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反水的人：身边人的反水往往出手稳

世人只知徐志摩风流，却不知更风流的是徐志摩的朋友罗隆基。只是和前者际遇不同：罗隆基之前是魅力无边的“大众情人”，最后却成了孤苦伶仃的“人民公敌”。

罗隆基（1896—1965），字努生，别名生辉、野度，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人 。中国民主同盟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

他一生被女人包围，也被女人背弃；他在花丛中微笑，也在刀丛里觅诗；他不得好死，却颇有好活。

罗隆基是身世不幸的江西人，9岁即遭遇母亲病故。但他靠着聪慧与信念，一路前驱，自我成就，成为清华大学五四运动的领袖，“”。留洋归来后，他又渐次成为胡适佩服的政治家与沈钧儒服膺的大学者。蒋介石曾请他庐山授课，毛泽东钦点其为右派头目。在他的人生曲线下行之前，他身兼《晨报》社长兼《益世报》主笔，还在南开任教，“两辆小汽车穿梭于京津二城”，风光无量，“神气得很”。

他成功地把自己锤炼成了“名士”，对其倾心的对象也多不简单。

史良是“七君子”之一，新中国第一位女部长。他们在抗战期间相恋，后来无果而终。“文革”期间，史良被批斗，她写给罗隆基的情书也被搜罗出来当作罪证。万人如海，一往情深。当被问与这个中国第二号的大右派有何关系时，史挺直腰杆回答：“我爱他。”

同时对罗寄予真心的还有民盟重要成员刘王立明。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记述，有次罗与史良约会，忘了当天是刘王立明的生日。他想起来时赶忙去了她家，只见她坐在地上默默流泪，用一把剪刀，把他去年送她的一块布料一绺一绺剪成细条。

致使罗隆基从史良处感情迁移的正是浦熙修，她是《文汇报》的记者，彭德怀的妻姐。罗1946年7月的日记记下了他们在战乱岁月里不由自主的缠绵。罗觉得情爱中的人是“情人、醉汉、疯子三位一体”，浦却觉得自己在其中可以做主，“我不要醉”。但每次两人见面，罗便觉得她“还是想醉”，终究“我们又狠狠的吻了”。

与罗互相倾心的还有康有为的外孙女、才女罗仪凤。他们初始以兄妹相称，继而开始长达数年的恋爱。但这恋爱并不对等，“罗隆基用的是情，罗仪凤用的是心”。后来罗仪凤真情表白，罗隆基却仓皇逃窜，这段感情在罗另结新欢后戛然而止。

除此之外，杨度之女杨云慧曾与罗隆基一年情书往来上百封，甚而开始谈婚论嫁；与张澜背景相似的邵从恩之女邵慈云与罗隆基牵连不断；名门之后段恭瑞与罗隆基往来甚密；梁实秋的女儿、刘王立明的（干）女儿、罗自己的干女儿梁文茜与罗有着跨越辈分的往来；与他浓情蜜意的还有当时的名演员陈波儿、路曦、杨薇等。

除了这些名媛，在罗隆基自撰的简要年谱里，他对生命中的情人们都有真切的记忆与记录：“以身相献”的同窗生娥，“我爱恋过”的陶佩双、黄依乐，“在虹桥互吻”的吴树琴，“极为亲热”的吕孝信，“第一次相吻”的周宗琼，“她第一次吻我”的周慧明，“在途中连吻我数次”的刘伟…….在他的记载里，“让我吻她”的甚至还有他的二嫂。

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联大稍有姿色的女生，大半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在街上看到一个美貌少妇，紧追不舍，少妇无处可避，便躲进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等他走过去。不料，罗隆基竟然尾随而至，伸手替她付款。两人因此发生口角，少妇更是将他告到法庭，后来经人调解才算和解。（你绝对没想到的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名声大噪，每个游公园、看电影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美其名曰“罗隆基花生米”。

一个幼年缺少母爱的人，在此后的成长中左冲右突，上下求索。他有幸遇到不少爱他的人，但他一直在爱里流连，然后出走，情感世界于他总是无法圆满。

罗隆基

罗隆基恋情无数，却只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张舜琴。

英国留学期间，罗隆基结识了法律系的华侨留学生张舜琴，她的父亲张永福是新加坡有名的富商，曾多次资助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运动。

罗隆基与张舜琴相识之后，他爱慕于她的时尚知性，她倾倒于他的才华横溢，不久他们就在异国他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恋情。

