到命呀！两个子女哭成了泪人，胡淑良的娘家人也痛心不已，叹惜女儿命苦福薄。
胡淑良回到家中，按医嘱该吃吃、该喝喝，将息将息。周大庆竭心尽力服侍了两三个月，胡淑良还是那副不死不活的苦瓜相，周大庆的身体也扛不住了。这时，有个邻居过来说，他有个远房亲戚死了老公，现一个人从乡下过来打工，没地方住，周大庆家房子多，不如免费给她个房间住，她白天出去打工，晚上给他们家当保姆，服侍胡淑良，这样于双方都有利。大家都认为这是个皆大欢喜的好办法，周大庆家应承下来。
但是自从这个保姆住进来之后，胡淑良说自己就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每晚在迷迷糊糊间，总感觉周大庆没有睡在身旁。周大庆呵斥胡淑良病昏了头，净说胡话。有一晚，病中的胡淑良目光炯炯，逮住了一边往房里走、一边塞裤腰带的周大庆，悲声哭泣起来。周大庆眼睛一瞪：谁伺候你吃的喝的？谁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再吵吵嚷嚷，当心我撒手不管你，我还落个清静！
胡淑良在周大庆面前乖乖地闭上了嘴巴。但是第二天晚上，保姆就卷铺盖不见了，周大庆也没敢问到底是谁赶走了保姆。只是此后只要一提“保姆”二字，周金贵、周金花就高度紧张而且相当默契起来。
当晚，兄妹俩坐在周大庆房里，商议找保姆一事。他们达成了相同意见，保姆是要找的，要不然天天叫父亲吃盒饭也不成体统。但是，该找谁来服侍周大庆合适呢？
周金花说，嫁出去的女儿终究是外人，当初家里卖田分钱，她也没有分到半毛钱，何况家里家外也一大堆事，实在脱不开身。
周金贵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周金花，突然就提起了张树森，说不如出点钱，雇表叔来照顾父亲，花不了多少钱的，自家人也放心。
兄妹俩的意见出奇一致，反正张树森退休了闲在家里没事，他家条件平平，能挣点外快帮衬家里肯定乐意。周大庆没料到自己两个儿女的脑子转得如此快，转念一想，也罢，只要张树森肯答应，也不失为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张树森再次来到周大庆家，一进屋就说：当我来陪哥哥几天吧，工钱什么的就不要提了。
周大庆含糊了几声，周金贵和周金花互望一眼，微笑着退出去了。
周大庆虽然身子骨柔弱，手脚倒还灵便，服侍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尤其是张树森过来后，周大庆的精神眼看着一天好似一天。周大庆说：自己就是缺个伴——作个不恰当的比方，就算是只阿猫阿狗的，还不得有个伴？现在有了老弟做伴，身上哪里都好了。
周大庆没有其他喜好，每天早上和中午吃罢饭，便要出去逛一圈，再回到床上躺着。每回出去，周大庆都要戴好黑松糕帽，拄上拐杖，由张树森搀挽着他的左手臂，很有仪式感。周大庆一路走一路点头，碰到熟人就要打招呼，看到村办公楼、村卫生室、村警务室等地方，都要进去转一转。每走到一幢高耸的楼房前，周大庆都要顶着日光仰头望着，点点头，又摇摇头。
在路上，周大庆会跟张树森唠叨——记得村里盖第一幢高楼的时候，我还说：恁高的楼，爬楼梯都累死个人，还不如住在自己的小平房里来得痛快，惹来一阵哄笑，大家都说我是傻头，现在高楼都有电梯，根本不用动脚，只要往上一站，它就把你拉上去了。结果，我自己都盖起了六层高楼，家里也装电梯。我还说，商品房好是好，可是一家一套房，锄头镰刀簸箕放哪呢。又被周三给笑话了，说：大庆啊大庆，你怎么分不清时宜呢，田都没了，还用得着什么锄头镰刀簸箕。但我家就是不盖商品房，我家有个地下室，锄头镰刀簸箕，多少都放得下。
张树森只听不说话，周大庆说着说着，就摸着后脑勺讪笑起来，这些话他已经重复了无数次。
一次，他们走到村祠堂前。祠堂朱门锃亮，焕然一新，看样子是新近装修过，门前三根笔直的杆子直插云霄，杆顶挑着绣着“周”字的彩旗。这三根杆子是周大庆捐钱立起来的，他跟周金贵说，杆子高，就表示咱家门楣高。来到祠堂前，周大庆的精气神提得足足的，努力昂起头，眼光顺着杆子一直往上攀。当他把目光停留在杆子顶端的圆形钢球上时，提高了声音对张树森说：想当年，我在这片空地上摆过酒呢！中气十足的声音在空中扩散开来，拖着一束尾音。
