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身高多少 那些无法跨过的跨国恋

在民国军界，有两个著名的“蒋校长”，一个是曾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另外一个是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蒋百里。可惜，同是“蒋校长”，命运却大相径庭，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是他一生飞黄腾达的开端，而蒋百里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却是他一生悲剧命运的缩影。

蒋百里并非生不逢时，恰恰相反，他为这个时代而生，然而他却生错了国度。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这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按照日本军部的规定，士官榜首应由天皇亲自赐刀。于是，从下一届开始，步兵科中日学生分开授课，以防止中国学生再次夺魁。后来蒋百里第一个在中国提出“持久战”的战略，预言了中日战争中日本失败的命运，以至于日本人惊呼：“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整个日本陆军。”

日本军校极其重视学生的成绩，排名越靠前的学生往往日后的出路越好，爬升得越快。按照蒋百里的成绩，如果他是一个日本人，便可顺理成章地进入更高级的陆军大学进修，日后可出将入相，前途无量。遗憾的是，蒋百里偏偏生在中国，这个国度你要活得好不是靠“干”而是靠“混”，干得好不如混得好。蒋百里不愿混也不会混，于是一直为人所忌恨，结果这位本应握枪的英才却操了一辈子的笔，本应马革裹尸的战士却死于心脏病，真是造化弄人。在他短暂的生涯中，有三次严峻的生死考验，前有张作霖要杀他，后有蒋介石要杀他，而最惊险的一次，是他自己要杀自己。

1912年，年方而立的蒋百里被袁世凯任命为新成立的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首任校长，他异常振奋，希望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真正的军事人才，从而实现强国之梦。年底到任后，蒋百里励精图治，着手整顿人事和军容风纪，引进西方先进的教学理论和教育方法，实行理想教育。期间他事必躬亲，遇有教官请假，他就亲自登台授课。

然而，要办第一流的军校光靠革命精神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还得有银子。蒋百里因为军校增加设备以及聘用得力教官、改善学生伙食等问题经常向北洋政府申请经费，可是那个年代要想拿别人的钱往往先得给别人钱，蒋百里不懂钻营，加上此时北洋当局仍为旧派军人操控，故意抵制他，以至于每次要钱时除了“尽快解决”这类的官腔外再无下文。

1913年6月17日，蒋百里再次进京接洽后无功而返，倍感抑郁。他曾经信誓旦旦地告诉学生如果不能把军校办好，自己就以自杀谢罪，现在他决定实现这一诺言，没办法，在当时一般弄出人命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18日早上，蒋百里召集全校教职员及所有学生两千余人在尚武堂前训话，他用沉重的语调说道：“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职责，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不要动，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突然间，他从腰间拔出手枪，大家一惊：校长要自杀了!勤务兵李如意奋力冲上去夺枪，枪口一歪，子弹由肋骨间射入。

保定军校的这一声枪响震动了全国，蒋百里的同学、云南都督蔡锷首先发炮，要求北京政府彻查此事，追究责任。随后，各省公法团谴责政府的电报、各界人士慰问蒋百里的信函几乎将邮路堵塞，保定军校的学生还按省籍每省推举一人到京请愿。袁世凯被这个“自杀式袭击”搞得焦头烂额，当他得知蒋百里还有抢救的希望后，立即让人到日本公使馆，请求对方派出最好的外科医生支援。

22岁的日本护士佐藤屋登成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以来第一位进入这里的女性，她是跟着军医平户一起来拯救蒋百里的。佐藤出生于盛产美女的北海道，雕塑般的面容、绰约的身姿以及日本女人特有的温柔都让她看起来楚楚动人。她毕业于日本护理助产专科学校，在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实习5年后，被派到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服务。

蒋百里很幸运，平户医生检查完发现：由于勤务兵夺枪，子弹没有击中要害。他使用的德国勃朗宁手枪劲道很大，子弹从背部穿出，虽然肺叶受伤，腹腔内有积血，但好在无需手术，只需要吃点药卧床休养。消息传到总统府，袁世凯非常高兴，下令至少让日本医生留下一人看护蒋百里，务必保证万无一失。于是佐藤护士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一生一世。

