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面壁计划的感悟，千面科学丨三体内外叶哲泰的两个世界

在进入正题之前需要强调一下，本文不是索引派，目的不在于说明叶哲泰或者绍琳的原型，但是三体中的很多人物的确又带有现实中人物的影子，因而就把两个世界的人物做一个对比。

一．三体世界的叶哲泰

《三体》中叶哲泰出场的背景是“集体梦游期”（“文革”时期），而后在审判叶时，提及其1967年时教授物理，并在1962-1965届中加入相对论内容，妻子绍琳同为物理教授，女儿叶文洁、叶文雪（死于“文革”）。后又提及1922年爱因斯坦访华，绍琳的父亲担任翻译，论及11月13日的交谈时，书中说同行的有于右任和曹谷冰等。小说原文如下：

“后来我知道，父亲对你讲了善意的谎言，他与爱因斯坦只有过一次短得不能再短的交流。那是1922年11月13日上午，他陪爱因斯坦到南京路散步，同行的好像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大公报》经理曹谷冰等人，经过一个路基维修点，爱因斯坦在一名砸石子的小工身旁停下，默默看着这个在寒风中衣衫破烂、手脸污黑的男孩子，问你父亲：他一天挣多少钱?问过小工后，你父亲回答：五分。这就是他与改变世界的科学大师唯一的一次交流，没有物理学，没有相对论，只有冰冷的现实。据你父亲说，爱因斯坦听到他的回答后又默默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看着小工麻木的劳作，手里的烟斗都灭了也没有吸一口。你父亲在回忆这件事后，对我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你父亲因德语很好被安排为接待陪同者之一。你多次告诉我，父亲是在爱因斯坦的亲自教诲下走上物理学之路的，而你选择物理专业又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所以爱翁也可以看作你的间接导师，你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

叶文洁去红岸基地前还曾提及叶哲泰的研究生杨卫宁，以及叶文洁在1966年《天体物理学杂志》（英文版写为《The Journal of astrophysics》）上发过论文《太阳辐射层内可能存在的能量界面和其反射特性》(英文版写为《The Possible Existence of Phase Boundaries Within the Solar Radiation Zone and Their Reflective Characteristics》）。最后叶文洁接受审问时有过这么一段对话：“审问者：出生日期？叶文洁：1947年6月。 审问者：职业？ 叶文洁：清华大学物理系天体物理专业教授，2004年退休。”

二．现实与虚构之间

首先，“文革”时期叶哲泰任教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至少曾任教于清华物理系，应该说是公认的。这里指出部分理由：1.疯狂的年代里提及了所在学校有“红色联合”与“四二八兵团”的争斗，而现实世界中清华存在“井冈山兵团”与“四一四兵团”的斗争；2.按照那个时期的规则，子女是有机会顶替父母工作的，所以叶文洁后来回到清华任教；3.文中若明若暗地提及过，比如论及杨广宁时，论及叶哲泰被审问殴打致死时。

其次，爱因斯坦访华一事也确有现实依据。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受到王一亭（即王震）的热情款待，我国出席这次宴会的还有大公报经理曹谷冰、总编张季鸾，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曾经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的张君劢，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应时和夫人张淑及女儿应慧德等人（据胡大年考证张君劢当为张君谋之误）。这些人当中，王震为画家，同盟会成员，其时已年过六旬，且不通外语。曹谷冰张季鸾皆为文人记者，不通物理。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不用多说。张君劢在玄学和科学之争中作为玄学派代表人物自然读过相对论，但是毫无疑问是反相对论的。张君谋即张乃燕，他的确留过洋，先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伦敦皇家理工大学、瑞士日内瓦大学专攻化学。民国8年（1919年）获日内瓦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民国9年受聘北京大学任化学教授，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化学教授。民国十二年（1923），当选为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并兼任浙江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化学教授。但是没有去过德国，专业也为化学而非物理。应时，字溥泉，浙江吴兴人，从小父母双亡，靠奖学金在南洋公学完成学业。1907年末赴英国伯明罕大学选修理科，后在加鲁高等商业学校进修德文，1916年以浙江省官费生的资格携眷赴德国柏林攻读法律，不久因中德宣战而改入瑞士罗山大学续习三年，然后又赴法国入巴黎大学，两年后获法学博士学位，1922年学成回国，任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

无论是因为德文好而作为翻译还是具有理科背景上来说，应时都很符合绍琳父亲的形象（爱因斯坦不愿意用英语演讲，认为自己英语很烂），那么应慧德很符合绍琳的形象也在意料之中了：“宴会中，爱因斯坦对十一岁的女孩子应慧德赞赏备至。应慧德以流利的德、英、法三国语言和爱因斯坦夫妇交谈，并朗诵德国名人诗篇。”甚至爱因斯坦在《三体》中那段再空灵的思想在现实的中国也飞不起来的经典场景也是有现实来源的：“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见许良英等人编著的《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三卷）]

爱因斯坦在沪留影（王一亭赠给爱因斯坦），图中小女孩为应慧德，出自戴念祖《上海、爱因斯坦及其诺贝尔奖》，《物理》2005年1期。

再次，叶文洁的论文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这本杂志在现实世界应该是《Astrophysical Journal》。而三体英文版中，刘宇昆翻译的《The Journal of astrophysics》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另一本名字相近的杂志是《Journal of astrophysics and Astronomy》，但无论在哪本杂志查相关文献都是没有收获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确有天文物理专业，其天体中心成立于2001年。清华物理系网站虽然有教师一览，既有按照专业分类浏览的设置，也有离退休教师的页面，但很可惜没有姓应的，当然姓叶的也没有。