周金贵高中毕业后，任凭父母好说歹说，就是不愿去考大学，进了一家工厂做工。第二年，他觉得一辈子当个车间工人没前途，一鼓作气考上了大学，成为花湾村第一个考上一本的大学生。周大庆的两间小平房也就是在那一年盖起来的。双喜临门，周大庆借用了村祠堂前的空地，摆了五桌酒。这回，周大庆算是大大地露了一回脸，在村子里扬眉吐气了。他没有忘记请叔过来喝喜酒，这时叔已经很老了，拄着拐杖来的。周大庆知道叔最爱吃糯米食，他跟胡淑良用最好的食材，给叔包了豆沙、蜜枣、咸肉、蛋黄、花豆馅的粽子各一扎，酒席过后给叔带回家吃。听说叔还因此吃伤了肠胃，打了两天点滴。
“是啊，那一次，是很光彩。”张树森说，“那么多亲戚都来了，连林白杨都来了，林白杨可是接待大领导的大忙人哪。那天，她还唱戏给我们听了，唱的是……”
别说话，你听——
张树森侧耳听了一下，哪有什么声音？现在村里连鸡叫声都没了。
是有人在唱戏，我头抬得高，听得远。是从河边的老年活动中心传出来的，去看看。
河边风紧得很，还是不要去了吧。
周大庆不听劝，硬是拉着张树森往村老年活动中心走去。活动中心的朱色鎏金大门洞开着，在门口便听到咿咿呀呀的唱戏声。周大庆抬起腿，像提线木偶般一脚迈了进去。空旷的活动中心一边各摆两张麻将桌，打麻将的，看打麻将的，非常热闹。角落里的桌子上，一台CD机笼罩在尖细的女声里。
大庆，玩两圈，很小的。有人邀请周大庆。
自从家家户户都分到一笔可观的赔偿款后，村民们搓麻将的热情空前高涨，连老带少，姑娘媳妇，都搓得很欢。大部分人玩得都很大，十块一台最少，五百上千一台的都有。在活动中心搓麻将的都是些老年人，玩的小，以消遣为主。
大家见周大庆没有参与的意思，便顾自盯着麻将牌，将他冷落在一旁。周大庆心中很是失望，一刻也不想多待，对张树森说：有人抽烟，空气恁差，又吵，回家，回家！好好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弄得乌烟瘴气，周大庆一路走一路气呼呼地唠叨：这是要末世了呀！张树森抚着他的心窝子说：莫气莫气，这是大形势如此，你再生气也没用。
尽管周大庆对村里的人和物很看不惯，但第二天，他又在张树森的搀扶下，出来在村里溜达。这回，他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村委办公室，他要找村长问问那棵榕树的事。一位年轻的女办事员说，村长外出开会了，但榕树的事已经抓紧在办了，前几天都叫市政园林局的人来选移栽新址了。
新址选在哪？周大庆追问。
办事员说，是领导们去选的，她只是一个办事员，不知道具体的细节。
周大庆将信将疑，问村长的手机号是多少，他要亲自打电话去问。办事员很委婉地说：就算我告诉你，村长在开会，也不方便接电话呀！周大庆在鼻子里哼一声：我在村里这么多年，还不信问不到一个手机号码了！
出了门，周大庆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按键式旧手机，让张树森翻出通信录，找到一个叫“周福来”的名字，说是村长的父亲。电话拨通后，周大庆从张树森手里接过手机，使劲弯过因为穿了太多衣服而紧箍箍的手臂，把手机凑在耳边。铃声响了很久，没有人接起。冷风从周大庆耳边掠过，呼呼地吹到前方空地上。张树森劝他先到其他地方走走，榕树就在那里，又没有脚，逃不走的。
人挪活，树挪死，我看老话说得没错。你说：这么大一棵榕树，能被村长他们藏在哪里？该不会早劈了当柴爿烧了吧？
哪能呢，现在家家户户都烧天然气了，哪里还有那么大的镬灶头？
周大庆把村里的条条大道小路都踏了一遍，没有找到榕树的踪影，只得默默地拉低了松糕帽，回转身。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隐约又有歌声抛进周大庆的耳朵里。周大庆停住了脚步说，再走几步。说完，抬腿就要跨上灯芯桥。
过了桥就是南村了，张树森制止道。
