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人如何避免走向平庸？行为天才与平庸之辈的区别在哪里

第2章 拼图

如果把行为天才想象成一个金字塔，底部基石就是协调性，其上是为了使特定动作趋于完美而不断重复的练习，而想象力则居于金字塔的顶端。这就是行为天才与平庸之辈的区别所在。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 《行为天才》（“The Physical Genius”），登载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

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我的孩子们热爱艺术活动。他们坐在餐桌旁涂画、剪刻，然后拼贴成公主、动物和房子。这些“大项目”能持续几周，我们的房子也因此变得凌乱。但是最后，孩子们会从自己创造的作品中真切体会到满足感，然后着手开始下一个“项目”。

对我而言，我的“项目”是患者。每个患者都需要一些裁剪、黏合或者固定，直到可以转移到下一个“项目”。辛迪是个尤其令人难忘的“项目”。我第一次给她做肝移植手术的时候，她病得很严重，可能只剩一两天的日子了。手术前一天晚上，我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凌晨2点左右，我接到了电话。电话响了一声我就接了起来，因为那天晚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沉沉睡去，就像平常配班（on call）时一样。

电话是我们的器官获取协调员帕梅拉打来的。“我们得到了一个肝脏，看起来很不错。捐献者是44岁的男性，死于药物过量。进行了20分钟心肺复苏。肝脏各项指标良好。”接下来的5分钟，帕梅拉详细介绍了供体的稳定性、既往用药史和其他实验室数据。我心不在焉地听着，部分原因是，只要这个肝脏看起来很好，我们就会用的。

我问帕梅拉，谁会优先获得这个肝脏。

“辛西娅（即辛迪）的MELD评分是40，我是否该让其他协调员给你打电话？”MELD是“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的简称，预测了患者的肝病严重程度，以及患者在无移植情况下的存活概率。MELD评分系统完全基于实验室数据，得分决定了患者的名字在移植等候名单上的位置。MELD的分数范围是6到40分。如果低于15分，通常意味着患者在肝移植中出现不良结局的风险高于无移植情况下的死亡风险，我们一般不会实施移植。评分越高，意味着患者的肝脏情况越糟糕，如果不接受移植，患者会面临更大的死亡风险。移植肝脏的分配完全根据等候名单上的患者死亡风险，不考虑生活质量、工作能力，也不会预测术后患者回家或重归有质量的生活的可能性。

每次移植协调都要进行几轮电话呼叫，从确认全国各地的潜在接受者开始；各地医务工作者把潜在接受者带到医院，确认他们的身体还能承受得住移植手术；对捐献者进行多次检查，排除感染风险；进行组织分型，确认血型，并将供体和受体进行遗传配型；在供体和受体的医院之间安排好手术室的时间；准备好随时待命的飞机，把受体的医生和团队运送到捐献者的医院；当然，要给捐献者的家人留出时间告别，以及与移植团队交流。只要出现一点小问题，流程就要更改，整个程序要重新开始。

凌晨3点15分，电话又响了。（那时候我正将注意力集中在接受者身上。）关注移植前后患者情况的受体协调员杰米给了我更多关于辛西娅的信息，用的是辛西娅的简称“辛迪”。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辛迪多次入院。她最近在进行肺炎治疗，并于前一天开始发烧。这次住院期间，她的肾功能衰竭，现在在做透析。她完全被击倒了（从肝衰竭导致的意识不清到几近昏迷），皮肤像香蕉一样黄。她已经失去了凝血功能，血液从肠道渗出，渗进排泄物中，还有血从她的鼻子和静脉渗出。她每天都要接受输血。

我很信任杰米，但是考虑到辛迪病情严重，我决定自己做病历活检。我打开电脑，通过防火墙，登入医院的系统。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还在跟杰米通电话，因为我可能需要选择一名“替补患者”，以防辛迪的身体状况太差（承受不住手术）。

我想确定一名替补患者，如果辛迪病得太重而不得不放弃移植，替补患者将接受移植——这种疯狂的想法反映了肝移植等候名单上的患者所面临的情感挑战。当你在等待健康肝脏时，你...

