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吸血鬼病：上帝之鞭与黑死病下的世界

英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大诗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写过一首长诗《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也有中译本。这首诗写的是：八百年前的德国小城出现了鼠患，全城束手无策，只好打算弃城逃走。这时，出现了斑衣吹笛人。他服装花里胡哨、腰上插着笛子，他说他能清除老鼠，但要收一笔酬劳。小城的居民说，只要能赶走老鼠，付他五十倍的酬劳都行。斑衣吹笛人拿出笛子，吹起轻柔曲调，所有老鼠纷纷从沟里房里柜下床底跑出来，跟在吹笛人的后面。吹笛人走到河边，继续吹着笛子，老鼠如痴如醉一批接着一批跳进河里，全部被河水冲走了。居民高兴得要命，但吹笛人索取酬劳的时候，居民却说没钱可付。吹笛人默默离开了小城，当天晚上，月亮高挂天空，家家安睡，到了半夜，小城的空中忽然响起了清澈的笛声。笛声飘动着，每一家的小孩都从家里跑到路上，跟在斑衣吹笛人的身后。他一边吹着笛，一边往山上走去，所有小孩跟在他身后，走着走着，月光渐渐被云挡住，吹笛人和小孩越走越远，最后全部消失在山里面。全城只有一个柱拐扙的小孩，因为走路速度追不上队伍，最后一个人哭着回到城里，哭着跟所有大人说，他追不上其他的小朋友，大家都走了，把他一个抛下了。

（中译绘本故事《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

和许多童话一样，就算没有背景介绍，这首长诗给人带来的也是说不清的悲伤与恐惧。

自公园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中世纪的欧洲，面临着严重的内部矛盾与对外冲突。他们不仅要和东罗马帝国自认正宗的东正教进行地缘博弈，还要与崛起的伊斯兰势力在东南欧和北非展开搏杀。其中在东欧方向，匈奴和蒙古为代表的草原游牧势力纷纷挥师西向，对欧洲文明构成致命威胁。国王的世俗权力无法扩大到全欧洲，大主教的权威进一步上升，成为拥有全欧洲世俗权力的教皇。13世纪末14世纪初，欧洲已经在这样的统治和连绵战争下度过了近一千年，上帝是一切的主宰，圣地耶路撒冷绝不可落入穆斯林手中，十字军东征持续了近200年，宗教、战争、贪欲与禁令是时代的烙印。

（公元751年，法兰克王国的宫相丕平（Pepin）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篡夺王位，创建加洛林王朝）

罗马教廷想要建立的世界教会没有达成，但在圣地耶路撒冷和富庶的君士坦丁堡都留下了全面的掠夺与集体屠杀，尸体堆满城郭、鲜血没过马腿。如同无数次人类对同类的尽情毁灭一样，它拥有神圣的名义：教皇允诺为圣战牺牲的十字军都可以上天国；它也拥有物竞天择的、难以否认的“好“结果：被毁灭的尸骸烧毁湮没不见了，它的财富与文明同样流入了踏马而入的同类：欧洲打开了大门。累世苦行的农民、忠心奉教的勇士发现东方异教徒生活的另一个世界神奇、富庶、充满了全新的玩意儿，辉煌的古希腊文明典籍被发现了，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和棉纸传入了欧洲。需要东方的奢侈品、需要东方的前哨阵地，整个欧洲被点燃了贸易的火花。

（的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名画《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画面中充斥杀戮、掠夺和悲剧）

在教会统治下的欧洲经历了长时间的温暖气候，农奴制度下农作物丰收，人口达到了近8000万，没有统一的管理，人群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城市，主要以商业贸易为根本的城市和国家也已经形成，一些地区已经不再生产粮食，经济作物、用于交换东方奢侈品的纺织业和航运服务业成为主流。每当黑海与地中海的船舶杨帆到达港口，巨大的财富诱惑刺激着每一颗跳动的人心。

马可波罗和元大都

（不管马可波罗自身是否真的来到过他所描绘的地方，也不管《马可波罗游记》是否他亲手所作，这本探险畅销书描绘的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下的大都、杭州等地的富庶与繁华，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哥伦布扬帆远航的目的地原本就是东方大陆，他也至死相信他所到达的地方是印度）

