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倭寇多少人：明朝，嘉靖倭乱中为什么只有少数真倭

自正统始，明初营建的山东海防就逐渐废弛，至嘉靖中期，已经严重废弛。恰逢此时，“嘉靖倭乱”爆发。“嘉靖倭乱”的发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实质上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山东沿海也遭到了寇匪的侵扰，海防压力骤增。但与江、浙、闽、粵数省相比，山东倭患可谓微乎其微。寇匪少涉山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戚继光对山东海防的整饬就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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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靖中前期山东海防的严重废弛

明代步入正统以后，山东海防日趋废弛。至嘉靖三十年代，已经严重废弛。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卫所战船进一步削减。以登州卫而言，弘治十六年（1503），登州卫百艘战船仅剩7只，以致海运难行。嘉靖五年（1526），明廷一道敕令，停止在登州制造远洋战船，山东海防中最有实力的登州卫船队就这样衰弱了。

第二，海防军队缺少训练，军纪荡然。嘉靖六年（1527），山东莱阳人赵文耀在《重建威海儒学记》中载道：“嘉靖二年，交河冯公（冯时雍）以侍御擢山东按察副使，奉敕巡察海道，总登莱之军民。有司始至，即以沿海卫所承平日久，兵戈不试，将卒骄惰，军政渐蠹，于是申号令，大震。”

第三，卫所军伍缺额现象愈加严重。明初卫所满员时为5600人，至嘉靖年间，卫所军伍的缺额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军事现象，而且缺额率很高。

山东海防的废弛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一些朝廷大员有所关注，并上疏提出解决办法。然而，由于政治的腐朽，这些行政条令大多流于形式，无法付诸实践。海防的废弛遂无法挽救。这势必会引发新的海防危机。

二、“嘉靖倭乱"与山东沿海倭患

在明代海防史上，“嘉靖倭乱”是一件令人十分注目的大事。它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嘉靖倭乱”中，与南方诸沿海省份相比，山东沿海的倭害轻得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嘉靖倭乱”的起因

“嘉靖倭乱”，是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的。“嘉靖倭乱”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的江、浙、闽、粵数省，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祸乱地域之广，都是空前的。其所引起的灾难也是空前的。

“嘉靖倭乱”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倭”中只有少数真倭，主体则是我国渔商。

在历史上，“嘉靖倭乱”曾掀起轩然大波，使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在现代史学界，“嘉靖倭乱”亦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那么，嘉靖后期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大规模的倭乱呢？关于这个问题，前辈学者已经做了相当多的研究。限日学识，难以有更大的突破，只有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略加论述。归纳起来，学者们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嘉靖年间，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寇匪势力的发展。

自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末期的百余年间，日本处于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为了争夺和扩大领地，各大名之间长期征战不休。在这种混乱的政局中，一些名主为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一些失意的武士、破产的农民为了寻求生路，一些奸商为了谋取高额利润，不时利用各种机会到我国沿海，或进行走私贸易，或进行海盗式劫掠。这就促进了寇匪势力的发展。

一些学者认为，日本政局的变化是导致“嘉靖倭乱”的根本原因，这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史学界的流行观点，是一种带有情绪化性质的观点。80年代后，随着开放的发展，我国史学界对此问题重新检讨。很多学者不再从日本方面寻找根源，而是将视角放在了我国社会内部，从而取得了实证性的新成果。既然如此，我国社会内部的何种因素促成了“嘉靖倭乱"呢？

第二，从根本上说，“嘉靖倭乱”是东南沿海地区私人海外贸易集团与明朝的海禁政策矛盾激化的结果。

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建省的居民有着“以海为田”的传统，明初洪武时期，厉行海禁，严禁沿海民众出海贸易。更为严重的是，明太祖将海禁政策立为“祖训”，成为后继皇帝们处理海外问题的宝典。海禁政策的实行，使东南沿海居民的生路受阻。为了生计，他们有的铤而走险，冒禁出洋，从事海上走私贸易。

至嘉靖年间，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明政府取缔政策的加紧，这些松散的海商逐渐扩大成大的海商集团。这些海商集团的头目有林碧川、金子老、李光头、许栋、汪直等。他们与盘踞在双屿的葡萄牙商船队暗中合作，互相利用，前往日本等国进行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诱使海防官员、当地濒海的一些豪右大族和退职官僚也加入其中。为了制止这种规模空前的走私活动，明廷釆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

接着，朱纨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平定了浙江走私贸易基地双屿港。第二年，朱纨又发动了走马溪之役，擒杀了海商头目李光头，驱逐了葡萄牙商船队。经此二役，闽、浙两省的私人海商集团受到重创。

朱纨过激的禁海行为，一方面使闽、浙一带的私人海外贸易受到了遏制，断绝了千万海民的生路，致使他们铤而走险，逐渐走上“海寇”之路，一方面触及了与走私海商集团有联系的豪右大族和官员的利益。朱纨因此遭到海商及其代表人物的攻击，被迫自杀。

朱纨死后，明廷于嘉靖三十年（1551）听从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应参的建议，宽松海禁。但海禁的宽松，并没有阻止受创的海商集团走上反抗之路的决心，“自是海禁复弛，乱益滋甚。”“嘉靖倭乱”遂以不可阻遏之势发生了。

第三，东南沿海地区海防的废弛，给“嘉靖倭乱”以可乘之机。

“嘉靖倭乱”的产生，是与东南沿海地区海防的废弛密不可分的。以福建、浙江为例，明初原在两省一些重要海岛上设置了水寨，但正统以后，明政府却将这些水寨逐渐迁往内地，裁撤武备。如福建的烽火门水寨于正统九年迁往松山，南日水寨于成化末年迁到吉了，涪屿水寨于嘉靖初期迁到厦门。

