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炜夫妇和子女，深深怀念父亲，汪胡炜

文 | 汪胡炜

我的父亲汪胡桢，他身高约1.8米，一双深邃而明亮的眼睛，架着一副度数不太深的近视眼镜。在他的前额，过早地露出一簇白发，宽宽的双肩挑起事业与生活两副重担。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除在上海之江大学授课外，其余时间均埋头主编大型工具书《中国工程师手册》，这部书的内容包括基本、土木、水利3大部分。用两种版本出版，一种是3卷本，精装；另一种是40种单行本，平装。

编辑过程是艰苦的。父亲除翻译英文版书籍外，还翻译日文版书籍，但他不精通日文。在40开外的年纪，还从百忙中挤出时间，请同学来教日文。当时正是上海沦为“孤岛”、日本人横行霸道的时候，12岁的我实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学日文。

在父亲的工作室里，除了他自己用的一张写字台之外，还有一张方桌，几只凳子。有一段时期，早上总有几位年轻人来到我家，坐在桌前翻译文稿，直至中午。父亲时常紧张地编写、翻译、剪贴、编纂。有时实在来不及，就叫我坐在方桌前帮着誊抄。我很用心干，因为事后我会得到一份“报酬”。小小年纪的我，哪知父亲的辛劳。

书稿编成后就着手排校。书中的插图甚多，要制成铜锌版并反复核对后才能付印，这使出版工作量大大增加了。因此，我经常去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经营印刷业务），这家公司设在福煦路（现今的延安中路），离我家有一段路。我放学后去找顾济之伯伯，取送校样等。父亲临时组建的厚生出版社是这套书的出版者，印在封面上的社名是他的手迹。为什么要用“厚生”两字，我不得而知。

单行本问世，父亲非常高兴。但是这么多的书，我家里是放不下的。于是把亭子间分出一半，在这里用大毛竹作柱子，用毛竹片作层板，搭成几层书架。有人找到我家来购书时，我就爬到书架上去拿。抗战胜利后，这套书在内地也广为流传，购书的信件几乎每天都有几封，父亲就把信交给我处理。这时我已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了。我在课余时间按照信上的要求，拿出书，算好书款，写好回信，整整齐齐地包扎好书籍，送到邮局寄走，收到的书款则交给母亲。这是父亲辛勤劳动的收获，也是最大的精神收获，他成功了！

我从平湖先哲钱宗贤为本书所写的《跋》中也体会到当时的学人对我父亲的崇敬之情。《跋》中写道：

“余久闻汪胡先生名而未得见，戊寅来沪上，始遂识荆之愿。嗣先生以赁居期满（按：汪胡桢先生原居上海慕尔名路即今茂名南路），正傍徨无计，余适移居景华新村（按：在上海钜鹿路820弄39号），乃空其三楼以迎先生，于是始得朝夕晤对之乐。时先生方主编《中国工程师手册》，集编纂、撰著、校雠三事于一身，自课甚勤，恒漏夜不休。斗室之内，书册纵横，丹铅狼藉，怡然处其中，三四年如一日，虽时有断炊之虞不顾也。余尝为屈指计，全书300余万言，若以铅字排比成列，长可达20里，每一纵览，亦非300小时不可，而先生辄校读三四次，不可谓不敏矣。

先生虽组织厚生出版社以董刊行之事，然以限于经费，故别无职员，自经理以下，以逮编辑、校字、会计、栈务、送书邮书等职务，先生咸以一人兼之。先生以是书之成功，皆各门同志分工合作之效，乃复联络各地学者，续编机电、化工等手册。虽未喻其旨者，颇加阻挠，以妨其成功，惟先生以诚毅处之，故未及期年，而成稿已逾500万言。兹乘本书前三辑汇订之际，爱摭拾所见书其后，以谂世之读是书者。”