人类的历史与宗教密切相关，世俗对宗教的误解普遍反映了普罗大众美好愿望的一面，但或许比较接近事实的一面并不是这样的，没有宗教在其严谨而漫长的论述中曾论证出人类可以驾驭自身命运、也没有宗教曾严谨论述出人类的善行、哪怕是极端虔诚的“对神的奉献”可以换来较好的命运。不报有偏见的说，宗教与信仰曾经集结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博学最智慧最愿意思考的人们，他们的答案是不得不承认人类的无知，而人们多数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盲目相信异化的、没有逻辑证明的口号，比如：爱将拯救世界。

同样如此，上帝是全知全能不可知的，他也会雷霆震怒人道毁灭，他也会留下活口予他的仆人，一切自有安排，猜测与臆想已经违背了虔诚，只需要全心全意做好上帝的仆人就行。在累累白骨与巨大财富面前，上帝这一次没有带领着信徒走上东方必有他的见解。

（神学与哲学集大成者及开创者圣·奥勒留·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著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

在长久的历史中，有两个民族曾经被成为“上帝之鞭”，他们是汉末魏晋时期的匈奴与12世纪崛起的蒙古。匈奴在与汉朝拉锯战中失利，北匈奴在公园1世纪末远走，展开了民族大西迁，在欧洲边缘默默跋涉了200年，其后匈奴于沙漠中突然出现，与公元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开始灭国欧洲的旅程，罗马沦陷，高卢告急，央格鲁撒克逊人流亡英伦三岛，斯拉夫人成为匈奴仆从进入欧洲……东西罗马纷纷战败进贡，草原中的王庭成为最有权势的中心，直至公元446年，匈奴军中大疫，匈奴王阿提拉病逝，草原狼渐渐分崩离析。

800年后，同样分崩离析的草原，乞颜部首领也速该在一场战役的胜利中诞下第一个儿子铁木真，这个孩子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征服者之一成吉思汗。公元13世纪初，蒙古灭耶律大石所建立的中部贸易走廊西辽后，因花剌子模处死蒙古商队而远征花剌子模，血洗中亚百余城市，摧毁无数圣地繁荣，接连屠城。其后，蒙古铁蹄在半个世纪内遍及欧亚，建立四大汗国。恐惧随着逃难的人群传入欧洲大地，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上帝的仆人无数次的发问：如果我（我们）真的没有过错，为什么上天要派野蛮人来惩罚我们呢？

（画作中的“上帝之鞭”匈奴王阿提拉；与“草原和大海之王”成吉思汗）

为什么？上帝一如既往不会给出答案。无法解释的灾难，只有解释成人类自身罪孽深重，上帝才来特意惩罚。就像其他的问题也始终没有答案一样，这句为什么这一次在欧洲回响了四百年，夺去了1/3的人口、几千万的人的生命，花衣吹笛人带走了几乎所有的孩子，而这是上帝亲自执起的鞭梢，冷眼看着又一次的人间闹剧。

“But it shall come to pass, if thou wilt not hearken unto the voice of the LORD thy God…that all these curses shall come upon thee, and overtake thee…The LORD shall make the pestilence cleave unto thee, until he have consumed thee from off the land, whither thou goest to possess it. ”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而得为业的地上灭绝。”

（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经历十字军东征与鼠疫摧毁的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再次陷落。）

公元1347年，鼠疫在中亚发生，本来在荒芜的沙漠和戈壁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杀伤力，但这一年是元朝至正八年，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的建立者和统治者朱元璋已经19岁，在皇觉寺出家，元朝与欧洲还在持续的征战。蒙古钦察汗国围攻欧洲门户：热那亚共和国的卡法，蒙古大军同样带来了鼠疫杆菌，瘟疫再次在草原军队中爆发，无法完成攻城任务的蒙古人将病死的尸体用投石机扔入城内。不管这场瘟疫最初来源于这些尸体还是来源于穿过打通的亚欧大陆桥而来的商旅，疾病被纷纷而来的老鼠携带，又通过热那亚共和国迎风而起的商船杨帆而入地中海，东罗马帝国的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首当其冲。

