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冬天凛冽的北风，1918年冬天的局部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的那个冬天，世界已天翻地覆。新的国际体系不再以欧洲国家为中心，漫长的19世纪也将让位给破碎与极端的20世纪，他们的人生轨迹也穿行于变动中的世界格局间。

主笔／蒲实

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伦敦街头的一辆军车上载着欢呼的乘客

和平的经济后果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这一年，在英国财政部任职的凯恩斯生活在上层社会。年初，他劝说英国政府拨款20万法郎（约2万英镑）为国家艺术馆购买一批德加的画作。巴黎的拍卖是在德国的轰炸声中进行的，油画的价格也压得很低。除了为国家采购，凯恩斯自己买了塞尚的“苹果静物”和德拉克洛瓦的油画。这是他作为一个收藏家的开始。春天和夏天，他和罗马尼亚的一位王子和摩纳哥的公主共进晚餐，然后又与英王乔治三世的曾孙康诺特公爵共进晚饭。

1917年11月和12月，凯恩斯曾在巴黎参与过和英国盟国的谈判。他大部分时间待在新成立的“协约国战时采购和融资委员会”的屋里。这个委员会是美国人要求成立的，主席是美国人，主要任务是审查各协约国对美国资金的竞争状况。按照达成的原则，美国向每个协约国单独发放购买美国产品的贷款，而英国则负责向欧洲各协约国发放购买其他国家产品的资金。但英国现在已不能独自承受这个负担了，它的自身资源远远不够用，所以还需向美国大量举债以向盟国融资。1914年至1918年，总额将近40亿英镑（194亿美元）的债务在协约国之间产生，这个金额相当于英国战前所拥有的所有国外资产的总和。战争期间，只有美国没有对外债务，英国和法国分别向美国贷款42亿美元和27亿美元，法国同时还向英国借了大约25亿美元的贷款。意大利则向英国和美国借了51亿美元，俄国向英国和法国借了40亿美元。凯恩斯为财政部利益打的最后一仗，是试图让美国接管法国和意大利的资金管理，已减少英国对美国欠债的增长率。他深刻意识到英国金融地位的下降，对英国“聪明的头脑与金钱实力相分离”感到非常不满。为了给战争融资，英国卖出了30亿美元的美国股票，同时，外汇管制让英镑的使用变得越来越不方便。在欧洲、拉美和远东国际贸易融资市场上，美元标价的汇票逐渐取代了英镑标价的汇票。从1917年4月开始对欧洲协约国总额200亿美元的五次贷款，大大增强了华尔街的融资能力。

1919年在巴黎市内法国外交部召开的巴黎国际和平会议

1918年8月到9月，德国最后一次攻势失败，英军的反攻突破了兴登堡元帅的防线。10月，德国新政府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为基准提出停战要求。威尔逊在“十四点”中提到德国须“将夺取的领土恢复原状”，英法在此塞进了一个附加条款，即协约国方面认为“恢复原状”的含义是“德国必须为它在海陆空三方面的侵略行为对协约国的人民和他们的财产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凯恩斯继续整天忙于社交活动：白天，他同法国人谈判，晚上则与政客、外交家和上流社交贵妇共进晚餐。凡尔赛和约的谈判即将开始，他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对和谈的金融问题负主要责任，正在撰写一份关于战后德国赔款的备忘录。早在1916年12月，他基于普法战争后德国对法国索取战争赔款写过一份总结。他认为，战败国对战胜国支付赔款时，一揽子支付的方式对战胜国并没有好处，分若干年还清为佳。10月，凯恩斯提出赔款不应该大到足以摧垮德国的生产能力，因为“除了流动资产、黄金和外国证券，德国只能以出口商品来赚取外汇才能偿付”。他估计，协约国在赔款这个条目下要求40亿英镑，而德国的偿付能力估算是30亿英镑左右。

然而事情的发展和他的估算大相径庭。1918年12月，英国大选选出了一个保守党占主导地位，且多数人是实业家的好战议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接受了帝国战时内阁的建议，任命澳大利亚总理休斯、前英格兰银行行长康利夫勋爵为赔款委员会代表。他们将战争费用结算为240亿英镑，德国应一年支付12亿英镑。凯恩斯和财政部被排除在了和谈的赔款问题之外。而法国的政治氛围，也让每个法国政治家都知道要从德国那里压榨最高额的赔款。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