现在，我们实施移植的患者范围广得多了。我们会接受这样的患者：发烧、肾衰竭、戴着呼吸设备并且需要服药以维持血压；或者有肝肿瘤、活动性肠出血，并且可能需要建立血管旁路或者采用其他大胆的措施疏通被血凝块堵塞的血管。但是如果我认为某个患者实在病得太重，我还是会把“替补患者”带到医院，协调员会告诉“替补患者”在什么情况下他可以得到肝脏。试想一个等待移植的患者半夜开车去医院，准备好接受手术，甚至已经被推进了手术室，但他很清楚只有当预定的接受者死了，他才能收到这份生命之礼，这是一种什么情形？这种打算听起来很冷血，但是我不希望浪费一个健康的肝脏。

我查看了辛迪的数据。浏览着她的病历、检查数据和拍的片子，我感觉自己已经认识了她。我看到了“数据版的她”，我检查了她的肺、肝脏、******、肠道、血管。如果在街上遇到她，我肯定认不出来；但是如果看到她打开的腹腔，我能立刻认出她来——根据她萎缩的肝脏、巨大的******、严重的静脉曲张（扩大、肿胀的静脉），以及由于肝脏萎缩造成了巨大的血流阻力，曲张的静脉把血液送向错误的方向，使得辛迪胃肠出血、意识浑浊、肾衰竭，还有她现在的濒死状态。

我跟杰米说，试一下吧，不准备替补患者。

那天下午4点半，我终于见到了辛迪和她的家人。我以后会和他们非常熟络，特别是辛迪的女儿艾莉和丈夫迈克尔。我看得出他们深爱着辛迪，也为她的病情忧心忡忡。我跟他们谈了手术的信息，以及辛迪虚弱的身体状况。我告诉他们，捐献的肝脏看起来状态很好。我讲到了一些数据，这个出现的机会是百分之a，那个发生的概率是百分之b，以及可能会有大出血、管漏、血管堵塞、器官受伤、移植的肝脏不能正常运作等情况出现。但他们最关心的那些问题，我无法回答。

首先，我不能告诉他们捐献者的身份。我们避免谈论太多捐献者的信息，因为很容易在网上查到这些人的身份。当然，辛迪的家人想知道手术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进行，但我不知道。协调员们忙着安排好所有的器官。我们有一名器官状态良好的捐献者，已经脑死亡，但仍有心跳，这意味着他的心脏、肺、肝、肾、胰腺，甚至小肠、皮肤、骨骼和眼睛都可以捐献。接受者方的医生可能想对捐献者多做点测试，包括心导管插入、超声心动、肝活检（我们要求的）、支气管镜检。捐献者的身体将被推进导管室，心脏病医生会在他的腹股沟插入导针，并将导管引入心脏中，以拍摄冠状动脉的照片；另一个医生会把针刺入他的肝脏，以获取活检需要的组织；第三名医生会将窥镜送入他的肺脏，以观察他的气道。

接近午夜时分，我的电话响了。又是帕梅拉的班了，此时她已经为捐献者预定了明天下午1点的手术室。凌晨3点，帕梅拉又打来了。手术时间推迟到了下午3点。

晚上7点，我们总算进了手术室。******医师让辛迪入睡了。我坐在手术室，看着他们在辛迪的脖子里放上巨大的静脉管，当我开始给辛迪放血的时候，血液会通过静脉管再灌注进去。我注意到她的起始收缩压是60毫米汞柱，而现在甚至还没有开始放血，这样低的血压太危险了。我看着他们准备好了血压药，考虑着是否现在就叫一个替补患者来，因为辛迪挺不过去的概率又增加了。算了算了。我们的团队正在捐献者的医院收拾装备，30分钟后能飞回来。同事给我发了一张捐献者的肝脏照片，它看上去很完美。我要把这个肝脏放进辛迪的身体里。这个肝脏就要属于她了。如果辛迪入土了，这个肝脏要跟她一起埋葬。