这套书的精装本很是漂亮，红皮封面，上印“中国工程师手册”7个烫金的字，书的3边也都烫金，内蕊用的是上好的道林纸。只是1944年去杭州、富阳、屯溪时，挑夫失足落水，书都跌落水中，损失不小，再加上印数本来就不多，所以至今遗留下来的也不多，我手中只有一套。书的手稿及未装订的散页，插图铜锌版，都毁于“文革”期间，这又是一大损失。

记得1944年初春的一天，我们居住的上海钜鹿路820弄39号三楼突然来了一位客人，此人就是大汉奸殷汝耕。他要父亲出山治水，主持打通京杭大运河航道工程。父亲深知此举是为日寇深入我国腹地开路的卖国计划，于是据理力辞，不予答应。殷见父亲不答应，便甩下“3天后等回音”的话走了。

父母经过商量，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在3天内匆匆收拾细软、行李，托付至亲照看留下的物件。在3天后的一个清晨，父亲偕母亲带着我及几位同行的亲戚，离开上海去往杭州，继而经富阳、淳安、桐庐，渡富春江到达安徽屯溪。

父亲准备只身再向江西进发时，因关卡甚多，弄不清是日寇的，还是国民党军队的，或者是伪军的，大家都劝父亲不要去冒这个险。当时屯溪有一位父亲的同事，当他明白父亲去江西的用意后，就劝父亲带我们去黄山一避。就这样，我们在黄山住了一年半，直至日本投降，才回到上海。

在黄山，父亲作了不少诗词，有时是他一个人徒步背蕤，有时是结伴去攀登天都峰，莲花峰、狮子林，游松谷寺、云谷寺、桃花峰等高山险峰，回来用诗抒发感情，慨叹祖国的美好江山。这些诗词便作为当时休学的我的语文教材，同时输以《古文观止》和写小楷的碑帖。我这些稚嫩的笔迹，虽然遗失在“文革”中，但对古文与书法的热爱却蕴藏在心中。

1947年，父亲任浙江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全家由上海迁至杭州。在杭任职仅一年余，父亲便辞职回到嘉兴，承欢在我祖母膝下。主要原因是当时海塘工程局经费由美国控制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拨付，因此修海塘施工方案要通过美国专家，他们对父亲提出的修塘施工方案不予通过，父亲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这对全身心投入祖国水利事业的父亲来讲是一个莫大的耻辱，损害了民族的自尊，损害了他个人的自尊，1948年下半年，他愤而辞职。

回到嘉兴后，父亲在原有的宅基上（原建于1928年的楼房毁于抗战时期）重建一栋200平方米的“工”字形平房，并准备在宅院旁边种瓜种豆，植草种花，表示归隐。他还在自建的水塔（当时南门一带没有自来水，居民都饮用南湖水，父亲用手摇泵把湖水打上来，让它在水塔中沉淀后供饮用）墙壁上，写下了一年24个节气，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一清二楚。在父亲的诗稿里有一首《東庄一拂》，他羡慕庄老归隐，梦想成为披长发的世外人。

解放后，父亲应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之邀去浙大任教，尔后又干他的老本行，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佛子岭水库工程总指挥、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等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整整40年奔波在水利事业第一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水利人才，而自己亲手建造的房子却居住不满一年。

“文革”期间的1969年底，我们得知父亲被下放在河北省岳城一个水库大坝工地上劳动，地名是英烈村，母亲和我侄儿跟他同住。那年双亲均已73岁。于是我们带着3个儿女，千里迢迢从贵阳到英烈村去探望他们。他们住的是用高梁杆抹上黄泥做墙的矮屋，有大小相通的3间，父母亲住的一间算是较好的，外面有一道砖墙，我们在这垛墙边为两老留了一影。

他们吃的是以玉米粉为主粮，另有高梁米粉、面粉、小米以及60岁以上老人每月大米3斤（按定量25市斤购粮），分装在5只口袋里，每只口袋上父亲都写上粮食名称。白天生活由隔壁黄阿姨照顾。玉米粉和面粉拌合后蒸成糕，放在炉子边上的铁丝架上烘烤，红薯和玉米糕一起当主食来吃，再烧一锅浓浓的肉菜汤，每人一碗。父亲有糖尿病，不能多食红薯，只能多喝些汤。

