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原创散文欣赏：散文，乡愁一

乡愁（一）

文/刘良宏

在台湾爱国诗人余光中的诗中，乡愁是邮票、是船票、是坟墓、是海峡，比较抽象的乡愁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其爱国之情让无数人泪奔。

我的乡愁苦涩而又甜蜜。

小时候，母亲生我时的褯子也没有几片，随便找了个片棉絮把我一包，就算是我的襁褓。据说这片棉絮伴随我好多年，大约到了我四岁左右才把它淘汰了，这时候，我的乡愁就是几片褯子和一片棉絮。

听二姐说，小时候，我长得也是蛮呆萌可爱的。有一天，一位走乡串户换豆腐的来到我家大槐树下，见二姐抱着我，看我长的很心疼，一心想要抱养我，母亲坚决不干，豆腐再好吃母亲也不会以此作为筹码，把我换的吃了豆腐；家里孩子再多也没有多余的。想想也挺怪有意思的，如果我被一个换豆腐的抱养了去，将会是不一样的人生，而这时我的乡愁就是大槐树下又白又嫩又好吃的豆腐。

我是母亲的奶干儿。就是说在母亲就要绝经前，生下了我，母亲对我却是格外的喜欢。我吮吸母亲的乳汁一直到三四岁，到现在还能记得我被母亲宠爱的情景。到了晚上，我不会离开母亲一步，直至在母亲怀里睡去。从一个房子到另一个房子，母亲会把我背在背上，这已经成了习惯。有时二姐或三姐气愤不过，嫌我都这么大了还让母亲背，有意惹我，也就是对我进行挑逗，有意识地想看我的戏和景。我既想哭，在母亲怀里撒娇，又很瞌睡，感到哭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这时候，我的乡愁又成了母亲温暖的怀抱。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一直在班上当班长，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写字时动作很慢，但绝对是聚精会神，认认真真，看上去十分工整，这种只追求质量不管速度和数量的习惯，几乎陪伴了我的一生。在老师的无数次表扬和肯定中，也逐步培养和养成了我的自信心。老师每次布置的家庭作业，不管有多多、多难，我都要坚持完成。有时当天晚上实在完成不了，我也会在第二天早上早起一会，爬在母亲睡觉的炕边，把作业完成。我之所以能够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是因为我已经滋长了虚荣心，作为一班之长，完不成作业叫老师批评，我从心里怕丢人显眼。小时候谁家都比较困难，下雨了也没有雨鞋穿，基本上是晴天穿什么鞋，雨天也穿什么鞋。秋天的连阴雨特别多，有时一下就是几十天。有的同学上学就有了畏难情绪。有的看雨太大就干脆不去上学了。不管雨有多大，道路有多么泥泞，我一般都要坚持上学。反而是母亲心疼我，说是雨太大就算了，不要去上学了。那时候，有一双雨鞋成了我的最大愿望。

当时正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时期，生活异常困难。每天早上，我明知家里没有馍，却向母亲要作为早餐的馒头，母亲就叫我在立柜的笸篮里拿上几颗大红枣，我在学校有时还会用大枣换同学的馒头吃。大哥用小米糠烙的饼子，如嚼锯未般地难以下咽，那是我记忆中最难吃的食粮，大便像砖头蛋蛋子一样坚硬，好不容易拉下来还带出了丝丝鲜血。母亲用糜子面发甜糕，为了把糜子中的甜味发出来，一开始火力不能太大，母亲不停地调换笼屉，把最下边的一层换到上边，烧上一会火，又换一次，最后再用大火烧熟。这种发糕，香甜可口，可是吃多了胃里沴的难受，遇上冷风一吹，胃里直泛酸水。

母亲身体不太好，做饭经常赶不上点。记得有一次母亲熬了一大锅南瓜，吃着又面又甜，非常可口，可是时间耽误了许多，我匆匆吃了一碗就赶快去上学，到学校时一节自习课都上完了，老师也没有留意，正式上第一节课我混进教室也没有被人发现。