晚上8点15分，我们终于切下了第一刀。我的同事艾米莉，第二年住院医师，切开了辛迪的皮肤。所有伤口都在流血。这不足为奇，辛迪的身体里已经完全没有凝血因子了，她的血液源源不断地从静脉注射针孔和导管孔中流出。但对我来说她已经不是辛迪了，我不再去想她的生活、她的家庭、她是男性还是女性、她是年轻或者年老。如果想着这些，我可能没办法继续为她做手术。我看过她的片子，知道每部分都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现在我需要把拼图拼凑起来。

肝移植可能关系到一千到一百万块碎片。尽管这些天的CT（计算机体层扫描）和MRI（磁共振成像）情况都很好，但在开始之前，永远无法知道肝移植或者任何一台手术是什么样子。不过一旦打开胸腔，很快你就有了主意。如果病肝已收缩、移位，你可以把它拉起来，你知道移除这样的一个肝脏不会很困难。然而，如果因为长年的炎症和损伤，肝脏与周围组织粘连在一起，你也会知道，你在打一场硬仗。而如果仅仅割开皮肤，患者就已经流掉了2升血，你就知道你完了。

我们打开辛迪的腹腔，吸出8升啤酒色的腹水——大多数晚期肝衰竭患者的器官都泡在腹水里。（我向我们的手术助理护士斯蒂芬表示祝贺，她猜测会有7.5升腹水，这是未超过实际情况的猜测数字里最接近8升的。好吧，这只是个手术室幽默。）我们放入牵引器，肝脏展露出来。我立刻判断出，接下来要流不少血，但是情况不算特别糟糕。我们准备了两个吸引器，用来“对付”整台手术里腹水和出血造成的“汪洋”。艾米莉和我都把过膝的防水袜搭在手术室垫脚凳上，这样到手术结束时，我们就不会站在湿透的袜子里（这些都是通过教训学来的）。

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辛迪漂亮的新肝脏立刻就开始工作了，止血也没有遇到太******烦。手术大约在凌晨3点半结束，对某些外科医生来说，这个手术可能有点长了，但我要慢慢来，在我离开之前确保一切都是完美的。我下楼去跟辛迪的家人交谈，艾米莉和手术室的******小组负责把辛迪转移到重症监护室（ICU），并处理没完没了的文书工作。我告诉辛迪的家人手术进展顺利。我提到手术全程辛迪的血压都很低，但我认为这种情况有希望在第二天左右自我纠正。辛迪在ICU需要用到呼吸管，她病得很重，但我想她会好起来的。他们问我辛迪的肾脏会不会恢复，我说希望可以。

手术后第五天的早上8点，艾米莉给我打电话。“乔希，辛迪的******管里看起来有胆汁。”该死。我的心立刻跳到了嗓子眼。每次我的患者出了问题，我都会有这种极其糟糕的感觉，内疚自责和紧张不安交织在一起，还夹杂了压抑的感觉。胆汁有问题。肯定是从胆管缝合处渗出来的。在手术室里，胆管的两端看起来很好，但是在过去的几天里，辛迪的移植情况不太稳定，可能是低血压导致胆管裂开。血流不畅会使伤口愈合不良。

淋浴时，我在脑子里预演着我们要做的手术——很可能是鲁氏Y形胆管空肠吻合术。具体是指，我们要把辛迪的小肠切开，把它的一端提至胆管处吻合，另一端再缝回肠道里，这样看上去就像字母Y的形状。

内疚感慢慢包裹着我。对于病重的患者，真的只有一次手术的机会，尤其是免疫抑制的患者（即用药物抑制免疫系统，防止其攻击新器官）。一旦出现并发症，就只意味着你白忙活了。

我已经能够看到未来几个月辛迪住院的样子，可能出现多次感染，延长插管时间，有开放性伤口，需要各种抗生素，她的腹腔可能感染真菌，出现血行感染和深静脉血栓（DVTs），当然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肾衰竭，但愿吧。