应时真的就是绍琳父亲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原因大致如下：第一，应时并不是物理学家，没有在爱因斯坦的指引下走向物理道路，相反和那时很多出国留学的人一样有理工科转文，严格说来他是个翻译家和法律学者；第二，应慧德1922年已经11岁了（即1911年出生）叶文洁设定是1947年7月出生，如果应慧德就是绍琳，那么36岁产女无论在那个年代乃至现在都不是很常见，何况数年之后叶文雪才出生，而且1968年应慧德57岁已经从清华大学退休了。

我们可以再反推，叶文洁1947年出生，其时叶哲泰应该二十来岁，二十年后的文革也不过四十来岁，按常理推断叶哲泰应该和绍琳同龄，这样的设定比较合理。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中的中国早期物理学家的情况，叶企孙(1898-1977），饶毓泰（1891-1968），吴有训(1897-1977) ，萨本栋（1902-1949），周培源（1902-1993），束星北（1907-1983），夏元瑮（1884-1944）。下文我们后面将重点分析他们作为人物原型的可能性，若单从年龄上看周培源和束星北是比较接近的。

三、现实世界的物理学大师们

小说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可以推断，刘慈欣并不是以一个人为蓝本创造的叶哲泰，甚或刘慈欣本人创作并没有具体的参考人物，他是那个时代科学家的集体象征，但不可否认带有以上述几位物理先驱为代表人物的科学知识分子的影子。这里简单介绍几位和小说中比较接近的人物。

叶企孙，单从姓和学校看，很容易让人相信他就是叶哲泰的原型。但也有这么几个不符合的地方：第一，叶企孙年龄比叶哲泰大；第二，叶企孙研究方向并非相对论，甚至他不是一个研究型的学者，他们那一辈人都是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学科体系构建者；第三，1952年院系调整叶企孙被调到北京大学；第四，叶企孙终身未娶，无子嗣，终身献给了物理事业和教育事业，是一位孤独而伟大的悲剧性人物。

饶毓泰，和叶企孙同为中国近代物理奠基人，一在清华一在北大，两者遥相呼应。按照致敬的通常做法就是角色名用历史人物命名，例如王晋康《泡泡》中的陈星北就是向下文中的束星北致敬。所以看到叶哲泰想到的就是这两位大师也是人之常情。近年来叶企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原因大概和其弟子大有出息不无关系，毕竟两弹一星现在仍被平常百姓所津津乐道。而饶先生的弟子其实也颇有名气，只是大多去了台湾（如吴大猷），或英年早逝（如郭永怀），业内大有名气的黄昆等人在大众心中相较两弹一星元勋还略显陌生，所以也几乎找不到相关传记，令人唏嘘不已。

周培源，应该是中国职业理论物理学家第一人，并且是相对论专家，在普林斯顿时周与爱因斯坦逐渐熟识，有一次爱因斯坦和周谈起中国时特地回忆了1922年上海见闻，那一幕幕悲惨场景让爱因斯坦难以忘怀。只是抗战开始后周的研究方向转向实用方面，直到“文革”结束才回到相对论。

束星北，据说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之一，由于时代的悲剧性导致其专业方向一改再改，晚年受不公正待遇，和叶企孙一样精神上出现问题，凄凉而死。束星北有尚武情结，曾一度迷醉于侠士剑客，日常行为中也经常打人，但是他知道打人是不好的，常常打人之后再道歉。他年轻时喜爱科幻小说，一直崇拜和仰慕爱因斯坦，据他晚年回忆，大学时一本译介的讲述“四度空间”的科普小说，引起了他的幻想和对相对论的追求。他自称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但是最近研究争议很大。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和后半生的爱因斯坦一样致力于统一场论研究，虽然途径并不一样。他的学生也出现了程开甲、李政道这样的大师。另外他和学生蒋素卿曾计算了太阳引力场中的光线偏转值，这可能是和三体联系比较密切的论文了。束星北也被称为中国现代雷达之父，从他一生的研究方向来说也是和叶哲泰较近的，而叶文洁在红岸从事的就是雷达方面的研究。

夏元瑮，大概可以算是中国相对论第一人。师从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1913年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1919年第二次赴柏林，认识爱因斯坦，亲自邀请爱氏到中国讲学，但未实现。1921年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释》，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四．结语

毫无疑问，作为《三体》系列中最接地气的一部，《地球往事》对“文革”时期的详细描写，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把握和心理剖析都是十分到位的，和现实中的科学家呼应之强烈，理解了这点也就不难理解叶文洁为什么会在不了解三体人的前提下就将信号发射出去了。正如爱因斯坦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中说的：“前些时候以来，曾有过无数这样的论调，说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危机，它的稳定性已遭到严重的损害。这种情况的特征是：个人对于他所属的集体，不论大小，都漠不关心，甚至有敌对情绪。为了说明我所讲的意思，让我在此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不久以前，我同一位有才智的并且是好脾气的人讨论下一次战争的威胁，我认为下次战争会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我说，只有超国家的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险，我那位客人却无动于衷，而且冷言冷语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绝灭呢？’”显然叶文洁就是这样一位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