1919年1月10日，凯恩斯作为英国代表团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到巴黎参加和会。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到，和会一片混乱，会场上“暖气太热，饭食油水太大，每个代表的脾气都变得非常暴躁，经常有代表团成员在大厅摔倒”。他每天从一个房间赶到另一个房间，从一个委员会奔向另一个委员会，大量食用高热量食物，大批的红色文件箱源源不断运来，其中很多备忘录与会者根本无暇阅读。巴黎的“大人物”把大量时间用在辩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讨论巴西某个小组委员会应有多少投票权，聆听亚美尼亚、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冗长的演说。战胜国和战败国的代表之间总是以生硬的礼节形式开始和结束会议，美国人的热闹天性缓和、调剂了气氛。给凯恩斯印象最深的是德国代表团中的一位代表，瓦堡伦银行的合伙人梅绍尔博士。他形容梅绍尔面部流露出“像一头忍着伤痛的尊贵动物”的表情。他和梅绍尔试图避开法国的阻挠，商定德国一旦下决心交出商用船队，协约国就开始运送食品，却在德国国内被魏玛政府拒绝。和会上，他还同法国财政部部长克劳茨干了一仗，说英国将不再支撑法郎的汇率。不久，法郎和英镑先后大跌，存在了百年的法－英固定汇率果然寿终正寝。凯恩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形容，和会是一场离奇又悲哀的游戏，战胜国在用邪恶的手段获取和平，“阴谋诡计让即将到来的欧洲灾难看上去像一场高尚的体育运动”。一年后，凯恩斯从财政部辞职，开始写作对凡尔赛和约最有力的批判——《和平的经济后果》。他看到了如果德国经济力量不能汇入欧洲整体经济体系，如果德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所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能被其他各国认识和接纳，欧洲将永无宁日。但对那些对德国欲除之而后快的人而言，这一点不在考虑之中。

巴黎和会上，英法在德国问题的较量出现过戏剧性的一幕。协约国战时最高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进行中，一位秘书飞奔而入，向劳合·乔治递上一封电报，他当场拆开，宣读这份来自英国莱茵河地区占领军司令的电文，请求立即运送食品，“不得延误”。劳合·乔治大喊，妇女和儿童正在忍受饥饿，而法国财长克劳茨还在这里大谈黄金问题，“除非克劳茨停止他的妨碍行为，否则历史将永远记住布尔什维克主义三个奠基人的名字：列宁、托洛茨基和……”劳合·乔治故意在这里做了停顿。

消逝的，新生的

1918年冬天，19岁的纳博科夫已离开圣彼得堡，被父亲安顿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附近，正计划加入白卫军邓尼金的部队。除了留下几件珠宝，他的贵族家庭在十月革命后彻底破产了。1918年11月，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灭亡，与苏维埃政府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随之废除，同盟国部队撤出俄国和乌克兰。在留下的军事真空地带，大部分军队处在乌拉尔的高尔察克和南俄、顿河流域的邓尼金的控制下，布尔什维克则在俄国中部巩固了政权。纳博科夫观察到，1918年的夏日，杏树的绯红色使山麓生机勃勃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消失了，一支安静的德国军队取而代之。后者在西方正在战败，悄悄来到雅尔塔。几个月后，德国人消失了，白军从东方渗入，很快开始与从北方进攻克里米亚的红军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结尾，纳博科夫的生活是偏居俄国边缘的海滩聚会、营火、大海和与同龄人的友谊，而其中一些年轻人即将死去。

那个冬天，托洛茨基在从莫斯科开往彼得格勒的列车上，嘲弄了丘吉尔刚宣布的“十四国反苏十字军”。他写道，这不过是“14个地理概念”，如果能给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派遣14个师的英法援军来，他们会更高兴一些。他为白卫军占领下的彼得格勒城内的战斗草拟了一份计划，这份计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使用的战术很相似。