在征得双方父母同意后，两人在英国结了婚。1928年，罗隆基学成归国，张舜琴亦跟随丈夫返回中国，住在了上海霞飞路的花园洋房。

回国后，两人相处也算和睦，罗隆基身兼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新月》杂志主编等诸多公职，而张舜琴则在上海光华大学兼课教英语，夫唱妇随，令人羡慕。

但不出多久，罗隆基与张舜琴的关系就开始出现裂痕。罗隆基甚至在追求徐志摩前妻张幼仪失败后，把气撒到了张舜琴身上，对她大打出手。张舜琴自然也不甘示弱，两人打架的事情也逐渐传为文坛笑话。

据罗隆基在光华大学的学生沈云龙在《光华大学杂忆》中说道：

“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

罗隆基第二任妻子是王右家。

1931年，在上海教书的罗隆基结识了开朗大方的王右家，彼时她是美慧知性的交际花，刚从美国留学归来，身上散发着一个时尚女性独有的韵味，深深地吸引着罗隆基的神经。据王右家的好友吕孝信在《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中写道：

“……右家那时不过二十出头，美得像一朵花，见到她的男人，无人不为之倾倒，正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的时候，她无论想嫁谁，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可是偏偏遇到努生（罗隆基的字）是个有妻室的人，在今日的社会，尚且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何况四十年前？”

决定与罗隆基在一起，王右家的心中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她叛逆独立，向往自由的爱情，另一方面她又不想成为拆散别人婚姻的第三者。

但罗隆基的甜言蜜语最终让她义无反顾地跟随着他，罗隆基对她说道：“你这么青春美丽，如能给这古老封建的社会来颗******，使得万万千千的人为你的勇敢喝彩、赞美，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平添生气……”

两人一起过了恩恩爱爱的十余年，直到王右家发现罗隆基已在情书里与别人谈论嫁娶，这位有野性的女人索性一走了之。罗愧悔之下一路直追，王右家却狠心去国远离。经此之变，罗隆基深受打击，开始觉得离开王右家的日子“每天都是我的一个难关。这是精神上的无期徒刑。”

后来王右家回到北平后曾找人摸骨算命，被称有当部长夫人的命。当时罗隆基周旋于国共之间，前程远大。但王右家铁口直断：“我不会回去，更不会因他当了部长而回去。”

后来，王右家嫁给茶商唐季珊，做了唐的第五任太太，前任是已故电影明星阮玲玉。王右家曾自嘲“老大嫁作商人妇”，小报笑她“王又嫁”。

1967年，王右家因头痛住进台湾一所平民医院，几天后便离开人世。

王右家

爱与恨转换无常，这是罗隆基“爱的代价”。在罗与一位牌友兼舞伴坠入爱河之后，被她冷落的罗仪凤就在自己与罗隆基之间画线为界。她对人称，如果罗向他求婚，她绝不会嫁，因为“我嫌他脏，肮脏”。

而最酷烈的折磨来自枕边人政治上的切割与报复。1957年“反右”运动中，在民盟的一次会议上，史良作长篇发言批判储安平的“反动言论”。在发言结束时，她便把子弹对准正在国外的昔日恋人，希望罗隆基回国后能对此交代清楚。

史良毕竟还能在高压下毅然勇敢承认自己“爱他”。而做了罗隆基八年秘书加情人的邵慈云在时势之中却果断翻脸，毫不留情。她与过往仰慕的人“渐行渐远见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只是这无穷，这不断，不是相思，而是仇恨。运动初始，她还常伴罗隆基左右，让罗很是感动。后来才知，她正是趁此搜集情报，报告上峰。罗书生意气，还问：“不说你我情感，就是看在你老太爷和我是朋友，你能陷害我吗？”邵却不为所动，陷害不误。她多次在批判大会上揭发罗隆基，把罗私下的不当言语句句不落地捅出来，宣示要用实证来“说明罗隆基的阴险和无耻”。

果然，在众多的批斗会上，罗隆基爱发脾气、喜好女人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缺陷，成为一个政治攻击点，一个搞臭他的道德缺口。民盟领导反右运动的人，当然也鼓励大家从这个地方入手。他们找来一些人专门揭发这方面的事；搜集整理罗隆基反动罪行材料，也不忘将这方面的事纳入其内。

在罗隆基家当护士的王爱兰是被请到民盟中央批判会的人，她的发言集中于生活琐事，很有吸引力。她说：

“我在他家3年零6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杨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女演员）来吃饭，我就更倒霉，责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来时又说我菜弄多了。只要杨薇一来，任何人都不见，浦熙修几次打电话要来，因为杨薇在，他总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出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道在搞什么。”

