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从不说东南西北的话，天津人从不说东南西北
这天早晨，整个城区朦胧一片，淡淡的雾霭给大地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太阳从东方慢慢升起，一阵风把雾气吹散了，太阳射出柔和的光芒，把白云染成了浅红色，像小姑娘白里透红的脸蛋。
刘书红化装成一个雍容华贵的大家闺秀，坐着黄包车向西一路开去。她对这条路再熟悉不过了，从上中学时起，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回走一趟。坐在车里，她会目不转睛地欣赏路边的洋房、店铺和公园。因此她对所经过的一条条道路以及沿街的景物都非常熟悉。
天津的道路和西安、南京、北平的不一样，都是弯曲的，没有正南正北的街道，这也是天津的一大特色。在天津问路听到的只是左拐右拐，没有向南向北向东向西一说。
河道发达的天津是以水路运输发展起来的，过去普通百姓主要以苦力为生，靠水路运输货物来养家糊口，依河道行走，依河道搬运，依河道做点小生意，逐渐发展成商业区，比如天后宫、大悲院、大胡同，都在三岔河口附近。
由于众多河流形成的地势不平，造成天津也是水灾多发的城市，所以居民在选择宅基上，不得不考虑地势的因素。由于居民点都是不规则的形状，所以连通居民点的道路就不可能都是直的。
天津市只有一条正南正北的街道，这就是大法国街。它依河而建，向南延伸，背靠海河，象征着坐拥滚滚财源延绵不绝，这也是由房屋坐北朝南衍生而来的。
所以由于长期沿河行走，以及筑屋居住需要考察地形地势等等，造成了天津凡是与河流有交口的道路，凡是穿过有一定年代居民区的道路，都不是正南正北的，也不是直线的。
刘书红乘坐黄包车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一直向西行去，拉黄包车的师傅姓魏，叫魏贤礼，他的这次任务是刘书红的领导刘希民安排的。
在路上，魏贤礼一边拉着车子跑一边问刘书红：“刘姐，你去杨柳青，是回娘家还是回婆家？”
“回娘家。”刘书红落落大方地回答。
“婆家在城里？”
“我还没出阁呢！”刘书红咯咯笑了起来。
“怪我多嘴，对不起啦！”
“没关系。”刘书红问魏贤礼，“魏师傅，您过去在哪儿干活？”
“在三条石！”
“三条石？”刘书红吃了一惊。
“怎么，你去过三条石？”魏贤礼问。
“没，没有……”不过刘书红知道三条石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三条石在天津的西北部，北靠北运河，南靠南运河，东口正处在南北运河交汇的三岔河口附近。
这条大街原来是低洼不平的黄土道，传说晚清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家里死了人，为了使浩浩荡荡的出殡仪仗队顺利通过，就强迫劳动人民在路上铺设了三趟大青石，三条石大街由此得名。
早在一八六○年前后，地主、商人就利用地理条件的优越和水利交通的便利，在那里陆续开办了一些铸铁业和机器制造业。
其实，那里是一个人间地狱，劳动人民的血泪浸透了那片土地，万恶的资本家榨尽了工人血汗，欠下了累累血债，大青石上的车辙真实地记录了劳动人民斑斑血泪的历史。
“您在三条石哪个厂子干活？”刘书红用一双矜持而又不失妩媚的眼神问。
“三合成桅灯厂。”
刘书红看到魏贤礼的手有残疾，又问道：“你的手？”
“嗐……”魏贤礼叹了一口气，不堪回首的往事像沉渣一样从心头泛起，挂在眼前：
资本家为了获取暴利，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为了防止泄露技术，资本家把魏贤礼锁在一间又黑又闷的小屋里，强迫他每天干十六七个小时的活。
俗话说，屎急尿涨，王法也放！可他们连大小便都不让人出来，简直比囚犯还苦。
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繁重的劳动压力，痛苦生活的折磨，使得魏贤礼在不到十年内接连出现了多次工伤事故，落了个十指九残。
资本家从魏贤礼身上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来了，便一脚把他踢出厂门。魏贤礼满腔怒火，恨透了资本家。他满怀对资本家的深仇大怨，拖着一只残手回到家里。
老伴为了攒钱尽快给魏贤礼治好伤，日夜给人家缝补浆洗。十岁的女儿为了分担爹娘一点痛苦，忍饥挨饿，头顶暴雨，蹚着大水去摘麻叶，不慎掉进土井，幸亏被路过的一个人救起。
今后生活的出路在何处？魏贤礼被逼得要卖掉自己的亲生儿。可怜的孩子流着眼泪哀求父亲不要卖，他要和父母、妹妹在一起，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一家人抱头痛哭起来。
悲痛的哭声惊动了四邻...