1918年3月以前，托洛茨基还从来没到过克里姆林宫，对莫斯科也不熟悉。1917年5月，他刚结束监禁、流亡的生活。辗转回到彼得格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德国被缺席判处监禁，第二年被从法国驱逐到西班牙，在那里经过马德里监狱的短期囚禁，被驱逐到美国，这时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他离开纽约回国，途中被英国人逮捕在加拿大集中营关了一个月，5月才回到彼得格勒。他眼中1917年春天的彼得格勒，充满对新的生存方式激情的争论，下层群众也庄严参与到这些争论中：中心街道和广场上聚集着从郊区贫民窟来的居民，成群结队的工人和士兵日夜参加集会，红旗在涅瓦河畔的新古典派建筑物上空飘扬。不久，他参加了十月革命，成为苏维埃政府的一员。

十月革命后，纳博科夫的父亲被选入曾竭力阻止苏维埃政权确立的立宪议会。他送走大家庭，独自留在圣彼得堡。纳博科夫开始漫长的南下之行。彼得格勒至辛菲罗波尔的头等卧车里暖气仍在嗡鸣，过了莫斯科，行程变得缓慢，从前线回家的不同程度布尔什维克化的士兵检查了各个车厢。

托洛茨基则以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前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他震惊地发现，前线俄方战壕里几乎空无一人，驻守的士兵都已走光，他不得不在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做后盾的情况下与敌人谈判。与他同行的卡尔·拉狄克是波籍犹太人，名义上是奥匈帝国臣民，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名的激进小册子作家。他作为俄国代表团的成员到布列斯特，有意表明革命是维护一个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支持民族国家的事业。刚到布列斯特火车站，拉狄克就当着迎接他们的外交家的面，向月台上的德国士兵散发小册子。

1918年，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犹太革命家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

托洛茨基以戏剧性的方式把他对“新的生存方式”的激情带到了外交谈判桌上。在1918年1月的谈判中，德国的霍夫曼将军展示了一幅大地图，上面标明德国想要兼并的全部领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言，索取领土或赔偿作为实现媾和的条件仍是游戏规则。托洛茨基则做了让所有人都不知所措的发言。他说：“分组委员会的任务，是要说明对方提出的国境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最低限度地保证俄国人民的自决。各国人民焦急地等待着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谈判的结果，他们问全部由统治阶级的自私和权力欲挑起的人类自我毁灭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英国夺取非洲殖民地、巴格达及耶路撒冷时，它进行的不是自卫战。德国占领塞尔维亚、比利时、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夺取蒙松群岛时，也不是自卫战。这是一场瓜分世界的领土斗争。我们正退出战争，我们向各国人民和政府宣布这件事。……同时我们宣布，德国和奥匈帝国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同各国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在内的各国劳动群众都否认这些条件，波兰、乌克兰、立陶宛、库尔兰和爱沙尼亚等国人民认为这些条件是对他们渴望的粗暴践踏。”

当他洪亮声音的回响静止下来时，整个会场寂然无声，所有人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德国代表霍夫曼突然一声喊叫打破沉寂。托洛茨基拒绝了召开全体会议的提议，与布尔什维克离开了会议室。然而，托洛茨基的世界观过于前卫，让他忽略了现实的全部意义。当被询问苏维埃政府是否至少要准备与同盟国建立法律、贸易的关系，以及他们通过什么途径跟俄国保持接触时，托洛茨基轻蔑地拒绝讨论。他带着成功的错觉返回彼得格勒，霍夫曼将军已发出了进军命令。不到两周时间，德国人占领了基辅及乌克兰广大地区，奥地利进入敖德萨，对列宁政府的最后通牒条件越来越苛刻。1918年3月，苏维埃政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

也是在3月，苏维埃政府迁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成了革命专政的堡垒。列宁和托洛茨基分住在骑兵楼走廊两边，合用一个餐厅。伙食很差，没有鲜肉，只供应腌牛肉、面粉和带沙粒的麦米，但大马哈鱼子酱由于停止出口，数量丰富。每天，托洛茨基同列宁都要在走廊里碰到好多次，不是列宁去找他商量事情，就是他找列宁，每次都要谈十来分钟。列宁常常在走廊上拉住托洛茨基的孩子，同他们一起嬉笑。