罗隆基爱摆弄一个小巧的收音机，一天，大概是他的情绪不错，边摆弄边对王爱兰说：“这个收音机是进口的，你知道是谁送的吗？”

王爱兰自然想知道。罗隆基告诉她：“是周佛海的小老婆送的。”王爱兰记住了这个“周佛海的小老婆”，揭发出来，使得会议主席胡愈之令其交代和周佛海小老婆的关系。

这个护士还揭发了罗隆基卖药的事实，说：

“他曾叫我清点链霉素还剩多少，并说：‘这些药都是朋友送我的，留着不要用，要药就到北京医院去拿。’1953年秋，他问我：‘药过期了没有？’我检查一下说：‘快过期了。’他说：‘给我卖掉。’我问；‘拿到哪里去卖？’他很不耐烦地说：‘拿到王府井药房去卖，还不知道吗？’我费了很多力，才卖掉40瓶。这些链霉素是美国特务司徒雷登送给他的。最可恨的是毛主席送给他的中药，他也叫我去卖，结果没有卖掉，从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是如此惟利是图。”

王爱兰的发言时间不短，但她仍说：“今天因为时间限制，我不能把每天的苦情倾诉出来，总之，1年365天，一天一小骂，三天一大骂，从来没有见过他一次好脸，但是他对杨薇却是低声和气，满脸笑容，他对张东荪也格外亲密。”

身边人的反水往往出手稳，下手狠。浦熙修是与罗隆基同居10载的女友。1956年8月10日的批斗会上，浦熙修的发言稿名为《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她的揭发，从罗隆基的家世说起。浦熙修说：

“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县枫田乡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浦熙修以生活中的例子，证明罗隆基的这种仇恨。那是在解放前，罗隆基住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她穿着一双新买的红色胶鞋去看探视。罗隆基忽然勃然大怒，浦熙修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怒从何起。批判会上，浦熙修找到了“怒从何起”的由来，她说：“原来罗隆基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么要买红色胶鞋？”

浦熙修又讲了个蒋介石观剧(曹禺话剧《蜕变》)看到一个红肚兜，即大发脾气的故事。她把两者并列在一起，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说明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为什么说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浦熙修是以他虐待家庭女护士王爱兰的例子做实证。虐待的起因是罗丢了200元钱，怀疑是王爱兰所为，王爱兰不承认，便大发脾气，后罗隆基又借故说王爱兰偷看《参考消息》，私拆信件，以要扭送公安局相威胁。

事后查清，偷钱者为勤务员。王爱兰要求罗隆基写张个人行为清白的证明信，以便另谋生路，罗却置之不理。王爱兰是个劳动者，罗隆基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

跟着，浦熙修又叙述了另一件事情，即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停刊的时候，罗隆基在疗养院挥汗如雨整3日，帮助报业女老板邓季惺向国民党写万言哀诉书；1949年6月罗隆基刚到北京不久，又帮助邓季惺写向人民悔罪的检讨书，以求过关继续办报当老板。老板邓季惺是个有产者，罗隆基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

“对劳动人民象狼一样凶狠，对资产阶级似羊一般温顺。罗隆基不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又能是什么呢？”浦熙修大声质问坐在台下的罗隆基。

罗隆基把头扭到了一边，眼睛盯着窗外。

罗隆基的傲慢点燃了浦熙修心头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怨恨，她继续揭发，说：“罗隆基解放后对于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气。而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听到这样的揭发内容，罗隆基全身冰凉，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张纸或一片叶，被暴风雨随意吹打。

发言至末尾，浦熙修也已完全进入了情感状态。她说：

“周恩来在人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份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我不幸堕落为右派份子罗隆基的俘虏，感谢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清醒了我的头脑，我愿意痛改前非，照着周总理的话去做。但周总理谈话中更重要的是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当我一步一步地重新认识了罗隆基的丑恶面目，揭露了罗隆基的罪恶行为的时候，我的精神就觉得轻松而愉快些。”

由于罗隆基曾说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所以浦熙修在此，必须用事实对“亲密朋友关系”做出一个否定。她声泪俱下，说：

“象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一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后已。”

末了，她向罗隆基发出绝情的最后通牒：

“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面对浦熙修的反噬，罗隆基痛贯肝肠。他在1957年9月致郭沫若的信中，批评了浦熙修：

