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字加一点变成什么？从卯字号到三个兔子

《胡适之是小兔子》 （上海《立报》，1949年3月19日）

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第四次毕业摄影（前排左起：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1918年6月）

2023年是农历兔年，上世纪初，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恰巧有几位生肖属兔的教师，闲时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所在之处遂被称为“卯字号”，而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种种，也在后来慢慢成就了现代学林里的一段“佳话”。

北大“卯字号”

其实是文科教员的预备室

1948年9月，周作人在苦雨斋中写下一篇《红楼内外》。一个月之后，10月25日，此文在上海《子曰丛刊》第四辑上刊发，署名“王寿遐”。此文一度被视作忆述北大旧事的名家名作，至今影响不绝。

文中开首的章节，题为“从卯字号说起”，将北大“卯字号”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卯字号”这个概念，也就此从“五四”运动前后的北大校史中被拈提了出来，成了后世读者所津津乐道的一个“掌故”。

十余年之后，时至1961年2月，《红楼内外》一文，又被著名报人曹聚仁收入《知堂乙酉文编》一书，在香港初版印行。同年10月，周作人将此文的“卯字号”部分内容单独提出，增订为单篇文章，并接连写下了三篇《卯字号的名人》，纳入《知堂回想录》书稿之中。周氏逝世三年之后的1970年7月，作为周氏晚年回忆录的《知堂回想录》，仍然在香港交由听涛出版社印行。

所谓“卯字号”的缘起，周作人“从卯字号说起”，开首一段就说得很是清楚明白：

……民七以前，北大红楼正在建筑中，文理科都在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而且那个迤东的大红门也还没有，只从后来所谓西斋的门出入。进门以后，往东一带若干间的平房，不知什么缘故普通叫做“卯字号”，民六时作为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个人一间，许多名人每日都在这里聚集……“卯字号”最有名的逸事便是这里有过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这件事说明了极是简单，因为文科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则是辛卯年生，即是胡适之、刘半农、刘文典。

原来，“卯字号”不过是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其称谓来由，周氏任教北大时，也“不知什么缘故”。不过，“卯字号”里经常出现的教员里，有五位生肖属兔（即生于农历卯年）的名士，倒是令这个“卯”字落到了实处。年纪大一轮的两个“老兔子”，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1879年）生的；年纪小一轮的三个“小兔子”，有胡适之、刘半农、刘文典三人则是辛卯年（1891年）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卯字号”的忆述，周文虽在公共文化领域里传布颇为广泛，影响也可谓长久，但仅就“卯字号”这一称谓的公开提出而言，在时间上可能还并不能算是最早的。

胡适在刘半农追悼会上的

“卯字号”追忆

仅就笔者所见所知，由“卯字号”中的两老三小五只“兔子”，自己来公开披露这一称谓者，忆述这一逸闻者，时间上可称最早者，恐怕还是那个公共活动最为活跃，公开发表个人言论最多的“小兔子”胡适。

说起来，关于“卯字号”的公开披露，最早可能出现在1934年“小兔子”刘半农的追悼会上，由另一个“小兔子”胡适沉痛无比地现场宣讲出来。时为1934年7月，刘半农在内蒙古一带进行考古和调查方言时被传染“回归热”，返归北平后病逝，灵柩暂厝地安门外嘉兴寺。约三个月之后，10月14日，由北大主办，有众多北大同仁参与的刘半农追悼会，在北大二院举行。在当年南北各地众多报刊之中，报道此次追悼会者为数不少，其中由天津益世报馆发行的《磐石杂志》，报道内容最为翔实。

当年年末，该杂志第二卷第十二期上，刊发了一篇《刘半农先生追悼会概述》，全文字数约达四千字之多。其中，胡适在追悼会上的致辞内容，特别生动感人，值得细读一番：

胡适之报告略谓：“当我同半农先生初来北大时，那是民国六年，记得常在二院前‘卯字号’房内，同几个朋友谈天，今天在这朋友们的挽联中，还有提到‘卯字号’的，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形，实为之伤感。所谓‘卯字号’者，因为我与半农，均系‘辛卯’年生人，而那年在北大同人中，辛卯年生的，还有好几位。陈独秀等也是辛卯年生，比我们大一循。所以当时有老兔子，小兔子之称。陈独秀等是老兔子，我与半农等是小兔子。我们几个人，好在一地儿谈天，所以就有人将我们谈话所在房子，叫做‘卯字号’，这是卯字号的由来。这是民国六、七、八年时的事情。”

显然，无论是“老兔子”还是“小兔子”之说，胡适都在致辞中确切地予以了回应，且“卯字号”的称谓来由，也明确地予以了说明，那就是：

我们几个人，好在一地儿谈天，所以就有人将我们谈话所在房子，叫做‘卯字号’，这是卯字号的由来。

这样的说明，与十余年后周作人《红楼内外》一文中所称“不知什么缘故”，还是有着较大差异的。或因本即是“卯字号”里老小“兔子”中的一个，亲历亲为了这段“掌故”，胡适在沉痛悼念另一个英年早逝的“小兔子”时，清楚明白地现场宣讲出了这样的致辞来。至于致辞中提到的“今天在这朋友们的挽联中，还有提到‘卯字号’的”云云，实指周作人当时赴会送呈的挽联：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骋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刘半农、陈独秀、朱希祖……

