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两茎灯草情景：有疑书话，仙缘如花
大二那个暑假，我才豁然明白了学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白得彻彻底底，天地都为之一亮，于是我的前二十年竟可以完全不算了，从那时起才是一个新生的人。我真是欢喜极了。在牧羊桥上站一站，水影相映也仿佛不能胜任。
那年一放假，大家就约齐了一块儿写稿，参加《联合报》第一届小说征文，爷爷说等我们文章写好，八月开始教大家读书。我心里想必定是集中在爷爷的客厅里听讲罢，却迟迟不见动静，又不好意思催驾，一天盘桓来盘桓去，也歪在床上看看高祖和项羽本纪，只觉暑气蒸腾，常常看没两页就睡着了。一回散步当中，爷爷问我高祖项羽本纪念完了吗，随即便谈起汉民族的明亮壮阔和楚民族的幽邃华丽，问我喜欢谁，我说喜欢刘邦，爷爷点头道：“好，项羽的人容易懂得，可是要懂得刘邦，除非你的人跟他一样高一样大。”当时我就想到了林黛玉，也是要第一流的人品，才能懂得她的。我和爷爷一路讲着话，相思林里的农家炊烟袅袅，马路上小孩在跳橡皮筋，而我仍然还不觉悟，就光是傻里傻气的高兴。爷爷又笑问道：“你说说我这番话讲得好不好呀？”我也就是傻笑，根本不知道爷爷是在讲学问呢。爷爷叫我回去再读读《秦始皇本纪》，《韩信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封禅书》，《乐书》，我都一一找来读了。
后来偶然听见爷爷说：“最好的老师是‘无师’，我们惯讲的，无师自通。”顿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爷爷早就开始教读书了，却是好到这样连学问的名都不必立，当真是相忘于江湖，为我展现了一片全新的风光。
端坐在书桌前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天气奇热，静静的也会淌一身汗。我的古文程度又不好，刚念的时候实在吃力，懂的不懂的，都像砂石一样生生的直吞下去。整个人则是变得很小很小，柔和而谦卑，像是没有了自己，如小学生听话般的单是全部顺从。赋里描写水流的情状，“滭弗宓汩，逼侧泌瀄”，“潏潏淈淈，湁准鼎沸”，描写水中生物的种类，“鰅鰫鳍鮀”，“鴐鹅属玉，交精旋目”，一点都不晓得是些什么东西啊，怎么会有那么多！爷爷过来望望，见我睡眼惺忪似的，手边的白纸上歪歪倒倒写着这些字，哈哈的笑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两颗陈皮梅给我吃。我便是这样似懂非懂的，一行行读下来，蝉声哗哗的喧天叫，纱窗上攀着爬墙虎，叶影疏疏的落在书页上，偶尔风过时动一动。读着读着，不知怎么书上的字句就逐渐自己清楚了起来，我也从半昏迷状态中渐渐醒来，精神一爽，再读下去竟没有障碍了。
读完《司马相如列传》，才知道西汉的人物有那样风流，西汉的天下有那么飞扬、强大。学者们常说汉赋是极逞堆积繁缛之能事，这是他们不懂得文学。高祖民间起兵打得了江山，至武帝拓疆开边盛极，新朝的日月山川都是簇新的，人心都是响亮的，一草一木都是光辉的，汉赋便是生于一代人的喜欢和感激，对着这样的河山大地的颂赞。那描写山石水流的词汇，字字都是新鲜的，耀动着，映得人眼睛发亮，使你惊讶于汉文字的活泼性和生命力。而汉赋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力，更使你惊讶于它一旦动起来的时候，便是高祖斩白蛇起义，率领全民皆反，一举开创了汉朝四百年天下，这样大的行动力，是史上世界各民族都不能有的。
然后再来读《封禅书》。
民间神话说西天王母瑶池，讲到昆仑山，便是神仙居住的地方，那里云雾缥缈中有千年的蟠桃树。这是汉民族来源的古老记忆普遍根植于民间。这样的民族记忆，果然可以见证于廿世纪初，考古学上新发现的阿瑙苏撒文明，在现今俄属土耳其斯坦和伊朗高原，其中一支东行，就来到了黄河流域。
