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有害生物怎么防治？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生物防治带来

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描绘了这样一番景象：愚昧无知的人类为了消灭“大自然的敌人”大规模使用化学药品，导致大自然被污染、花草树木枯萎而死，鸟儿不再歌唱，河流失去生机。原本生机勃勃的春天，变得死一般的寂静——“一个恐怖的幽灵正悄悄向我们袭来，使春天变得沉默不语”。作者蕾切尔·卡森是一名海洋生物学家，书中大量有力证据证明了人类滥用杀虫剂的恶果，她呼吁人们放弃那些污染环境、让野生生物断子绝孙的做法。

长期以来，为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我国普遍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但却往往治标不治本，并由此带来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粮食安全和健康危害等令人忧心的问题。201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邱德文就指出，中国单位面积平均化学农药用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5～5倍，每年遭受农药残留污染的作物面积达12亿亩，其中严重污染达40%。

化学防治危害的严重性已被政策层面认识到。2015年，农业部印发了《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初步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病虫害可持续治理技术体系，并提出了在农药使用总量上要实现“零增长”。

与化学防治不同，生物防治（biological control）通常是指利用生物种间的相互关系,以一种或一类生物抑制另一种或另一类生物的方法，通过保护和利用自然界的天敌，来实现针对病虫害的绿色防控，主要方式包括虫治虫、以鸟治虫、以菌治虫、以菌抑菌等。较之化学防治，生物防治几乎没有污染，是当下国际上广泛提倡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 Based Solutions, NBS），符合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要义。

蚜虫，俗称腻虫、蜜虫，对粮、棉、油、麻、茶、糖、菜、烟、果、药和树木等经济作物有着很强的破坏性。由于蚜虫迁飞扩散寻找寄主植物时要反复转移尝食，所以它也是传播多种植物病毒病的主要帮凶之一，被称为破坏性最强的害虫。世界已知的蚜虫约4700余种，中国就分布约1100种。

王延静曾是深受蚜虫之害的农场主之一，直到2016年，一种全新生态种养模式、生物防治方法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教授带到了他的农场。“2016年以前，我们消灭蚜虫的主要方法就是喷洒农药。仅桃树从花期到收获需要喷施六到九次农药。后来慢慢发现农药对环境危害太大：一是粮、菜、水果等受到污染；二是农药侵入土壤、散逸空气、排入河湖，污染水体和水生生物，而最终都导向人体。”枣庄市山亭区思源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延静直言不讳。

依据蒋高明教授提出的“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以生态之力恢复生态”理念，王延静将自己的70亩农场全部用于试验：停止使用化肥、农药，采用表面施撒有机物和果园生草；投放蚯蚓，疏松土壤；免耕不冬耕；采取自然堆沤。几个措施下来，他成功在果树的土壤里外构建起保护层——“益虫”“害虫”共生共存、相互制约，形成一个完整平衡的生态链。

生态链的完整使蚜虫有了天敌的制约。“因为冬耕会杀死大部分瓢虫，而免耕则使瓢虫等昆虫得以保留在土壤缝隙中越冬，来年春季，在果树发芽初期，瓢虫就有一定基数，完全可以控制蚜虫。到五月份以后，果树出现翅蚜，而蚜茧蜂可以跟着蚜虫飞，再次制约蚜虫。农场因此形成了各种昆虫共存共生、相互制约的效果，做到了有虫无害。”王延静说。

这种被王延静称之为“懒汉农业”的新方法不仅大幅度减少了生产种养和人力成本，还显著提高了农产品品质。2020年，王延静的农场已然没有蚜虫的踪影。不仅如此，王延静农场的水果因为高品质可以独立定价格，大部分桃通过采摘出售，连摘桃的人工成本都节省了，农场从第一个桃到最后一个桃都可以卖同样价格，例如2020年农场定价5块钱一斤，效益比普通种植农户提高了16倍有余。

生物防治、懒汉农业，还给王延静余下大量闲暇时光，让他能携一本书，坐在桃树底下、草丛之中，一边看着太阳落山，一边闻着果子成熟的气息，缓缓入睡。

“利用自然力恢复自然，无为而治”是自然力量生生不息、环环相扣的生动写照，也是生物防治的核心理念。像王延静这样的小企业主、农庄经营者在我国还有很多。如果全面推广生物防治，将会使化学农药用量减至当前用量的20%左右。

柑橘是广西种植面积最大的水果，也是广西第一大水果产业，仅2018年全省柑橘产量就达836万吨。除了柑橘，香蕉、甘蔗、荔枝、芒果、火龙果等也是广西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不过，这些水果常受木虱、潜叶蛾、蚜虫、柑橘小实蝇、粉虱等多种害虫侵扰，影响产量，也给农户们带来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从事生物防治技术推广的梁小芹经营着一家生态植保和生态化处理有机废弃物的企业，他们的目标是通过生物防治技术与生物环保技术的开发与推广，使用生物防治手段遏制农业病虫害的发生，从源头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为解决柑橘的虫害问题，梁小芹的生防团队通过前期试验验证，制定了详实的生物防治方案：在各种虫害尚未发生、作物还未开花阶段，使用“蠋蝽 异色瓢虫”组合进行伏击，对低密度害虫进行直接的清理，帮助作物恢复原生态状态，吸引草蛉、寄生蜂等其他天敌昆虫来产卵，该方案预计三天可将田间害虫控制在安全范围；若已经发生多种虫害，且明显出现蝽象以及蝶蛾幼虫等害虫，则采用“蠋蝽 瓢虫 绿僵菌”组合进行大规模淹没式控制，可在短期内收到明显效果。

目前，梁小芹的生防团队已和当地农户完成对接，明确试验示范区域，方案将于今年7月正式实施。她希望能以此为契机，让企业、农户等利益攸关方认识到生物防治的广阔前景，助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实际上，我国对生物防治重要性的认识已经体现在相关重大政策上。2019年2月，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实施绿色防控替代化学防治行动，建设300个绿色防控示范县，主要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控覆盖率达50%以上。今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已于5月1日开始施行，明确了国家将鼓励生物防治，并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扶持病虫害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统防统治。这一政策导向将给这类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利好。

在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下，这样的政策导向也是全球趋势。今年5月20日，欧委会通过新的全面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农场到餐桌战略》，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将大自然、农民、企业和消费者有机联系在一起，致力于遏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并试图推动将欧盟的食品体系转变为全球标准。

尽管生物防治有诸多益处，我国当前生物防治面临的瓶颈也显而易见，比如过于依赖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相关主管职能部门等较多地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缺乏联防联治机制和防控专项资金等。

为此，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生物防治工作组负责人王豁指出，生物防治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保障公共健康的重要举措，我国政府应将生物防治作为“公益事业”予以大力支持，并将其纳入国家防灾减灾应急工作、建立长效机制。今年由她所在工作组起草的一份《大力扶持生物防治事业并纳入我国防灾减灾应急工作》提案建议稿，已由全国政协委员张威提交今年的全国两会，提案建议：

在战略上，要将农林害虫的生物防治和统防统治纳入我国生物安全国家战略，逐步形成生态免疫格局，并列入国家减灾序列；在战术上，要开发生物防治资源，包括天敌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并加强生产与使用技术开发，包括建设资源数据库和技术数据库等；在部署上，要形成生物资源有效利用的时空分布与技术布局；在经费上，要确保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每笔用于农林病虫害治理的项目或专项经费，不少于15%用于生物防治研发及应用。

文｜周晋峰 王岩青 唐玲

作者单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编辑｜邓茗文

来源：《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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