父亲的工作是收发报纸信件，每天两次，他认真负责，每次去分发报纸信件时自诩为“饭后百步散”。这说明他当时的心情是开朗的，会自找乐趣。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时，有一件事，特别使我难以忘怀。我问父亲，“文革”中他有没有受到冲击。

父亲说，一次，北京召开红卫兵大会，周总理见前排坐有手持北京水利水电学院红旗的红卫兵，便问道：“你们的汪胡院长最近身体好吗？”

学生们说：“好。”

散会后，学院学生认为周总理对汪胡院长这样关心，这表明对他的尊敬。

学生们用大字报公布了周总理的谈话，学院甚为平静。因此父亲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和批判，只是请他参加其他批判会“接受教育”。以后学院下迁到河北省磁县岳城水库，父亲自然同到岳城。就这样，在英烈村度过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父亲他们才回到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原宿舍。

北京寓所的藏书在“文化大革命”中损失了不少，所幸的是父亲珍爱的一部《四部备要》依然完好无损。这套丛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精装本，封面绿底烫金字，外套硬版纸书壳，十分朴素大方。记得我10岁左右时就看见它们放在书架的最上层，用报纸用心包好，约有20册。

父亲有空闲时就从书架上抽出其中的一本，用私塾老先生的韵调大声朗读起来，抑扬顿挫地摇头又晃脑地读个不停，一面还用小木棍蘸了红印泥圈断句子。这时候，我们不能去打断他，让他在古籍描绘的天地里畅游。这套丛书直到解放后才陆续出齐，全套有90种书。读这套书，要有扎实的古文基础与历史基础，它诱发了我对古文、历史的兴趣，感谢父亲的启蒙。后来，父亲把这套丛书连同其他技术书籍2000余册分3次捐献给了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文革”后，嘉兴市政府曾邀请他回家乡看看，但他因年事已高，有病缠身，行动不便，想行而不能行，这对他来讲实在是一件憾事。当我们把一本介绍嘉兴建设成就的摄影集带给他时，他一连看了3遍，兴奋不已，说嘉兴的发展变化真大，不比全国其他城市落后。我虽不能亲自回家看看，但今天看了这本画册，已圆了我的思乡梦。

父亲对双亲至孝。我祖父是上海一家颜料店的店员，不幸患病回乡休养，那时还年少的父亲割下手臂上的一块肌肉熬汤，侍奉祖父，但祖父病情沉重，未能挽救而逝世。小时候我曾好奇地看着这块大******，父亲告诉我这是种牛痘的疤。稍长，我觉得种牛痘不应该种在手臂的内侧，后在母亲那里得知详情。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一颗爱的种子。

50年代，我曾听母亲讲过，当时国家给我父亲的月工资是300余元，他感到太高了，几次要求组织上给予降薪（这当然未被同意）。同时，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及重听等症。在三年自然灾害恢复时期，药物供应还是比较困难，尤其是进口药。

父亲是国家七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国家特发给高级知识分子特惠购药证。有几次，我们为他配好药后，他却把发票藏起来，不去报销。这些药费是他当时300余元工资的1／4。我们问他，你享受公费医疗，为什么不去报销？他说吃药是自己的事，自己可以负担的，何必要国家负担呢。

有一年国家从国外进口了几台耳塞式晶体管助听器，水利部特地批给父亲一只，价格300多元，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取回试用后，部里打电话要他去报销，被他婉言谢绝了。他仍坚持认为自己用的东西自己能负担，何必增加国家的负担。

父亲有一只大塑料夹子，里面夹着公家的信封、信笺，更多的是自购的稿纸、信纸、信封以及许多邮票，他给朋友、子女写信，从来不用公家的信封和信笺，这一点是多么公私分明呀！