去南村看看。
花湾南村的规划远不如北村，还是弯弯扭扭的土路，车开过，扬起一蓬巨大的黄土灰。周大庆的黑裤腿上很快蒙起一层灰，张树森刚想弯下腰去替他拍拍，周大庆却紧走几步追上了前面一个红衣妇女，拉住她勾在右手上的菜篮子。那红衣妇女吓得尖叫一声转过身来，见是个脸黑、衣服黑、又戴黑色大帽子的老头子，泼辣地大声骂起来：这个老不死的，耍流氓，想吓死人哪！
张树森赶忙上前赔礼道歉，说老人眼花，认错人了，勿怪勿怪。
红衣妇女气鼓鼓地一扭胯走了。周大庆一脸茫然地站在那里，嘟囔道，也是波浪头，也穿红衣服，也是这么尖的声音，只是眼睛不像，这个眼睛像金鱼眼泡……
张树森连忙把周大庆的围巾往上拉了拉，虚掩住口鼻说，赶快回去吧，风大沙多，吸到肺里去不是闹着玩的。
周大庆倔脾气上来了，固执地说：还是觉得南村好，路再弯，人总走得到尽头，北村的人，这以后要无路可走了。张树森岔开话题说：我们南村的人还羡慕你们呢！
回到家，周金贵正站在大厅里，握着手机，要打电话的样子。听说父亲和张树森去南村溜达了，周金贵忍不住对周大庆说：您老就安稳点在家里待着吧，不要出去东颠西跑，您就算是把南村的地给踏破了，我也不会答应……
“没大没小，这像是儿子跟老子说的话吗？”周大庆粗暴地打断了周金贵的话，“出去，出去，这里没你的事儿！”
周金贵退到一边，对张树森说：叔，这几天外面风大天冷，您可别再带我爸出去转悠了啊，他身体不好，经不起风。
周大庆赌气躺在床上，将脸对着那堵粉墙。
四
张树森不带周大庆出去转悠了，周大庆闷得慌。年轻时一直不停不歇地忙碌，他常常想，等什么时候闲下来了，一定要好好闲着什么事也不干，闲到装进骨灰盒里。如今到了除了“等老”别无他事的时候，周大庆突然心慌气喘，整个人像被一双大手拎起来倒空了。周大庆醒得早，醒后无事可干，只能一个人坐在楼顶，就着曦微晨光看四面的风景。
花湾北村已经有了很多新楼房，见风就长似的，一下子就长成了一幅新景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个鸡啼狗吠、遍地垃圾的农村。再望远，就是一片低矮、灰暗的地带，那里是花湾南村。小河南北，就像跷跷板的两头，一高一低，远不相称。
这样的风景很快就看腻了，一天上午，周大庆趁张树森出去买菜了，决定自己一个人偷偷出门转一转。他把松糕帽端端正正地戴好，把衣服前襟拉平整，拄着木拐杖就出了门。
没有张树森的搀扶，他不敢走远，便沿着墙根慢慢溜达。没走几步，周大庆就差点撞上个人，抬头一看，见是花湾南村的鳏夫周有水，低着头，鬼鬼祟祟地从一幢楼里溜出来。看到周大庆，周有水打个哈哈，便走开了。
周大庆很是奇怪，周有水怎么到北村来了，没听说他在北村有亲戚熟人呀？周大庆的执拗性又上来了，截住了周有水问：有水兄，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北村逛逛了？说话时，周大庆的胸脯挺得高高的，语气之中带着质问。周有水答：有个亲戚在你们北村买了房，刚住过来，我来看看。大家都知道，你们北村住得好，是吧？
周有水走了，周大庆鬼使神差地坐电梯上了楼。到五楼时，电梯门打开了，同村的周大钱正理着裤腰带，从一扇门里走出来。看到周大庆，周大钱一愣，然后表情忸怩地说，大庆哥，有空也来玩玩，比搓麻将有意思。
周大庆知道比搓麻将还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把周大钱拉到楼梯口，迫不及待地问：那女的是南村人？
这个，没问，咱不好意思问这个。
多大年纪？
周大钱脸上浮起了暧昧的笑容，说：反正比你我都年轻，你去了就知道了。
中午时分，周大庆才一手扶着墙，一手拄着拐杖，混混沌沌地站在门口。周大庆脑子里似有两个尖嗓女人在唱对台戏，咿咿呀呀嘈杂得很，说话舌头都不利索了——因为，他把戴在手上的一个大金戒指弄丢了。他回到家门口，右手拄着拐，左手去摁门铃时，才发现箍在左手中指上的那一圈黄金不见了，只留下一道与周围肤色相去甚远的白印子。
