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没齿难忘周恩来的知遇之恩：荣毅仁没齿难忘周恩来的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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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每一想起周恩来总理的知遇之恩，心里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个重大法宝。1996年新年伊始，正是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20周年的日子。荣毅仁在他的办公室满怀深情地说：“总理是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典范。他亲自做统战工作，诚挚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运用裕如，功勋卓著。他为全党作出了表率。”“少壮派”的雅号传开了
荣毅仁忘不了：1950年他作为毛泽东主席的客人，和其他首次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特邀人士一起到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寓所吃饭，正好坐在第二桌——周总理那一桌。周总理见到34岁的荣毅仁，诙谐地说：“噢，少壮派!”这是荣毅仁第一次和总理离得那么近，第一次和党中央领导人在一起吃饭。总理给他起的“少壮派”雅号从此就流传开了。事情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可亲可敬，在荣毅仁的记忆里始终是鲜亮亮的。
从1949年解放到1959年，荣毅仁一直在上海工作。一次，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找到他，对他说：“建国快10周年了，总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当纺织部副部长。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干吧。”原来，毛主席要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推荐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邓推荐了两人，其中一位就是荣毅仁。张琴秋是奉周总理之命而来的。荣毅仁领会这是党中央看重他，一口答应了。纺织部希望他在国庆节前到京上任即可，可荣毅仁三天之内就动身了。
在北京饭店，荣毅仁去理发时恰巧碰见了周总理。总理亲切地说：“你来啦，很好。欢迎你到北京工作。”总理生怕荣毅仁初到北京生活不习惯，特地关照道：“你可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毅仁听了心里热乎乎的，说：“谢谢总理关心，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
“胞波”之情第一位
1961年1月，中国友好代表团应缅甸政府邀请，前去参加缅甸联邦独立13周年庆典，出席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的仪式，并对缅甸进行友好访问。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率领，共400多人。其中有政府代表团，还有其他八个方面的代表团。政府代表团的成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副总理罗瑞卿和夫人，轻工业部部长李烛尘，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廷锴，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荣毅仁，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这是建国以来派往国外的最大的一个代表团。
荣毅仁说：“总理工作非常紧张，本来我们是跟着出去的，并不需要总理亲自来和我们谈，可总理仍抽出时间特地找了我们。总理说：‘对不起，因为工作忙，未能及时和你们谈。’总理把这次应邀访问的情况给我们一一介绍了，还征求我们的意见。总理总是十分尊重我们这些党外人士。”
1月4日，中国友好代表团在仰光参加了庆祝缅甸联邦独立13周年盛大仪式。缅甸总理吴努风趣地说：“谁是缅甸人？谁是中国人？”周总理与陈毅说：“我们全都是‘胞波’(缅语“亲戚”的意思)。”主人和客人都爽朗地笑了起来。
荣毅仁感受更深的是周总理对随团出访的八一足球队的嘱咐。
八一队实力较强，队员们跃跃欲试，说这回一定要赢它几个球。总理知道后，让陈毅等去做工作，八一队的小伙子们似乎还有点不甘心，说：“那我们先踢进一个球吧。”总理看穿了小伙子们的心思，亲自去开导说：“先踢进一个球，不也就是要赢人家嘛，人家要踢不进去呢？要知道，人家上上下下对足球都很重视，不要影响众多人的情绪。我们是搞友好来的，要以友谊为重，不要一定想去赢人家。”总理耐心地讲明道理，八一队想通了，记住总理的嘱咐。比赛时球踢到半场，一次八一队的球已踢到球门边了，球转了转，并没有进去，吴努笑着对总理说：“我明白了。”这场球踢成了平局。此情此景，使一向酷爱看足球比赛的荣毅仁也深受教育，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总理不仅在国内讲统一战线，在国际也讲统一战线。他总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把友谊放在第一位。”
周总理办事严谨，十分尊重人。1963年荣毅仁因病在上海寓所稍事休养，恰逢总理来上海视察，在上海政协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荣毅仁对总理说，想请他和邓颖超大姐到家里吃顿便饭，总理满口答应，说：“好，好，那我们就明天到府上吧，可以吗？”
第二天，总理人未到，电话先来了。总理秘书说，总理实在抽不开身，要晚到半小时。荣夫人杨鉴清想，半小时，不就是前脚后脚的事吗，何况又是家常便饭，竟还特地叫人打来电话，总理真是太尊重人了，太认真了。
“救命恩人哪!”