我开车到医院，径直来到重症监护室。辛迪的******管看起来像粪便。不是说看上去很糟糕，而是说它看起来、闻起来都像粪便一样。我不知道哪里搞砸了，但我忍不住去想，如果是另一个医生做手术，是否可以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艾米莉已经准备好了手术室，我们赶紧把辛迪送去做手术。在进手术室之前，我十分焦躁。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你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你会竭尽全力来修补。等待着进入手术室是很痛苦的，有时候仿佛所有事都在阻碍你的工作——丢失的文件、延迟的实验室结果、没到的工作人员。

我们打开了辛迪的腹腔，挖出了一升粪便样的东西。肝脏看上去很好（除了被粪便污染了），血管很好，胆管也是。我们四处检查，结果发现右结肠有一个大洞。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或许是因为牵引器，或许是由于低血压和高剂量类固醇。这不是我的错——但是有什么区别吗？

艾米莉和我切除了辛迪的右半结肠，给她做了回肠造口术，留下了黏液瘘，这两个造口将一直留到下一年。这个手术的具体操作是，把辛迪的回肠（小肠）末端拉出来，在腹壁上造一个造口，这样她的粪便会直接排进排泄袋里；我们同时做了双管造口术，把断开的结肠也从腹壁拉出来，这样粪便就不会漏到腹腔里。这次修复之后，辛迪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康复过程：在医院待了三个月；伤口开裂；几次重新住院；几轮疗养院护理。但她总算有所好转，回家休养了。我们也能把她的肠道连接起来，这样她就能像其他人一样正常排便了。

辛迪在这条路上走的每一步都有家人的陪伴。对家人来说，这是非常艰难的，但他们从来没有停止付出。辛迪的肾一直没有恢复，她打算每周做三次透析，每次四个小时。这样的生活很悲惨，但能让她活着。好消息是，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只需要一个健康的肾脏。很快，她的女儿艾莉挺身而出。有了新肾脏，她就会完好如新，可以继续新生活了。

这就是我热爱移植的原因。从刚开始照料患者时我就注意到，对于患者，尤其是病重的患者而言，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是与你爱的人分开。即使家人们全心为患者奉献，疾病还是会把健康的人和生病的人区分开。生病的人承受着孤独，他们要孤身一人接受手术，最后孤身一人死去。但移植不同。移植是让其他人加入进来，和你一起与疾病做斗争，可能是刚刚去世的捐献者的器官，可能是陌生人无私的奉献，可能是你尚在世的亲人、朋友或熟人的脏器。不论是何种情况，其实都是某个人在对你说：“让我加入你，和你一起承受痛苦、迎接康复，一起感受你对未知的恐惧、对健康的渴望，一起找回你的生活。让我和你一起承担风险吧。”

10月的一个星期二，我在办公室看到了辛迪，距离她的肝移植手术大概过了一年半。我正在为明天的肾移植手术做准备，辛迪和艾莉在一起，她泪流满面，问我手术成功的概率有多大。

“手术肯定会成功的。”我告诉她。我没有说这是出于外科医生的自恋。事实是，她从一个健康的捐赠者那里得到了一个年轻的活体供肾，我们所做的所有免疫测试都没有显示存在早期排斥的风险，而且肾移植手术已经相当普遍。我只需要把最后一片拼图归于正位，她就能奔向新的生活。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是怎样走到了这里的？我们从刚刚过世的人身上获得器官，把它们植入正走向黄泉之路的某个人的体内，这些器官就突然能够正常运作了，这是怎么做到的？肝脏开始制造胆汁，肾脏开始向膀胱排尿，胰腺开始分泌胰岛素并调节血糖，心脏开始跳动，肺开始呼吸。这件事已变得如此简单而可预料，但它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曾经，移植这件事在理智之人眼中只是一个梦想，永远不会实现的梦想。

1894年6月24日，法国，里昂

在里昂，著名的法国总统玛利·弗朗索瓦·萨迪·卡诺（Marie-François-Sadi Carnot）刚刚结束宴会上的演讲，回到自己的马车里，一名男子从人群中冲向他。杰罗尼莫·卡塞里奥是一名21岁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他决心杀死总统。他买了一把刀，研究了总统访问里昂的计划。刺杀的完美时刻到来时，他跳上马车，刺向总统。卡诺总统随即被送到市政厅，当地著名的外科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他们探查了他的伤口，他很快从昏迷中苏醒，大喊道：“你们怎么能弄疼我！”不久，卡诺总统死了。死因被确定为门静脉受伤。