张树森买菜回来见周大庆不见了，急得把周金贵和周金花都叫了过来。现在，周金贵、周金花眼见周大庆这一副迟钝模样，便不停地询问：到底怎么回事？是谁捋走了你的金戒指？周大庆一着急，说话更加糊涂了，一会儿说自己去小卖部买个鸡蛋煎饼吃，吃完了到河边洗手，戒指掉河里了；一会儿说碰上打劫的，被歹人劫走了。
周金贵用狐疑的目光看着周大庆，不住摇头。周金花到底是女人家，心细，叫周大庆张开嘴巴看看。果然，周大庆嘴里镶着的一颗大金牙也不见了，张着一个大黑洞。
周金贵气得一拍桌子，说要去报案。周金花拉住周金贵，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句什么，周金贵一听，脸上的肌肉马上一点一点松弛下来，把手机放回了裤袋。兄妹俩围着周大庆，一个抚着他的手背，一个拍着他的后背，安慰他说，丢了就丢了，不过一个戒指一个金牙嘛，丢了再买。
周大庆感激地点点头，那层糊在脑子里的胶水瞬间就融化了，周围说话的声音都听得清楚了。
周金贵说：爸，说来也巧，我刚进村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长得跟白杨表姑很像。我没看真切，刚想叫她，她已经走过去了。不过看背影很像，也是大波浪头。
村里大波浪头的妇人多的是呢，建国他娘、桂义他娘，不都是大波浪头？周大庆说。
我听村里有人在唱黄梅戏，唱的是什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周金花问。
那是越剧。周大庆没好气地说，从小我就带你去南村听白杨表姑唱戏，坐头排，你到现在连这个也分不清。
周金贵和周金花都凑过头来：对对，是越剧。每次表姑唱完戏，我们还在后台看表姑卸妆，擦一点百雀灵，用纸巾抹一抹，油彩就抹掉了，表姑的皮肤可真好。爸，表姑这几天在咱们村唱戏？
想得美，那是村里老年活动中心放的音乐。
兄妹俩都泄了气。周金花抹起了眼泪，说：可惜母亲不在了，要是母亲还在，父亲也有个照应。唉，母亲的命苦，父亲的命苦，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命也苦啊！她语无伦次，都不知道到底该悲叹谁的命苦了。
周金花提起胡淑良，周大庆心里也不好过，但是，他的金戒指和金牙到底是怎么丢的，他真的想不起来了，只得捶着脑袋，说当时这里糊涂了。见此情景，张树森劝说道：算了，你们年轻人还经常丢个苹果手机什么的，你们父亲年纪大，记性差了，再逼问他，他脑子恐怕真的要急坏了。两个儿女这才不甘愿地闭了嘴巴。
这事之后，两个子女厉声规定，不许周大庆再出门，否则再出点什么事，大家脸上都不好看。张树森也说：你再偷偷出门，我在你家可待不下去了，我担不起这个责。周大庆被唬住了。
不出去转悠的周大庆病了，咳嗽得很厉害，脸上蒙着一块方格子丝质手帕，整天躺着。张树森很自责，说一定是那天去南村吸入了灰，早知道如此就不去了。周大庆将脸转向床里，说：不关你的事。
是不是要叫金贵和金花来？你这样子有点吓人哪。张树森小心翼翼地问。
叫这两个不肖子女来做什么？我还没死呢。周大庆没好气地说。
病倒的周大庆除了间歇会爆发出一阵咳嗽外，其他情况看起来还不错，能吃会睡，倒把张树森给累得够呛。第二天早上，当周大庆从呼噜声中醒来时，张树森总是会说：你睡得呼呼呼的，我可守了一夜。周大庆听到这个“守”字，心里老大不愉快。
慢慢的，大家都知道周大庆病倒了，陆陆续续有人上门探望。周大庆对张树森说，他家亲戚来往多，来看他的人断不会少，要是每次都陪他们讲话会很吃力，怕是连老命都讲没了。这样吧，每次有人来时，他先侧耳听听声音，如果是个无关紧要的人，他便将脸转向床里面，不发出声音，张树森就要对探望者说：表哥累了，刚刚睡着，不好叫醒他，你们先坐一会儿。
约定之后，周大庆脸上蒙着的手帕一直没有揭下来过。有一回，村长托那个女办事员带了几个人来看望周大庆，周大庆也把脸转向了床里面。张树森偷偷捏周大庆的小腿，示意他拿下脸上的手帕接待一下，周大庆也无动于衷。