“文革”十年浩劫，被视为“老牌资产阶级”的荣毅仁自然逃不脱厄运。那时荣毅仁既是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又是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1966年夏，社会上的红卫兵先后来到荣家“造反”。他们在荣家安营扎寨，又批又斗。在紧要关头，周总理知道了，立即指示纺织工业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护荣氏夫妇。纺织部马上研究对策，由当时的副部长钱之光秘书陈锦华具体执行，连夜派出了部里的红卫兵赶至荣家，他们对外来的红卫兵说：“你们不要管了，都退出荣家，由我们来处理。”就这样，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巧妙地把荣氏夫妇保护了起来。杨鉴清说：“纺织部的红卫兵要晚来两天，我们都没命了，周总理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1966年11月12日，荣毅仁参加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会上，荣见到了邓大姐。邓大姐关切地问：“鉴清怎么样？”接着又说：“总理不是已让人带口信给你了吗？总理要你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因为带口信的人并没有把话带到，“文革”开始后荣毅仁还是第一次听到总理的声音。这声音像茫茫黑夜中的明灯，灼热沙漠中的甘泉，荣毅仁一时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此时此刻，还有什么话能比总理的话更感人肺腑的呢!还有什么恩情能比总理的恩情更令人没齿难忘的呢!总理生怕口信带不到，又特地请邓大姐亲自对自己再讲一遍，总理处境也难，又日理万机，为国家操碎了心，竟还如此细心周到地想着自己，荣毅仁感奋莫名，声音有点发颤地对邓大姐说：“请您报告总理和毛主席，我坚决跟着党革命到底，我跟党是跟定了的。”
第二年，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病故。6月12日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上，总理见到荣毅仁，默默地握住他的手，荣毅仁低垂双眼，把两只手都搭上，总理又把另一只手搭上，四只手足足搭了好几分钟，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荣毅仁从伟人的双手中，感到了温暖，感到了力量!
总理坚持要他参加
北京北太平庄有家小理发店，就设在当时荣毅仁住所附近，“文革”期间荣毅仁经常光顾。1971年的一天，荣毅仁正在等候理发，忽然有人火急火燎地前来把他找走，说是总理立即请他去参加一个会。荣毅仁有点摸不着头脑，立即起身跟着走了。原来，“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后，总理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会，传达“九·一三”事件。总理点名要荣毅仁参加，可有人就是不肯通知。到快开会时，总理没见到荣毅仁，就查问这件事，坚持一定要荣参加。到荣毅仁赶去时，会已开始了。总理见荣毅仁来了，点点头，让他坐下。这是“文革”期间荣毅仁第一次在总理主持的高层次会议上亮相。总理在讲话中还表扬了荣毅仁一向爱国，这无异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公开场合对荣毅仁作了一个不是鉴定的鉴定。春风化雨，又一次吹拂和滋润着荣毅仁的心田。从此以后，荣毅仁的处境慢慢好转。
我国与日本恢复邦交不久，1973年4月，应日本各界朋友邀请，中日友好协会组成一个庞大的访日代表团。廖承志任团长，团员中有各界代表人物：华罗庚、谢冰心、王芸生、经普椿、林丽韫、李季、张瑞芳、古元、王崇伦、邢燕子、薛菁华、李炳淑等，工商界代表就荣毅仁一人。可“四人帮”硬是反对荣毅仁参加。总理力排干扰，一再坚持。在总理的特别关怀下，荣毅仁才得以随团出访了一个月。
荣毅仁出国了，那时“四人帮”尚未倒台，这是很不寻常的，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日本，荣毅仁除参加一般活动外，还随廖承志团长等拜访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等，出席了三菱财团、古河财团等为他们举行的欢迎宴会。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周总理不仅关心荣毅仁，还关心他的夫人。在上海时，杨鉴清也曾做过一些社会工作，1959年随荣到北京后，做些什么工作一时还没想好。就在那时，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个舞会上，杨鉴清见到了周总理。总理请杨鉴清跳舞。跳舞时，周总理夸赞荣毅仁爱国，要求进步，他对杨鉴清讲：“你思想也要跟上，不然，夫妻将来会有距离的。您现在还在家里吧，我来给你安排一个工作好吗？”总理想得多周到，这正是杨鉴清所盼望的。不久，统战部果然来人征求她的意见，最后安排她到全国工商联任家属委员会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罗叔章。上班之前，杨鉴清特地用心学习了《毛选》，买了张月票，满怀喜悦地上班去了。时间过去已30多年了，总理那亲切的话语，赤诚的心，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至今仍深深铭刻在杨鉴清的心中。总理对他们全家的恩情，是永生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