在浙江，白岩塘水寨东滨海，是蒲歧所的外门户，旧设战船20艘，“岁久撤备”；它如黄华水寨、江口水寨、飞云水寨、镇下门水寨等都纷纷撤备。水寨的内迁和撤备，致使海疆第一道防线未战自毁，海防陷入被动状态。不仅如此，海防不修，海船、军伍缺额现象严重。

海防军官的渎职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针对海防废弛状况，朱纨到任后大力整饬，海防略有起色。但朱纨服毒自杀后，明廷“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闽、浙海防无专职人员督察，又日益毁废，窥败不堪。这就为海寇的趁虚而入提供了有利时机。

第四，明廷政治腐朽，致使东南沿海地区百姓生活日益困顿，社会矛盾加深，社会秩序紊乱。

明初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治比较清明，人民尚能安居乐业。自正统以后，明廷政治日趋腐朽，统治阶级加紧了对人民的残酷剥削，社会矛盾尖锐，社会秩序紊乱，到嘉靖时，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在东南沿海，百姓因负担沉重，生活日益困顿。这就使得海商集团势力发展壮大，公然以武力与明廷对抗。

（二）山东沿海倭患分析

“嘉靖倭乱”发生后，山东海疆在经过了百余年的平静后，再度遭受了寇匪的袭扰。与正统至正德时期相比，嘉靖年间的山东倭患明显加重。此时，山东倭患主要发生在以即墨和日照为中心的南部海疆。这是因为“嘉靖倭乱”的重灾区在闽、浙一带，与山东南部海疆距离较近，寇匪容易到达。横向来看，同时期山东遭受的倭患远远比不上闽、浙。“嘉靖倭乱”时期，闽、浙两省遭受的寇匪侵扰分别为156次和189次。

为什么山东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倭患呢？关于这个问题，一些明清人士和现代学者曾有提及，但给出的解释不够全面和系统。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第一，山东沿海地区没有出现较大规模的私人海外贸易之势。

古代山东有着开发海洋和利用海洋的优良传统，海外贸易十分活跃。明代以前，山东沿海莱州、密州、胶州、登州等都是重要的商业贸易港口，日本商船也常来山东沿海贸易。自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以后，山东沿海地区的这种贸易繁荣景象逐渐消失，致使沿海经济远远落后于鲁西平原。

在海禁政策的高压下，在南方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沿海居民为求牛计，时常冲破禁海阻碍，泛海而出，与海外之国发展对外贸易。而山东沿海居民则大多遵守朝廷法令，很少参与私人海外贸易。结果，嘉靖时期，闽、浙、广沿海地区形成了私人海商集团，而山东沿海却未见有此种情形发生。

如前所述，“嘉靖倭乱”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东南沿海地区私人海外贸易集团与明王朝的海禁政策矛盾激化的结果。在山东沿海，这对矛盾根本不存在，故而不会成为倭患重灾区。

那么，为什么同是濒海省份，山东沿海居民则很少参与私人海外贸易呢？这与山东沿海居民保守内向的风俗习惯有关，也与明代山东沿海造船业的衰弱。

闽、浙一带，沿海居民具有利商舶、轻远游的性格，为窥厚利，敢冒杀头之险，出海贸易。因此，面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强大压力，淳朴的山东沿海居民大多被迫放弃自己的海洋贸易传统，转而从事它业。

再者，明代山东的海船制造业已处于萎缩状态，即使人民有从事海外贸易的愿望，也无法制造适于远航的大型海船。造成明代山东造船业衰弱的因素很多，其原因之一是海禁政策的影响。明廷严止沿海居民造海船，历时长久，致使民间的造船技术日趋萎缩，从而削弱私人航海力量。其原因之二是山东沿海一带缺乏造船原料。

正是由于山东沿海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私人海外贸易之势，没有像闽、浙一带沿海居民一样“下海通番”，所以“嘉靖倭乱”时期，山东沿海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寇匪侵扰之势。

第二，寇匪巢穴以及中日海上交通路线发生了变化。

明初洪武、永乐时期，山东是倭患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而''嘉靖倭乱”时期，山东则不是寇匪掠夺的主要对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明代前、后期寇匪巢穴和中日海上交通路线发生了变化。

明初洪武、永乐时期，侵犯我国沿海地区的是真倭。此间，寇匪的巢穴主要在九州北部的对马和壹歧等岛屿。他们一般沿朝半岛而行，然后横渡黄海到达山东半岛南海岸，或着沿朝半岛西海岸北上，先抵达辽东半岛，再横渡渤海湾，在山东半岛的登州一带登陆。所以，山东自然就成为寇匪侵扰的主要目标之一了。

“嘉靖倭乱”从根本上说是我国内部一场社会战乱，海盗的主要成分是我国人，具体地说主要是江、浙、闽、广几省的违禁海商和穷苦百姓等。他们主要潜居在日本九州南部的萨摩、五岛列岛等处，一方面开展私人海外贸易，一方面反抗明政府的武力压制。自唐中期以后，中日间的海上交通路线形成了浙江沿海直'达日本九州的最为捷便的路线。富有航海经验的海商集团显然充分利用了这一航线。在这种情况下，山东自然不会成为寇匪入侵的主要目标。

第三，季风的影响。

“嘉靖倭乱”的主要成分是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他们长期漂泊在海，对季风变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再者，他们对自己家乡海道形势的了解，远远多于对山东的了解。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将活动范围放在了东南沿海一带。

第四，山东海防的相对坚固。

“嘉靖倭乱”时期，山东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倭乱，也是与山东海防的相对坚固分不开的。此时期，为什么山东海防比江南一带稳固呢？这应该归功于戚继光的努力。戚继光对山东海防的贡献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