佐藤看护蒋百里的主要任务是把脉、量体温、喂药、递饮食等，但细心的她很快觉察到蒋百里精神上的创伤远比肉体上的来得严重，他枕头底下积存了很多安眠药，显然有再次赴死之心。曾经留学日本的蒋百里精通日语，佐藤可以和他毫无障碍地交流，她知道对于这样视死如归的硬汉，怜悯反而是坏事。聪明的佐藤用上了“激将法”，她嘲笑蒋百里，说他寻死只是逃避现实，这是最轻松的办法，也是最容易的办法，这种无意义的死法表面上看似英雄，实则为懦夫所为。

蒋百里听到一个女子尚有如此觉悟，心头为之一震，形之于色。佐藤进一步以“忍”字诀开导他：“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立大业?如果有热血、有志气的好男儿都轻言牺牲，国事尚有何人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民族?”日本人崇尚武士道精神，把剖腹当成壮举，老一辈便用这些话教育冲动的小辈，佐藤不过借花献佛，但这几句话恰好击中蒋百里的心坎里，他终于不再轻生了。

蒋百里决定好好活下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已经爱上了眼前这位美丽的日本女孩了。这位卓越的军事家在情场上同样不失谋略，他告诉佐藤：“我听你的话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但是如果你离开我，不在我身边，我万一又想要自杀，生死关头没有你提醒我怎么办，希望你能够长久地留在我身边。”这在兵法上称为主动示弱，诱惑敌人进入圈套。佐藤不晓得蒋百里是裁缝不带尺——存心不良(量)，便一直待在他身边，直到他痊愈。日后她向女儿们提起这段往事，言语之间颇以自己是夫君的再生之人得意，结果遭到女儿的笑话：“您上了爸爸的当了!”

蒋百里康复后，袁世凯将他调到总统府任一等参议，这实际上是个闲职，他便将过剩的精力放在追求佐藤上。可惜那个时候的佐藤压根儿就不想嫁给一个中国人，早年日本女子曾以嫁给中国男人为荣，可是自甲午海战后，中国男人的身价暴跌，日俄战争打败白种人又让日本男人的身价狂涨，现在嫁给中国男人会遭到周围人的嘲讽，即使佐藤想嫁，恐怕家里也不会答应。虽然佐藤对眼前这个英气逼人、才华横溢的中国男子颇有好感，可是关于爱情与婚姻这样的大事她也不敢擅自做主，在蒋百里火热的攻势下，她有点手足无措了。思来想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她借口母亲生病“逃回”了日本。

佐藤这一回日本就是一年多，原本以为这下可以六根清净了，但蒋百里探听到了她的地址，拼命给她写信，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佐藤的父母知道一个中国男人在追求自己的女儿后，不出意外地一致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他们开始托人给女儿介绍对象，希望赶紧找个日本男人让佐藤嫁了。可是，虽然前来求亲的人踏破了家里的门槛，但佐藤却一个都没瞧上，那个在水一方的中国男人早已不知不觉地占领了她的心房。佐藤在地方上担任产科医生，她经常主动加班加点，想用繁忙的工作来抵抗自己内心的不安，但事与愿违，来自远方的呼唤越来越强烈。

一天，佐藤如常拆开蒋百里的来信，但这一回里面的字句让她看得心惊肉跳，信中说：“我是为你活下来的，如今你要不嫁给我，我还是要死，我死也是为了你。你要是不给我回信，再不理我，我要找到日本去，我死到你们家去。”这个倔强的中国男人终于吹起总攻的号角了，佐藤知道以他的性格说得出做得到，不得不拿着信去找自己的父母商量。

佐藤的父母看了蒋百里的信后又是惶恐又是感动，日本人向来尊重勇士，他们看到这个中国青年肯为他们的女儿付出生命，觉得此人值得托付终身，也就不再坚持反对了。最后父亲告诉女儿：“你若是受了委屈，随时可以回国来，我把你赢得的产业留下来等你。”

熟读《孙子兵法》的蒋百里用这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获得了奇效，终于抱得美人归。1914年冬日的一天，佐藤乘坐的轮船缓缓驶入天津塘沽口，蒋百里托士官学校的同学周承菼做媒人，到码头迎接佐藤，当天两人就在天津德国饭店举行了婚礼。佐藤结婚用的中西礼服都由蒋百里事先准备好，穿上去恰如量身定做，可见他的用心与细心。蒋百里取佐藤姓中的“左”字为姓，又以自己平生最爱的梅为名，给新婚的日本夫人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左梅。