他们走后，周大庆一骨碌坐了起来，嫌恶地撇着嘴说：村长算什么，我们村里第二次卖地的时候，听说上头给拨了一千万，在村长他们手里停滞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发了五百万给我们。这一千万，一年下来，光利息他们都吃不完了吧？说什么剩下的五百万要给村民买养老保险，村里头要搞建设。我手头有钱，要什么养老保险？村里搞建设，说鬼话骗谁呢，祠堂都是我们捐钱修的，还有什么可建设的？
张树森赶忙看看外面，叫周大庆轻点说话：咱哥俩自己说说没关系，别那么大声音，让别人听到就不好了。
我还怕村长听不到呢。如果他敢来，我倒正想问问他，那榕树到底怎么回事了！周大庆气呼呼地重新躺下，脸上仍旧蒙着丝手帕。
周大庆躺了半个月，脸上的丝手帕只拿下来两次。
一次是为了周金花的事。
那天傍晚，周金花披头散发，跑回周大庆家，哭叫着：爸，爸！陈前程被抓走了！
什么事，为了什么事？周大庆被女儿一咋呼，心头突突地跳起来，掀开了丝帕问。
*********，都是*********给害的！他坐庄，被抓走了！周金花蜡黄的脸上挂着泪痕，也顾不得张树森在眼前，一屁股坐在周大庆的床沿上，拍打着床帮大哭起来。
家里条件也不差，怎么也想发这点财……周大庆心疼女儿，说：不是什么大事嘛，让金贵去打点下。你回家里来住吧，家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个人气。你回来刚好跟爸做个伴，记得把咱外孙也带回来。
家里的东西都给前程赌牌输光了，还欠下了一百万的债……
啥？！周大庆的心鼓猛擂了一阵，从床上惊坐起来，怎么玩这么大？这小子的胆子也太大了！周大庆跌回床上：你的下半辈子，都让陈前程这臭小子给害了。唉，金花呀，你妈去世得早，我真后悔当初没能让你跟你妈学一手包粽子的手艺。人这一生啊，得有个手艺，这样到哪都不愁没饭吃。现在，你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咱村子里连块地角儿都没有了，还能干什么呢？
周金花怕债主逼上门，当天就搬回了周大庆家住，还带回一大盒螺丝、螺帽什么的，将螺丝螺帽搭在一起，做一个可以赚二分五。周金花没日没夜地坐在灯下装搭。周大庆让她少做一些，家里饿不了她。周金花说没事，当初家里开着小作坊的时候，就是生产这些小零件的，陈前程负责生产零件，周金花负责装搭，已经做习惯了。周大庆当时有空也去帮过忙，周金花管饭，一天还可以赚上八十元钱。那时候的周金花，头发往脑后高高扎个马尾，臂上套着蓝布袖套，身上挂着花围裙，周大庆怎么看怎么觉得像画报上的那些女工，真漂亮。周大庆想到这，看着满脸愁云、埋头苦干的周金花，也拿起了一副螺丝螺帽，却再也没有眼力将它们装搭在一起。
另一次拿下丝帕，是为了周金贵的事。
周金花搬回来才三天，也是个傍晚，周金贵来了，满脸红到脖子，说话舌头打着结，明显是喝了些酒。他对周大庆说，跟白薇薇这个丑婆娘没有共同语言，以前吵着闹着也算了，这回铁定了心要跟她离婚。
当年，周金贵在工厂里做工的时候，认识了同厂的白薇薇，两人不温不火地谈了一阵子恋爱。后来，周金贵考上了大学，白薇薇仍在工厂上班。大学刚毕业，周金贵突然回家来说白薇薇肚子里已经有了，要立马举行个仪式，将她娶进门来，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给一间小平房让他俩做新房。这个门槛算是很低的了，胡淑良是欢喜，但周大庆松掉的那口气又扯上来了：他与胡淑良耗尽半生精力，也只够盖两间小平房，如果让一间给周金贵他们，那他跟胡淑良、周金花还有厨房灶头等一干物什，怎么分配呢？
盖新房子吧，手头还有点拮据；而且依周金贵所言，盖好房子再娶媳妇也来不及。眼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赶紧把周金花嫁出去。周大庆想把女儿嫁个有钱的好人家，但有钱人家也看不上周大庆家那样儿，怕日后少不了要被揩油，因此托人来提亲的，都是典型的刚够温饱的人家。周大户虽然心有不甘，但已经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了，只得在歪瓜裂枣中，挑中了陈前程，赶紧将周金花嫁了出去。