1918年年中，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还没有军队。在西线和西南战线，布尔什维克只能依靠赤卫队和游击队。这些部队的弹药极端匮乏，枪炮因得不到润滑油而生锈，马匹因没有饲料而饿死，对农村实行残酷的征用粮食政策。好在德国的军事推进仅限于南方边远地区，协约国的军队只在摩尔曼斯克、海参崴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等遥远的边境地区登陆，法国在敖德萨的驻军则受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而叛乱，不久法国远征军退出俄国。和白卫军相比，红军阵营集结布置武装力量的节奏和速度大致相同。美国总统威尔逊反对法国干涉，建议俄国交战各方与政府休战，在王子群岛会谈。苏维埃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1919年1月，托洛茨基收到列宁电告，让他去见威尔逊。然而威尔逊的调解失败了，俄国内战不可避免。

1919年3月，红军突入克里米亚北部，与白卫军交战。在塞巴斯托波尔湾的海上，在岸上机关枪的射击声中，纳博科夫一家乘着一艘载着干果货物的希腊船启航前往君士坦丁堡和比雷埃夫斯。船蜿蜒驶出海湾时，纳博科夫试图专注于同父亲下手中的那盘棋，从此这位作家开始了漫长的流亡。在他置之于身后的俄国内战中，布洛茨基作为军队主要组织者的影响力将达到巅峰，他将以陆海军军事人民委员的身份，组织红军和重建红色舰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诺丁汉郡发表演说

亲密的朋友，活着的就剩一个

11月11日大战结束那一天，英国大街小巷庆祝战争胜利。停战日第二天，托尔金接到命令，回到牛津完成学业。“一战”中，托尔金是英国陆军的现役士兵。1917年夏天，托尔金到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弗兰特村办理了复员手续，拿到了一份定量配给票证，因为落下的慢性病，六个月内，可以领取一份微薄残抚恤金。如今，复员老兵的生活没有着落，完成学业之外，急需一份工作解决生计。他四处求职，最终他的大学辅导教师邀请他去担任《牛津英语词典》的编辑。在这个前途最迷惘的时刻，恩师的帮助让他终生难忘。

圣诞节前后，托尔金在圣约翰大街50号找了间房子，全家人搬了进去。房子离他当年和科林·卡里斯同住的“老约翰”路寓所不远。学生开始从前线大批返回，数量相对走出校门少了很多，托尔金日常也靠带私人学生上中古英语课赚钱，增加了一些收入。他重读了乔叟作品，以及英国中世纪著名诗歌《加文爵士与绿骑士》。他所在的埃克塞特学院，竭尽全力“在年轻人断层的年代，让牛津传统存活下来”。学院记录簿上保留了许多学生社团的信息，现在都努力恢复。托尔金的《贡多林的陷落》就是在散文俱乐部第一次朗读的，俱乐部会员是他的神话的第一批听众。

“一战”后的新世界不得不承受战争所带来创伤。西线战事从此成为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见的杀戮战场，索姆河和凡尔登绞肉机的惨烈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烈。大战中，法国失去了两成兵役年龄的男子；德国损失人数虽然超过法国，但它军事年龄总人口高，死亡比例略小，为13%。英国整整失去了一代人，50万名30岁以下的男子在大战中身亡，其中尤以上层阶级损失最重。这一阶层的青壮年人生来就得做绅士、当军官，为众人立榜样，在战场上身先士卒，也就先倒在敌人的炮火之下。1914年从军的牛津、剑桥学生，25岁以下者半数不幸为国捐躯。托尔金周围的年轻人，无论是橄榄球队友，还是爱德华国王学校和埃克塞特学院的好友，很多人都没能回来。爱德华国王学校在“一战”中有243人战死，埃克塞特学院有141人战死。牛津大学参战学生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战死，比例超过军队平均数，因为许多大学生担任下级军官职位。对依旧活着的人来说，托尔金将用一生来承担这份悲伤。