（《射雕英雄传》描绘了蒙古崛起及其卓越的攻城术，蒙古骑兵乃当时最强大的机动部队，掌握了最先进的进攻武器与作战方针）

细菌与病毒已经在地球生存了几十亿年，相对于时间长河里不值一提的人类，这场争锋毫无悬念。连老鼠，这种曾目睹不可一世的地球霸主恐龙灭绝的亲历者，都看上去比人类更有资格在地球上生存下来。普遍的说法是，14世纪是一个小冰期，野外食物的匮乏让老鼠更多的进入到人类聚集的城市，而当时的欧洲城市除去教廷权贵的处所，只是人群逐渐聚集的场所，没有任何的公共卫生设施，无疑更加助长了老鼠与疾病的滋生。一个很有可能可信的观点是，跳蚤通过吸食老鼠的血液成为了中间宿主，而无处不在的跳蚤又将疾病极快的传播到了人类身上。成批的鼠疫患者开始出现，人们开始发烧，然后脖颈腋下腹股沟的淋巴结发现了病菌而开始肿大，可是强大的鼠疫肝菌直接攻击淋巴系统，有极大可能摧毁人体的免疫系统。淋巴组织的循坏又导致病菌进入肺部和血液，病人的剧烈的咳嗽使得病菌形成空气传播，病菌又进一步破坏血管壁，造成人体内大量出血，皮肤形成了一块块黑斑，人体的内循坏系统坏死，人的肢端溃烂而在痛苦中死去。

这种病的致死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超过四分之三，侥幸活下来的人又带着严重的后遗症。人体溃烂发黑而死的惨状给人们带来深深的恐惧，人们称呼它为“黑死病”。

（欧洲中世纪的末日黑死病，当时对治疗毫无办法，人们甚至通过躲进下水道，淋便涂粪等方式躲避“瘟疫和魔鬼”）

君士坦丁堡作为当时的超大城市，在贸易和丝绸之路的作用下，黑死病迅速向整个地中海扩散，北非中东亦不可幸免，埃及、叙利亚、耶路撒冷、法国、西班牙、威尼斯、亚平宁、英伦三岛相继沦陷，繁忙的大城市终日笼罩在千百人死亡的阴影中，感染的人群回到家中，造成举家绝户，而逃离的人群让瘟疫又接着向内陆蔓延，最终陆地无一幸免。昔日繁华的大城市又一次纷纷成为人间炼狱，而这一次，人们连审判者是谁都不知道。

在当时教廷的思维影响下，神学与医学并不分家，放血疗法成为最重要也是风靡几时的治疗工具。可鼠疫菌通过血液传染，让治疗与接触者直接患病。但在当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后来所称的黑暗的中世纪里、黑暗的教廷中，仍然有虔诚的神父前赴后继站在最前线，试图恳求天父免除病人的罪孽。这群无名的、忠诚的神父也倒下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神父为黑死病患者祷告）

在无法得到答案的绝境下，挣扎的人群在狂热中试图自救。一部分人拼命祈祷向神认错，企图再一次获得神的原谅。1348年，被称为鞭笞者兄弟会（The Brotherhood of the Flagellants）的狂信徒团体在德意志迅速发展壮大。鞭笞者赤裸上身，用钉了铁钉的皮鞭和木棍猛烈鞭挞自己。这群道德完人受到了群众的满心崇敬和热烈奉从，人们以沾上他们流下的血肉为光，甚至觉得这会是治愈疾病的良药。鞭笞者兄弟会或许于冥冥中确实感受到了耶和华最初的旨意，他们开始宣扬最终审判：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腐烂的教会将被驱逐，耶稣基督也将真正降临，开启新纪元。这种言论动摇着政权与人心，导致1349年10月，教皇克雷芒六世（Clement VI）下令取缔鞭笞者兄弟会。

（米开朗基罗壁画《末日审判》，1534-1541年绘制，高16米，宽13米，现陈列于罗马梵蒂冈内的西斯廷小礼拜堂。）

教皇的取缔部分还是为了人类为数不多的美德中伟大的同情，他或许同情犹太人。因为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耶稣基督的罪人犹太人，鞭挞者兄弟会亦是其中的先锋。犹太人被指控在井水中下毒导致瘟疫，逼迫他们皈依基督，否则即将他们烧死。无数的犹太人被屠杀烧死，昔日的任何纠纷很容易就成为指控的理由，而指控者则在烧焦的尸堆中争相捡拾金银财宝。幸存的犹太人开始东迁，有许多逃亡到了波兰和中东，并购买神赐之地迦南以求复国。历史之鞭的轮回在于，五百年后，在翻天覆地的科学技术与资本的新世界里，他们在波兰遭遇了相似的命运。

（2002年电影《钢琴家》）

（《圣经》“出埃及记“中神予以色列人的”流淌着奶与蜜之地“迦南）

这一次的鼠疫在欧洲肆虐了四年之久，直接带走了欧洲2500万的人口。城市互相禁闭、断绝交通和任何往来，施行治理的政府失去了统治力、精神上的依托上帝不知在哪里，活下来的人也笼罩在饥荒和暴乱中，等待他们的似乎确实是最后的审判。