其实当时白薇薇的肚子里根本没有货，她看中了周金贵长得壮实帅气又是大学生，怕他毕业了找到好工作会甩掉她，谎报了军情。不过娶都娶了，周大庆也没说什么，毕竟家里还是穷。周金贵却有些不爽快了，在某次喝醉酒之后，吐露了真言，说早知如此，就不娶这个丑八怪了。
在这一点上，周大庆颇能理解儿子，所以他没像别人家的父亲一样，一定劝和不劝离。他拿掉丝帕，坐在床沿上，碍于张树森也在跟前，不能把话挑得太明白，只得对周金贵说：你妹妹也回家了，你也搬回来住两天，两个人分开几天，自然就想明白了。说完，他目光定定地看向周金贵。
周金贵没回家，白薇薇深夜上门来兴师问罪了，在周大庆家里高声嚷嚷：现在都几点了，你还不回家？周大庆冷笑了一声，重新把手帕蒙在脸上，转向里面躺着。张树森对周金贵和白薇薇说：你们到对面房间去说，老人家易醒不易睡，别吵到他。
周大庆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手往空中一指说，就坐这儿说。
白薇薇只对周金贵说了一句：你要找的那个U盘，我给你找到了，现在我的包里呢，资料都还在。
周大庆还没理会过来U盘到底是什么，周金贵的舌头立刻就不打结了，说：找到了就好，我是来看一下爸爸的，爸没事了，咱回家。
从此，再没听谁提起周金贵要离婚的事。周大庆琢磨着这事有点蹊跷，但又不便亲自去问，只得问周金花：你哥这几天怎样了？
就每天上班呗，听说单位挺忙，周金花一边装搭，一边头也不抬地回答。
周大庆又问张树森：你有没有金贵的消息？
张树森说：昨天张路打电话给我，顺带说起金贵，说他去念一个什么中青年培训班了，听说念过这个培训班的人，十有八九要升官。
这就好，这儿子就是有出息，周大庆终于高兴起来了。他叫张树森拿来笔、纸，由他口述、张树森记录，把这次生病卧床期间来看望他的亲朋名单一一记录下来，谁来过，带来了什么礼品，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这些都是人情，他在世的时候他还，他不在的时候由周金贵还，人情人情，就是这样子子孙孙你来我往的。
记完之后，他嘀咕了一句：有些亲戚怎么没来看我呢？
张树森宽慰他道：兴许他们忙，兴许是根本不知道你身体不好，没来的，咱也不要在心里记恨人家。
周大庆很失落地说，大家都知道了，怎么还有人会不知道呢？
五
周大庆的咳嗽止住了，又想出去转转了。除了咳嗽，他本就没有其他大毛病。算下来，张树森已经在周大庆家待了两个来月时间。其间，张树森提了好几次要回家的话，都被周金花和周大庆劝下了。周金花说：老伴老伴，我妈去世早，我爸就缺个伴，叔，您就再留段时间陪陪我爸呗。
每当这时，周大庆就会眼巴巴地看着张树森，拉着他的手说：就陪老哥最后一程吧，老哥也没几天好活头了，别看我这几天精神头好了，说不定是回光返照呢！
张树森连忙打住了周大庆的话：别讲这些个丧气话，我留下来就是了。
周金贵好久没登门，周金花还在飞快地装搭配件，一双手合拢分开、分开合拢。周大庆放心大胆地当着周金花的面，让张树森陪他去南村，说自己想念南村的味道了。
都是泥巴、黄土、旧房子，能有什么味道？
泥巴有泥巴的味道，还有野花野草的味道，香着呢！这样的味道，北村现在没有了。
去去早点回来，周金花吩咐张树森：老人怕跌，我爸腿脚不灵便，劳烦叔把我爸搀紧了。
一对搀扶着的身影跨过灯芯桥，沿南村的小路一直走着。张树森在南村生活了一辈子，从不觉得南村有什么好的，倒是北村好，这几年发展快，一下子有小城市的味道了。周大庆兴致却很高，一路走一路看，笑容很大。但到后来，笑容渐渐就有些僵了、小了，一直走到村子中央的一块空地上，他顿了顿，想了想，问道：这里原来莫不是有棵大榕树，树下有个戏台的？
是呀，后来没人唱戏，也没人听戏了，破败得不成样子，前阵子拆了，说是要改作其他用途。
周大庆举起拐杖，似要给谁当头一棒，呵斥道：好好的戏台，碍着谁了，不修整起来倒也算了，干吗要拆掉？
这是村里的决定吧。
那榕树呢？
移了。大家都忙得很，没空搭理一棵榕树到底去哪了。对了，你在南村，还有几个老朋友的吧？
老的老，残的残，都不行了。村民避讳，把“死”叫作“老”。周大庆的拐杖一直在发颤。