你能想象这场刺杀给法国人民带来的混乱和激动情绪，而当时的外科医生无法为卡诺提供任何类型的治疗，这更加剧了人民的负面情绪。卡诺的遇刺对一名年轻学生阿历克西斯·卡雷尔（Alexis Carrel）产生了巨大影响。卡雷尔当时是里昂的一名外科实习生（相当于医学生），他想知道能否通过某种方式改善对这类伤害的处理，于是决定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他是个天生的外科医生，野心勃勃，干劲十足，渴望成名。据报道，他对人们说，医生本可以拯救卡诺，应该有一种方法可以把断裂的血管缝合回去。当时的外科医生认为这个想法很疯狂。

1901年，完成外科的初步训练后，卡雷尔获得了一间实验室的使用权，能够使用手术设备和实验狗。他的研究重点是，设计一种把两条血管接在一起的技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技术，手术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外周血管疾病的记录，人们没有真正了解动脉粥样硬化，没有考虑过给心脏做手术，大多数人也不会活到足以出现这类问题的年纪。虽然血管受伤是战伤或外伤的继发伤，但标准处理方法是把流血部位结扎（紧紧勒住）；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的外科医生观察到的主要血管问题是动脉瘤（动脉扩张）。现在的动脉瘤主要与吸烟和动脉粥样硬化有关，但那时候，动脉瘤往往是梅毒的继发病。动脉瘤破裂是致死性的，如果在破裂前被医生发现了，医生就会结扎动脉。动脉结扎的死亡率很高，但并没有高过腹腔手术的术后死亡率。那时还没有人尝试过胸腔手术。

卡雷尔意识到了三件事。第一，他需要找到更好的针和线来把血管缝合在一起，尽量减小对内壁（内膜）的伤害，因为针孔处会形成血凝块。第二，除了改善缝合材料，他还需要一种能保护内膜的缝合技术，而不仅仅通过改善缝合材料。第三，他需要找到一个装置，能帮助医生快速完成血管缝合，因为他知道夹住血管的时间太长的话，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凝血。卡雷尔了解到手术用的针和线非常匮乏，他拜访了里昂当地一家男装缝纫店，以选取更优质的材料，包括直针和细棉线。另外，相传他曾在世界著名的花边刺绣大师勒鲁蒂埃夫人家里学习刺绣，并练习在纸上用针缝纫，直到他的技术完美无缺。他把针线浸在液体石蜡里，使它们能更容易地穿过人体组织。1902年，卡雷尔在一篇论文里描述了自己的发现。

阿历克西斯·卡雷尔一直被描述为天才外科医生。如果对外科医生的手术技能打分的话，大多数人会按照钟形曲线分布，对于复杂的案例也能处理得很好。也就是说，有一些外科医生天生有一双“好手”，只需要跟他们一起工作几分钟，你就能判断出他们不在钟形曲线上。他们的手上没有多余的动作，每个动作都如此高效，每一针都非常完美，他们的直觉也可靠得难以置信。卡雷尔就是这样的人，他是个巧手天才。

除了优秀的动手能力和更佳设备的采用，卡雷尔还积极致力于器官移植，即一套依靠缝合血管来供给新器官的方法。这点值得特别注意，因为那时候器官移植还仅限于科幻小说的范畴，虽有零星几次尝试，但均以迅速的失败而告终。