大约1916年，从战壕出发的德国军队

历史学家G.B.史密斯的死对托尔金打击很大。史密斯战前在牛津圣体学院读历史，是一位受人尊重的诗人。他和托尔金之间有一些外人很难共享的兴趣，例如威尔士语言和神话。史密斯十分喜爱亚瑟王传说中的早期故事，感到这些故事来自法国吟游诗人对凯尔特人的传奇所进行的剪裁。史密斯和托尔金的友谊快速发展。两人有相似的社会背景，在同一所中学念书，上同一所大学，加入同一个社团，又一同度过了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两人对诗歌和幻想有共同语言，能以逆耳忠言激发对方的创意。G.B.史密斯死后，托尔金说他再也没有“狂热和全心全意的敬慕者”了。战争也削弱了兄弟之间的情谊纽带。战争结束后，他与好友克里斯多弗·怀斯曼重聚，两人之间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场争吵起源于细小的观察，但很快上升到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之争的高度。托尔金觉得世俗中绝大部分人都沉闷得让人难以理解，他将这一切归罪于“背景冲击”。他认为，“中世纪欧洲，视为寻常真理的忠诚美德，随着大环境和历史背景都不复存在，早已彻底崩坏”。怀斯曼对此嗤之以鼻，回应“迷信弥漫的苍白气氛，魔法丛生的大环境，的确是不复存在”。两人间的纽带日益松散。1918年大部分时候，双方完全失去了联系，不知对方身在何处。直到12月，怀斯曼才写信来告知，他准备前去剑桥教书，为下级军官上课，如此一来，两人又能聚一聚。无论闲暇还是忙碌，两人之间见面的次数都很少，史密斯和另一位密友罗布·吉尔森的死，也在两人心中投下了一道阴影，让双方感情发生了根本变化。直到1926年，托尔金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教师C.S.刘易斯相遇，刘易斯才填补了他失去朋友的空缺。

托尔金的《失落故事集》以稳定的节奏露面。他在《牛津英语词典》的语源学编辑工作，每天在老阿什莫里安博物馆泡上小半天。战时旧伤在身，他仍可以从军队领取一笔微薄的退休金。1919年夏天，托尔金一家搬出圣约翰大街。相对于之后他多年富有创造力的工作，这是段幕间相对平静的日子。对于大众来说，已不再流行将声望和名誉归于社会精英分子，或是牛津剑桥学子。“一战”给托尔金这代人所带来的损失超过其他阶层，后世称这代人是“失落的一代”。半个世纪后，托尔金在《魔戒》第二版的前言中写道：“1918年，除了一人幸存，我所有朋友都死了。”他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映射出他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灾难，改变了西方文学传统。

曾用来充当赔偿款项的舰船

不确定的国家未来

1918年这年，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因1900年提出“量子假说”解释热体辐射能而受到瞩目。他的假说认为，原子的放射能并不是一个任意量，而是和放射频率的量成一定比率，这个具有比率性质的自然常数，被称为“普朗克常数”。因为这项对量子力学的重大发现，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一年，普朗克与爱因斯坦是1917年10月成立的“威廉皇帝物理学研究所”的同事。这个研究所获得了柏林工厂厂主弗朗茨·施托克54万马克的高额捐赠，款项源自战时公债的利息。1905年6月，爱因斯坦发表作为狭义相对论基础的《论动力的电动力学》时，普朗克是第一位明白其重要性的人，他开始和爱因斯坦通信。1909年，他们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举办的德国自然学者暨医师大会上结识。也正是普朗克敏锐地注意到，爱因斯坦在1912年到1913年间写成的引力学术论文的分量，几乎是1909年到1910年间量子现象和辐射领域文章的两倍。1913年6月，普朗克和与柏林大学实验的物理学家海因里西·鲁本斯、物理化学家沃尔特·能斯特联名推荐，邀请爱因斯坦来柏林，使之成为柏林科学院院士。普朗克和能斯特夫妇还专程到苏黎世拜访爱因斯坦，向他提出邀聘。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普朗克和能斯特都经历了人生严酷的考验。1917年，普朗克的大儿子伤重不治，同年，一个女儿夭折。爱因斯坦写信告诉玻恩，“我对普朗克的不幸感到难过。探访他时，忍不住直落泪”。也是在1917年，能斯特的两个儿子都在战场上阵亡。爱因斯坦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老耶和华还活着吗？这些投入战争的人的心理很特别，我已经荒废仇恨了。”他的另一位同事，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瓦尔堡，其儿子是前景被看好的年轻生物学者，不愿从服役的前线调至后方。爱因斯坦问他，他在战场上的职务是否不能由一位缺乏想象力的平常人以常规方式取代？难道保全“更有价值的”个人，不比那里的恶斗来得更重要？这些信或多或少凸显出爱因斯坦对远方参战者个人命运的无动于衷。作为一位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的热情更多表现在思想和言谈，而不是行动。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科学研究，而不是社会活动：1914～1918年间，他发表了30篇理论物理学论文，1915年11月发表了广义相对论的巅峰之作，1917年发表了知名的宇宙学论文。