南村本来还有你的表妹林白杨，可惜也搬出去了。也不知道她搬哪里去了，只听说后来有钱了，在其他地方买了房子。
周大庆对张树森回忆起说，戏台旁边原先还有座两层小楼的，算是当时南村最好的房子了，专供剧院里的几个女演员住。每天天刚蒙蒙亮，女演员便在阳台上吊嗓子，咿咿呀呀的声音能越过河流的界限，跑到北村来。那时候周大庆早早起床种田，听到吊嗓声，浑身都灌满了劲。林白杨是戏班里的当家花旦，烫着最时髦的波浪头，一双丹凤眼能漾出水来。她的声音清亮无比，周大庆隔多远都能分辨得出。
林白杨就一直没有回来吗？周大庆觑一眼张树森。
应该没有，我跟她家联系少，也没有听别人提起过。
周大庆的兴致一下子败坏了，一股烦闷气顶在心头乱窜。回到村口，又碰到周大钱，正在村外的一个花坛前转悠，看上去也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怎么了？周大庆问周大钱。
“唉，你说这钱怎么就这么不经花呢？红彤彤的单百头，摸一张，少一张呀！这庄稼今年割了一茬，明年还能再种，这钱又不能种地里……”他凑近周大庆说，“这女人就是无情，昨天说得还好好的，满脸堆笑地叫我常来，今天我去了，口袋里带的钱少了点儿，就翻脸不认人了……”
“都是卖田给害的，想当初，种种田，晒晒谷，包包粽子，一年忙到头，哪有心思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到年终，盘点盘点家当，要是有个好收成，烫一壶老酒喝喝，心里比什么都爽快……唉，怎么能把祖宗留下的田都卖光了呢？那可是子子孙孙的口粮啊！”周大庆指指右腿说，“这腿疼得很，拔不动啦，我也该回去了。”
回到家，周大庆就病倒了，腿冷硬得像块木疙瘩，神志时好时坏。精神好的时候，人特别清醒，问张树森：你知道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吗？
是不是村里卖地的时候？
周大庆摇摇头说：不是，是在祠堂前摆酒的时候。那时候的房子，是我跟胡淑良用包粽子赚的钱盖起来的，金贵也凭真本事考上了大学，大家那时候是真的羡慕我家，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大家吃酒吃得筷子响、嘴巴咂。那情景，比我结婚的时候阔气多了，热闹多了。
周大庆说着，拉起丝帕拭着眼角。
过一阵子，周大庆感觉有一块黑布缓缓浮上眼睛，整个人都会被这股浓雾遮住，经常对张树森说，房间里还有个人，刚刚从眼前走过去了。
是什么人？周金花问。
看不清，我眼睛被黑布蒙住了。
爸爸肯定是看到什么不好的东西啦，看样子爸爸要走了，熬不到过年了。周金花拖着哭腔对张树森说。
但周金花说的话，周大庆却听得清清楚楚，只是没有力气开口应答罢了。
有一回，周大庆醒来时，说：自己做了个梦，梦见自家盖了一座别墅，亭台楼阁一应俱全，门前一棵大榕树。唯一不足的是，别墅背靠大山，一半房体都是依在岩上建的，山势险得很。我当时想，别墅怎么能建在岩上呢，要是下暴雨，塌方了，还不得把我这把老骨头给冲走？正着急间，再定睛一看，原来不是别墅，是座大坟呢！老弟，你说：我这做的是好梦，还是噩梦呀？
张树森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哪有坟前种榕树的呀，你一定看花眼了，现在你们家发达了，再盖座别墅也不是没可能的事。
真是榕树，不知道怎么的，我当时一点都不害怕，反而觉得很熟稔。
张树森对周金花说：看样子榕树成了你爸的一个心结了，你也暂且歇下手头的活，到村委办公室去问一问，那棵榕树什么时候能重新种起来？
周大庆点点头，周金花依言出去了。不一会儿她回来说，村长不在，有个女办事员说了，榕树挖出来太久又没有给保管好，输了一个星期营养液都不济事，现在已经种不活了。周金花还带来了半途中听到的一句话，说榕树被挖出来之前，叶子就已经枯干打卷了——这么繁盛的榕树，叶子怎么会枯干的？还不是有人天天夜里往树根上浇开水！
周大庆听了，点了三下头，但一下比一下浅，然后就睡着了，周金花叫他也叫不醒。