汉民族一路东来，碰到了大海，泰山是陆地的东极，便在泰山筑土为坛祭天，泰山下除地小山，报地之功。祭天叫“封”，祭地叫“禅”，对天地有一种亲切、感激，像《旧约》里亚伯拉罕离开哈兰西去迦南地，在示剑设起第一座祭坛，向耶和华感恩。对天地有感激，便是文学的源起。汉民族虽然来到了泰山，已是发展的极致，可是那开疆辟土的兴冲冲还收不住，于是都教冲到海洋上，开出了蓬莱、方丈、瀛洲的奇葩。
秦始皇汉武帝因为求仙丹要长生，几次被人利用诳骗，班固就说司马迁写《封禅书》是为讽刺汉武帝，其实这也是后世儒士不懂文学的诗意。有求仙的想头，是生命的大发扬，飞扬到极致，甚至要将自己整个人举起来，乘风而去。生命的飞扬好像小孩子过年玩不厌，已经上元节也结束了，他还要赖皮玩耍下去。生命是这样的华丽喜乐，过都过不厌，不但一辈子如此，下辈子也如此，所以要祈盼永生。司马相如、李白、苏东坡都是喜欢封禅的，他们的是黄老。司马迁自己也是，他被批评为“多爱不忍”，就正可以见出他是文学家，连对坏人也有一种喜欢，因此《史记》写得比《汉书》是文学。而中国历史上开创天下的从来都是黄老，东汉刘秀以儒生起兵，东汉的气魄整个就不如西汉的新鲜壮阔。黄老的是文学的“兴”，是“乐”的发动。开物成务的“开物”还非黄老莫属。孔孟以后的儒家，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把这个诗意给弄丢去，到了宋儒，更是将汉民族强大的行动力斫伤殆尽了。
司马迁写《封禅书》，一是写的对于汉民族来源的古老记忆，二是对于汉民族的未来一股莫名的大志，三是写的文学的一个“兴”字，是生命的大飞扬。
文学的兴就好像春风吹动，先为一个即将来临的新世界酝酿气氛，然后才有政治上的种种作为，像桃花李花杏花牡丹花，各自开出新的风姿来。这便是我们今天要发起的思想运动，为着酝酿节气，此与学院派或在野派完全没有关系，还是靠民间新起来的一批青年做成。
《封禅书》写了也有两千多年，现在读着只觉都是今天的事，拿来对应目前的历史课题丝毫不爽，这才是真的文章，真的学问，带有革命的行动力，这也才明白了国父所说没有革命就没有学问的真正含意。
最近文化界很热门的一项话题，“中国的传统与现代化”，凡是讲到传统方面，稍有程度的不外乎说传统文化太过于理论派，难与实际现况相结合，当然啰，也不妨在现代化中，加入一些传统的人文精神或情调以为冲和。首先，什么叫做理论难与现实结合呢？他们对于现实的见识是怎么样的呢？今天世界的现实状况是，自然界能源资源恐慌，空气河流污染破坏生态循环，民主政治为庸人专政，福利制度严重伤害了人类的创造力，而产国主义的膨胀经济则把人类文明快要全部埋葬了。今天人类面对的现实是这样一个，他们能够彻底知道吗？但是他们所提出的现代化，却是还要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民主政制，现在加上更多的人权，这样还抱持着十九世纪的课题要来对应二十世纪当前的人类劫难，没有半点新意和创机，将来都只好被洪水淹没罢了。其次，如果中国文化对于现今的世界问题，只是提供出一些情调以为冲和的话，那么我们倒不如弃之如敝屣的好！
再就是，我们的发起思想运动，被批评为徒设高论而少实践。其实谈到实践也有个大小之分，小的实践像我们办出版社和合唱团，办各大中小学校的演讲座谈会，小实践的背后若缺乏大的方向和思想，即刻便会落入纯粹事务性，到头来不过一场无功德。大的实践则理论本身就是行动力的，但这理论必须是革命的理论才算数，譬如《易经》和孙文学说。大实践本身没有名目，它只是意志与方向，像花草一径朝阳光生长，因为没有名目，看起来竟是完全缺少成效似的。小实践则像花草生长中，一节节生出的枝干、叶片，是有名目、有成果的。况且要在这种大的实践里，小的实践才可以是一寸寸活泼，一寸寸生机，随处都有悠游变化的余地。老子不是也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文学看起来是最无用的东西了，但它同时却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呢。