胶皮即黄包车。旧式的人力车是高大的木制车轮，外包铁瓦圈，跑起来不但费力，而且震动很大。后来，车轱辘改为钢圈并加了胶皮条，故得胶皮之名。
拉胶皮是一个十分辛苦又挣钱不多的活儿，虽然十里八里跑下来已是满身大汗，可他们不能歇息，仍不停地招呼路人。难怪天津民谣说“拉胶皮，不赚钱，穷人奔波广为难”呢！
车夫都希望能有个条件好一些的人家雇包月，因为这样不仅有相对稳定的高一点收入，也许还能管饭或送身衣裳。拉包月的除早晚接送主人，日间伺候其他老小出门之外，另兼办采买，逢年过节还会得到一点喜钱。
然而，魏贤礼一直没遇到包月的人，却碰到一位正直善良的中年客人。那人一见面就呼哧带喘地说：“老师傅，后边有警察追我，你对这一带情况熟，能拉我到前面躲一躲吗？我多付车钱。”
魏贤礼二话没说，把自己的草帽往那人头上一扣，拉着那人就跑了起来。飞也似的黄包车左拐右拐，最后钻入一条小巷，走进一家平房。
“兄弟放心，这是我的家，虽然破陋，但非常安全。”魏贤礼喘着粗气说，“我姓魏，你在这儿不会出任何问题的。快坐下，快坐下，我给你沏茶……”
坐在凳子上，那人松了一口气，似乎赢得了一点喘息，赢得了一点思索，赢得了一点抉择的时间。
天黑下来了，那人要走。他掏出钱来对魏贤礼说：“魏师傅，这是车钱。”
“多了，多了！”魏贤礼从一沓钞票中取出几张，“这些拿回去。”
那人握住魏贤礼的手非常感激地说：“老哥，我姓刘，叫刘希民，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永远忘不了您！”
“兄弟，言重了！”魏贤礼亲切地说，“我看你是好人，以后有用得着老哥的地方，就来找我，我随叫随到。”
从此以后，刘希民就经常找魏贤礼拉车送人。在刘希民的指导和培养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魏贤礼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从事秘密交通联络工作。
魏贤礼一边说话一边拉着黄包车往前跑，不知不觉来到国民党军的关卡。虽说已办了特别通行证，对顺利过关胸有成竹，但他们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紧张，担心万一出现不测。
刘书红的眼睛不光像一对美丽的黑葡萄，更像洞察秋毫的显微镜。她朝前方瞟了一眼，发现这是一个较大的关卡，岗楼旁边有一排营房，营房门前有一棵大杨树，树上有一个乌鸦窝，却不见了乌鸦。
营房里住着随时待命的国民党士兵，其中一个军官模样的麻脸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张旧报纸。他翻来覆去地浏览着，不时用黄鼠狼似的眼神扫描过关的人。营房大门的旁边，停着几辆三轮摩托。
黄包车来到卡子口，过卡子的人很多，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有城里人，也有乡下人；有拉车的，有挑担的，有背包的，还有抱孩子的。小孩哭，大人叫，显得乱糟糟、闹哄哄的。
坐在黄包车上的刘书红已丢掉温柔贤淑的小姐风范，变成一个飒爽英姿的女战士。非但如此，在险恶的环境中，她还学会了长袖善舞，随机应变。
他们顺着一条长长的队伍往前走，终于挨到了关口附近。在他们前面是一个年轻人，正在接受哨兵检查。
那荷枪实弹的哨兵横枪拦挡前面的人，阴阳怪气地问：“去哪儿？”
“去杨柳青。”那年轻人答道。
“杨柳青？”哨兵好像被马蜂蜇着了似的，用恶毒的眼睛盯着那个年轻人，“去杨柳青干嘛？”
“回家。”那年轻人说，“我家就在杨柳青。”
“不年不节的，早不回家，晚不回家，为嘛偏偏在这个时候回家？”
“想父母了呗，回去看望父母！”
“我看你不是去看父母，是想去看共军！”
此情此景，令刘书红倒吸一口凉气。她庆幸领导的及时提醒，没有辜负自己一宿的精心准备。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那个年轻人心怀不满道。
“你不能出去！”蛮横的哨兵喊道，“下一个。”
魏贤礼把黄包车往前拉一下，那个哨兵用色眯眯的眼神打量着刘书红。
刘书红长得确实漂亮，犹如冬天里盛开的一株梅花。她那白皙如雪的皮肤、妩媚传神的眼睛、修长苗条的身材，使人望而生情，是那种任何男人看了以后都不可能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的美人。
此时，远处的那个麻脸军官的眼睛也在不老实地盯着刘书红。
刘书红把特别通行证递给哨兵，哨兵看了一眼便温和地问：“从哪里来呀？”
“维斯理教堂。”刘书红轻言细语道。
维斯理教堂是天津家喻户晓的一座基督教堂，由美国人达吉瑞于一八七二年创办，因纪念卫理公会创始者英国人约翰·维斯理而得名。该教堂初创时，借住紫竹林圣道堂，随后在海大道买地建造教堂。一九○三年，卫理公会把海大道旧有的维斯理堂出售，在梨栈购地，一九一三年新的维斯理堂建成，占地三千七百六十五亩，建筑面积二千二百四十九平方米，由美国牧师达吉瑞主持，直到一九三二年该堂才有了第一位华人牧师刘广庆。
这些资料，刘书红已熟记在心，以便应付边卡哨兵的提问。
哨兵接着又问：“在教堂干嘛？”
“给圣诗班做琴师。”
“到哪儿去？”
“去静海。”刘书红沉着地应答。
“静海离这儿多远？”
“七十多里。”
“干嘛去？”
“母亲病重，回去探母。”
“把手伸出来！”
这使刘书红感到意外，一缕惊慌的神情从她的脸上一闪而过。
哨兵看到刘书红的右手食指和中指没有被铁笔磨出的茧子，又检查一下她带的行李，没发现有异常，就说：“你可以走了！”
“感谢神……”刘书红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此时，刘书红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而且还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微笑。她想，杨柳青离这儿不远了，她身上的情报很快就能送到解放军那里。
心如敲鼓咚咚直跳的魏贤礼听说可以走了，便拉起黄包车快步跑起来。他总算完成了刘希民交给他的任务，没有辜负刘希民的期望，心里非常高兴。他为顺利过关而庆幸，而欣慰。由于精神放松了，拉着黄包车的魏贤礼感觉轻快多了。但他一刻也不敢放慢速度。他要把刘书红尽快送到目的地，圆满完成上级交给他的光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