就这样，好几天，坏几天，离过年也只有几天时间了。张树森说要给周大庆家里掸掸新，他忙碌了一阵，又重新上楼来问周大庆：地下室的那些破簸箕、农耙什么的，还要？不要的话，我给扔了，放家里太脏，反正你又不种田了。
周大庆让张树林扶他起来，走到地下室，将那些农具一一看过、抚摸过，最后说别扔，就放地下室，地下室也不用打扫了，反正家里有的是房间，够用得很。张树森见周大庆精神不错，便问他想吃点什么，他去做。吃了这顿，他也该回家准备过年了，过了年之后再来。
周大庆捂着心窝子，说不知道想吃什么，米饭、面条、年糕，天天吃，都吃腻了，换个花样。
张树森提议道：那我和金花带你出去转转吧，你看着哪家店顺眼，我们就进去吃。
周金花说年底了，要赶活儿，没时间出门。周大庆说不需要周金花陪伴，他精神好得很，不拄拐杖都能走。张树森得了周金花的允许，独自带着周大庆出了门。
“咿咿咿咿，呀呀呀呀……”又细又亮的女声又抛过来了。周大庆在一家店门口停住了脚步，抬起头，看着店门口的一排红灯笼，问张树森：转转小火锅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就是一人一个小火锅，东西转到你面前了就拿过来烧起来吃。张路带我去吃过一回，挺有意思的，什么都可以吃，却又吃不太饱，吃了还想吃。
火锅店，怎么还有人唱戏？
唱戏，没吧？
火锅店的落地玻璃门上蒙着一层很大的水雾，里面的人像在纱帐子里活动，人影重叠、分开、又重叠，颇像周大庆蹲在幕布背后看的人影，也像隔着雪亮灯光的戏班演员。
进去看看。周大庆说。
一个满头白发，一个头戴黑呢松糕帽，两个老人一进店门，就惊动了里面的顾客和服务员。
张树森熟门熟路地牵着周大庆找到位子坐下，吩咐他说：等这个大圆圈转过来了，你要吃什么就自己拿，短的一元一串，长的二元一串，吃完了服务员会来结账的。张树森帮周大庆把电磁炉点起来，配好调料。
周大庆第一次来这种新鲜地方，怎么也下不了手。每次传输带转过来了，他要停顿很久，不知该拿哪一串，等他拿定主意要吃哪样东西了，传输带又转开去了。如此几次后，张树森对周大庆说：你要吃哪样？我帮你拿。
不，我自己会拿。
眼光要准，动作要快，看准了就拿。
周大庆终于拿到了一串花椰菜，开心得咯咯笑起来，引得旁边的人侧目而视。张树森低声道：老哥，轻点声，咱还没得老年痴呆，不要惹人笑话。
真的像张树森说的那样，周大庆吃了三个小时，火锅店里的顾客都换了两拨了，他还感觉没吃饱。每一次，似乎有点饱了，正准备站起身来，他喜欢的菜又转过来了，他发觉肚子还是空的，便又伸手去拿。
“从来没有这样爽快过。”周大庆对张树森说，“自己想吃什么拿什么，想吃的东西会自动转到你面前来，发明这种东西的人，是聪明人。”
周大庆整个人的屁股都离了椅子，把手伸得老长，有时候传输带都要转走了，他还越过邻座去拿，张树森怎么劝也劝不住。锅里的水一直在沸腾，“嘟噜噜”响着，大家的锅都在沸腾，都在“嘟噜噜”响着。店堂里那么热闹，那么嘈杂，跟当年他在南村戏台下听戏、在北村祠堂前摆酒时的情景一模一样。虽然音杂不协调，周大庆却喜欢听，听着听着，心里就莫名地激动起来。在一片喧嚣声中，周大庆跟着这些杂音，嘴巴里不由自主地哼起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其他食客惶惑地纷纷站起身，火锅店的老板娘带着服务员朝他们走过来。
突然，不只是这个火锅的食物传送带，眼前的一切都旋转起来，人、事、物，都包裹在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里面，旋转着，旋转着。周大庆终于站立不稳，腿慢慢、慢慢地软下去。在他的意识逐渐模糊下去之前，他听到了旁边围观的年轻人在议论——这老头，是不是吃得太多，吃撑了？应该不是，看样子是突发脑溢血了吧？我看是发癫痫病了，你们听到了没，他刚才还唱越剧来着，念着林妹妹，该不是想起老情人了？周大庆努力地将手中的拐杖伸出来，想要摆出个什么手势，却终于没能摆出来。
周大庆像棵倾圮的大树，脚跟往上拔起，倒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