“现在整风座谈会中，揭露与事实相距愈来愈远，是非就愈来愈混淆不清。我举一个极小而极可笑的例子来说：浦熙修揭露‘罗隆基是个地主寡妇抚养成的，是地主身份’。实则先父于1924年去世时，我已在美国留学，80岁的庶母今天还健住北京。我家从来没有划过地主。然而这是浦熙修揭发的，谁肯不信？浦熙修且如此，别人揭发的事情就更离奇古怪了，我就成了凶恶残暴、死有余辜的恶魔了。”

但无论如何争辩，罗隆基都被他最亲密的爱人，攻击到最深。

浦熙修

罗隆基这个人的个性表现，就象一出戏。好不好、精彩不精彩，全都演在你面前。他曾说：“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象他这样的政治家，没有想到世界上另有一种政治斗争。古人讲：“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千万别低估这些小事、琐事；它们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捏造，若捆绑在一起，便有了很强的杀伤力，不仅让爱面子的罗隆基丢尽了面子，而且还给他制造出一副形同恶棍的嘴脸。当一个人被推至险境，这种无可逃遁的告密、叛卖，也最为惊心动魄。

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寒冬，特别是12月21日、22日、23日连续3天在丰盛胡同中直俱乐部进行的战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在12月26日这一天，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

统战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以及胡愈之本人，都大松一口气。因为经统战部核准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3个月反右派斗争计划要点》里，必须按时全部拿下中央一级的右派。

罗隆基是最后一个被拿下的。而这一刻，距离规定的期限仅有4日。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总被无情恼。罗隆基多情，便不解无情；他所见的笑脸多，冷眼便多；他的甜蜜多，痛苦便也多。曾经是情场里的死去活来，如今变成政局里的你死我活，罗隆基真是百般滋味都尝尽。

1966年春节，因批评单位领导而人身已不自由的章诒和，没有向组织请假，跟人家借了80元，偷偷买了张机票，悄悄溜回北京。父亲章伯钧高兴得亲自到机场去接，章诒和坐进老别克车里，便问：“爸爸，罗伯伯是怎么死的？”

章伯钧不做声，司机不做声，警卫不做声。

车外是一片残雪和雪后的严寒。

第二天用过早饭。章伯钧对章诒和说：“昨日，你刚从飞机下来，就打听努生的情况。你要知道，现在的北京政治空气很紧张。这些话题，都不宜在公开场合谈论。现在，爸爸可以告诉你他是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努生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才如江海命如丝’，这句诗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适的。”我去过罗隆基的卧室，洁净，有序，贵族气息。我能想象出他临终的样子：挣扎，痛苦，死不瞑目。

章伯钧叹息良久，又道：“如有仪凤在，努生当不死。”后更正，说：“所幸仪凤未嫁努生！”

“爸爸，死后你去看了他吗？”章诒和问。

章伯钧：“或许因为我们是‘联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迺兹府的时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也空空荡荡。我问民盟的人：‘老罗写的那些东西呢？’他们说：‘组织上拿走了。”

章诒和：“罗伯伯写了什么书？”

章伯钧：“不，不是书，是日记。几十年，老罗一向有记事的习惯。他留下的这些文字，让统战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笔下，一定骂我不少，。这起码能叫他们知道章伯钧和罗隆基到底有无联盟？”

母亲还告诉章诒和，罗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写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这些属于隐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时，民盟的人骂他是“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可他划右以后，依然故我。

那时，章诒和不大能理解男人的这些事，便去问父亲章伯钧：“你说罗伯伯是流氓吗？”

章伯钧：“你要知道努生是独身，他有权谈情说爱。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表现活力的方式。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再说，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罗隆基身边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象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

英雄无后，天才无种。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

章诒和写到：1983年一个冬日的晚上，由罗隆基供养读完大学学业的侄子来京出差，提着个大蛋糕来探望母亲。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诉母亲：前不久，挑了十八幅齐白石的画（罗隆基专门收藏齐白石），以三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省博物馆，现在自己是个万元户了。

母亲送走客人后，哀叹不已，说自己要有三万块钱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罗的藏画。

章诒和全家每年都要给父亲章士钊扫墓。第一次扫墓是在1978年平反出狱(章诒和于1968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返京后，由母亲带章诒和去的。

祭扫完毕，章诒和问：“罗伯伯骨灰，也在这里吗？我想看看。”

母亲答：“他的亲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还会保管？”

听罢此言，章诒和仰望浮云，满脸泪痕。

“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从父母双亡，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存，罗隆基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参考资料：

①《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 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罗隆基:从情人到敌人》《一本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