卡雷尔在里昂当地的科学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反响很好。在会上，他描述并展示了血管吻合（血管的重新连接）的方法以及一些后续实验，后续实验的内容是把狗的颈动脉（从颈部流向大脑的主动脉）和颈静脉（从大脑流向颈部的主静脉）缝合在了一起。他希望这些展示能为自己获得初级教员的职位。动脉-静脉缝合实验被听众顺利接受了，并且这项技术被当作通过增加流向大脑的富氧血治疗中风或一般性精神衰退的可能办法。我们现在知道这样做对上述疾病并没有益处，但这个概念将作为卡雷尔治疗各种器官衰竭的方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成为他的主要探索内容。阿历克西斯·卡雷尔的一些卓越成就，将因为他异于主流的兴趣和信仰带来的争议而被弱化，这也将成为他一生中循环往复的主题。里昂当地一家报纸援引卡雷尔的话，表示他相信卢尔德的神龛有超自然的疗愈力量。卡雷尔对于超自然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信仰，他感觉超自然现象中蕴藏着可以快速治愈各种疾病的力量。这个观点遭到了嘲笑，他失去了获得某个教职的机会。卡雷尔感觉自己在里昂遭到了背叛和封杀，他决定移民北美洲。在蒙特利尔短暂停留之后，他被招募到芝加哥与卡尔·贝克（Carl Beck）教授合作，他们在库克县医院（Cook County Hospital）为病人做手术，也在狗的身上做实验。很快，卡雷尔发现自己对给人做手术没有兴趣。他对美国外科医生的评价也非常低，将他们描述为“腐蚀了医学世界的一群智障恶棍……”，并宣称“美国的医生是最低等的职业”。芝加哥大学出现了一个研究机会，不需要照料病人，并且有动物手术的设备。卡雷尔在那里遇到了生理学家查尔斯·克劳德·格斯里（Charles Claude Guthrie），后者的实验室正在狗身上做手术。两人仅一起工作了两段时间，一共三到四个月，但那期间，他们在美国的期刊上发表了10篇文章，而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有20篇左右。这种生产力肯定是由卡雷尔对名誉和认同的渴望，以及在动物血管重建甚至器官移植领域竞争的意识驱动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短短几个月里，卡雷尔和格斯里思考并描述了多种不同的血管吻合手术，包括：将狗腿上的股静脉和股动脉连在一起（目的是改善腿部血流）；改进卡雷尔原始的血管吻合术，改为缝合整个动脉血管壁，而不只是血管外层；进行带血管的甲状腺移植，包括同种动物间的移植和不同种动物间的移植；多次尝试肾移植。受到成功结果的鼓舞，他们还将一只狗的心脏移植到了另一只狗的颈部（这颗心脏跳动了两个小时），并尝试了心脏和肺的移植（但总是失败）。1906年，他们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卡雷尔瓣”（Carrel patch），这是一种把血管和主动脉壁切开，增大可缝合的长度的技术。今天，我们仍会在器官移植中使用这项技术。

这可能是卡雷尔杰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年，原因有两个。第一，他专注于掌握血管吻合的技术，甚至已经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专心地重复练习对于技术达到完美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威斯康星的一名移植医生，我花了两年时间，没日没夜地在一个又一个器官上练习缝合，直到形成不需要大脑思考就能进行缝合的肌肉记忆。第一次缝合血管时，你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这是血管壁的内部还是外部；每下一针，都要斟酌入针的深度和宽度。而训练到某种程度后，你装上针头，不加思考地转动身体，最初需要进行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工作现在只需要10分钟就能完成。

当然，现在做手术的时候，我有负责清洗的助手；手术台对面会有一个住院医师或副主任医师；有牢固的复合牵引器，能拨开阻挡视线的东西；有强大的无影灯和头灯来照亮视野；有超级锋利、设计精良的细针以及更细的带涂层缝线，能在组织里来回穿行；有可以仅用指尖就能操作的弹簧装载持针器。这些卡雷尔都没有。

1906年对卡雷尔来说尤为重要的另一个原因，与他对论文发表的痴迷有关。他在那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仍然与今天的医学实践相关。他对文章所讨论的一些手术在未来的应用的预测出奇地准确，特别是在移植领域。迄今为止，对于卡雷尔的研究，我最喜欢的还是他在《科学》（Science）期刊发表的《将一只狗的两个肾脏成功移植到另一只切除正常肾脏的母狗身上》（“Successful Transplantation of Both Kidneys from a Dog into a Bitch with Removal of Both Normal Kidneys from the Latter”）。