父亲的生活简单朴素，他从来不买高档衣着。两套西装和一套灰色中山装还是1955年出国去印度、苏联、日本时做的，以后一直是布衣布鞋。吃的方面更是简单和随便，与家人一起吃大锅菜，不开小灶。有时遇到保姆假日休息，中午饭就着一个荷包蛋、一碗紫菜汤下饭。

1989年5月，父亲的老同学沈百先先生专程从美国来北京探望他。几十年没有见面了，老人的心情非常激动，怎样招待远道而来的至友呢？第一个方案是在家中烧几样菜款待；第二个方案是去高级饭店吃一顿美味佳肴。老人权衡再三，决定执行第一个方案。

于是全家总动员，布置餐桌，采购菜肴。当时我和丈夫武瀚都在北京，参加了这次家宴。菜肴虽不高档，但都是家乡口味。沈老吃得很高兴，说：“这次是我回国后吃得最多最好的一次，心情特别好，既会到了老同学，又尝到了家乡菜，情谊重呀！”餐毕，武瀚为两老留影。父亲就是这样用朴素的感情来表达他深沉的友谊。

父亲的工作作风是细致深入的，并谆谆教导后人。无论是在海塘工程局任总工程师，还是在佛子岭水库、三门峡水库工地任总指挥、总工程师，他总是自背水壶和一架老式望远镜，下到河堤，赤足涉水，在所不顾。他教育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搞技术一定要亲自下基层看过，做到心中有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才有发言权，才能搞好工程。坐在办公室里看图纸，那没有不坏事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佛子岭水库的成功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记得有一年，一位慕名从青海而来的年轻人（一家水泥厂的机修工）带来一些自学水利后写的文章，请父亲修改。这位年轻人在父亲住所的大楼铁门口徘徊良久，才决心叩门进楼。他顾虑重重，怕父亲不接待他。然而相见之下，父亲的态度很和蔼，他从书桌边缓缓立起，挪步到客厅沙发上坐下，仔细听了这位年轻人的叙述。因父亲重听，故有时笔谈。临行时，父亲鼓励这位年轻人继续努力学习，科学是做学问，要下苦功夫，将来为地方水利事业出力。留下的文章，他仔细修改后特地用挂号信寄还。

父亲一生淡泊金钱与功名。他说：“我一生中就是不会做官。”他虽身居副部长、总指挥、总工程师、学院院长，但从不向上级奉承阿谀，对下级也不发脾气。上至书记下至司机、警卫员、炊事员，都是一视同仁。可他对工作却是坚持原则，违背科学依据的事，在他手里是通不过的。

如在杭州负责修钱塘江海塘工程时，因他的正确意见不适合美国专家的胃口，便愤而辞职。又如他对三门峡的泥沙淤积问题提出过不少可行性建议，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导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遭到损失。他一直很痛心，说这是一次教训，不能盲目崇拜外国专家，不能不相信科学。而今三峡建设工程及南水北调工程都在进行，这对为此两大工程搜集了不少资料、写了不少文章阐明自己观点的老父是一种莫大的欣慰。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7个年头了。面对着他的遗像，我总有一种愧对的心情。我离开他太久，没有让他了解已成长了的我，我没有承欢在他的膝下。自1980年起，虽然每年有探亲，但直至他去世，加起来也不过10次，且时间短促。

在他去世前的一天，我还在写信问候他的饮食起居，谁知信未发出，噩耗传来，他溘然长辞，这是始料不及的。欲哭无泪，悲从心底来。父亲的遗愿是与母亲的骨灰同葬故乡南湖。在母亲去世4周年时，父亲曾作诗悼之：“仓颉祠前曾共渡，何曾料到可双栖。新添白发知多少，湖底相逢会有期。”

左为作者

安息吧！亲爱的父亲，您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您一生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刚正不阿的高贵品德，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楷模。

1996年写于嘉兴

（作者系汪胡桢先生的女儿。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军政治部文工团，后转业到地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