影响我性格最为自卑和内向的原因还是我的家庭成份。我家一直是中农成份，可是到了大约1969年前后，“文革”最为激烈的时期已经过去，县上就开始大范围地重新划定阶级成份，据说这是根据中央关于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实际情况而进行的运动。当时我的年龄虽然还小，但是也开始慢慢懂事，并真真切切地见证了“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所经受的打击。我的六叔因在国民党部队当过一段时间的代理连长，就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什么时候都是被打击的对象。在生产队，他和另一名“四类分子”什么时候都是干最重的活，却不许乱说乱动。六娘到我们家串门，提起六叔就说“帽子客把人能害死”。约有两年时间，我家被划定为“漏划富农”，我们这个家族所有的人都成了黑五类家属。在村子里，我们只有劳动的权力，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十分渺茫。那时喊的最响的口号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明显地，贫下中农子女就是抓革命的，而我们就是促生产的。一旦宣布我家为富农成份，就预示着我们这个家族下一代政治生命的结束，这我们当然不干。能不能划上富农成份，一般是以解放前三年的剥削量而计算，有一套完整的计算公式。大哥对我家漏化为富农成份强烈不满。在计算我家成份的剥削量中，有一个重要的长工，叫杨茂林，家住我们村旁边的深沟对面。要到对面村上去，必须翻越这条深沟，否则要绕的很远。大哥沿着羊肠小道，翻沟找到杨茂林家，说明了情况，要求其到我们村和村上的工作组当面对证。据父辈们的回忆，此人根本不在我家解放前三年雇佣的长工之列。杨茂林年龄大了，腿上有残疾，行动十分不便。大哥的身板也不结实，看上去还有点瘦小，但他硬是把杨茂林老贫农从沟那边背了过来，直接走到工作组组长的窑洞前。上沟下沟，弯弯曲曲，下沟上沟，曲曲弯弯，大哥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困苦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把一个瘸腿老汉背过来了，这可能就是信念的力量在他的身上起了作用。生产队长看到这个情景，就像要疯了似的大发雷霆，恨不能把我大哥凑一顿：“反了反了，解放都这些年了，你还以为他是你家的长工，让你随便使唤来使唤去！”同时，一边对杨茂林老贫农嘘寒问暖，让其坐到了工作组组长的炕上去暖脚。说到最后，让我大哥去写检讨，从思想深处认识问题，否则，将在全村大会进行批斗。工作组组长也对大哥的行为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全家人忧心忡忡，当务之急就是怎样才能尽快过了生产队长这一关。大哥文化程度不高，写检讨的事情只能让三哥来搞。三哥也不推辞，抓紧时间就写好了检讨书。在向生产队长呈交前，大哥和父亲都要求三哥把检讨书唸一下。具体内容无非就是不应该把老贫农杨茂林从沟那边弄过来，当面进行对质。那时候无论写什么文章都要在最前面用一段毛主席语录，成了当时一种文体的固定形式。“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三哥正文还没有往下唸，大哥就要求暂停。“什么？人家还没有说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比喻成牛鬼蛇神了，你是咋想的？用这个语录坚决不行！”我在旁边看的也很是着急，就自告奋勇，不行我来写。我用的毛主席语录是：“一个人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大哥和父亲听了，都默默地点头，对我用的这个不痛不痒的毛主席语录十分认可。生产队长也没有什么文化，只是看大哥的检讨书密密麻麻写了一张纸，也就勉强过关了，最后要求大哥找了一辆架子车，铺上褥子，绕道将近十里路，把杨茂林老贫农安全送回家。我们这个大家族，平时也是一盘散沙，你吹你的号，我吹我的调，虽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但人心总是拢不到一块。可是自从村上要给我们这个大家族划富农成份时，那一大家族的人却是空前的团结，凝聚力特别强，谁都知道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大家族中，三哥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可是由于他酷爱文学，平时自学自修能力强，说话办事总是让人感到有一股文化的力量，他的文字水平在村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对给我们家划定漏划富农也是最为抵触的。这样，我们家就成了全村关注的焦点。每天晚饭吃罢，大哥就会来到母亲的房子，三哥随后就到，共同汇集各自收到的信息，发表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分析村上可能要采取的行动，提出应对措施，时间长了，这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惯例。想起那一段时间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管怎么说，县乡各级党组织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后纠正了我家的成份，恢复到原来的中农成份。

从1970年到1974年，在这一时间段，我多数是在桃曲坡水库上工，也有在村里劳动的时候。我很多时候都是被派去犁地，这种活路派老头干的时候最多，活虽然不重，可是很消磨时间，年轻人一般都不愿干。夏天要是去犁地，回到家时已经很口渴了。有一天我回家后照例到厨房去喝温开水或面汤。我们家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平时母亲都把温开水或面汤放在一个小盆里，方便我劳动回来能及时喝上。厨房的案板上就有一盆水，我端起就喝，喝了大半盆时感到味道不对劲，隐含着淡淡的辛辣臭味，一问母亲原来是洗了案板的泔水，我一下子心里直作呕，可是又吐不出来。母亲洗案板时看泔水还很清澈，没有舍得倒掉，没想到被我痛痛快快地喝了大半盆。我也不好意思向母亲过多地发火，只怪自己太鲁莽。我那时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吃的特别多，犁地时要给两个衣服口袋和两个裤子口袋装满红薯，一边犁地一边吃，回到家里饭也照样不会少吃。