蒋百里与左梅于婚礼的次日清晨偕归北京，开始了举案齐眉的恩爱生活。他们的居所是位于东城锡拉胡同的一处西式住宅，蒋百里的母亲从浙江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婚后跟他们一起住了三个月，因为过不惯北方的生活老太太又回了老家。老太太本来对这个东洋媳妇还有点疑虑，经过这三个月婆媳之间的朝夕相处，虽然彼此之间言语不通，但她亲眼见证了媳妇照顾儿子的细心与体贴。有一次，蒋百里因病发高烧，左梅终夜侍疾，坐在椅子上打了一夜盹。看到这一幕，老太太对这个媳妇彻底“服”了，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蒋百里从小丧父，由母亲拉扯长大，有点文化的蒋母同时又充当了儿子的启蒙老师，生性至孝的他深谙反哺之情，12岁就曾割股为母疗疾，现在爱人得到母亲首肯，心里自然高兴万分。不过，蒋母曾为儿子娶一妻一妾，可惜两人都未育，老太太抱孙心切，此番来又是唠叨个不停，这也给左梅带来了不少压力。

蒋百里身为公府八大参议之一，人前看着风光，实际上不会贪不会占，是穷光蛋一个，他新婚后不久就向妻子诉苦：“其实我不仅没有存款，还有几千元的外债。”左梅瞪他：“我听说中国留学生回来个个发大财，你这个留日留德的双料留学生，怎么还在老婆面前哭穷?”蒋百里厚着脸皮笑道：“我知道你不会生气，才敢跟你说的。我留学并没有学会升官发财之道，不仅今日穷，将来肯定也富不了，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左梅叹息了一声，看来也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蒋百里前几年的收入很大一部分用在还债上，他大大咧咧，每个月扔给妻子两百元，“多了是你的，少了不关我事”。这两百个袁大头如果放在普通人家里可能一年都用不完，但对于一个京官来说，连应酬费都不够，尤其是像蒋百里这种热爱杯中物又喜欢呼朋唤友的人。起初，北京的物价便宜，他们又没有孩子，这笔钱应付开支绰绰有余，但后来时局动荡、物价上涨，蒋百里不懂得与时俱进，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左梅不得不整天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幸好日本妇女天生就是做家庭主妇的料，她很快就得心应手了。

丈夫上班加应酬，往往早出晚归，左梅身兼妻子和保姆的双重身份，每天莳花、养鱼、扫除，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她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缝纫。有妇如此，夫复何求，蒋百里应该感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小两口在北京的安稳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左梅或许早就应该想到，嫁给一个非常之丈夫，日后必有非常之人生。

1915年下半年，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开起了历史的倒车，一步步滑向帝制的深渊，结果众叛亲离。此时，被袁世凯借“述职”为名软禁在京的蔡锷住在西城的棉花胡同，他除了整天到八大胡同找小凤仙厮混借以迷惑老袁外，也常常借同学叙旧之名来东城锡拉胡同的蒋宅找蒋百里，两人谈笑间早已定下反袁大计。

1915年12月25日，从北京潜回昆明的蔡锷与唐继尧等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讨袁。蔡锷抵达昆明之日，也正是蒋百里准备离开北京之时。蒋百里虽然不像蔡锷那样属于袁世凯重点防范的人物，但蔡锷一走，袁世凯对他的疑心便陡然上升，他连每天出门都会被人跟踪，要全身而退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弄不好自己出不去还会连累家人。所以他只能按兵不动，直到1916年3月袁世凯被各地的反袁起义闹得焦头烂额、心灰意冷、无暇顾及自己时，他才从容出逃。这是对家庭的爱和责任让蒋百里变得稳重了，换做以前，按他的性格，早就一走了之了。

动身的前一天晚上，蒋百里几乎彻夜不眠，他一边喝酒一边写信，连续写了5封信。这5封信一封给袁世凯，劝他取消帝制回头是岸;其他的给段祺瑞、黎元洪、徐世昌等人，希望他们不要独善其身，应担负起对国家的责任。