自古以来，原就是天才者寂寞，想到国父当年宣扬三民主义，革命干部中有一人真正懂得的吗？国父真是孤独的，但他也能够不介意，与当时代的人照样随和。我记得赵丽莲在联副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她儿时住在纽约的一段日子，每个星期六孙文先生从城里去他们家谈天，总是把她抱在膝上拿胡子扎人，要她在西装口袋里掏出又为她带了些什么糖果来。父亲告诉她孙文先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因为我们的中国像是一位美丽的公主被巫婆关在铁塔里了，现在孙先生骑着白马，不顾一切的困难要把公主救出来。天心边读边恨道：“唉，我怎么不早生八十几年！”这也是因此我们不做屈原之徒啊。
我见爷爷为着这个世代，每每一遍遍叮咛了又叮咛，说得口燥唇干，而世人总不能懂得，我待要来心疼爷爷，像心疼基督的朝耶路撒冷恸哭一样，但一个迟疑之间爷爷已经又遥遥领先了好远一段路，我是心疼都嫌多余的，只有迎头追上，连悲壮之词也不必有。大家去兴隆路吃豆浆，回来时在山涧旁玩水，爷爷也两脚泡进水里叽叽呀呀踩着拖鞋玩，山坡上一丛丛大叶子开着桃红小花，爷爷说那桃红是我的颜色。我帮爷爷打扫房间，爷爷夸我能干，在黑板上写了刘禹锡的一句“银钏金钗来负水”，连劳动都是这么高贵喜气的。爷爷便是当了历史文明的兴亡大责，平日也只是小孩子般玩耍，在非学问的地方玩出学问来。如国父的伦敦蒙难是多么生死交关惊险的境遇，却不过像苏格兰场探长对国父的喝斥：“顽童！”
一次我的词选课本被爷爷拾了去，见书上注着密密的解释，说：“我们从前念书不这样的。”我非常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很愚笨，就此读书的方法整个改变了。现在学校里的授课就是说明太多，学生没有自己也想想的余地，弄得越来程度越低，英文系的不念原著念节译本，中文系的看不懂原文看白话翻译本，老师也跟着学生一起忙得团团转。其实教育应以“无为”为上，好比画龙是要由学生自己来画，老师不过点睛而已，哪里是抓着学生的手画呢？从前的教育，小时候从背经书起，私塾先生很少讲解，若是说经义太深奥了怕小孩不懂，但小孩的学习并不在于懂不懂，他是凭着单纯的感知，毫无间隙的与万事万物面对，感知那种浑沌而同时又是极新鲜的，应是一切做学问的基本性情。表妹阿璐背《长恨歌》给我听，那兴高采烈、吊吊的长眼睛，和带有客家音的、干净明亮的童音，使我觉得这首诗就只能够是这样的，诗的意义竟可以完全不必去理解。至今我也永远记得，小时坐在父亲腿上，一句句念着《古诗十九首》，妈妈厨房里一边剁菜一边高唱进行曲，我想着和爸爸一块念诗了，非常正经。
然而自从五四运动时候的决定废读经书以来，小学一年级念的是，早晨六点钟起床，刷牙洗脸做早操，背着书包上学去，上学回来做功课，功课做完睡觉去。现在的则是电视机、电冰箱，冷气机，配着大大的彩色图片，比从前是愈加的机械化了。这样一路念下去，没有感情，没有储藏，念到堂堂弱冠之年，只是虚长个个子，对于民族历史起码的见识可说是零。小孩记忆力最好的时候，用来读这种不算数的东西，等到初中高中理解力萌芽时，倒又拿来死背课本应付联考，岂不是正好跟我们人的生长程序抵触吗？以前人家从小背读经书，读了多少就有多少在那里，是真有储积，日后在行事为人中一一印证，那些积藏的字句便都是活的了，这不才是学问和人身修行是一体的吗？