当农民也没有条件讲卫生，一件新衣服没穿几天就烂了，人的身上特别爱惹虱子。人畜共生的有虱子、跳蚤和臭虫。记得外婆的衣服上虱子特别多，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给外婆抓虱子，最多一次能抓一百多，挤的虱子把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都染红了。还有隐藏在衣服缝里的虮子，一挤就有“砰”的爆破了的声音，让我感到很解恨。母亲是抓跳蚤的高手，只要是跑到母亲身子下的跳蚤，都能被她抓着。经常是她抓着了，就叫我挤死。我也乐意接受从母亲手里蹂躏将死的跳蚤，一刹时在我准确无误的挤压下，跳蚤就变为齏粉。臭虫大多藏在炕席底下、炕边或炕围的木板缝里、纸糊的炕围子或墙缝里。天一黑，人一上炕，臭虫就能闻到人的体温，三五成群纷纷前来采血，直到吃饱为止,人被臭虫叮咬过的地方会起一个小肉包，又烧又痒，隐隐作痛。我白天有时间就拿母亲缝衣服的针挑臭虱，每次都战果颇丰。对这些害虫，我也绝对不会心生怜悯，拿针的手不曾有过摇晃，银针很快就成了血淋淋的红针，炕周围的墙上留下了道道鲜红的血迹。有一天我感到脚面很痒，把胶鞋脱了一看，在鞋面的接茬处竟然有一只虱子，吃的肥肥胖胖。这可能是我平时不穿衬裤，加之劳动活动剧烈，虱子没有抓紧裤子，不小心滚了下去，刚好掉进了胶鞋里。衣服上有虱子见的多了，可是胶鞋上有虱子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平时很少穿袜子，因为一双新袜子没穿几天就烂了。外出到正式一点的场合，穿的袜子能把脚面盖住就行了，谁也不知道我的袜子没有底。我是汗脚，一劳动就出汗，一出汗鞋里就和了泥，再一干就结成了又黑又臭的垢痂，太厚了影响走路，就直接用手把它抠下来，一抠一大把，然后接着穿，很多时候都没有条件把手洗一下，这就是我在农村的真实生活，也是我浓浓的乡愁。

政治压力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当时的生活十分困难。作为麦子的主粮少的可怜，大多是玉米、谷子、红薯等杂粮，有时候能有这些杂粮就不错了。我家隔壁是个空院子，最早还有个破门，平时把门一锁，谁也进不去。从门缝往里望去，树木葳蕤，芳草萋萋。有一年秋天，生产队把萝卜储藏在这里。在院子前边挖了一条长方形的土坑渠，把收获的所有萝卜都放进去，上边盖上土，在中间埋上几小捆谷子秆，起到通风透气的作用，萝卜在里边不热也不冷，不干也不湿，能储藏好长时间，准备过冬时分给社员。大哥、二姐和母亲商量好要翻墙偷萝卜。我家后院到隔壁的土墙也不高，二姐很容易就翻过去了，偷的萝卜放在一个竹笼里，拴上一根绳子，由大哥在这边往回吊。正在这时，有两名队干部有说有笑来检查萝卜的储藏情况，大门离储藏萝卜的地方不远，外边开锁的声音一响二姐就听见了，眼看人就要进到院子，二姐表现的特别镇静，匆匆把挖开的土坑填上，立即藏在院子后边枝繁叶茂的石榴树下，这儿很少有人进来，荒草有半人高，不注意根本看不见。站在墙头上的大哥被这一幕吓坏了，他把这一切看的清清楚楚，赶快溜下墙来，慌慌张张跑到了母亲房子：“妈呀，这下坏了，你娃偷萝卜可能被人发现了，这可咋办呀，抓住了是要受法的？”我被吓的依偎在母亲的怀里直哆索，母亲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的不知所措。可是等了一会没有任何动静，大哥又悄悄跑到后院，这时检查人员已经离去，二姐又去偷了一竹笼，大哥吊上来后就叫二姐赶快翻墙过来，再也不敢偷萝卜了。面对这样的事情，二姐表现的非常淡定，大哥大为赞赏。唉！一竹笼萝卜也会成为我的乡愁。