然而黑死病在1352年自己消失了。不论是因为病原体的消逝还是因为死亡已经获得了上天的满意，人们走出封闭的陋室，发现自己不再被感染，阳光还是照在尸体上，但魔鬼已经离开。

（席卷欧洲大陆的黑死病）

神到底在哪里呢？幸存的人感慨人生苦短、生命脆弱，或许下一刻就无声无息的死去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教会毫无作用、现世的苦修真的没有回报，不如珍惜此刻尽情的放纵挥霍。这一场集中死亡摧毁了欧洲大陆旧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摧毁了旧有的富庶人群、也摧毁了旧有的信仰。人们觉得苦行了一千年买了无数赎罪券，屁用没有，你们都是骗人的。世俗政权的君主和诸侯，尤其是英伦三岛的化外人群重新向坍塌的教会索要权力，《新约》与耶稣基督本身成为直接沟通的对象，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与盛唐时兴起的禅宗“人人皆可成佛”不谋而合。在打开东方大门后印刷术的普及让圣经不再成为上层人士的专享。封建地主找不到足够的人力再来开垦田地，新兴阶级靠着资本进入上层参与决策，在通往东方的航路封闭后，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受着巨大的诱惑在星程大海中发现了新大陆，当然，也继续毁灭了新大陆的原生人类和“野蛮“文明。

（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国王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

随着哥伦布登陆美洲的还有麻疹、破伤风、斑疹伤寒、伤寒症、白喉、流行性感冒、肺炎、百日咳、痢疾与天花等，这些疾病在欧洲人抵达之前并不存在于美洲，他的船队也把梅毒带回了欧洲，来来往往造成了美洲和欧洲大陆千万人的死亡。在欧洲发现新大陆之后的一两个世纪，美洲总人口超过90%灭亡，造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上最大的种族灭绝。美洲与非洲的奴隶贸易同时兴起。

出身上流的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长期担任教职，后来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他不能忘怀年少时遇见的有夫之妇劳拉，写下很著名的诗句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之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于我来说就够了。这正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一切。“

文艺复兴要重现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辉煌，然而Renaissance的含义是“重生“。重生确实带来了崭新的体验和新旅程，但重生下的尸体也又一次很快就被遗忘了。无论是穆斯林扩张、十字军东征、草原蛮族崛起还是群体内部的一次又一次战争、冲突和清洗，被毁灭的总是还烙印着”恶“、”旧“与”坏“的声明，而更加真实和讽刺的是，足够的毁灭过后往往确实是新生，尽管新生也伴随着又一轮的毁灭。或许没有人敢说，如果真有神或者说是最高法则的存在，这个法则是鼓励对人阶段性的部分毁灭？——连人类善于遗忘的本性都如此的支持这个彻头彻尾的谬论。

（19世纪中后期古斯塔夫·多雷所绘的诺亚方舟。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耶和华见到地上充满败坏、强暴和不法的邪恶行为，于是计划用洪水消灭恶的人类。耶和华神指示好人诺亚建造一艘方舟，并带着他的妻子、儿子与媳妇，同时神也指示诺亚将牲畜与鸟类等动物带上方舟，且必须包括雌性与雄性。这段故事分别被纪录在《希伯来圣经·创世纪》（《旧约圣经·创世纪》）以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女娲补天与大禹治水的故事似乎也揭示着史前确实有这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故事并没有结束，黑死病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多次卷土重来，似乎时时在提醒着人们人生短暂，快点想咋干就咋干。必须要说的是，在重生的光辉与死亡的阴影里，人们也长久地将屠杀猫作为去恶的正义，因为人们相信猫尤其黑猫是邪恶的象征。著名的《最后的晚餐》里，犹大的头顶没有光环，而一只黑猫盘踞在他身后。养猫是法定的邪恶行为，猫将毫无疑问受死，而主人也会被监禁甚至遭受极刑。在伟大的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典礼时，一千只猫被活活烧死以显示女王扫除异端保卫和平的决心。各地都有屠猫、虐猫的盛大节日，时至今日，黑猫仍然在西方有着挥之不去暗黑的色彩。