1918年，爱因斯坦的柏林科学家同事里，弗里茨·哈伯和能斯特在搞战时研究，鲁本斯则专攻实验物理学和精密测量。战争结束后，哈伯积极投入从海水中提炼黄金，以帮助德国支付给战胜国的赔款；能斯特则在研究宇宙学领域中热动力学的第二条定律，所谓宇宙的“热死亡”，亦即世界逐渐趋向漫无结构、失序的状态。爱因斯坦在1918年一整年不时生病，但还是在引力理论领域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和关于量子物理问题的两篇论文。1918年德国战败，已拒绝过德国公民权的爱因斯坦在同事的强迫下接受了德国公民权。1925年去南美时，瑞士大使馆拒绝给他发护照，他头一次不得不使用了德国护照出国。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接受德国公民权“是我对外生活的蠢事之一”，因为他“从小就在政治观点上厌恶德国”。

德国物理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托·哈恩和他的同事弗利茨·斯特拉思曼、哈伯教授（右）

在柏林，爱因斯坦所处的学术环境并未让他在其他方面好过些。柏林大学仍然是一个普鲁士阶级社会的缩影，讲究拥护政策，效忠皇帝。就连爱因斯坦敬重的普朗克，也认为所有德国大学都要像柏林大学，在心理上向皇室靠拢。1914年，德军进驻中立的比利时，93名德奥名流、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联名签署了《呼吁文化界》声明，其中包括普朗克、能斯特等九位院士。这项“军队和民族实为一体”，将军国主义和文化使命结合在一起的声明，把指责德军进入比利时的人都称为大逆不道的反战者。声明还引用歌德、贝多芬和康德，证明德国行的是正义之事。德国的民族主义氛围，让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莱纳德和X射线发现者伦琴在内的31位德国教授，放弃了他们的英国奖项，把金质奖章都交给红十字会。作为对民族沙文主义的回应，柏林的生理学家、主治医师格奥格·尼古拉起草了《呼吁欧洲人》的小册子，爱因斯坦参与了这个小册子的商议。这篇文章呼吁欧洲人在日渐频繁的世界中，致力欧洲统一，对抗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阻止因长期战争而导致的文明破坏。但除了三位起草人，只有一位一位学者加入。

“一战”以德国战败而结束。1918年10月，新首相巴登亲王表明德国应该成为君主立宪国，让社民党参与朝政。随后，朝廷派人向美国总统威尔逊请求停战与和平磋商，新祖国联盟开始重组。11月4日，德国北部基尔港发生了迅速扩散的水兵叛变和接下来的总罢工宣言。那个冬天，在柏林工厂集中的市区，大批人群来到城中，经过皇宫，走过亚历山大广场，来到菩提树下大街集会。11月10日，数十万人在国会大楼集会时，突然遭到机关枪火力驱赶。那个冬天，近卫军陆续回到柏林营区，在勃兰登堡门接受致敬，其中出现了“欢迎勇士们，神和美国总统威尔逊佑助你们”的大字报。爱因斯坦带着忧虑地期待，军国主义文化会从柏林消失。12月，他取消了相对论的课，前往瑞士，在苏黎世授课一段时间。1919年2月，他和米列娃离婚。

停战后，德军潜艇的威胁消失，海上交通重新开放。1919年，英国天文学家阿瑟·艾丁顿勋爵领导的探险队开始测量光偏移的远行计划。探险队一组前往巴西北部的索布拉尔，另一组去几内亚湾当时的葡属普林西比岛。他们的日食照片证实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光折射理论的正确性，爱因斯坦的世界名声是在此之后确立的。

（参考资料：[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相蓝欣、储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信出版社；[波兰]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周任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英]约翰·加恩：《托尔金与世界大战——跨过中土世界的门槛》，陈灼译，文汇出版社；[美]纳博科夫：《流亡的阴暗与光荣》，杨青译；胡贝尔·戈纳：《爱因斯坦在柏林》，中央编译出版社，李中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