第二天天刚亮，蒋百里就将写好的5封信交给妻子，嘱咐她：“我到南京后给你发电报，你收到电报后就把信寄出去。如果北京发生战事，你就到东交民巷去躲避。”说完蒋百里就走了，至于发生了什么事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左梅也一句话都没有问，他们结婚以来从来不在家里谈政治问题，丈夫不告诉妻子是不想让她担心，妻子不过问丈夫是觉得这不是女人的分内之事，彼此心有默契。

离家的时候，蒋百里照样留两百元给妻子作家用，似乎他一个月就会回来。但一个月过去了，丈夫却不见踪影，两百元用完了，左梅便退了房子变卖了家具，移居到一位本家家里，耐心地等候蒋百里的消息。她对自己的丈夫非常有信心，所以不恐慌、不焦躁，在没有丈夫的日子里处之泰然。

蒋百里一路南下，辗转到了广州，受梁启超推荐，在岑春煊组织的“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任参谋长，不过没几天老袁便一命呜呼，这个司令部也随之泡汤了。袁世凯死后，蔡锷被北京政府新总统黎元洪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他盛情邀请老同学来辅佐自己。蒋百里却念妻心切，他先返回上海，迎接左梅来沪，同住四川路德国饭店。

左梅自从嫁给蒋百里以来，还没有回过娘家，蒋百里知道她的思家之心，便建议她趁自己入川之时回一趟日本。他手里本有四千元积蓄，一直不敢动，以备急需之用，但看到妻子一身朴素的打扮，他改变了主意，告诉左梅说想用这笔钱给她买个钻戒。“你第一次归宁，倘若娘家人因你嫁了个穷军人而轻视你，叫我怎么对得起你?”左梅却不以为然，说：“爱面子是东方人的通病，多少人因为爱面子反而丢了面子。此款还是留作家用，你的美意我愿嵌之心坎，而不愿套在指头上。”

左梅赴日，蒋百里入川，一个东渡，一个西进，经过长途跋涉后，他终于与自己的老同学蔡锷会合。遗憾的是，蔡锷因患肺结核，加上长期劳累得不到休整，此时已经病入膏肓。由于结核菌侵入喉管，蔡锷已不能发声，相见唯有黯然。1916年8月，蒋百里陪同蔡锷离开成都，经上海去日本治病，他也因此和左梅在东京重逢。

蔡锷进入日本福冈医院时，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医生不敢对其施行手术，只是依赖药物进行控制和调养。11月8日，一代护国名将在日本溘然长逝，年仅34岁。纵观那个时代的军人，蔡锷的才、智、德皆为翘楚，只可惜天不假年，令人扼腕长叹!而这样一位强力英雄的骤然辞世，对历史的走向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蒋百里虽然痛不欲生，但也只能强忍着悲痛，帮亡友料理后事。

1917年年初，蒋百里夫妇一同归国。由于左梅分娩在即，两人决定移居北京，1917年2月，他们的大女儿蒋昭在京出世。左梅产后第二天，蒋百里为了完成老友交代的让他治川的遗愿，再次南下预备入川，途中经长沙后被一帮老同学和门人盛情招待，便在此地多逗留了几天，也算天不绝人，这一留让他捡回了一条命。蔡锷去世后，四川群龙无首，罗佩金、戴勘、刘存厚为争夺四川的军政大权，发生内讧，死伤惨重。蔡锷离开四川的时候，原定病愈回国后进京改组北洋派，推荐蒋百里代替自己任四川督军，如果蒋百里这次入川，无疑是对军阀们最大的威胁，在当时的情势下必死无疑。

此时左梅因遭逢张勋复辟避乱于天津，她误听传言，以为蒋百里已经死于乱军之中，哭得晕了过去。因为伤心过度，她的奶水断绝了，此后不得不以牛奶喂养婴儿。几天后蒋百里电告平安，她才释然于怀。

蒋百里返京后，干回了他的老本行，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在左梅的建议下，他们用原本准备买钻戒的四千元在北京买了一所住宅，那年头北京的房价便宜得无法想象。

