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我亲爱的母亲

母亲于1934年11月21日出生于旧时的官宦之家，解放那年初中毕业于川大附中。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文化教育，使她贤良淑德、温婉恬静、善解人意，特别是她的善良、助人为乐、谦和慈悲之心，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中。母亲离开我们已五年了，多次提笔想写写母亲，但要写的太多太多，母亲一生命运多舛，一生辛劳，一生善良。我要写出来，了却心愿，7月2日是母亲的忌日，谨以此文祭奠母亲的在天之灵。

母亲一生经历了两次大的磨难，那是1957年，母亲生下第二个妹妹刚满月，不知顶替哪个当官的名额，被扣上了一顶“干部”的帽子下放到雅安专区芦山县去劳动锻炼。芦山县位于四川盆地西缘，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五十年代芦山贫困、落后，卫生条件相当差，还流行血吸虫病。我懂事后听母亲讲起当时好些死去的人都是肚子鼓起，面如土色，非常可怕。母亲就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劳动锻练，下田干活打着赤脚，遇到蚂蝗叮咬是常有的事。如上山干活，路途崎岖坎坷，一去就一天，背上背着几十斤的粪水，手上拿根树枝当拐杖，粪水在背上一路晃荡，全身的粪水、汗水 ，湿透了又穿干。中午就吃一个随身携带的玉米馍馍充饥。晚上收工回家，仍然是玉米馍馍就着酸菜吃。酸菜是当地土法腌制的，可能是缺盐巴，酸菜从坛里拿出来，丝都要拉起一两尺长。这一去就是一年多，回成都时二妹都能走路了。在芦山劳动锻练母亲不幸染上了血吸虫病，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一次体检中才发现，被单位送到血防站进行打虫治疗，本来身体非常健康的，至此以后对母亲的身体造成了不良影响，晚年患上癌症，备受病痛的折磨。

第二次是“文革”时期，全国响应“五·七”指示，在偏远地区兴办“五·七干校”，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教育知识分子，对其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母亲又被下放到西昌青杠林“成都市五·七干校”，当时家里有年迈的外婆，多病的父亲，以及正在读书的三个妹妹，我已面临着到广汉农村插队落户当知青。母亲在“五·七干校”耕地、种菜、放羊、挑水、自己盖营房，过着抗大式的生活。每天还要政治学习，精神和身体都要经受高强度的压力。那个年代家境贫寒，四个女儿都要穿衣吃饭，父母节衣缩食也总要让女儿们穿着得干净，整洁。冬季快到了，家里拿不出钱来为我们买棉毛衣裤和毛衣毛裤，父亲想了个好办法，买来鸡肠带（一种用纯棉线织成的捆东西的绳子）把棉线一根根的抽出来，再合成二股，绕成线团，托人带到西昌，母亲用织毛衣的竹签针为我们四姊妹织线衣线裤。不知多少个夜晚，母亲在煤油灯下为我们赶织衣裤，那棉线没有毛线顺滑、柔软，用竹签针织起非常塞针，母亲的两根食指被竹签刺破，再加上西昌的气候干燥，伤口裂开了血口，母亲用胶布缠在指尖上再织，那一件件衣裤饱含着父母的辛酸和深深的爱意，让我们穿上这母亲一针针织成的衣裤，度过了一天天严寒的冬季，给我们带来父母的慈爱和温暖。

母亲的善良让人感动，使人敬佩，母亲在近五十岁时，做完血吸虫病治疗康复后的两年，本单位一位老红军，年迈体弱，术后需要输血，单位动员职工献血，母亲毅然决定为老红军献血300毫升，当我们问母亲为啥要献血，母亲平静的说：“我是0型血，献点血没有啥”。简短、朴实的语言道出了母亲的善良，更如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了我们，母亲常说：“人有善念，天必佑之，善良让人活得坦荡，问心无愧。”九十年代初，在上海工作的妹妹生小孩需要人照看，经人介绍来了一个农村的小姑娘，这姑娘初中毕业，脸上有烧伤的疤痕，据说是小时候父母忙于农活，煤油灯引燃被子烧伤的，母亲心生怜悯，这姑娘能吃苦，眼看着孩子大了，要上幼儿园了，这姑娘也该回农村了。母亲看在眼里，心想如果能在城里给她找个工作，也许能改变她一生的命运。于是母亲托人在成都的一家医院里找到一份卫生员工作，这姑娘很珍惜这个工作，现已在成都结婚生子，安居乐业，她经常讲，没有王嬢就没有她的今天。

父亲身体多病，那些年经常住院治疗，母亲既要上班，又要到医院照顾父亲，还要回家做饭为父亲送饭，每天单位、医院、家三点一线，严寒酷暑，风霜雨雪从不间断。我们几姊妹刚工作不久，父母从不让我们请假，他们总是说“年轻人要以工作为重”。母亲常说：“你爸爸每次生病住院，我布鞋都要跑烂两双。”家里的担子总是母亲一个人挑起。父亲过世后，母亲一人独居，邻里关系和睦，如亲人一般，母亲只要有事，大家都会鼎力相助，母亲总是记在心里，逢年过节给与感谢，邻里间，这家的孩子毕业了，那家的孩子结婚了，她都会送上贺礼和祝福。母亲一生，善良慈悲从不亏欠别人，在成就别人时，也形成了良好的家风，使我们明白，厚德载物，厚德养家，善良是心灵的烛台，是生命的亮点，人心向善，天下皆美，母亲的美德将世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