那一年，卡雷尔开始探寻的另一条道路是，与身为医学“门外汉”的媒体建立联系。虽然这种做法不常见，而且为当时的许多科学家和外科医生所不齿，但卡雷尔与新闻界的许多成员建立了联系，并向他们透露关于自己实验的轰动信息。他还跟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们分享自己的技术。当一个外科学会在芝加哥成立时，卡雷尔借此机会向20余位知名外科医生展示了在狗身上做的血管吻合手术，这些医生包括当时初露头角的外科新秀哈维·库欣（Harvey Cushing）。当时库欣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工作，美国外科之父、伟大的威廉·霍尔斯特德医生（William Halsted）是他的同事。在卡雷尔的观众里还能发现内外科各领域的领头医生们，包括霍尔斯特德、威廉·韦尔奇（William Welch，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通常被认为是现代医学之父）。那一天，卡雷尔讲解了自己的血管吻合术、移植静脉来替代动脉的做法，以及无菌（无细菌或病毒）对于血管吻合手术结果的重要性。［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从19世纪中后期就一直强调手术中无菌的重要性，但无菌操作并未成为公认的做法，术前洗手及手套的使用也未成为标准操作。］最后，卡雷尔谈到他的器官移植实验，器官移植未来可能的应用，以及手术一周后因未知原因而失败的情况。虽然他并没有明确提到“排斥”（rejection）这个词，或者对免疫反应有更多了解，但他确实提到了可能的遗传因素，并讨论了他计划“对纯种动物进行一系列这类手术（移植）”，以更好地理解器官移植的失败。他还表示，“我们打算尝试使动物器官对另一个动物的血清和器官提取物免疫……移植器官必须做好准备，能够适应待接受移植的动物的血清”。作为一名正在练习移植，同时在实验室研究免疫系统的外科医生，我对卡雷尔谈论的问题和做出的预测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他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霍普金斯的医生们对卡雷尔的展示反响热烈，他们努力想把卡雷尔招募到自己的研究机构里。但当时在美国，对医学研究的支持还处于起步阶段，霍普金斯的实验室刚刚建成。同时，另一家机构也向卡雷尔抛出了橄榄枝。当时美国正效仿着欧洲的一些大型研究机构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以在世界科研地图上占据一席之地。彼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已经成立，但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小实验室存在着，直到“二战”后才开始为NIH之外的研究提供经费。反而是两位腰缠万贯的富商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决定拿出一大笔资金支持医学研究。1906年9月，洛克菲勒研究所的首位负责人，病理学家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成功引起了卡雷尔的注意，他来到了纽约市东河岸边新建成的这座闪闪发光的研究所。

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卡雷尔最引人注意的实验是外科方面的，包括血管手术和移植。在移植领域，他几乎什么器官都做过了。他移植过带血管蒂的脾、甲状腺、肠和一只耳朵（由颈外动脉供血）。他做过不计其数的狗腿移植，把血管缝合在一起，把骨头固定在正确的位置。最重要的可能是肾移植。他首先在狗身上完成了自体肾移植（也就是把肾脏取出，然后移植回同一只狗身上），然后在两只不同动物之间进行移植，偶尔会有长期存活的案例。他思考着成功的例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兄弟姐妹之间的紧密关系会使受体在移植后存活更长时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将移植变为现实这条路上，卡雷尔抓住了下一步要做的事：他考虑着在移植之前调控供体器官，或者对受体进行某种调节。正是这项工作使他获得了1912年的诺贝尔奖，“以表彰他在血管缝合以及血管和器官移植方面的工作”。

之后不久，在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弗朗西斯·佩顿·罗斯（Francis Peyton Rous）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实验室工作的詹姆斯·墨菲（James Murphy）发表了一篇文章，表明当肿瘤被移植到其他鸡胚上时，淋巴细胞（免疫系统的细胞）会“排除”肿瘤并阻止它们生长。这基本上是对免疫排斥的首次解释，卡雷尔意识到了这一点。另外，墨菲在小鼠和大鼠身上发现，不论是放射还是苯化学物，都会破坏它们的淋巴组织，减少淋巴细胞数量（从而降低免疫功能）；肿瘤可以被成功移植到这些动物身上并存活。卡雷尔在脑海里看到了下一步，他想，不论是射线还是苯这样的化学物质，都可以应用到移植接受者身上，以延长移植物在受体身上的寿命。