所谓的“公府顾问”只不过是个闲职，同僚们上班也就是泡泡茶、看看报纸、讲点荤段子，放在太平盛世，这应该是公务员的常态，可在那样一个乱世，对于一个胸怀大志而又才华横溢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和折磨。而蔡锷之死让蒋百里有一种人琴俱亡的悲恸，他在军界蓦然间有种失去知音的茫然，一时间心灰意冷，竟产生了偃武修文之意。

北洋政府为了纪念蔡锷，在京建立了松坡图书馆，由梁启超主持工作。蒋百里在松坡图书馆分管图书部的工作，同时译书自娱。从1918年至1919年，他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后来，他将欧游的成果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

欧游归来后，蒋百里主持“读书俱乐部”、“共学社”等团体。1920年，他当选为浙江省议会议员，参与浙江、湖南的省宪起草工作，主张“联省自治”。同时他主编《改造》杂志，其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23年，蒋百里又与胡适、徐志摩等人一起创办了新月社。

这期间是蒋百里人生中最风平浪静的几年，家庭生活中他与妻子琴瑟和谐、十分恩爱，自大女儿蒋昭出生以来，他们又先后有了四个女儿，号称蒋家“五朵金花”，女儿们个个漂亮可爱，环绕周围，让蒋百里尽享天伦之乐。然而，清一色的娘子军也让左梅压力巨大，在重男轻女的中国，没有男孩来承继香火被人视为人生的不幸，老太太天天盼着抱男孙子，可是左梅连生五个都未能让她如愿，不禁深感愧疚。

就在1923年左梅产下第五女不久，老家传来电报：蒋母去世了!蒋百里听到消息如雷轰顶，急忙南下奔丧，左梅则因产后热进了医院，未能随行。这一段时间母丧妻病，对蒋百里是个不小的打击。

这一年左梅才33岁，继续生育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个年代的妇女生十个八个很寻常，何况他们还没有儿子，但是蒋百里却让她做了绝育措施，他不愿意为了所谓的“传宗接代”让妻子变成生育机器。几年来不断的生育和繁重的养育已经让妻子苍老了很多，蒋百里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如果说母亲在世的时候还必须为了她而有所迁就，那么现在已经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了。

曹聚仁称蒋百里是“文艺复兴式的全才”，他出身秀才，早年即凭文章闻名于家乡，并被保送至浙江求是学院。后来弃文从武，不仅以第一名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而且他的骑术也是远近闻名的，自称达到了“人马合一”的境界。日后由于没有机会掌握军权，蒋百里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军事学上，他的高瞻远瞩和预见性惊动了世人，一位与蒋百里熟识的德国人甚至感叹道：“拿破仑有句话‘若干年后，东方将产生一位伟大的军事学家’，这句话在蒋百里身上应验了。”

更令人称叹的是，蒋百里除了军事学外，还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经济、佛学等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他的《欧洲文艺复兴史》至今仍为中央美院的教材，其书法也颇为时人称道，堪称“礼乐射御书数”全能型人才。蒋氏一生不脱书生本色，貌似恂恂儒者，却又有尚武者的豪放，冯玉祥曾见他喝酒喝得很厉害，当面劝他节制些，喝多了伤人，他却举起杯来说：“死都不怕，还怕酒吗?”

文人的蒋百里与军人的蒋百里时常天人交战，让他的内心始终无法完全安宁下来。此时军阀群雄逐鹿，正是乱世出英雄的大好时机。于是，1925年他又出山了，他将左梅母女接到上海，赁屋而居，自己却跑到汉口任吴佩孚的总参谋长。但不久他发现吴佩孚“读书不化、刚愎天成”，因吴佩孚的不作为和猜忌而去职，到上海投奔孙传芳，但很快又发现孙传芳也是扶不起的阿斗，“自作聪明、好弄玄虚”，且“待人不诚，阴险可虑”，他再次意识到“竖子不足与谋”。

事业上的打击让蒋百里意志消沉、精神萎靡，友人见状对左梅说：“百里是中国文武兼资的人才，怀才不遇不是他的错，而是国家的一个损失，嫂夫人应好好待他，莫让他抑郁以戕其身。”蒋百里受到挫折后，因为家用的匮乏和精神的空虚，曾欲回老家归隐田园，左梅百般劝慰他，说：“你不是山林之材，我们在上海省吃俭用也是过得下去的。”她以实际行动支持丈夫，退掉了租住的大宅，重觅小屋居住，以示同甘共苦之心。