曾有一段时间，我在村上的劳动积极性特别高。中午饭我和父亲在最短时间就可以搞定。我擀面，父亲烧锅。我的面擀好了，父亲锅里的水也烧开了。这期间，父亲还抽空用铁勺熟一点葱花。我和的面刚够吃就行了，一般情况都是不多不少，刚好够吃。从做饭到吃罢，约有半个多小时就结束了，在生产队的上工铃还没有敲响前，我一个人就先人一步出发了，抢先赶到要劳动的田间地头。我要的就是这个节奏。拔棉花秆是村里比较重的农活，特别是遇到地中间的棉花秆，长的又高又粗，拔起来非常吃力。而我是第一个赶到地头的，肯定从地边拔起，而地边的棉花秆由于人来过往，长的又矮又低，甚至期间有很长一截都没有。两行棉花秆我基本上拔了不到一行，待村上的人陆续到了地里开始劳动时，我的棉花秆就快要拔到头了，正坐在地头的远处乐滋滋地休息呢！这不能叫偷机取巧，地边的棉花秆总得有人拔，而我是第一个赶到的，这老天给的一点福利我也就当仁不让了。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乡愁吗？

村上的地犁完一茬得要十几天时间。而每个人要用的耕牛在第一天用了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就一直用这头牛，这在村民中已经行成了约定俗成的惯例。这挑牛可有一定的学问。谁都想挑高大健壮、听话有劲的牛。犁完一天地，你可能比别人要多走好多路，可是在赶牛和吆喝方面就要省心多了。长鞭子一扬，好的耕牛就会心领神会，你只要按好犁的把手就行了，而且这类牛前行的步伐都非常稳健精准，两边指挥方向的牛缰绳也很少用。乡愁乡愁，我爱好牛！

一个好的农民，要十八般武艺的兵器都会使用。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有：耧麦。一个好的耧麦手要先问好生产队长一亩地下多少种子，根据其量的多少调好耧的卡口，量多调大一点，量小调小一点。同时还要和摇耧的手劲结合起来，有的人技术可以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一块地的麦子耧完了，最后一粒种子不剩。铡草。铡草要求压铡把的人和茹草的人配合默契，重点是茹草的人，铡的草约有一寸长，长短一致，当然还得有一人干没什么技术含量的麦草整理工作。耱地。人站在耱上，轻重都在两只脚上。土坷垃大了，脚尖点重一些。涌的土太多了，脚尖抬高一些，虽然是人站在耙耱上，可是一天下来，人还是非常劳累的。扬场。扬场讲究的是头把木锨，根据风向定好自己的站位，其他的人依次排开，按照头把木锨的节奏扬场。赶大车。车把手是村上的顶级人物。要会训练人与畜牲的对话，“哦哦哦，迂迂迂，得得得”，畜牲都听得懂，遵守指挥，步调一致。大车装多少粮食，车辕轻重的调整，都要心中有数。何时要多加精饲料，何时要饮水，甚至休息打滚、扫身刮毛，细节问题都在考虑之列。那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是我记忆深处永远的乡愁！

可是在我还没有把这些务农的独门绝技学到手之前，我就遵照家人的安排，投亲靠友，来到了青海青南十分边远的牧区。多少年了，每当亱深人静，浮现在我眼前的总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和亲人那些熟悉的面庞。讲一件真实的事情。女儿两三岁时和妻子来牧区看望我。在西宁找去治多的便车，一等就是十多天。突然离开家乡，离开亲人，特别是离开曾和她朝夕相处的外婆，看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女儿一时很难适应，有一天走在大街上她对妻子说：“妈妈，我想哭？”妻子心里也很难受，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那你就哭一会”。在人来熙往的大街上，女儿哭的很伤心。哭了一会，妻子问女儿，哭好了吗？女儿说哭好了，哭声又戛然而止。这哭声是情感的自然表露，它在一定的时间和场合需要发泄。小孩都是这样，何况大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乡愁的理解在不断加深。乡愁就是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是对家乡父老乡亲的牵挂。每次回家探亲，我都要搜肠挂肚地把家乡的土话练习练习，土话和方言越是土的掉渣越是我要达到的效果，我越是能了解到他们掏心窝子的话。有的父老乡亲甚至惊讶我出去几十年了竟然把农村这些只有本地人能听懂的话记得这样清楚，说的是这样的到位。从筹划到探亲结束，我无时不徜徉在浓浓的乡情之中，故乡的茅椽蓬牖也是那样的亲切，看着也是那样的顺眼，似乎一切本该就是这样，有一点发展和变化还有点不太适应，在问清前因后果的详情后才会把这变化纳入记忆的深处。我从来都没有像今天对乡愁的理解和感悟这样深刻，这样透彻。

面对故乡遥远的天际，我忍不住又一次泪流满面！

作者简介

刘良宏，笔名草地人生，陕西富平人。青海省纪委退休干部,中国林业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

来源：《陕西文谭》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