1914年，当卡雷尔在法国度假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可悲的是，接受者治疗的概念和淋巴细胞对移植失败的影响基本在医疗领域失去踪迹，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再次被提起。

当德国对法国宣战时，卡雷尔十分激动，因为他热爱军事，并且感觉法国已经败下阵来了，战争只是为了净化法国人民的灵魂。卡雷尔对创伤处理和伤口愈合很有兴趣，他和美国化学家亨利·达金（Henry Dakin）结成合作关系，共同找寻一种能用来清洗战伤的强效抗菌溶液。卡雷尔用这种溶液设计出了一种复杂而疼痛的伤口清洗系统，但最终因其复杂性而没有被广泛采纳。经过改良，达金的溶液至今仍被用于处理开放性伤口。

“一战”之后，卡雷尔又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了二十年。在实验室里，他不再做外科手术，转而培养细胞，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些微小的进步。面对媒体，他把这些进展描述为重大突破。最终，一些“突破”被揭露为欺诈行为。此外，他在设计不良的实验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比如，他进行了一项大型小鼠实验，目的是观察饮食和环境对癌症发展的影响，但这项实验的对照很糟糕，且没有任何可验证的假设。但这段时期，在他的生活中占据更大分量的是对优生学愈加浓厚的兴趣，以及他与优生学家查尔斯·林德伯格的联系。

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优生学广泛流行于美国和欧洲。超过三百家重点大学将优生学研究作为课程的一部分，科学界视其为合法的科学。赞同优生学研究的名人包括西奥多·罗斯福、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小约翰·D. 洛克菲勒、H. G. 威尔斯（H. G. Wells）、温斯顿·丘吉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亨利·福特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等。

那么，这一切跟卡雷尔有什么关系？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卡雷尔接受了这一概念：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他十分关切人类的未来，全身心投入他的著作《未知的人类》（Man, the Unknown）的创作中，这本书支持积极的优生学。他在书中多次提到人类已丧失“自然选择”的约束，以及发展强健者的必要性。

这本书于1935年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书里的许多主题都是当时主流思想所欢迎的，特别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衰落、通过选择性繁殖来改善物种的可能性，以及消灭罪犯和精神失常的人。卡雷尔的支持率在这几年达到了顶峰，一直到1939年，他退休回到法国并获得维希政府的支持。

如果阿历克西斯·卡雷尔跟随自己的直觉，他很可能成为真正的移植之父，或许还会是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创新者之一。如果他在1912年获得诺贝尔奖后不久就去世或隐世，那么至少他可能会被尊为20世纪首屈一指的实验外科医生之一。但事与愿违，随着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少，他和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关系迅速发展。卡雷尔越来越关注人类的退化，以及他如何以科学的方式在这类研究中发挥作用。他总是着迷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并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社会正采用一种好办法来清理人口。

1944年8月，法国从纳粹手里解放后不久，出现了各种关于卡雷尔的传言，称他被软禁，将作为德国的合作者接受审判，或者他正在逃亡。这些传闻都不是真的。他得了心脏病，1943年第一次心脏病发作，1944年11月去世。虽然他没有被正式指控任何罪行，但他的名字和纳粹、法西斯主义以及反犹太主义深深联系在一起。他的名声被毁了，并且他的许多发现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埋没了。他在移植方面所做的工作被完全遗忘，直到今天也很少被提起。

罗伊·卡恩爵士（Sir Roy Calne）可能是将移植引向化学免疫抑制方向的最大功臣，他对卡雷尔有这样的评价：“阿历克西斯·卡雷尔是个杰出的研究者，但并不是个好人。”尽管如此，卡雷尔对于血管缝合的贡献以及不同动物间保留器官功能的移植尝试，是器官移植这幅图景上的第一片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