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蒋百里并未因为参加过“敌军”而受到排斥，相反，蒋介石特地派人将他请到南京，奉其为座上宾。蒋百里和蒋介石既是同姓，又是浙江同乡;另外，尽管他只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当过半年校长，但因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一枪，后来保定军校的学子个个尊之为师，蒋介石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陆军促成学堂学习过，便也以此攀交情，称其为百里先生。

此时，蒋百里面前的形势一片光明，一把手为他亲自搭建了一座通天塔，如果他还能表演一下，装模作样地喊几声皇恩浩荡，那么青云直上几乎易如反掌。然而，向来对天下大势洞若观火的蒋百里却在1929年的蒋介石唐生智交恶中逆天而行，并最终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

这也难怪，蒋百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性情中人，蒋介石跟他只有套交情的师生关系，而唐生智却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届学生，货真价实的蒋氏爱徒。

当年唐生智读书时胆大妄为，竟然跟同学打赌说他敢抽校长两大耳刮子。原来，唐生智发现蒋百里每晚到学生宿舍巡视后都会到寝室外面的便桶前小便，他瞅准了时机，光着脚丫子冲到正在小便的校长旁边，左右开弓，边打边骂：“连老子的鞋也敢偷!”待蒋百里恼怒异常地回过头来，唐生智展现出了影帝级的表演功夫，装作刚认出校长，一脸无辜，不住地赔礼道歉。后来，唐生智担心被人揭发，干脆抢先一步去自首。没想到，塞翁失马，蒋百里欣赏他这种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从此格外器重他，就像一个严厉的父亲格外疼爱调皮捣蛋的小儿子一样。

1929年秋冬之际，唐生智欲起兵反蒋，密电征询老师意见，蒋百里回电曰“东不如西”，劝他效仿左宗棠向西北地区发展。刚愎自用的唐生智却不听老师的话，联合许多杂牌军将领通电全国逼蒋“下野”，同时兵锋直指南京。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查抄了唐生智驻沪总部，几天后军警又闯进蒋百里住宅，搜出一架无线电台、密码本和那份“东不如西”的电报稿。

1930年年初，唐生智败逃日本，蒋百里则以通敌罪被送进南京三元巷总部军法处的监狱，等待军法会审，生死悬于一线。幸亏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陈仪将军暗中相助，用“拖”的办法使军法会审延期举行。蒋百里名满天下、桃李众多，他入狱的消息传开后，和他一起创建新月社的徐志摩第一个跳起来，卷起铺盖嚷着要跟他一起坐牢，顿时应者无数，以至于当时流行一句口号：陪百里先生坐牢去;再加上保定军校的学生握有实权的不少，蒋介石恐杀他失去人心，所以总算有惊无险。

蒋百里入狱时，左梅正在上海医院里养病，这么多年来经历的大风大浪养成了她处变不惊的冷静，她焦急但并不焦躁，担心却不恐惧。病愈出院后，左梅搜集中外名人的狱中生活，简抄下来，寄给狱中的蒋百里参考。不久后，她得知犯人每天可以接见家属，便带着七岁的四女儿蒋华和四岁的五女儿蒋和到了南京，在三元巷附近租了一所房子住下。蒋百里还算受优待，一个人住两间土房子，左梅可以天天早上带着孩子去看他，给他送饭送物。

丈夫入狱后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孤苦无助的处境并没有击倒左梅，她咬紧牙关，变卖家产，让狱中的丈夫吃得好、穿得暖。尽管女儿们欺骗父亲说是妈妈做股票赚了钱，但蒋百里还是轻易看出了真相，感动得热泪盈眶。夫妻本是同林鸟，患难时节见真情。

1931年12月中旬，在陈铭枢、熊式辉等人的斡旋下，蒋百里获释，前后在狱中度过了20个月的铁窗生活。当左梅接到军法处给家属的通知单时，放声大哭。这位奉行“忍”字诀、内心坚毅的女子，自从丈夫入狱以来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在丈夫重获自由时，幸福、委屈、苦尽甘来等诸多情感汹涌而至，她唯一做的就是痛痛快快哭一场。

摘自《民国风流：那些无法跨过的跨国恋》

作者：潘剑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