而且美国式教育最伤害人的地方，就是隔绝了人对人对物的感激之心，一切都落在科学的方法论上，变得人越来越没有感知的能力了。学问光是身外之物于人不亲，平常只见它架构得很庞大，十分吓人似的，怎么知道面临了今天文明劫毁的问题，就全都变成了废话，像断线的傀儡忽然溃萎于地。曾经和清华的几个朋友谈天，关于看书，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便是，必须抱着客观冷静的分析批判精神，言下之意我是太过于主观，太容易被人牵着走了。可是爷爷说看书是要跟好的东西相见，首先便要把身上既有的障碍撤除，以赤子之心才能和万物素面迎接。再说就算他们读到了绝好的文章罢，也非常吝于夸赞，顶多颇有保留的说一声“还不错”，我听着真是气短，宁愿他从来没有说过就算了。他们这样怕说赞美，像是说了就显得不够客观，或贬抑了他自己。其实赞美是最高的批评，赞美更比批评能无遮蔽的显出了赞美者自身的人。《礼记》一开头就讲“毋不敬”，敬意是教人与物都能各得其正，批判精神开始便对人对物不敬了。性情不得其正，学问做得再怎么高深也是虚浮。他们说历史是要批判的，所以批判出大禹是条虫子，周朝是进步的部落时代，陶渊明是生活上的失败者，李太白则是贵族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虚无主义者。爷爷笑说，他们是顶希望自己的祖先是猴子哩。
对人对物的感激之心，是文学的，诗意的。无论做什么大事，都要有这诗意为性情，真正的大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一定他本人就是诗意的。如果不是，那他所做的学问也不过学术罢了，注定没有行动能力的。但美国人在产国主义经济的袭卷之中，已是根本不知道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还有情意这件东西了。他们拿效率主义来批判柏拉图、笛卡尔的浪漫为多余，所谓浪费效能，他们又怎么知道柏拉图和笛卡尔的创造发想都正是从这浪漫的多余处来的呢。
在清大开座谈会，我们提到恢复读经的必要，不仅是文学院的学生读，理、工、法、商学院都要列为必读，是专业分科之上的统一基础学问。当下就有一位男生站起来说：“我以为这完全不需要，四书五经是古代的东西了，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现状没有作用。”天心很生气，立刻驳道：“我希望你回去也翻翻看之后，再说这话好吗。”五经是中国人的《圣经》，而西洋人不管做什么的，从小都要读过，西洋假如没有基督教做为他们道统上的传递，光靠着发展科学，是不可能支撑到今日的。我们读经书的心情，也是好像面对亲人讲话，是我们祖父的祖父忽然来到眼前，见着了他的人，就是见着了历史的绝对信实，也是见着了生于这历史里的民族情操。那使我们对自己身世的来源感激，生出莫名的志气，要做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为报答我的前生，也为今生的种种这样叫我意气难平。经书像是黄淮平原上辽阔无涯的黄土，我们唯有如祖先一样，生于斯长于斯，深深的扎根下去，灿烂的开出花果。废读经书以来，我们是断了民族记忆和情操的涵养，变成无根的一年生草木，眼看才长起来便即刻又萎死了。现在大家跟随爷爷重新往下扎根，对着书上的一字一句，都是柔顺和喜悦。窗外蝉声喧哗，碧澄的天空掩映在爬墙虎浓密的绿叶中，是我心头迢迢的远思，为了什么的什么，我也不知道，要长啸一声，凌空飞去了罢。
作者简介：
朱天文，作家朱西甯与刘慕沙之女，原籍山东临朐，生于台北。中山女高、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出生于书香世家的朱天文和其妹朱天心一样很早就开始发表作品，曾主编三三集刊、三三杂志，并曾任三三书坊发行人。师承胡兰成。因发表小毕的故事与陈坤厚、侯孝贤认识，并参与电影编剧，自此便与电影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其作品亦多次获奖，1994年以荒人手记获得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作品包含了小说、散文、杂文、电影剧本等。本文节选自朱天文作品《淡江记》中《仙缘如花》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