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无法对付病毒？文明发展与病毒流行相伴而生

俄罗斯《星火》周刊网站3月10日刊登题为《文明发展与病毒流行之间有何关联？》文章，作者是斯韦特兰娜·苏霍娃，文章摘编如下：

正当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猜测怎样才能排除新冠病毒危害和它所引发的恐慌时，社会人类学家对传染病的特点提出了另外的看法，认为这是跨物种关系领域全球化的代价：我们正在受到惩罚——因为我们借由进步和自身公共事业之名破坏了人与动物界之间的平衡。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社会人类学实验室主任弗雷德里克·凯克对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的形势给出了令人意外的评价。他从2003年非典暴发时起开始研究新病毒疫情。凯克在其4月将出版的新书《流行病哨兵》中论述了文明发展与病毒流行之间的关联。

新生灾难逐渐降临

学者将三个全球性事件称为流行病史上的转折点：新石器革命、发现美洲和19世纪工业革命。每一次飞跃都使得经济发展达到新的水平，但人类也为进步付出了种种代价，包括健康遭到新威胁。

比如，新石器革命（从采集果实和狩猎过渡到耕种、驯化家畜和畜牧）导致人与动物更密切接触，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灾难。

曾经蔓延的牛瘟在接触人体后变异为麻疹。悲哀的是，后者到现在都很著名，仅2017年就有11万人死于该病（其中9.2万为5岁以下儿童）。

15世纪末，哥伦布让欧洲文明漂洋过海来到大西洋彼岸的大陆，在那里与古老的中美洲文明相遇，同时遇到的还有后来迅速传遍欧洲的梅毒。“新世界”也为这场全球化付出了代价——欧洲人带去的天花引发了疫情。16世纪初，共有数百万人死于这种疾病。值得一提的是，自古就肆虐欧洲的天花病毒与骆驼身上的病毒极其相近。

最后，工业革命时代从根本上改善了城乡生活水平，并使粮食生产进入工业轨道。凯克认为，在此背景下，科技进步和大规模接种疫苗帮助战胜狂犬病和结核病这些源于动物的人类宿敌。但随着畜牧工业化和在居住地附近养殖大量动物，新的灾难也逐渐降临。比如，1878年，意大利兽医首次诊断出到21世纪令所有人心惊胆战的“禽流感”。20世纪末，许多人靠着素食主义才逃脱了疯牛病。

动物疾病感染人类

凯克开展了多年实地考察，研究各国社会对疫病大流行的准备程度。结果令人悲观。他亲自观察了中国政府为控制历次疫情采取的措施（大规模扑杀禽类以避免人传染，严格隔离感染病人，广泛使用口罩等）。当时，许多欧洲专家认为这是“非理性的预防过度”。

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13日起美国暂停除英国外所有欧洲国家公民前往美国的旅行。（新华社）

凯克说：“作为人类学家，我在这些‘非理性’措施中寻找着合理性。我很快明白，拯救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正是那些曾经看似荒唐和夸张的措施。”他表示，各国都要建立疫苗、抗病毒制剂和大量医疗物资存储库。但关键是人们应当更加密切地关注动物界，无论飞禽还是走兽，它们中间出现任何传染病都是灾祸的第一个信号——病毒迟早会变异，届时，新的“禽流感”又会变成“人流感”。

这位专家认为，今天，并非所有人都准备好与新疫情对决。只有中国做到了严格防疫隔离。在欧洲，这些措施的实施难度却很大——当局努力应对流行病，但公众不愿因此牺牲自己习以为常的自由。大洋彼岸的情况更糟糕：美国有理由为新冠病毒感到担忧，因为被无节制的自由主义掏空的医疗卫生体系招架不住。

违拗自然须付代价

凯克指出，人类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才会放弃自己的习惯和嗜好。但愿这次人类真的很走运：如果相信官方统计的话，目前新冠病毒死亡率为感染人数的2%至4%。相比之下，H5N1流感一个最新的统计数据要可怕得多——860名感染者中有450人死亡。

就在人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慌日益强烈之际，世界忘记了它还在经历另一场登革热疫情。每年有3.9亿人感染此病，尚无针对它的疫苗。就在上月，巴拉圭宣布因登革热扩散进入紧急状态，玻利维亚也准备效法。而在感染病例占70%的亚太地区，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已连续两年暴发疫情。这是因为病毒总是以不同的血清型卷土重来。无节制的都市化和气候变化是感染人数逐年递增的元凶。这两个因素促进了病原体携带者——热带地区中普遍存在的两种蚊子的繁殖。

欧洲也未能幸免：正如学者指出的，这些蚊子“跟随人类脚步”搬到了更高纬度的地区（早在2004年就在法国发现了它们的踪迹）。这场灾难向我们发出了怎样的预警信号，专家对此众说纷纭。但他们确信，这是我们为全球化和将生活方式强加给大自然的愿望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