“卯字号”传奇渐次落幕

关于北大“卯字号”的传奇因缘，随着那一帮都是“卯年”生的北大学者，那一群老老小小生肖都属“兔”的北大学者各自崭露头角，在20世纪上半叶里不断为世人所乐道。对这一传奇因缘稍有了解者，不免都要在那茶余饭后的谈资里，评头论足一番。

不过，这些口口相传或是见诸报端的公共评述，其内容并没有什么太多新意，也没什么更新的历史信息，大多皆是袭用前述胡适、周作人等“卯字号”中人所曾忆述过的内容罢了。

时至1949年3月19日，上海《立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胡适之是小兔子》的短文，再度将“卯字号”里老小“兔子”的故事复述了一遍，只不过有感于岁月如梭，时过境迁，文末有感叹称：

我那胡博士已不是小兔子，也该成为老兔子。

的确，当时已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已近花甲之年，“卯字号”里那段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豪壮岁月，已成过眼云烟，不堪回首了。毕竟，“卯字号”的称谓及其存在，此时已过去了整整三十年，岂止是青春不再，那一帮老小“兔子”中有不少已不在人世。

先是“小兔子”刘半农因染恶疾，于1934年7月即英年早逝；后有“老兔子”陈独秀，又于1942年5月，在重庆江津于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紧接着，另一个“老兔子”，一代史学大家朱希祖，也于1944年7月，在学务与治学的繁重操劳中，亦病逝于重庆。

就这样，当年“卯字号”里五个老小“兔子”，已去其三，仅存留下来了随西南联大迁至云南昆明，随后又因故未能随清华大学复员，不得不留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还有即当时已经飞离北平，正在准备赴台湾安置家属的，已经不再是“小兔子”而为“老兔子”的胡适了。

看来，那“卯字号”的故事与记忆，至此已渐趋黯淡，终将归于落寞了。

“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

随着时光流逝，“卯字号”传奇的渐次落幕，随着由“小兔子”已成为“老兔子”的胡适，于1962年2月病逝于台湾，最终画上了令世人欲说还休的句号。

不过，随后出现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似乎又要将“卯字号”的传奇故事，重新演绎于新时代的历史舞台之上。这一说法，出自曾亲历“五四”运动，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的许德珩。这一说法，就出现在许氏所撰《回忆五四运动》一文中：

这时胡适还想方设法用蔡元培、陈独秀的名气来抬高自己。他说北大是由三个兔子而成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属相，卯是属兔的），一个是中兔子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也是属兔的）；一个是小兔子即胡适自己（胡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也是属兔的）。一时传为笑谈。

应当说，这一说法丰富与充实了北大“卯字号”中人的自述，将“卯字号”的人脉与时代格局进一步拓延，将无论从个人年龄、社会资历、历史地位都更可称为“老兔子”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给“挖”了出来。这样一来，后边的论资排辈则顺理成章，那“中兔子”陈独秀，“小兔子”胡适的序列，也就呼之欲出了。

可以说，无论胡适当年是否曾亲口说过，或曾在某篇文章里提到过“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也无论这样老、中、小的“三个兔子”排序之法，是否曾由胡适肇始而为，许德珩的这一番忆述的确予人印象深刻，颇能令人耳目一新。

蔡元培逝世后

陈独秀发表感言

无独有偶，就在蔡元培病逝后不久，已悄然隐居在重庆江津，闭门著书、不问世事的陈独秀，写成一篇《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交付南京《中央日报》，于1940年3月24日发表。此文末尾两段总结性的表述中，连续两次将蔡元培、胡适与他自己相提并论，不但充分反映了他们这“三个兔子”曾经亲密无间的情谊，更从历史亲历、事件亲为者的角度，进一步坐实了“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

文中在提及根本反对祀孔尊孔与一味道德说教的思想立场时，陈独秀表示这样的立场蔡、胡二人与其是高度一致的，文中这样写道：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敢说蔡先生和适之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和我的意见大致是相同的；适之还活着，人们不相信可以去问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于认为我这话是死无对证信口开河。

除了在某些思想立场上的高度一致之外，陈独秀在文末还特别强调了“五四”运动与“三个兔子”的重大关联，并以此作为对社会各界的一次总结性质的回应。且看原文如下：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显然，陈独秀八十余年前的这一总结性表述，对后世看待这“三个兔子”对“五四”运动以及北大参与其中的那段历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佐证与参考价值。这一总结性表述，虽然还没有直接归纳出“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但恐怕比数年之后的许德珩晚年忆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还更有社会影响力一些罢。

事实上，虽然并非北大“卯字号”中人，却对“卯字号”中人有着至为关键的感召之力的“老兔子”蔡元培，早已被公认为北大历史上最负盛名，也最具代表性的校长。至于“北大由三个兔子而成名”之说，是否能令时人及世人皆表认同，这并非本文所要关注并能予以确切解答的问题了。无可否认的是，关于北大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历史，确实与这“三个兔子”有着莫大的干系。

◎文并供图/肖伊绯