（魔鬼附身与不祥的象征黑猫）

如果动物的受难还不够令现人瞩目，则猎杀巫师、尤其是猎杀女巫的狂欢则在几个世纪里方兴未艾。猎巫总是伴随的瘟疫，就算是被高高颂扬要求着伟大复兴的古罗马，也在有记载的公元前历史中大规模处决巫师和女巫。女巫被认为是魔鬼的代言人，通常的后果是被烧死，但在被确认而烧死前将接受长久的凌辱和非人虐待，以便证明她的罪恶或者供出同伙。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兴起，伟大的科学与艺术获得"重生"与发展，伟大的压抑已久的人性得以释放和舒展，而完全同一时期的猎杀女巫活动，到18世纪期间，至少有二十万人被处死。公元1484年，教皇英纳森八世发布清算女巫的檄文，宣称她们十恶不赦、荒淫无耻，绝对不能够被轻易饶恕。《女巫之锤》是一本教导女巫猎人和法官如何识别巫术，检验女巫与怎样对女巫施行酷刑的书，它由天主教修士兼宗教裁判官的克拉马（Heinrich Kraemer）与司布伦格（Johann Sprenger ）所撰，于1487年在德国出版，在其后200年间再版了几十次，成为继《圣经》之后两百年里欧洲第二畅销的书籍，印刷术的普及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被指为女巫的女人几乎没有可能逃脱罪责（除非她比一本《圣经》更轻或者被石头绑住沉入湖中淹死了），她的财产将归拷问者所有，而指控她人是女巫可以减轻或免除自己的罪责。对女巫的当众虐待与烧死一样成为群众盛大的节日。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的圣女贞德，依据战俘约定不能处死，而她即使是处女，依然以莫须有的女巫罪名被烧死。

（圣女贞德之死）

被指为女巫的女性除了被人垂涎美色、财产和大小纠纷报复、或者仅是单纯的无辜遭殃，有不少的一部分是参与治疗的巫医或者接生婆。她们因为引起接触的病人或者新生儿死亡而被认为是魔鬼的化身、瘟疫的代言人。不管在什么时代以什么方式来对待疾病，医生遭到敌视是古来进来遍及全球的习惯。

在黑死病时不时出现的“重生”时代，始终无法了解黑死病的本质，让医生不得不考虑保护自己。16世纪中，一名法国医生Charles De Lorme发明了鸟嘴面具，医生的标准装备成为了身上穿着着蜡的衣服，头戴黑帽，脸套鸟嘴面具，手上戴着白手套拿着手杖的鸟人。虽然人们认为鸟嘴面具的凶恶感能驱赶瘟疫的恶灵，但这副装扮显然诡异而吓人，仿佛与死神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鼠疫的最后大流行自18世纪末从中国云南始，直到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人们才真正获得了几百年中“为什么”的答案。当时微生物致病学说正掀起一场现代医学的革命风暴，在对鼠疫的研究中，日本的北里柴三郎团队首先看到提取了鼠疫肝菌，但由于种种原因，更为知名的是法国的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通过贿赂太平间的英国士兵，在尸体的淋巴结中鉴别除了鼠疫肝菌，从而该细菌自后被命名为耶尔森属鼠疫菌（Yersinia pestis）。历史上第一种鼠疫疫苗由俄国人哈夫克伊纳（Waldemar Haffkine）在1896年研发，很快投入使用，黑死病魔鬼的力量开始褪去。1910年，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寿终正寝的前两年，华侨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通过发现鼠疫人与人传染的特性从而制定严格的隔离措施和传染源控制，这场瘟疫最终被控制在了东三省。几千年以来，与黑死病的战争终于获得了“少死许多人”的正反馈。

（鼠疫杆菌与“不学无术“耶尔森）

（犹太人，拒绝受洗的哈夫克伊纳，致力于对抗反犹主义）

（伍连德博士与东北抗疫）

在地球生物的长河中，在人类历史的极短溪流中，瘟疫深刻影响着社会与人群。或许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在因瘟疫而灭亡的人中，有多少是真正的死于疾病而不是他人？或许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是否重生真的必须以毁灭作为代价？这个问题或许也永远得不到回答，因为在人类哪怕所有生物的旅程中，并不是因为知道答案和结局才决定继续走下去，如同非洲猿猴并不知道未来将有一个独立的科属，它只是因为想看到远方的猛兽才站了起来。在个体极其短暂的一生中，一无所知和生命事件的偶然性与不可抵御是唯一的现实，而且目前为止，看起来也像是人类经验主义下的现实。

仍然有待商榷，但为了一个略显光明的结尾，写过《鼠疫》的阿尔贝·加缪用西西弗斯永远无谓的推石作比，写道：“除了肉体自杀和精神逃避，有第三种自杀的态度是坚持奋斗，对抗人生的荒谬。”

（加缪说：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而“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死在路上更荒谬了”——二战后为无数青年在精神孤独与绝望中找到勇气的加缪并不是死于以上任何一种自杀，他死于47岁路上的一场车祸）

撰稿：老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